“中間人”的概念一經提出，便發展成為探究移民在跨國主義背景下利用自身優勢構建各種社會網絡關系並從中受益的重要理論工具。貝克爾（Howard Paul Becker）最先提出了“貿易中間人群”的概念，並強調其在不同族群的經濟活動中所起到的中介溝通作用。在此基礎上，布萊洛克（Hubert M.Blalock）進一步提出了“中間少數民族”的概念，探討少數民族群體在與主體民族互動過程中如何利用社會網絡最終形成並保持自己在整個社會中的中間人特征。舍默霍恩（Schermerhorn）則提出了“移民中介”的概念，分析了移民在跨國社會環境中對接受國與祖籍國之間人文交流活動的重要聯動作用。而伯納西奇（Edna Bonacich）結合上述各位學者的研究，引用東南亞中國移民、跨國印度人等案例進一步分析了移民如何通過中間少數民族的身份適應所在國社會生活，並在跨國生活中構建各種社會網絡。

國內學界亦有引用中間人概念探究回族在族群交往及跨國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敏俊卿認為，臨潭回族由於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在促進不同地域族群交往中展示出了其作為中間人的明顯的經濟屬性。而馬強的研究表明，伊寧市的回族由於對共同生活環境中兩大群體語言、習俗和宗教等方面的熟悉，其在族群交往中更多地展示了中間人的文化屬性。較之於國內，國外學界多立足於中國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從回族所具有的文化背景去考察他們在中國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中所發揮的橋梁作用。就回族的跨國生活而言，已有的相關研究表明，身處東南亞和中亞伊斯蘭國家的中國回族移民在中國與東道國之間仍然發揮著“文化掮客”和“文化中介”的作用。而汪昱廷（Yuting Wang）關於阿聯酋中國回族移民的研究也得出了此類結論，她認為，回族借助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在阿聯酋社會中獲得了信任並建立了良好的社會關系，在中國與阿聯酋的文化交流活動中已經從中間少數民族發展為中阿之間的文化大使。

概而言之，中間人已經成為學界探討中國穆斯林在伊斯蘭國家的社會融入及其在二者之間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理論。筆者認為，“中間人”角色是回族借助自身文化優勢適應東道國的社會文化，並以穆斯林身份在東道國社會中構建各種社會關系網絡，同時強化並拓展他們與祖籍國之間已有的社會網絡，進而確保自己在兩個社會主流文化交往中的特色優勢。事實上，這已演變為中國回族移民在伊斯蘭國家的一種生活方式。

因此，本文基於中間人的理論視角，以迪拜的中國回族移民群體為個案，討論他們在跨國生活中如何實現社會融入並在族群競合中借助中間人角色拓展自身的生存渠道。學界關於中國回族移民的研究多見於東南亞和中亞地區，而少見於中東地區。本文既是對已有回族中間人研究的拓展，也希冀對中東地區中國少數民族移民研究有所補充，同時，本文也是深入了解“一帶一路”沿線伊斯蘭國家社會文化，促進深層次人文交流的個案探究。

一、迪拜中國回族移民的跨國調適

迪拜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發展，吸引了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外來人口。作為阿聯酋人口最多的酋長國， 迪拜總人口數為3,411,200 人， 其中外來人口為3,140,150 人， 佔總人口比例為92.05%﹔本地人口為271,050 人， 佔總人口比例為7.95%。因此，迪拜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移民城市。數量龐大的外來人口不僅降低了迪拜本地居民的人口比例，也對迪拜的社會文化產生了巨大沖擊。出於對本國人口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保護，阿聯酋制定了嚴格的移民政策和擔保人制度，使外籍人口長期處於一種不斷的循環當中。可以說，迪拜更希望外籍移民以“暫居”的心態在迪拜工作和生活。而事實上，外籍人口也默認了迪拜這種“不歡迎”的做法，以“暫居”的心態在迪拜工作和生活。

由於長期處於僑居狀態，移民不得不在流動中利用自己的特長，不斷尋找適合自己的謀生之道。對於中國回族而言，穆斯林的身份對於他們在中國和迪拜（但不限於迪拜）之間以及中國非穆斯林移民群體和阿拉伯人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商貿往來是有益的。

