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英國脫歐、金融危機等對西方自由主義秩序造成重大沖擊，而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則給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造成重大影響。近年來，特朗普政府更是將中國視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在科技、貿易、人文交流等諸多領域施行遏制政策，致使中美關系面臨建交40年來最嚴峻的考驗。美國華人作為最早移民美國的亞裔族群，其生存境況受中美關系的影響較大。特別是在全球持續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美國的種族主義反彈，種族歧視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美國華人的現實處境及未來走向，無疑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國內外學術界以美國華人為研究對象的成果不勝枚舉，但聚焦當代美國華人面臨歧視及其如何應對的文獻卻為數不多。李漪蓮在其新作《亞裔美國的創生——一部歷史》中細數了亞裔美國人的發展歷程，並認為主流社會關於當代亞裔美國人崛起的言論建立在分裂的種族主義話語之上，這種將亞裔與其他少數族裔（如非裔）進行比較的行為被視為新的種族主義，且具有較強的破壞性和分裂性﹔姬虹在《美國新移民研究（1965年至今）》一書中闡述了美國媒體中的華裔形象，認為美國主流媒體對華裔的認識仍存在較大程度的偏頗，“種族形象定性”（racial profiling）是華裔遭受歧視與偏見的重要原因之一，主流社會對華裔根深蒂固的偏見對華人在美的生存與發展產生了重大的不利影響。有學者或將焦點集中在對華人維權個案的闡述，如李愛慧在《“陳果仁案”與亞美民權運動》一文中對陳果仁案中華人和亞裔群體努力爭取司法公正的行動及其影響進行了深入闡述和探討﹔還有學者從亞美民權運動的角度進行探討，如朱振興以王靈智和麥禮謙這兩位華人民權運動人士為例，闡釋20世紀60年代美國華人社區如何開展維權運動。陳奕平將美國華人的發展與70年來中美關系的跌宕發展相結合，展現了國家間關系對華人生存境況的重大影響﹔鄧玉柱、潮龍起兩人分析了近年美國“華人間諜威脅論”的內容、成因和影響，指出由於美國主流社會的刻板印象，美國華人在高科技行業被歧視並遭受無端指控的現狀。本文通過對美國官方報告及皮尤研究中心、各大族裔聯合組織調查的最新數據分析，試圖探討疫情沖擊下美國華人所面臨的種族歧視困境及其應對，希望有助於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一、美國種族歧視反彈的背景分析
作為一個多族群的移民國家，種族歧視與文化沖突從美國建國之日起就與美國的命運緊密相連。關於美國的國家構建和族群整合，學者們提出了熔爐論、同化論、多元文化論等族群關系理論。從美國歷史來看，美國族群關系的走向並沒有像熔爐論預計的那樣，各民族拋棄自身的風俗習慣，全然接受一種新的統一的美國方式﹔也沒有如多元文化論所期待的那樣，各族群間保持並發揚自身的文化特性，不同文化之間和平共存、百花齊放。反而在經濟全球化衰落的背景下走上了白人至上主義回歸的道路，特別是疫情沖擊下族群分裂、種族歧視現象更加嚴重，國內分裂狀態加劇。
（一）從同化論到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多種族社會，這種異質性的人口與種族構成，決定了美國族群構成的多元性。早期定居者催生出以英語、基督教、宗教義務、英式法治理念等為主要內容的“美國信條”。正是這一文化符號使得美國人有了區別於他國人民的民族特性，也讓捍衛盎格魯—新教文化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技術革新、西進運動的興起導致美國對勞動力需求大增，而在同一時期，由於歐洲農業秩序的衰敗以及工廠制度的出現而導致社會動蕩不安，這樣一推一拉的作用共同推動了19世紀中期非英裔群體開始進入美國，形成了第一次移民潮。與19世紀早期進入美國的西北歐移民不同，此次移民潮的移民在語言、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等方面都與美國信條有較大差異，他們的到來改變了美國的種族特性，美國社會的族群等級結構開始出現：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族群中的支配群體，白人天主教徒、猶太裔和部分亞裔組成族群等級的第二階梯，美洲印第安人與黑人奴隸，則由於生理和文化上的差異，被置於族群分層的最底端。由於盎格魯核心群體控制了經濟和政治領域的主要資源，奠定了美國社會的文化基調，后來的群體就必須適應盎格魯新教文化。