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對媒介的使用是認識和理解移民的一個關鍵要素。隨著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能夠讓移民跨越距離進行交流互動的媒體，對於塑造移民的跨國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至關重要。尤其是族裔媒體，在網絡連接的跨國世界中，它們作為專門服務移民群體的特殊媒介，在協調移民與住在國和祖籍國關系、塑造移民認同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隨著手機等電子媒介的普及和網絡社交媒介的廣泛使用，華人移民的社交媒介使用情況，尤其是對中文社交媒介的使用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

一、文獻回顧

移民（或僑民）與媒體的關系一直是西方傳播研究的經典議題之一，自“芝加哥學派”起，至今已積累了大量成熟的理論資源。早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帕克（Park），也是早期研究移民和媒體關系問題的學者之一，就發表了專著《移民報刊及其控制》，該書對后來的移民媒體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已有研究從跨學科的角度對族裔媒介對移民的社會融入、文化認同等方面進行了闡述，研究成果也比較豐碩。

在散居的狀態下，空間、認同和媒體之間的密切關系表現得非常明顯，因而移民與媒體的研究很多都涉及到“空間”的概念，即“遠距離存在”的模式。如，安德森（Anderson）在談及移民時提出了“平行性或同時性”的生活狀態。還有媒體研究雖然並未明確提及移民，但指出了媒介技術在促進時間和空間壓縮、從而帶來新的存在可能性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別是讓人“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的可能性”，即受眾接受信息的地方和事件實際發生的地方不同。吉登斯（Giddens）在20 世紀90 年代就提出，媒體成功地“清空”了時間和空間，使社會關系從其所在位置“剝離”，並在遠距離進行。媒體不僅讓其受眾“同時在兩個地方”，而且有效地給他們創造新空間的機會，在這些空間中，“多個遙遠地區的人們產生和分享的體驗匯集到一起，變得同步和相互關聯”。也就是說，社會互動和人際關系不再依賴於同時存在於一個共同空間，通過媒介傳播，“不在場”的人也可以建立關系。“隨著新媒體的出現，媒體創造了‘沒有地域感的社區’。”雖然吉登斯等人的觀點大多是在20 世紀末提出的，當時尚未出現我們今天所謂的“新媒體”，但這些觀點對於今天的移民與媒體研究仍有一定啟發。

近年來，隨著社交媒體發展成為一種更為現代的社交方式，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社交媒體上獲取新聞信息，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更是進一步促進了中文社交媒體平台，尤其是微信在海外華人群體中的使用。不少華人移民因為不能像以往那樣頻繁回國探親，往往轉向通過社交媒體與親人聯絡，而微信便成為絕大部分人的選擇。根據相關數據顯示，微信在美國有1900 萬日活躍用戶﹔在加拿大，微信日活躍用戶為100 多萬﹔在德國，微信的日活躍用戶為120 萬左右。另外，雖然也有國內的社交媒體，如抖音（Tik Tok），在國外廣為使用，但它並不像微信這樣，使用人群主要是華人。因此，當前對華人社交媒體使用的研究更多地關注微信。已有研究集中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微信在華人政治參與中的作用。如方可成研究了微信在華人聲援梁彼得大游行中的信息傳播和動員作用﹔彭偉步分析了微信在海外華人政治參與中的動員功能﹔孫婉寧（Sun Wanning）提出，微信的使用不僅改變了海外華人移民跨國家庭交流的方式，而且也為身份表達、場所設置、政治參與以及形成日常歸屬感創造了新的可能性。二是微信凝聚海外華人社區的作用，如肖榮春探討了微信群在海外華人社區的“社會互助”及“故事講述”功能。﹝整體而言，當前學界已經關注到社交媒體對於海外華人社會的影響，但處於起步階段，研究仍不夠豐富，尚有許多有待深入挖掘的地方。此外，已有研究大多是從媒介的角度出發，探討其對於海外華人移民的作用，而較少從華人移民主動使用社交媒體的視角進行分析。本文擬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深度訪談，從華人使用媒體的角度出發，探討歐美地區的華人移民使用社交媒體尤其是中文社交媒體的情況及其對華人移民的影響。