總體來看，多元復雜的移民文化與伊斯蘭主流文化相互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整個阿聯酋重要的文化特征。阿拉伯人與非阿拉伯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伊斯蘭文化與非伊斯蘭文化等，成為迪拜多元族群互動中重要的文化現象。這對於有著雙重文化屬性的中國回族移民而言，是一個可以借力謀生的重要平台。而這恰恰是數量眾多的中國非穆斯林移民群體所不具備的。

（一）2000 年以來向迪拜的跨國流動

由於阿聯酋嚴格的移民入籍規定，迪拜的回族移民一開始就以僑居的心態在迪拜生活。根據毛一鳴等人的記述，中國移民涉足迪拜的歷史並不長。2000 年前后，在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力”和迪拜作為中東貿易門戶的巨大的市場“拉力”作用下，以浙江、廣東和福建為主體的中國民間商人群體在迪拜快速集聚。20 世紀90 年代，整個阿聯酋的中國人隻有不到2000 人，且多數為使領館工作人員及國企員工﹔到2018 年時，僅迪拜就有27 萬中國移民。其中，穆斯林人口佔中國移民總人口的5%~10%，除了20 世紀90 年代早期來此的少量人口外，絕大部分是2000 年后來到迪拜的。

據筆者了解，在20 世紀90 年代后期，就已經有少量來自青海、甘肅和寧夏的回族移民，他們憑借穆斯林身份和阿拉伯語語言技能在迪拜開始了自己的翻譯生涯。事實上，回族移民在迪拜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現象，而是與中國改革開放后廣州和浙江義烏等地的外貿發展有著直接的關系。義烏與廣州的貿易發展吸引了諸多包括阿拉伯商人在內的外籍穆斯林前來經商、旅居，而隨著外籍穆斯林與中國本土穆斯林在廣州與義烏的集聚，廣州出現了流動的宗教社區，義烏更是出現了“現代蕃坊”的景觀和中國穆斯林群體集聚的現象。對於一些掌握了阿拉伯語語言技能的回族而言，廣州和義烏以阿拉伯籍客商為主體的外籍穆斯林人口的集聚，給他們帶來了大量謀生的渠道，同時，與阿拉伯客商的廣泛接觸促成了他們去往阿拉伯國家經商、打拼的想法。ZH 是一位寧夏籍回族，在訪談中他談到：

我是經學院畢業的，最早去過義烏和廣州，在那裡做的是翻譯工作。我現在的好多客戶就是那時候在廣州和義烏認識的，伊拉克、也門和沙特的最多。后來，國內的競爭壓力大，這邊那個時候過來闖的人還少，所以我就想著過來碰碰運氣，畢竟這邊是阿拉伯國家，肯定也是需要翻譯的。

有研究指出，早在21 世紀初，一些重視阿拉伯語和伊斯蘭知識教育的阿拉伯語學校學生，去東南沿海做翻譯賺外快已經眾所周知。大量阿拉伯語學校的學生與包括阿聯酋在內的很多國家之間建立了聯動關系，他們對於阿拉伯語的重視，使得他們被視為最直接的跨國流動人群。

如果說如ZH一樣的跨國流動是一種自發的摸索，那麼迪拜龍城的出現則促使了回族移民的大量聚居。有學者認為，義烏模式甚至直接促成了迪拜中國商貿城（Dragon Mark，簡稱“龍城”）的建立。隨著中國與阿聯酋之間經貿合作的迅速發展，龍城——作為中國在海外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開始在迪拜出現。自2004 年龍城一期開業至2015 年龍城二期開業，其所開設的商鋪和攤位超過5000 多個，總建筑面積約達34 萬平方英尺。比鄰龍城而建的中國移民居住區（China Cluster）為大量中國移民提供了居住及日常生活上的諸多便利。龍城的出現，使迪拜成為大量中國移民或經商，或中轉中東及非洲等地區的棲息地。總之，龍城的出現，標志著中東地區最大的中國移民社區的形成，也為回族的跨國生活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拓展空間。