這種要求移民放棄自己祖先文化並接受美國盎格魯—撒克遜核心群體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美國移民社會適應的指導思想。同化論由此產生並對美國族群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羅伯特·帕克和伯吉斯較早提出了“同化”這一概念：同化是一個相互滲透和融合的過程，單個的個體獲得了其他個體或群體的記憶、情感以及態度，並與他們一起被整合進了一種共同的文化生活。為了回答外來移民究竟能否同化於美國主流社會這個問題，帕克開創性地提出了“種族關系循環論”，將族群互動的過程分為接觸、競爭、適應和同化四個階段，並認為這是一個緩慢、逐漸且不可避免的線性過程。帕克的“種族關系循環論”開創了族群理論研究的新方式，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引領了美國移民理論的發展，但該理論也因缺少對同化所需時限進行具體分析且缺乏對同化過程細節的闡釋而受到詬病。在帕克提出同化理論半個世紀后，著名社會學家米爾頓·戈登提出了七個測量同化的維度，從淺到深分別為：文化或行為同化、結構同化、婚姻同化、認同意識同化、態度接受同化、行為接受同化以及公民同化。戈登提出的七個變量可以作為量化單位用以考察不同目標系統中同化的進程，直觀地對少數族裔的同化過程進行分析和歸納。但隨著美國多族群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同化政策並沒有使移民融入一個沒有種族歧視和分裂的美國社會，反而讓不同族裔的移民擁有了強烈的族群意識，形成一種各族裔共存的新的社會形式。
20世紀60年代的移民潮對美國族群結構產生了重大影響，並直接導致族群理論的變革。1965年美國國會通過的《1965年移民和國籍法修正案》，廢除了以種族為標准的配額制，而以國籍限額制取而代之。因此，大量非裔、拉美裔、亞裔等非歐裔移民進入美國，美國族群成分進一步復雜化，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統治地位受到威脅。幾乎與此同時，民權運動的興起對美國的種族主義制度產生巨大沖擊，部分少數族裔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身份，並對之前奉若神明的同化論產生質疑，對是否要為了實現“美國化”這一目標而拋棄自身族裔特征提出疑問。到20世紀70年代，一些學者對多元種族的現實認識更為深入，涌現出一批對同化論進行反思的著作。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便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在多元文化主義模式中，融合的過程被視為雙向的，涉及的范圍包括群體和個人。與歸同盎格魯論及同化論不同，多元文化主義允許具有異質性的移民保持其文化特性，並尋求與之相容且以平等概念為基礎的社會統一的形式。正如格雷澤在《熔爐之外》中所強調的：“美國社會中的種族群體不是大規模移民時代的一種生存形式，而是一種新的社會形式。”這種新社會形式的提出既是對同化論的有力回擊，也首次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放在了平等的位置進行考量，完成了對多元文化主義這一價值觀的表述。
同化論旨在維護美國白人的統治地位，而多元文化主義則強調各民族間平等共處的關系，它似乎更能給日漸分裂的美國尋求一條各族裔和諧共處的道路。但多元文化主義也存在著與生俱來的弊端，它強調族群間的共存與連接，但並未找到其間的關聯性。因此，與其說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現實，倒不如說是一種理想，在美國強大的同化論思潮之外保持一種局部的紛繁與殘留，以借此體現美國文化的多元性。
（二）白人至上主義的回潮
白人至上主義主張白人優於其他有色人種。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它加強並維持了白人對社會、歷史或制度的統治。美國社會白人至上主義的信念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至歐洲移民踏足北美之時，並在對印第安原住民的掠殺及對黑奴的統治和剝削中得到進一步發展，逐漸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特權概念，對美國族群關系造成深刻影響。隨著20 世紀60 年代平權運動的興起，白人至上主義遭到了重創，公開叫囂種族差異成為“政治錯誤”，族裔間差異不斷縮小，非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社會地位逐步提高。