二、理論背景及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媒體研究中的“使用與滿足”及“認知失調”理論，並結合移民研究中的“缺席”與“在場”概念作為理論背景。“使用與滿足”理論為描述移民的媒介消費模式及媒介消費對移民自身的影響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理論框架。不同於早期媒介研究的“注射論”或“魔彈理論”，強調受眾被動接受媒介提供的信息，“使用與滿足”理論將受眾看作是主動消費者，認為他們是主動消費媒介從而滿足自身的社會、心理和文化需求，並通過分析受眾的媒介接觸動機以及這些接觸滿足了他們的什麼需求，來考察大眾傳播給人們帶來的心理和行為上的效用。本文考察的重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海外華人移民的社交媒體使用情況如何？他們使用中文社交媒介出於什麼樣的動機？移民的來源地、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移民時間長短等變量與移民的社交媒介消費之間有什麼樣的關聯？社交媒介使用給華人移民帶來何種行為及影響？

本文採用深度訪談的方法獲取數據。訪談在2018 年12 月—2021 年5 月進行，主要採用非概率抽樣策略——“滾雪球式抽樣”獲得訪談對象，即以線人的聯系網絡為基礎，與其他受訪人員取得聯系。但也有幾位受訪者是筆者從不同中文社交媒體上找到的志願者。訪談採用封閉式問題、開放式和無結構式問題結合方式，內容包括受訪者對社交媒體的觀點、態度以及社交媒體使用情況等，輔以受訪者年齡、在東道國生活時長、移民方式等固定問題。本研究共選出30 位訪談對象進行分析。受訪人年齡范圍為17~65 歲，全部為第一代移民。他們的移民經歷不同，其中，近一半的受訪者已經在東道國居住10年以上，4位受訪者在東道國生活30 年以上。同時，他們的教育水平不同，從事的職業多樣，受訪者的性別比例較為均衡，87% 的受訪者已婚並育有子女。訪談方式包括微信、Zoom 和電子郵件三種形式。其中，Zoom 和微信語音訪談的時間為45~75 分鐘。

三、研究發現

所有受訪者都使用中文社交媒體，但他們對中文社交媒體的接觸頻率不同：20 位受訪者屬於密集接觸，6 位受訪者屬於中度接觸，較少接觸的有4 人。同時，受訪者對各種中文社交媒體（包括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小紅書、知乎等）的使用分布並不均衡，但所有受訪者均使用微信。

筆者發現，盡管受訪者的經歷各不相同，但他們的媒介使用情況卻有很強的共性：都傾向於使用手機，以文字、語音和視頻方式跟跨國家人和朋友交流。對他們而言，這也是最經濟、最便捷、體驗最佳的溝通方式。受訪者大多表示，越來越多的網絡社交平台的涌現，讓他們能夠和遠方的親人朋友即時共享文本、圖像和音視頻文件，跨國的距離感不再那麼強烈。

（一）基於信息、交流、認同需求的主動選擇

在訪談中，筆者發現，華人移民使用中文社交媒介主要是為了滿足以下幾方面需求。

1. 保持與國內家人朋友的聯系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表示，自己使用中文社交媒體主要是為了保持與在中國的家人和朋友的聯系。很多人還同時表示，中文社交媒體能夠讓自己不與國內脫節。網絡社交媒體，尤其是微信的出現，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海外華人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他們與祖籍國及家鄉的親人朋友聯系更為緊密。幾十年前，移民獲取家鄉的信息十分不易，大洋彼岸的美國華人需要等待數月才能收到家鄉親人寄出的信件﹔之后，跨洋電話資費昂貴，也不適用於頻繁聯絡。而今天，這種極為經濟、便捷的雙向交流方式，使得移民與家鄉親人朋友、與祖籍國的聯系更為緊密了。

美國的Z 女士，疫情之前每年都回國好幾次，疫情暴發后，她跟國內家人朋友的聯系主要就是靠社交媒體，這種親密的交流體驗讓她覺得自己並沒有錯過家鄉的什麼事情，她甚至還認為自己與朋友的關系更親密了。“通過微信朋友圈，一些本來失去聯系很多年的同學居然也聯系上了……其實平時大家也比較少聊天，但是相互關注，看看彼此的動態，點個贊，偶爾發個祝福短信，感覺大家又像之前那樣親近了……之前雖然也會通過電視台、華文報紙等看一些有關中國的信息，但畢竟還是手機更方便。”

美國的S 女士表示：“我每周都會跟父母（微信）視頻兩個多小時，其他大部分是發送語音或文字消息，我們會在家庭微信群裡跟公婆討論孩子的成長問題。隨著在國外的時間越來越長，我跟大部分國內的同學朋友聯系得越來越少了，像QQ、微博之類的，我現在也很少用了，很多時候僅限於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了。”