（二）回族移民跨國調適的比較優勢

迪拜的中國回族移民並不像浙江、福建、廣東等商人群體那樣擁有自己的大宗商品，如建材、電子產品等等，而且其經濟活動也不是以外向型為主。在迪拜的案例中，作為社會適應和安身方式，中國回族移民身上所體現出的文化屬性遠大於其經濟屬性。如前文所述，在迪拜中國移民社會中，回族並不具有經濟上的優勢。主要來自浙江、福建、廣東的中國移民掌握著大量商鋪，對於他們而言，為生意計而花費時間和精力去掌握阿拉伯語語言技能是不劃算的。此外，在他們自身看來，即使花時間去學習，也不一定能達到回族的知識體量。而相比之下，雇佣回族的成本顯然更低。L先生是浙江人，在龍城經營一家建材商鋪，在迪拜已經生活了近十年了，他在訪談中談到：

我做這一行很多年了，在迪拜生活了將近10 年，但我不會講阿拉伯語。從過來到現在，我跟阿拉伯客戶之間的生意都是通過翻譯來做的……我是做生意的，我的本行是把生意做好，當然，能掌握語言是最好的，方便交流，可是我又學不會，阿拉伯語很難學的，而且學起來也費時間。對我來說，雇個翻譯是最省事的。我店裡就有一個寧夏的小伙，他是回族，懂阿拉伯語。每次來阿拉伯客戶，都是他負責接待的。

從回族的角度來看，他們的阿拉伯語語言技能和穆斯林身份，容易拉近他們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情感，對漢文化的熟知又使得他們與其他中國移民溝通毫無障礙，他們身上的雙重文化特點和阿拉伯語語言技能在中國移民社會中有著獨特的優勢。總體而言，掌握經濟優勢的非穆斯林移民群體，缺乏與阿拉伯人打交道的語言技能﹔而具備語言技能的回族群體，則缺少經濟上的優勢。正如LYF 所言：

經濟上我們沒有優勢，隻要看看龍城裡面的店鋪就會明白這一點。但我們有自己的優勢，阿聯酋是伊斯蘭國家，我們懂阿拉伯語，也是穆斯林，所以這些對我們是有幫助的。再說了，龍城這麼大的一個地方，光在龍城我們就能找到事做。

概言之，迪拜的中國回族移民由於對中阿兩種文化的熟知，在迪拜的社會適應方面有著比較優勢，同時，他們也認識到迪拜中國移民社會對回族的需求更多的是基於文化層面的，他們需要回族借助自身的宗教背景和阿拉伯語語言技能為他們拓展生意提供信息交流通道。此外，如前文所述，由於阿聯酋嚴格的移民入籍規定，整個阿聯酋的外來移民的僑居生活都具有臨時性，這也使得同為僑居者的回族移民一開始就抱以僑居的心態在迪拜進行跨國生活。而這種僑居的處境也促使了他們在跨國與族群競合中借助自身文化優勢扮演“中間人”的跨國調適。

二、“中間人”：回族移民在跨國與族群競合中的角色定位

（一）國家間人文交流的橋梁

有學者認為，中國與包括阿拉伯國家在內的伊斯蘭國家之間進行貿易交往時，將寧夏回族自治區作為中阿經貿論壇的承辦地，意味著中國與包括阿拉伯國家在內的伊斯蘭國家之間發展貿易，需要在中國本土伊斯蘭文化中尋找一個可以與伊斯蘭國家之間進行對接的文化軟實力的支點，以增加這些國家對中國的良好印象。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政府將寧夏回族自治區打造為除義烏之外的另一個中阿貿易中心，以實現與包括阿拉伯國家在內的伊斯蘭國家間的貿易往來。因為在中阿經貿及文化合作中，由回族展現出的飲食、宗教文化，為中國在包括阿拉伯國家在內的伊斯蘭國家中贏得了良好的口碑，促進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伊斯蘭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同時，寧夏所呈現出的回族文化軟實力，為中國與伊斯蘭國家的交往樹立了一個“文化使者”的良好形象。正如一位受訪人所言：