但表面的和諧掩蓋不住暗流涌動的族際沖突。伴隨特朗普政府的上台，白人至上主義在美國沉渣泛起。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美國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據美國人口調查局2020年公布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2020 年，美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白人人口減少的現象，美國白人佔比由2000年的69.1%降至2020年的60.1%﹔拉美裔和亞裔的人口出現大幅增長，拉美裔佔比由2000年的12.6%上升至2020年的18.5%，亞裔則從3.8% 增長至5.9%，全國總人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狀態。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2020年2月修訂的《美國：2020—2060 年人口預測》報告，到2060 年，美國少數族裔人口將持續激增：兩個或兩個以上種族的人數將增長200%左右，亞裔的數量將翻一番，西班牙裔人口數量接近翻番，唯一會減少的群體是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從1.98億下降到1.79 億，預計將減少約1900萬人。“多數的少數族裔”時代即將來臨，少數族裔人口規模的擴大、政治及經濟地位的逐漸攀升，將直接導致美國國內資源的重新分配。與此同時，新移民在種族、膚色、宗教信仰、生活習慣等方面與白人的巨大差異，將嚴重威脅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統治地位，並深刻動搖美國公民的國家認同。
二是，底層白人社會經濟地位進一步下降。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美國制造業的空心化導致大量工作機會流失海外，收入銳減、前景無望的底層白人對未來的焦慮和擔憂通過反對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的形式表現出來。正是憑借高舉白人至上主義的大旗，將反對“政治正確”及非法移民作為其競選的核心主張，2016年特朗普擊敗希拉裡登上總統之位，而他的當選也讓白人極端分子找到理想的政治代理人，使民粹主義對建制派精英的反叛達到高潮。正如亨廷頓所說，美國國民特性遭受到國民身份重要性下降、多元文化主義盛行以及非歐裔移民的大量入境等多重挑戰，在此背景下，美國國民特性可能會出現的發展前景之一，就是在面對各種勢力向美國核心文化的挑戰時，美國白人將重新撿起業已放棄的人種和民族屬性理念，用以排斥、驅逐或壓制其他人種、民族和文化。以2017年發生的夏洛茨維爾騷亂為代表的一系列白人種族主義運動，及近年來美國不斷增長的種族犯罪行為，都印証了這一點。
三是，過度政治正確導致族裔間的隔閡進一步加深。白人認為，政府頒布的具有種族意識的政策以及表面上種族中立的政策，主要目的是幫助少數族裔，從而在客觀上損害了白人的利益。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和哈佛大學陳正熙公共衛生學院於2017年發布的一項名為《美國的歧視：美國白人的經歷和觀點》的民意測驗結果顯示，55%的受訪者（白人）表示，他們認為當今美國社會存在對白人的歧視現象，具體體現在求職、教育及獲得平等報酬等方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全面擴大了對傳統主義者及白人基督教徒的保護，傳達出強烈的白人保護主義願景，進一步加深了白人及少數族裔之間本已存在的隔閡。
白人至上主義的回潮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受挫，究其實質是種族主義思想在美國的復蘇，是對盎格魯—撒克遜主義式微的應激反應。特朗普政府憑借對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煽動，為自己增加政治籌碼，獲取選民支持，但也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種族和階層的分裂，背離了美國民主、平等等傳統價值觀，極大地破壞了美利堅信條，使得許多美國既有的價值觀接連遭遇挑戰。