移民美國9 年的M 先生說：“雖然（微信上）這些信息跟我現在的生活已經基本沒有什麼關系了，但畢竟是家人和朋友們熱議的話題，了解這些能夠幫助我和大家保持聯系，回國的時候不至於太脫節。”

W 女士移居荷蘭5 年，先生是荷蘭人，W 女士不會荷蘭語，和家人交流基本是用英語。她表示，自己的生活因為中文社交媒體而變得更加豐富和有趣，跟中國的聯系也更緊密。她說：“從2020 年5 月份開始，我開始使用小紅書和抖音，開始是發一些在荷蘭的生活見聞、中西文化差異的視頻，主要是為了好玩兒。現在，我的小紅書已經有好幾萬的粉絲。感覺我制作的文化沖突類的視頻比較受歡迎。我和中國的家人也有個微信群，我老公也在群裡。他經常借助微信內置的翻譯軟件參與我們的聊天。”

移民美國11 年的G 女士，最開始使用電腦上的騰訊QQ 跟國內的親人朋友視頻聊天，后來通過手機微信跟親人交流。她感受到了新媒體時代，尤其是電子社交媒體的出現給華人移民生活帶來的便捷：“相比之下，手機微信真的太方便了。不僅是跟國內的親人朋友聯系方便，跟當地的華人群體交流也很方便。我加入了幾個當地華人微信群，有信息都能及時看到。”

2. 滿足華人社會群體內部的交往

正如日本的Line 和韓國的Kakao Talk 很受日本移民和韓國移民的歡迎一樣，微信（WeChat）作為中文社交媒體，在海外華人社區也得到了廣泛青睞，其覆蓋面和影響力都是其他的中文社交媒體如QQ 和微博等所不能相比的。由於集合了社交、信息傳播、支付等多種功能，它被稱為社交媒體領域的“瑞士軍刀”。在不少歐美國家，微信已經深深地嵌入到華人移民的日常生活中。

移民加拿大6 年的Y 先生表示：“像微博、快手、抖音啊，我都有，周圍華人朋友多多少少也都在使用，只是大家興趣點不一樣，不像微信是‘剛需’，基本上大家每天都會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移民美國5 年的H 女士也說：“微信是我跟當地的華人朋友保持聯系的重要方式，從外賣群、家長群、房產群、股票群、授課群到海外華人校友群，各種工作群等，應有盡有，簡直太實用了。比如說，我家需要找個水管工，我就會在微信群裡問一聲，然后，就會有人推薦給我有經驗的華人水管工過來，既方便了生活，也節約了時間成本。我會用微信訂外賣，很多餐館都創建了微信群，告知大家菜品、送貨時間表，大家可以通過微信訂餐、支付，很方便。我還會用通過微信跟我的理發師預約，他也是華人。”

基於在海外華人群體的廣泛覆蓋性和有效性，微信日益成為很多華人社團內部的溝通平台，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社團原有的溝通組織形式。很多受訪者表示，不少華人社團現在都使用微信發送通知、組織各種線上或線下的活動。此外，不少華文學校也通過微信與學生家長進行交流。意大利的L女士表示：“當地華人社區裡很多事情都是通過微信來通知的。我們還經常在微信群裡探討一些問題。如果社團需要商量什麼事情的話，在微信群裡也比較方便，大家就表示一下同意或不同意就行了，不像之前非要聚到一起。”美國的Y 先生表示：“當地的中文學校也是通過微信群和學生家長進行溝通交流的。疫情期間，大使館發口罩和防疫藥品都是通過微信群組織發放的，當地的中國學生也組建了微信群發送一些關於中餐館、私廚之類的信息，以及二手物品交易、租房信息和接送服務等廣告。”

美國的L 先生甚至認為，相互添加微信甚至成為華人移民之間一種基本的社交儀式：“基本上，隻要對方也是華人，不管我們是朋友、工作學習合作關系，或者在任何其他場合認識的，我們都會加微信，隻要有溝通的需要，我們基本都會通過微信聯系。我周圍的華人朋友都使用微信，哪怕你不知道這個人的電話號碼和郵件地址，隻要有進一步接觸，一定會加個微信。但大家在其他社交平台上的交集不多。”