無論怎樣，中阿論壇在寧夏的舉辦，對於中國的穆斯林而言是一個利好的事情。回族在中國文化和阿拉伯國家文化上的共同點，會成為他們融入阿拉伯國家社會生活的一個優勢。比起我們非穆斯林而言，他們的生活更加方便。

如果說，中國將寧夏作為與包括阿拉伯國家在內的伊斯蘭國家之間友好往來的文化上的對接點，那麼由迪拜政府專門籌建的中國伊斯蘭文化中心——華坊，在某種程度上也有著類似的寄寓。華坊，由賽義夫哈迪姆·阿勒如麥斯清真寺（Saif Khadim Al Rumaithi Masjid）和中國伊斯蘭文化中心（Chinese Islamic Cultural Centre）兩部分組成。中國人將其命名為華坊，一是有親近之感，二是便於知曉。有學者認為，清真寺在都市文明中更多的是一種文化象征，給外來者參與城市發展提供一定的文化吸引力。盡管華坊是中阿雙方友好關系的體現，但作為國際都市文化和中國伊斯蘭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華坊擔負著講好中國故事的歷史使命。正如一位在華坊的工作人員所言：

華坊既是阿聯酋和中國友好合作的體現，也為中國伊斯蘭文化在迪拜的展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不管怎麼說，它都表明中國穆斯林在中阿文化交往中有著重要的橋梁作用，我們應當借此展示我們中國穆斯林的良好形象，發揮好我們在中阿文化交流中的橋梁作用。

總之，回族在促進中國與阿聯酋雙方相互了解，促進伊斯蘭文明與中華文明對話之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所參與的活動超出了其作為傳統生意人的邊界。在中阿經貿往來、文化交流中，回族作為一個“文化掮客”得到了國家層面的宣傳。

（二）“中間人”的文化優勢

中國回族移民能夠成為“中間人”有著自己的文化資本，具備“讓文化作為資本走進市場，成為交流的商品”的優勢。在傳統移民模式中，“在東道國有熟人關系”往往是移民模式的延續，但對於早期回族移民而言，他們並沒有先期抵達的能夠為其提供庇護的橋頭堡。早期到迪拜的中國移民中，除政府外派工作人員之外，民間群體數量很小，而且多為小生意人。對於回族而言，在這樣的環境中很難找到能夠立足的工作。在迪拜如何實現與當地社會的接觸並找到謀生之路，事實上，除了個人的能力之外，文化優勢的作用不可小覷。對於前往迪拜尋求被“獵身”的回族移民而言，他們憑借的是自己對阿拉伯語語言技能的掌握和對伊斯蘭文化的熟知，而這種對語言和文化的熟知在他們身上轉化為一種“民族化、個體化和跨國化的獵身”資本。而且，他們一旦在這裡找到立足之地，便會實現深層次融入，這種融入不是法治和市民身份帶來的，而是源自移入地主流社會對他們文化上的認同。從這個層面來看，回族移民本身就具備成為“中間人”在文化上的比較優勢。MH先生的個人經歷明確地顯示了這種文化上的共鳴所產生的實際意義。

MH 先生20 世紀90 年代於埃及求學，畢業那年的最后一個假期經埃及轉機至阿聯酋，剛好碰到一位在阿聯酋做生意的朋友，他不懂阿拉伯語，隻會講一點簡單的英語。因為生意上的需求，需要辦理一些手續，他請MH 先生去幫他做翻譯。MH 先生在訪談中談到：

在辦理手續的過程中，我跟一個工作人員閑聊了幾句。他對我的阿拉伯語水平很吃驚，問我是做什麼的，我說我在埃及求學，快畢業了。當他得知我是穆斯林后，更加熱情了。問我想不想在這裡找一份工作，並說阿聯酋目前與中國之間還是有很多業務往來，也是需要人手的。我想了一下，問他有沒有什麼渠道，他隨手給我寫了一個便條，上面是一個聯系方式和一個人名，讓我第二天去找這個人。其實我當時並沒有抱多大希望，也就是轉機路過而已，想著試一下也好。第二天我拿著那個便條，去找了那個人，跟他聊了一會，他對我還是很滿意的。就這樣，我被錄用了。一個偶然的機會，去幫忙做翻譯，結果就找到了工作。