美國是一個建國僅兩百余年的移民國家，民眾之間缺乏共同的文化、歷史、生活習慣等民族紐帶，因此，每當國內發生危機時，總是需要一個外部的“敵人”，使美國人民“團結一致”。無論是20世紀中后期的美蘇冷戰、21世紀初的反恐戰爭，抑或是現階段的對華遏制，都是美國政府尋找新的打擊目標以維系“美國人民團結”的表現。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給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帶來重大沖擊。面對疫情和選情的疊加，共和黨和民主黨都選擇了對華強硬態度，以期贏得民眾的支持。特別是特朗普政府在疫情防控不力的背景下為了轉嫁矛盾，將公眾的注意力轉向中國。美國一些政客和媒體將疫情政治化，對中國污名化，極大地煽動了美國民眾的恐懼心理和排外情緒，美國從官方到民間的反華輿論空前強大，對華裔、亞裔的輿論暴力、人身攻擊案件頻發，在美華人的生存環境面臨巨大挑戰。
二、美國社會種族歧視的表現
縱觀美國歷史，一旦出現經濟危機、社會動亂，移民特別是華人，往往成為美國政客轉移國內矛盾的替罪羊，無論是為了吸引勞工選票而引發的19 世紀排華運動，還是特朗普依靠底層白人的支持贏得2016 年的總統選舉，抑或是當下美國政府為推卸防疫不力的責任而煽動種族主義情緒，都從本質上反映了這一規律。
疫情沖擊下，另一種針對華人歧視的精神病毒也悄然而至，並通過社交平台、新聞媒體迅速傳播，波及全美，助長了美國民眾的仇外心理，針對亞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事件及暴力犯罪明顯增加。美國聯邦調查局發布報告稱，“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美范圍內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事件可能會激增…… 威脅到亞裔社區。”“停止對亞裔仇恨組織”（Stop AAPI Hate）發布的《2020—2021國家安全報告》，統計了2020年3月—2021年6月收到的9081件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歧視和騷擾事件。由於調查採取的是網上自行申報的方式，記錄的歧視和騷擾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惡劣行徑並沒有進入公眾視野。根據該報告，歧視的形式包括口頭騷擾、身體攻擊、線上攻擊等，其中口頭騷擾佔比最高，64%的申報人表示受到了諸如“滾回中國”、“病毒中國人”等具有侮辱性的言辭對待﹔超過13%的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身體攻擊，如當街被扔玻璃瓶、在公共場合受到惡意撞擊等（見圖1）。一時間，亞裔美國人變得人人自危。
正如華裔歷史學家李漪蓮在國會聽証會上發言時所提到的，“當今亞裔美國人面臨的種族歧視及暴行，是系統性的國家悲劇，它反映了美國針對亞裔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深嵌於美國建國理念中的民粹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是目前導致美國華裔面臨歧視與迫害的根本原因。
通過對《2020—2021國家安全報告》中報告案例者族裔身份進行分析可知，受歧視的人群中，華人佔比43.5%，為受害最嚴重的族裔群體，韓裔、菲律賓裔、日裔和越南裔共佔比達42.7%。接近90% 的報告者認為，他們的華人或亞裔身份是導致其被攻擊的首要原因。盡管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出生於美國，或者來美多年，在語言、生活習慣方面已完全“美國化”，但黃皮膚和黑眼睛卻讓他們成為“永遠的外國人”，亦成為被攻擊時最顯而易見的標志（見圖2）。
除了可能面臨的歧視和辱罵，疫情沖擊下美國華人面對的種族犯罪數量也直線上升。美國國會亞太裔委員會2021年2月發布警告稱，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國內針對亞裔群體的暴力事件激增，已使亞裔美國人面臨“無法令人忽視的危機”。從曼哈頓、華盛頓、西雅圖到洛杉磯，受攻擊的亞裔遍布全美各大城市。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有大量報道稱亞裔美國人遭受歧視和暴力，32%的亞裔成年人表示，他們擔心有人可能威脅他們的人身安全，80% 的亞裔美國人認為，針對亞裔的暴力事件在增加。加州州立大學聖貝納迪諾分校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於2021年6月發布的仇恨犯罪研究數據顯示，2021年第一季度，反亞裔仇恨犯罪相比2020年同期增長了189%，仇恨犯罪增長率最高的三個城市分別為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其中紐約報告的仇恨犯罪事件從2020年第一季度的13件飆升至2021年的47件，增長率高達262%。有學者認為，盡管拜登上台后沒有繼續對中國污名化，但多數美國民眾對華裔及亞裔的刻板印象已根深蒂固，這種負面形象使美國華裔的生存環境更加惡劣。2021 年3月16日，發生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地區的大規模連環槍擊事件更是震驚寰宇，21歲的白人男性先后在三個溫泉浴場舉槍肆虐，造成8人死亡，其中6人為亞裔。該事件已經引起亞裔美國人的高度關注，從華盛頓、紐約、舊金山到芝加哥、波特蘭、洛杉磯，全美多地不斷舉行示威集會，抗議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行。新冠疫情、經濟危機與仇外情緒交織在一起，本次槍擊案讓美國亞裔更加恐慌。