一些中文社交媒體不僅成為華人移民與當地華人的溝通渠道，在整個海外華人社區內部也起著一定的橋梁作用。幾位受訪者表示，自己平時也會通過中文社交媒體與其他國家的華人進行互動。

3. 滿足對信息的需求

實際上，社交媒體對於華人移民而言不僅僅是交流平台，也是重要的新聞信息獲取平台。在此次調研中，半數以上受訪者都將社交媒介作為日常獲取新聞的主要渠道之一，只是隨年齡、移民時間長短、語言等因素不同而排序略有差異。而中文社交媒介，如微信、微博等，往往是受訪者獲取與中國相關信息的重要渠道。美國的J 女士表示：“通過微信公眾號、微信群和朋友圈，我通常可以在第一時間了解國內的大小事情，我就不用再安裝很多其他的新聞類推送軟件來接收消息了…… 中國發生了什麼事，往往很快我們就能了解到。有時候，從別的地方得知（中國）發生了什麼，然后我就會去微信或者微博上獲取有關事件的更詳細的版本。”

D 女士，十年前移民美國，現在一家華文媒體從事編輯工作，她認為微信是自己獲取新聞信息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渠道：“我每天至少要花四五個小時的時間在微信上，它不僅是我和中國的家人朋友以及不少美國的朋友聯系的渠道，也是我獲取信息的重要來源之一，尤其是關於中國的信息。我每天都會關注幾個中國朋友的動態，了解國內發生了什麼事。我還關注了很多中國媒體和一些企業的公眾號，看他們賬號上發表的文章。我甚至會從我的微信朋友圈裡找選題。”

訪談還發現，絕大部分受訪者都關注了數量不等的微信公眾號，多的達上百個，少的有六七個。其中包括國內主流媒體的公眾號，用於了解國內新聞﹔另外就是當地中文媒體開設的公眾號以及關於海外生活類的公眾號（往往主要由當地華人創辦）。移民美國5 年的Z 女士，36 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近兩年沒有工作，她表示：“我關注了不少關於海外生活類的公眾號，比如洛杉磯吃貨小分隊、花開豆、花街辣媽團、灣區爸媽群等。這些公眾號每天的推送讓我的生活更加豐富。”

4. 滿足民族和文化認同需求

安德森最初使用“想象社區”這個詞來描述民族認同是如何與報紙的興起聯系起來的。他認為，對一個民族社區來說，擁有記錄生活事件的媒體，是創建“想象的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彼此之間因為使用自己族裔的媒體而感到親近和相似。隻要想象有那麼多人同時在閱讀你正在閱讀的新聞，就能激發人們對這些人的認同感。中文社交媒體基於中國的語言、中國化的內容以及中華文化特色，為使用它的人強化了自身的“中國性”。在抖音、快手、小紅書平台上，通過用戶關注以及平台推薦功能，海外華人可以很方便地加入自己興趣所在的社交小圈子。這些人會因為使用同一種語言、同一個社交媒體而感到彼此親近。美國的S 女士說：“對我自己而言，完全抹去過去30 年在中國生活的經驗，完全融入新的社會是不容易的。我經常會好奇，國內的同齡人會怎麼做。因此，我時常使用社交媒體了解國內的做法。比如，育兒方面的知識我會刷小紅書，也會從抖音、快手上面找一些好玩的視頻。我關注了不少搞笑的、美食以及育兒方面的博主。”

當然，一些社交媒體在設計上也保留了一定的中華文化特性。比如，與Facebook、WhatsApp、Line 等社交媒介不同，微信用戶的“在線”狀態對方是不可見的，而且它沒有“已讀”功能。這樣一來，使用它的人不會面臨立即回復消息的壓力，這也與華人相對內斂的文化較為契合。此外，微信的紅包功能，更是為海外華人參與慶祝家鄉的節日提供了機會。移民瑞典15 年的G 女士表示：“微信零錢功能我一直在用，主要是給父母網購一些東西，過節的時候，我這幾年一直會給親戚發紅包。我覺得微信零錢功能給了我許多盡孝的機會。此外，我會用微信查看國內手機號的余額，因為每年回國多次，我仍然保留了國內的手機號。”