當然，這都是些軼事，而且，在任何一個時代的移民歷史中，都可以發現類似的趣事：一個人，沒有任何庇護，沒有同鄉幫襯，憑借自身能力獲得了成功。然而，是什麼因素使得回族的移民生活有如此的靈活性和世界眼光呢？MH 先生的個人經歷，或許與他作為一個回族的成長歷程有關，也可能與改革開放后進入中國浙江義烏和廣州等地的阿拉伯客商有關。無論如何，他的阿拉伯語技能和穆斯林的文化背景，對他的跨國成功是有幫助的。

（三）流轉中的角色堅守

人口的高度流動是迪拜的社會常態。生活在迪拜的中國回族移民與伊朗、巴基斯坦、埃及等諸多其他國家的穆斯林一樣，是阿聯酋人眼中的“客籍工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迪拜中國移民的高度流動卻成了回族能夠堅守並延續中間人角色的一個重要因素。以廣東、浙江和福建商人為例，他們在經濟上的成功有著一個完整的鏈條關系保障，即他們已經形成了由生產到銷售的產業鏈，在新老兩代人進行生意交接的時候，生意鏈是延續的，下一代人仍然可以重復他們父輩的操作模式。那些早期前往迪拜打拼的老一輩移民，特別是一些非穆斯林移民，大多數現已回國生活，他們在迪拜的生意業已由自己的子女繼承。而同期移民迪拜的回族，大多至今還生活在迪拜。近年來，隨著中阿貿易、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深化，很多青年回族移民在迪拜從事導游、翻譯等行業。這裡的中國移民群體中已經形成了一種印象，即“回族都懂阿拉伯語，與當地人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共同的宗教信仰增進了他們與當地阿拉伯人之間的情感交流，阿拉伯語語言技能與對阿拉伯人生活習俗的了解，為他們在當地社會中社會關系的拓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增強了他們在當地阿拉伯人與中國移民群體中的好感與信任。

M 先生是20 世紀90 年代后期來到迪拜的，他接受過系統的經堂教育，有著良好的伊斯蘭經學素養，並且在經學院接受過嚴格的阿拉伯語語言訓練。這些學習經歷為他能夠在迪拜某一政府部門謀求到工作提供了諸多便利。時下他經營著一家中阿法律事務翻譯公司，而他本人仍在當地政府部門供職。其公司業務除了幫助中國移民處理相關文件翻譯之外，還為前來投資的華商提供法律事務咨詢。而他本人在當地政府的工作即是中阿法律翻譯，協助警察局、法院及檢察院等部門處理各類糾紛和突發事件。已在迪拜生活了20多年的他，無論是在當地社會，還是在中國移民社區，都建立起了廣泛的社會關系，同時，在中國移民群體與當地社會中也贏得了好感與信任。通過觀察不難發現，實際上他的生意就是為中國移民社群服務的。能在迪拜工作，靠的是語言和文化優勢，但能把生意延續下去，卻離不開中國移民社區。

雖然和我早期一道來迪拜打拼的人，很多都已經回國了，但他們在迪拜的生意還在，由他們的子女照看。隻要他們的生意還在，我的翻譯生意就能繼續做下去。當然，從我個人來說，我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延續這個行業。迪拜的中國人流轉很快，今天還在一起吃飯的人，明天可能就在國內了。但不管人員流動多大，翻譯這個行業是有市場需求的。

在M 先生看來，這可能是他唯一能留給子女立足迪拜的資本。但是，較之那些擁有穩定生意鏈的商人，靠民族文化資本A立足的回族群體，可能是高速流轉的中國移民群體中較為穩固的那一部分，因為同等條件下，較之國內，迪拜的工作機會更多。而且一旦找到如M 先生這樣的工作機會，創出一片天地，便可留給子女，以承家業。