三、美國華人對種族歧視的應對
作為全球最大的移民國家，美國需要大量的人口輸入以維持其經濟增長，但移民也同時帶來多元的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這對視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為主流價值觀的美國而言構成了巨大的沖擊。在需求與沖擊之間便決定了美國移民政策的搖擺，美國華人則多次成為這種搖擺的受害者。在歷史的車輪行駛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面對卷土重來的種族歧視，華人如何應對？應對的方式與以往相比呈現出哪些新特點？下面進行梳理分析。
（一）投身抗疫，回饋當地
深受傳統民族文化的影響，華人在美國勤奮上進，踏實肯干，取得了卓越的成績，但同時低調行事，明哲保身，不願意過多參與公共事務，採取相對封閉的生活方式將自己局限在華人圈子中。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這樣的民族特性，使得華人在過去的百余年間備受排擠，在曾經滔天的反華浪潮中幾無容身之所。
歷史的經驗說明，在歧視面前封閉和退縮是無效的，華人應關心和融入居住地的生活。新冠疫情在全美暴發后，許多美國華人及其團體迅速投入到抗擊病毒的斗爭中，他們向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其他機構捐款，給醫院和看護者購買和捐贈個人防護設備。與大型機構在危機事件響應時需要付出的冗長流程不同，此次疫情中，美國華人充分利用其更具有靈活性和機動性的特點，以及與祖籍國的資源互通優勢，在微信上建立起龐大的信息和資源網絡，為美國醫院、社區採購急需的醫療物資。在當地社區防護用品緊缺的情況下，明尼蘇達華人醫師協會引導華人社區志願者通過媒體動員、個人資源等方式，在兩周的時間內就籌集到了8萬余美元、1.2萬件個人防護用品。為收集到盡可能多的口罩，當地華人社區甚至發動其在中國國內的關系網絡，請求在中國的家人和朋友寄來口罩，幫助當地疫區渡過難關。華盛頓華人社區聯盟於疫情期間發起了集資和捐贈PPE的社區行動，65個社區組織參與了聯合行動，共集資14萬美元，全部用於為大西雅圖地區的醫院、醫護中心、養老院、第一反應救援機構和學區等機構的抗疫物資採購。2021年4月，華人社區聯盟因在疫情期間的杰出表現而獲得2021“常青捐贈精神獎”。
除籌款捐物外，美國華人還通過線上線下等多種形式宣傳疫情防護知識，與當地社區分享其積累的抗疫知識和經驗，力爭最大限度地在這場抗疫斗爭中發揮作用。很多華人團體從2020 年1月起，就通過他們前期對中國疫情的觀察、研判，開始對公眾進行防疫宣傳及救援努力。3月11日，新澤西學院與美國華人聯合會共同舉辦了面向美國大學和社區公眾的網上防疫宣傳，分享了中國抗疫經驗。困難和挫折恰是成長的催化劑。面對洶涌的疫情，美國華人沒有怯懦、退縮，而是積極投身抗疫行動，讓美國主流社會看到了華人的責任和擔當，扭轉了華人的刻板印象。
（二）勇於發聲，表達訴求
面對新冠疫情下的種族歧視，許多華裔政要、僑領及僑胞們紛紛行動起來，打破傳統“啞裔”印象，在歧視和暴力面前勇敢發聲，向種族主義說不。南加州華人社團聯合會榮譽主席張素久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某些政客對中國的污名化讓民眾把不滿情緒發泄到亞裔身上，這使美國社會本就脆弱的種族問題更加凸顯。亞裔需身體力行地傳播正能量，對於遭受歧視的同胞，應立刻報警，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全美中華青年聯合會、美國華人公共外交促進會等17家美國亞裔社團聯合署名，對美國公眾發表公開信，並指出亞裔美國人在抗疫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呼吁美國各族裔團結抗疫，拒絕炒作種族分裂和隔離的政治伎倆。美國亞裔社團聯合總會與多個亞裔社團代表、民選官員、僑領等在紐約布碌侖召開新聞發布會，譴責紐約州眾議員辦公室人員在其網絡社交媒體上轉發排斥華人言論的文章，認為華人社區出現的歧視和偏見行為令人擔憂，華人應團結起來，共同應對。