（二）“認知失調”下的“被動”選擇

筆者發現，當問及為何消費中文社交媒體時，受訪者的回答除了“是母語，有親切感”之外，還包含一種微妙的“被動”因素。這一點，利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認知失調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解釋思路。該理論認為，個體會避免產生認知失調的信息，如果一些被媒體解釋的信息包含“不和諧”的方面，就會促使人們努力減少不和諧。因此，個體會傾向於選擇使用與自身的信仰、態度和觀點一致的特定媒體信息，以減少或消除這種不一致或不和諧的狀態。按照這個思路，華人移民選擇使用中文社交媒體，除了滿足自身對信息、交流、情感等方面的需求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一些移民從當地語言的媒體中難以找到與自己的認知相協調的信息或者話語，因而，他們消費中文媒體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達到自身認知上的一種和諧狀態。選擇接近自己民族文化的媒介內容和平台，體現出移民努力在新的家園尋求一種對自身文化、觀念、規范和價值觀的肯定。

在訪談中，筆者發現，對於一些華人移民來說，雖然已經移民很長時間，但他們感到自己與當地佔主導地位的制度文化仍然格格不入，這種感覺讓他們更加關注自身與本地人的差異。因而，他們傾向於使用華文媒體，尤其是有中華文化特色、具有中國本土內容的華文媒體，以強調自身的“中國性”。而中文社交媒體恰好滿足了這些人的需求。像微博、微信群等這種點對點的親密互動平台，讓華人在萬裡之遙的異國他鄉，也能感受到自己在一個充滿家園感的空間。這一點在筆者與移民法國32 年的Z 先生的訪談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些社交媒體使用的是我們自己的語言，我覺得更可靠。同時，我可以參與進來。有時候，我也會參與評論…… 我也會說法語，日常交流沒問題。但是大部分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個外人，我雖然在法國打拼這麼多年，事業上也算有點兒小成就，但我總覺得自己融不進去…… 我的精力大都在事業上，也沒有太多想過要怎麼融入進去。雖然已經在法國生活30 多年，但我覺得自己骨子裡仍然是個中國人…… 我很清楚自己跟‘他們’不一樣。”

因此，從情感的角度而言，華人移民對中文社交媒體的使用，除了尋找歸屬感、排解內心的孤獨感之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華人移民應對東道國主流社會微妙的社會排斥的一種策略。

（三）社交媒體使用的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華人移民群體自身的復雜性和多元化也體現在其對社交媒體的使用上。

1. 來源地差異

來自不同地區的華人移民，對社交媒體的使用習慣存在一定差異。僅以美國的華人移民為例，來自中國大陸地區的移民習慣使用微信，來自中國台灣地區的移民更傾向於使用Line，而來自中國香港地區和來自東南亞的華人移民更樂於使用WhatsApp。這說明，移民對社交媒體的選擇往往受移民來源地的影響。在歐洲和美國的華人移民群體中，新移民佔了很大比例。僅以美國為例，34%的華人移民都是在2010 年或之后抵達美國的，24%是在2000—2009年之間，2000 年之前移民美國的人數佔42%。微博正式上線是2009 年，而微信這一社交媒體則出現在2011 年，在2011 年之后移民國外的受訪者中，絕大部分在出國前就已經開始使用微博、微信等平台，移民后也從未間斷對這些媒介的使用。移民時間在2000—2009 年的受訪者中，大部分已經從QQ 等社交平台逐漸切換到微信。有趣的是，有5 位受訪者均提到，在自己與當地的其他華人朋友溝通時，也會根據對方來源地的不同而在微信、Line、WhatsApp 等不同平台之間進行切換。

2. 移民時間長短與代際差異

整體而言，移民二代普遍比一代移民對中文社交媒體的依賴更淺，而且移民時間越長，移民對當地社交媒體的消費越多。筆者發現，海外的華人微博、微信用戶群主要是由第一代移民組成的，而在當地出生和長大的二代移民在這個媒體平台上相對缺席。這並不難理解。第一代移民出生在中國，大多是在中國接受教育后到國外打拼，他們對中國的情感是天然的。而且，不少人在國外做生意也要依托在中國的圈子，大部分在中國有至親的家人，因此，使用中文社交媒體已成為他們工作和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與父輩不同，華人移民二代因出生在移民家庭，因而在種族、身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先賦角色”。但他們大多沒有在中國生活的經歷，而是在當地成長、接受教育，其“自獲角色”便是努力跨越種族差異，消除差別，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做一個本地人。與父輩相比，他們在語言使用、生活方式以及社交媒體使用等方面更接近當地主流社會的同齡人。