當然，回族移民“中間人”角色的延續除了上文所述之外，也離不開國家間的交流互動。但在流動中延續職業，保持“中間人”身份卻成了回族移民應對迪拜人口高速流轉社會狀況的一種舉措，成了他們適應迪拜社會的一種生活策略。靠自身的文化優勢擔任“中間人”也成了他們的行業選擇。對於大多數掌握阿拉伯語語言技能的回族而言，正是語言和文化優勢幫助他們在迪拜找到了立足之地，融入了迪拜的城市生活，成了跨國空間裡的“中間人”。而且在中阿人文交流方面，他們也成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文化的宣傳者。

三、“中間人”的自我認同：做中國穆斯林

（一）跨國與族群競合中的思考

在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中，回族商人在建立和維護中國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貿易橋梁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於中國穆斯林而言，移民到穆斯林佔多數的一些國家，在他們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外界更多地關注他們作為穆斯林的身份，而容易忽略他們的中國人的身份。事實上，他們一方面強調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以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另一方面，他們對中國人的國家身份的認同也非常強烈。“從文明交往的屬性來看，回族不僅有伊斯蘭文明的內涵，也有漢文明的因素。這兩種文明的融合，反映了文明交往的雙向型和交互性規律。”迪拜的中國回族移民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環境中，展示了中國穆斯林身份的文化作用，為中國與伊斯蘭國家友好關系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阿聯酋生活著數百萬外來人員，外來移民能夠加入阿聯酋國籍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因此，在觀察回族移民的社會適應過程中，也應當注意到回族移民是如何以外來移民的身份將個人經驗上升到群體價值的表述，即把自己的價值追求上升到群體層面。阿聯酋的移民政策決定了外來移民的移入方式和行為規則。與其他中國移民群體一樣，回族移民也面臨著社會融入的諸多難題，過多強調他們的穆斯林身份並不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諸多便利，相反，中國穆斯林的身份反而為他們提供了融入當地的渠道。這既是回族移民恪守自己中國穆斯林文化傳統的結果，也是阿聯酋倡導包容文化的結果。迪拜文化的多元性與阿聯酋嚴格的入籍政策，進一步激發了回族移民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有學者認為，阿聯酋嚴格的移民政策與擔保人制，強化了移民與本地人之間的分割空間，這使得回族移民與中國其他兄弟民族以及與中國保持密切的關系成為必然選擇。這種狀況一方面使回族移民保持了其民族宗教認同，另一方面也強化了他們與中國移民社會之間的紐帶。YXD 先生在訪談中談到：

別說不能入籍，就算入籍了也未必就見得好。入籍了我們也是外國人，享受不了人家自己國民的待遇。現在這樣挺好，隨時回國，隨時過來，自由出入。而且中國跟阿拉伯國家有很多生意的，我們能找到很多機會。伊朗人和印度人當中有很多大商人，他們很早就來迪拜了，但他們還是沒入籍，生意上主要還是跟本國人往來的。

從中間人的角度來看，雙重文化背景是他們作為中間人的文化資本。盡管可以借助文化資本獲得較多的生活資源，但“做中國穆斯林”的意識，始終是生活於此的回族群體的生存之道。事實上，迪拜高度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使中國移民來而又往，盡管迪拜推出了基於購買房產擁有永久居留權的政策，但很少有人希望永久居住於此。除了由於炎熱的氣候和文化差異的原因之外，也與阿聯酋的移民入籍政策有關。這於中國移民而言，可能是一件幸事，因為大傳統的制度規制基本被束之高閣，他們沒有擔心被同化的文化包袱，反而增強了他們的適應能力。此外，中國的崛起以及阿拉伯社會的某些不穩定因素，也是回族移民保持自我身份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覺得迪拜是最適合移民生活的地方，我去過歐美國家，也去過馬來西亞，但我還是喜歡迪拜。這裡的生活很自由，沒有束縛感。而且，迪拜還是中東最安全的地方。

對於回族移民而言，這使他們准備好並極力適應當地的環境，充分運用自己的文化資本，也避免了他們在東道國與祖籍國之間文化認同上的糾葛。無論在當地生活多久，他們始終是中國穆斯林。如前所述的M 先生，在阿聯酋所取得的成功，以及20 多年的客居生活，並沒的想法，反而增強了他作為一個中國穆斯林的意識。在訪談中談到：