2021 年4 月，面對新冠疫情下不斷新增的仇恨犯罪案件，美國華裔眾議院議員孟昭文連同日裔參議員廣野慶子聯合提出《反新冠仇恨犯罪法案》（Covid-19 Hate Crimes Act），要求美國司法部門加速審理與疫情相關的仇恨犯罪案。2021年5月，在國會兩院的壓倒性支持下，拜登總統簽署了這一法案。《反新冠仇恨犯罪法案》將幫助美國司法部加速審查已經備案的新冠肺炎相關仇恨犯罪，並幫助建立更完善的在線報案系統和求助系統，允許美國司法部和衛生與人力資源部出台相關指導方案，以規范新冠疫情相關用語，遏制種族歧視傾向。該法案的通過標志著亞裔爭取族裔權利平等的進步，在亞裔維權史上具有裡程碑式的意義。
（三）運用法律，維護權益
美國是典型的判例法國家，訴訟結果具有與法律等同的效力，因此訴訟成為少數族裔維權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參與訴訟案件通常需要投入巨大的時間成本與金錢成本。縱觀美國華人史，通過訴訟方式維權成功的案例並不多見，而“美國微信用戶聯合會訴特朗普政府案”的絕對性勝利，為美國華人的法律維權留下了經典的成功案例。
2020年8月6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布微信禁令。消息一出震動了美國華人社會，部分華人立刻行動，投身到維權斗爭中來。2020年8月8日，朱可亮等五位華人律師在新澤西州發起了美國微信用戶聯合會（U.S. WeChat Users Alliance，簡稱“美微聯會”），該組織指控特朗普當局剝奪了他們的選擇自由並於8月21日正式將特朗普政府起訴到加州北區聯邦法院。隨后，美微聯會緊鑼密鼓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案件准備工作，包括聘用頂級律師團隊、發布《關於發起維護美國微信用戶權益行動的捐款倡議書》、確定5 位個人原告和2 個實體原告、確定了5位用於初始禁止令申請動議的專家証人等。9 月20 日，地區法院批准了美微聯會的初始禁止令動議，宣布暫停有關微信的禁令。審理該案的法官勞雷爾·比勒（Laurel Beeler）認為，此總統令可能損害《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條所保障的言論自由，且將對使用該應用作為主要通信手段的少數族裔社區帶來困難。2021年6月9 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總統令，撤回由2020年8月6日前總統特朗普簽署的封殺微信的命令，這意味著由美微聯會所領導的微信禁令阻擊戰大獲全勝。
美國微信用戶聯合會能在極為有限的時間內完成籌集款項、聘請頂尖律師團隊等舉措，並最終取得完勝，這一行動將在美國華人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它代表美華人首次抱團通過司法途徑挑戰總統令並獲得成功，開創了草根華人組織利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的先例，影響並鼓舞了一大批華人及少數族裔人群，為他們在維權道路上的前行注入了動力。
（四）出版報告，展示貢獻
面對系統性種族歧視及固有的刻板印象，美國華人社團積極發聲，通過與權威機構聯合發布學術研究成果，以加深華人對美國的認同感，增強華人在美的話語權，改變以往華人在不公面前沉默不語並默默承受的狀態。如2021年2月8日，美國百人會發布了一份名為《從基礎到前沿：華人對美國的貢獻》的綜合性研究報告，報告共分八個部分，較為全面地梳理了華人對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藝術、基礎建設等方面的貢獻。以商業部分為例，美國有超過16萬家華裔美國人擁有的企業，佔所有支付就業和工資的企業的近3%，在2017 年創造了2380億美元的收入，支持了130萬個工作崗位。科技方面，截至2018年，15%的華裔美國人在生活、物理和社會科學、計算和數學、建筑和工程等領域工作，幾乎是在這些領域工作的美國人的比例的三倍。在美國華人面臨種族主義再次抬頭、仇恨犯罪直線上升的當下，這份報告的出台充分展現了美國華人在過去的170年中對美國社會的貢獻，也是對反華分子、排華分子作出的有力回擊。這份報告充分說明，美國華人是美國經濟科技發展的重要力量，而不像一些排華分子所說的，華人是“永遠的外國人”，僅僅為中國發展發揮某種作用。
（五）聯合其他族群，攜手抗爭