法國的J 先生和美國的F 先生的子女都已成年，他們均表示，子女一代與他們自己這一代對社交媒介的使用差異很大。J 先生說：“孩子們都不使用微信。主要是因為他們看不懂中文。但我覺得我自己是離不開微信的。對我或者說我這樣的第一代移民而言，微信很重要。”F 先生也表示：“與其說我女兒對中文社交媒體不感興趣，倒不如說她中文太差了。我兩個孩子都是在美國出生長大，中文都非常差。我太太也是中國人，我們兩個在家一般用中文交流，但有孩子在場的話就會遷就孩子，使用英文。孩子們使用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等英文的社交媒體，這是他們那一代人的特點……我自己肯定是更喜歡說中文、使用中文社交媒體了。我退休前，英語是工作語言，但我還是覺得自己用中文表達更貼切。”

雖然對中文媒體的使用情況與移民代際和移民時間長短之間存在一定關聯，但這並不意味著對於移民二代而言，中文社交媒體就沒有任何價值。中文社交媒體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一代移民與二代移民之間的溝通功能。半數有12 歲以上子女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子女也會使用微信，只是用得比較少，有的是為了與中文學校的同學聯系，但大部分是出於與上一輩親人聯系的需要。這也從一定程度上驗証了已有的研究，即族裔媒體在第一代移民之外仍然有一定的意義和可行性。

美國的C 先生表示：“我們家有個微信群，之前我因為工作原因需要帶家人回中國住一段時間，所以才建的。在中國的那段時間，我們家溝通就是通過微信的。隻不過我們是使用英文交流。”

50 歲、移民西班牙30 年的C 女士略有些無奈地表示：“他們（子女）使用國外的社交媒體，很少使用國內（中國）的社交媒體，這還主要是因為我們老一輩的家長在用，我想有一天，我們這輩的人不在了，微信這些肯定也會在他們身上徹底消失。”

整體而言，2010 年以后走出國門的移民，他們使用的社交媒體基本涵蓋了國內大部分社交媒體平台，包括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小紅書等等，尤其是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而對更早走出國門的移民而言，他們的社交媒體平台不如年輕人那麼多元化，但基本上都會使用微信，這幾乎是人人必備的。

3. 融入程度差異

華人移民在東道國的融入情況也深刻影響著其社交媒體的使用。一般而言，融入程度較高的移民對東道國的社交媒體使用越多，但這與其對中文社交媒體的使用不一定呈負相關性。而是融入程度越高，往往使用的社交媒體種類也更多。

例如，美國的F 先生就是融入比較好的例子。他63 歲，高科技企業退休人員，出生在中國台灣，移民美國31 年，目前跟大陸一些高校及企業來往比較多，由於是基督徒，他經常參加教會的活動。“由於工作關系，我需要經常和大陸一些高校學生和老師溝通，這是我使用微信的原因。實際上，我只是用它來發簡訊和進行語音通話，別的功能我基本不用。我手機裡也有其他App，比如WhatsApp、Line、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等，平時都有在用……我是基督徒，跟當地的華人社團聯系不多，比如一些校友會、聯誼會，聯系比較少，倒是經常參加教會的活動。我參加的是一個亞裔的教會……跟教會的朋友聯系，我一般用Line 或者微信。不過整體而言，還是微信比較多。”

而法國的Z 先生，則是融入不太好的例子，他稱自己也認識到融入不夠，但並不會因此強迫自己更多地消費當地的媒體。他在工作中本來就跟華人打交道更多一些，因此也養成了更多使用中文社交媒體的習慣。

4. 居住區域差異

華人移民使用社交媒體的情況也與東道國的僑情有關，在華人較多聚集的地區，華人移民對中文社交媒體的黏性往往比華人較少地區的更強。例如，在瑞典的45 歲的G 女士稱自己平時使用微信較少，而美國洛杉磯的J 女士和意大利普拉托的Z 先生則表示自己幾乎每天都在使用微信。

當然，除上述四個方面之外，諸如年齡、語言水平、職業等因素也導致華人移民使用社交媒體的習慣非常多元化。比如，一些英語水平有限的華人移民很自然地更傾向於使用中文社交媒體﹔有的移民因為職業原因，主要是與華人打交道，使用中文社交媒體也就更多一些。

（四）華人移民的“共同在場”