2019 年，我作為阿聯酋回族僑胞代表去天安門參加國慶閱兵，感觸很深。我們這些生活在海外的人，能夠深切感受到國家的強大帶給海外華僑華人的尊嚴和自信，對於我們來說，中國穆斯林是我們的身份，也是我們的歸宿。

迪拜回族的生活經驗，展示了中國回族移民如何借助自己的文化優勢，扮演包括但不限於經濟活動范圍內的中間人角色，以及他們如何塑造和彰顯自己的中國穆斯林特征。在中阿之間的人文互動中，伊斯蘭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回族移民能夠扮演中間人角色恰好是對伊斯蘭文化的借力。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國際性大都市中的多元文化及族群間的交流互動，強化了回族移民對中國穆斯林身份的認同，其所表現出的流動與聚合，也映射了回族在全球語境中的自我認同。

（二）國家交往中的需求導向

“中間人”的一大特點便是他們熟悉互動族群的文化，而這種熟悉有助於他們突破中間人單一經濟屬性，向著一個更為寬廣的社會領域發展。與伊斯蘭文化的契合點在很多時候都為他們獲得當地社會的信任及建立新的社會網絡提供了支撐，穆斯林身份使他們與當地精英之間建立了友好關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迪拜這樣一個阿拉伯社會中，回族移民作為中間人的文化屬性遠大於經濟屬性。有學者指出，由於社會環境的轉換，作為中國小傳統文化群體中的一個民族——宗教上的少數轉變為迪拜社會大傳統文化中的多數，而這種轉換使他們在中阿（聯酋）關系甚至中國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關系中處於一個顯著且有利的地位。作為兼具雙重文化屬性的群體，回族移民在迪拜的生活經歷預示著“中間人”並不是始終以經濟屬性為主導，盡管回族移民參與的活動是經濟性的，但延續其“中間人”時限長短的因素卻跟文化有著直接的關系。從某種程度來看，他們所帶來的社會效應超出了“中間人”的經濟屬性，具有了更多的“道德人”和“社會人”的內涵。他們將作為“中間人”的經驗，轉化為一種切實可行的力量，為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開展文明對話和經貿交流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他們為中阿客商之間洽談貿易、調節糾紛、消解文化誤解和沖突、提供法律和政策咨詢等方面有著重要作用。“一帶一路”倡議使得中國與諸多伊斯蘭國家之間的經貿往來日益密切，越來越多的中國穆斯林群體走向海外，對促進中國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經貿合作發揮著積極作用，為中國移民中的非穆斯林群體與當地社會的互動提供了諸多便利。

概而言之，自我認同是回族移民對自己中國穆斯林身份的確定。生活在阿聯酋的回族移民並沒有放棄其中國公民的國家身份認同，而是繼續將自己看作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互動的橋梁，因此，他們兩隻腳結實地踏在阿聯酋與中國兩邊，其穆斯林身份與中國人身份互相補充，為他們的生意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源。對於當地民眾了解中國移民群體和中國社會文化而言，回族移民通過發揮“中間人”的作用，不僅有助於消解雙方因文化習俗上的不同而產生的誤解，同時也成為阿拉伯人，甚至其他國家穆斯林了解中國多民族、多宗教社會的窗口。

回族移民作為“中間人”的跨國適應，體現了他們對互動族群文化的熟知。在中阿人文互動中，伊斯蘭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於生活在迪拜的中國回族移民而言，其身上的文化屬性不僅對於延續其“中間人”角色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還有助於他們在多元社會中保持自己的身份認同。回族移民在跨國主義背景下基於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以及對東道國語言的掌握和伊斯蘭教知識的了解，可在伊斯蘭國家得以安身並較好地適應新環境，而且借助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優勢扮演“中間人”已成為回族移民的一種生活方式。迪拜回族移民的跨國生活經驗，對於促進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深層次的人文交流有著值得探究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摘自：韓小鋒：《跨國與族群競合中的“中間人”——迪拜中國回族移民的人類學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