美國華人作為佔美國總人口1.5% 的少數族裔，其力量是十分弱小的，必須依靠與其他族裔結盟，才能爭得一定的話語權。首先是積極爭取亞裔的支持。韓裔、日裔等亞裔是華人天然的盟友，歷史上每當華人遭受排斥，亞裔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此次疫情沖擊下接連掀起的對華人以及亞裔的歧視浪潮，已經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在此背景下，由亞太美國國會研究所、亞太社區衛生組織協會、美國華人聯合會等共計37個亞太裔組織組成的亞太裔美國人全國委員會於2020年3月起草了一封簽署信，致眾議院佩洛西議長和參議院領導人麥卡錫，敦促其呼吁團結，譴責冠狀病毒帶來的種族主義回潮。2020年3月19日，亞太政策與規劃委員會、華人權益促進會以及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研究系聯合組成全國性聯盟“停止對亞裔仇恨組織”，該組織收集並追蹤大量美國境內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和歧視事件，為亞裔美國人搜集歧視証據、應對種族主義攻擊做出了巨大貢獻。
第二類盟友是有色人種。美國有色人種具有非常豐富的種族斗爭經驗，向其學習抗爭的經驗，並團結他們一同發聲，往往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疫情發生以來，針對亞裔特別是華人的歧視性行為激增，美國華人團體與其他少數族裔團體聯合起來，共同抵制和抗議種族歧視。針對特朗普公然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並在多種場合反復使用這一污名的行為，國會亞太裔核心小組主席朱迪·朱、國會黑人核心小組主席巴斯、國會印第安人核心小組聯合主席德布·哈蘭德等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特朗普政府和共和黨議員將新冠病毒種族化、政治化，而助長仇外心理，並呼吁共和黨人擱置爭議，將遏制新冠病毒作為目前的首要目標。美國華僑華人聯合總會發布告全美華人倡議書，呼吁全美各地華人理解非裔美國人的處境，消除種族歧視，幫助弱勢群體，攜手團結其他族裔居民，共克時艱。
2020年2月25日，美國各地的70多個猶太人組織簽署並發布了《對華裔美國人和華人社區的支持信》，信件充分表達了對美國華人的親切慰問和堅定支持，並鼓勵猶太社區成員積極參與華人商業活動。為了回報猶太社區的聲援，美國華人團體向華盛頓、波士頓和紐約地區的猶太社會服務機構捐贈了數以千計的防護用品，這樣的舉動無疑讓兩大族群的聯系更為緊密。猶太公共事務委員會（JCPA）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大衛·伯恩斯坦與美國華人聯合會負責人薛海培於2月28日進行了線上會面及專訪直播，就美國華人社區當下面臨的挑戰交換了意見，進一步加強了猶太組織和華裔組織的相互了解與合作。
2021年3月16日發生的亞特蘭大槍擊案在亞裔群體中引發了強烈抗議。3月20日，美國華人聯合會攜手全美一百余個華人及亞裔組織，發起了全美燭光悼念晚會，覆蓋華盛頓、波士頓、紐約、西雅圖等共計30余個城市，參與者達10萬人之眾。此次全美亞裔抗議運動，是繼1982年華裔青年陳果仁遇害所引發的全國性抗議運動以來，亞裔社區又一次大規模的跨族裔抗議運動。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美國對亞裔仇恨犯罪激增，亞特蘭大槍擊案成為壓垮亞裔的最后一根稻草，激發了亞裔維權的信念，加強了亞裔同舟共濟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四、結語
作為多種族的移民社會，美國曾嘗試用多種理論來解釋並進而消弭各族群間的矛盾：或希望各族群在美國這個民族大熔爐中形成新的共同文化﹔或以多元文化論來促使各族群和諧共存，但這些期待均以失敗告終。縱觀歷史，美國華人的發展與中美關系的走向緊密相關，當前美國國內種族主義勢力再度抬頭，仇恨犯罪頻發，美國華人的生存狀態再次遭遇困境。
美國華人的移民史既是一部奮斗史也是一部屈辱史。1943年排華法案廢除至今已過去了70 年，美國華人早已不是過去蜷縮在唐人街任人壓榨的“劣等民族”，各領域的中上層都能看到華人的身影，他們為美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在疫情侵襲下，美國華人更是展現了新形象：他們投身抗疫工作，積極回饋社區﹔勇於發聲，打破“啞裔”的刻板印象﹔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出版成果集，展示華裔貢獻﹔聯合其他族裔，攜手抗爭歧視與偏見。應該說，在權益抗爭方面，美國華人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今后，華人仍需繼續努力抗爭，通過法律、輿論等各種渠道，破除美國社會對華人的刻板印象。但同時，也要認識到，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是系統性的、根深蒂固的，華人抗擊種族歧視注定任重道遠。
（摘自：陳惠揚、潮龍起：《疫情沖擊下美國的種族歧視與華人的應對》，《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