早期的移民研究認為，移民處於一種“雙重缺席”的狀態：他們在身體上離開了原籍國，在心理和文化上與原籍國越來越疏遠，是一種“實際性缺席”﹔同時，他們在東道國被邊緣化，並未完全融入東道國社會，從而產生了一種“象征性缺席”。A而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雙重缺席”的概念正逐漸受到挑戰，其中，網絡社交媒體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因為在遠距離傳播中，網絡社交媒體最大的作用是使人們對“地點”的理解發生了變化，它壓縮了物理距離，從而實現了古人所言的“天涯若比鄰”。使用網絡社交媒介溝通的人之間沒有太多的距離感，尤其是視頻功能，能夠讓使用者產生一種近似於身體上的共同在場。就此而言，當今的社交媒體與以往的信件、電報、電話等傳播媒介有著本質的區別。

1. 與祖籍國親人的“共同在場”

不少受訪者表示，借助社交媒體與在國內的家人溝通使其產生了“在場”的感覺，即雖然知道自己離開祖國到了東道國，但同時又感到家鄉距離自己很近。在美國的G 先生說：“我每周都會跟家人微信視頻聊天，了解家人的近況，國內有什麼消息我也很快就知道了。我們一大家還有個微信群。大家經常在群裡聊天，分享日常生活的照片還有一些好玩的視頻。這樣的話，我回國時就不會感到自己離開太久。”

而在意大利的L 先生說：“我在這裡工作5 年了，在經濟上做得還不錯…… 當然也有遺憾，就是不能跟孩子在一起，我之前每年都回家好幾次…… 我不想缺席他們的成長和教育，所有與他們的教育有關的事情，我能參與的都盡量參與…… 我幾乎每天都跟家人聯系，我最喜歡跟孩子視頻聊天，總是聊很長時間，微信對我很重要…… 另外，我在這邊的生意也需要利用我在家裡（國內）的關系和人脈，正因如此我才能在這邊經營兩家店鋪。”

加拿大的G 先生表示：“通過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還有新浪、搜狐這些網站，我隨時隨地都能看到國內的消息。尤其是經常和國內的家人朋友互動，比如在朋友圈點贊、群聊，我常常會有種感覺，就是覺得自己好像既在國外，又在中國。”

美國的L 女士說：“我現在使用中文社交媒體的情況跟出國前沒有多大不同。我在中國的網站和微信上看關於中國的信息，偶爾刷抖音和快手。我了解國內年輕人喜歡的偶像、熱點話題，也像他們一樣使用網絡用語。我會給國內朋友的微信朋友圈點贊，有時候感覺自己並沒有離開原來的生活圈子。”

23 歲、移民美國3 年的H 先生，經常通過微信給在廣東老家83 歲的奶奶視頻、發送自己日常生活的照片，他說：“奶奶根本分不清我到底是在廣州還是在洛杉磯，因為我在廣州上班的時候也經常這樣跟她聯系……現在，奶奶最大的樂趣就是和她的幾個孫子、孫女微信聯系。”

中文社交媒體對華人移民生活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正因如此，他們是各種社交媒體平台的用戶，中文社交媒體成為他們和家鄉之間溝通、互動的橋梁。移民對中文社交媒體的使用過程，是一種共享和參與家人生活的過程，也是他們努力協調身體上的缺席與情感上的存在的過程。即時互動、語音聊天、視頻聊天等體驗從一定程度上補償了他們身體上的缺席，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情感上的紐帶。換句話說，雖然移民不能與家鄉的親人和朋友共享物理空間，但社交媒體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共在場”，他們可以分享情感和一種共同存在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雖然是缺席的，但卻又是“在場”的。

2. 與其他華人移民的“共同在場”

此外，物理上的遠距離性也不再阻礙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華人移民以“共同在場”的方式共存並進行互動。在東道國之外，社交媒體也為他們創造了一個網絡“共在空間”，從而將不同物理空間的華人社區連結起來。通過與不同物理空間的華人移民分享關於家鄉的新聞、在異鄉的焦慮、家鄉的食物等等，他們之間產生了一種親近感。正如美國的S 女士所言：“我平時還關注了一些其他國家的華人同胞制作的公眾號，看他們的更新。關於移民的生活，雖然各個國家情況不同，但感覺我們有很多共同點。我的抖音、小紅書也關注了不少其他國家的華人朋友。有時候我會評論和留言，大家一起討論一下在異鄉生活的各種事情，也會緩解一下對家鄉的思念。”

對荷蘭的W 女士的訪談進一步驗証了S 女士的話。作為一個擁有幾萬粉絲的小紅書博主，她也表示，關注自己的人大部分來自國內（中國），其次就是其他國家的華人。

新媒體不僅打通了華人移民之間的物理空間，而且促進了信息、娛樂等各種媒介內容以及許多不同文化產品從祖（籍）國到東道國的傳播。華人移民通過與家人視頻聊天、在社交平台與朋友互動等，通過對華文媒介的消費，實現了文化的“再地域化”，即在新的國家重建自身身份的文化活動。美國的L 女士表示：“我經常通過手機抖音、快手等平台看一些短視頻，尤其是跟家鄉有關的，比如傳統手工藝、飲食之類的。我非常喜歡關於中國傳統美食的短視頻…… 跟著抖音，我自己學會了麻辣拌，嘗到了家鄉的味道。我把做麻辣拌的視頻傳到微信上，獲得了許多的點贊。”

與塞亞德（Sayad）所描述的移民相比，今天的華人移民更有能力構建新的社交網絡，他們的“雙重缺席”正在逐漸讓位於一種復雜的“共同在場”。通過消費基於祖籍國媒體平台的信息，保持與祖籍國的密切接觸，並通過對祖籍國文化的再創造以及與其他離散華人的互動，華人移民共享一個基於中文的網絡空間。

四、結語：矛盾的“民族飛地”？

使用當地媒體是融入社會的一種手段。關於移民對族裔媒體的使用對其社會融入的影響，目前學界並沒有達成共識。華人移民所處的社交媒體環境比在中國時更為復雜，他們可能在法律意義上已成為東道國的新公民，但這些講普通話的華人移民絕大多數還是仍然堅持使用微信等中文社交媒體和百度、阿裡巴巴、騰訊等平台。我們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假設：如果華人移民堅持使用微信等中文社交媒體，是否會對其認同及融入產生影響？

不少研究認為，移民對族裔媒介的使用會致使移民進入一個“民族飛地”以及由族裔媒介空間構成的想象的歸屬空間，從而限制移民對於東道國社會的認同和歸屬感。這種觀點確實看到了族裔媒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使移民保持鮮明的民族性。尤其是在現代通訊手段的幫助下，新一代移民確實能夠比早期移民更容易地保持與祖籍國的聯系。但是，這種看法忽略了一點，即移民對族裔媒體的使用對其跨國生活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模糊和矛盾的。筆者在訪談中感受到，對於一些華人移民而言，正是基於對中文社交媒介的使用，他們才能保持與原籍國親人的聯系及其日常生活的參與，進而更安心地在異鄉工作和生活。甚至有些人在東道國能有一席之地，也是得益於自己在中國的社交圈子。因此，可以說，中文社交媒介的使用對華人移民社會融入的作用是雙向的：它既可能限制也可以促進移民對於當地的歸屬感。

一些華人移民，尤其是高層次移民，對微信的使用並未影響到其對其他社交媒體的使用。比如，瑞典的G 女士就表示：“使用微信並不妨礙我使用其他的社交媒體與華人圈之外的人聯系。微信只是我手機上的社交軟件之一，我有與同事之間的社交軟件。甚至在華人之間，也有可能使用不同的社交媒體。比如說，有的華人更喜歡用Line，我就用Line 跟他們聯系﹔有其他華人用Facebook，我也可以用Facebook 跟他們交流。這種切換對我而言並不是難事。我身邊甚至有一些當地人，也使用微信。”

因此，或許我們可以區別看待這一問題。有些華人移民確實會因為語言水平、職業、教育背景等因素，更多地依賴中文社交媒體，這可能會從一定程度上減少其對當地媒介的使用和對當地主流文化的關注。但對於另外一些華人移民而言，使用中文社交媒體、保持與中國的聯系，對其融入新的社區生活並沒有什麼沖突。中文社交媒體隻不過為其提供了更多選擇：他們可以選擇與本族裔的人聯系或是與住在國主流社會的人交往。如果移民想要融入當地社會，自然會主動尋找能切入當地的媒介平台。但無論是選擇當地的媒介平台還是來祖籍國的媒介平台，都取決於移民個人。可以說，這是基於互聯網的文化空間為移民創造出的一種高度個性化的社會融入新模式。

（摘自：張煥萍：《從“雙重缺席”到“共同在場”——華人移民的社交媒體使用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