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旨在以新政治經濟學的視野探討全球化日益深化以及中國在東南亞影響力日益增強的背景下，當代新加坡華人社會，尤其是新移民社會的嬗變和特征。除了大幅擴展和更新筆者和其他學者先前討論過的相關主題外，如跨國社會場域和商業網絡、新移民與主流社會的復雜關系、華僑華人企業家及其雙重嵌入性，以及與“一帶一路”倡議下華人社團的作用等，本文還考察了新人口結構、新加坡的政策舉措以及新移民的社會認同。本文討論的時間段為2010 年至2020 年新冠疫情大規模暴發之前。一方面是由於這十年間的發展有其階段性特征和自身獨特性，另一方面是因為新冠疫情對全球包括新加坡及其華人社會均帶來的全局性和深遠影響，需要另文專論。
作為華人佔多數的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新加坡對於思考國家、社會、認同和跨國主義之間不斷變化的關系提供了一個重要個案。近年來，中新兩國之間蓬勃發展的聯系在帶來巨大經濟機會的同時，也導致當地社會對包括華人在內的新移民的關注。同時，過去十年，新加坡國內社會政治形勢亦發生重要變化，對新移民及其定位產生沖擊。有鑒於此，本文試圖超越傳統的移民研究范式，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以上問題加以分析。
政治經濟學強調將政治學所關注的國家、機構、利益團體與經濟學所重點分析的工資、收入、財政影響等不同概念有機地結合一起，探討其對公共政策的影響。20 世紀末期之后興起的新政治經濟學則融入了國際政治經濟學、國家理論、政府與企業關系、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從而超越國家—社會或國家—市場這種傳統的二元對立模式。進入21 世紀以來，雖然對新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對象、理論源流和解釋功能仍有許多論爭，但其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的理論建構，使其影響力進一步增強。其理論架構、方法論、數據分析（包括跨國數據比較、國家內部不同區域和部門的差異等），尤其注重機構對政策選擇的影響。中國經濟學者黃新華認為，當代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興起並興盛是經濟學和政治學相互關聯、互動發展的產物，它體現了經濟學研究主題從資源配置到權利配置的轉變。他指出，新政治經濟學的“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用經濟學的分析工具把政治過程納入了分析對象﹔二是通過分析決策背后的政治約束，新政治經濟學打開了經濟政策形成的“黑箱”﹔三是通過整合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研究，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都被納入到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來。他認為，無論是從研究方法還是從理論建樹上看，新政治經濟學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雖然新政治經濟學的著眼點是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進程，但筆者認為，選擇性地採用（而非全盤照搬）這個視野中的相關要素對研究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海外華人（尤其是新移民）具有三個重要的解釋價值。其一，它能將移居國的國內政治和經濟及其互動作為決定海外華人發展的最主要因素，並構成核心的分析出發點。其二，由於其對公共政策的關注，新政治經濟學的視角能夠將經濟政策（如就業、工資、公共財政）以及社會政策（如住房、福利等）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這些問題直接影響了當地民眾對移民的看法，進而通過投票決定政治進程。其三，由於華僑華人（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走出去的新移民）與作為祖國或祖籍國的中國仍然保持個人、家庭和事業等方面的多重聯系，其個人選擇與利益驅動在移民與身份建構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國家間的經濟要素流動（資本、貨物、技術、勞動力、生產）、國內與國際聯系的關聯性的重視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全球化時代海外華人社會的變遷模式及其與中國的關系。作為一個有著悠久的移民傳統的移民來源國，中國經驗能夠豐富建立於西方語境之上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與方法。近年來，一些西方學者開始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研究移民政策、跨國移民模式、移民與發展等問題。但尚未有人以這一視野分析海外華人及其社會變遷，而這正是華人世界和非西方經驗的有機組成部分。本文是筆者近年來從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分析亞洲區域發展和中國與東南亞關系的一個延伸，希望起到拋轉引玉的作用。
本文的資料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筆者過去數年來在新加坡和中國進行的田野調查，例如與相關個人和機構的訪談、參與式觀察，這有助於形成以“行動者為中心”的視角﹔二是公開文獻，如人口和貿易統計數據、新加坡總理公署的大量文件（尤其是政府領導人的講話）、議會辯論、商業發展和公眾態度調查，以及當地的中英文媒體報道。這些資料既代表了國家的觀點，也反映了社會對移民的看法以及后者的調適。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新加坡過去十年來所發生的重要社會政治變遷（包括所處區域的變化）及其對當地華人社群的影響﹔第二部分探討新的人口結構以及華人新移民社團的發展及其社會認同的特征﹔第三部分以“多元一體”論述為出發點，關注政府對華人社會的政策、機制及其運作，探討決策過程中經濟與政治因素的交織互動﹔結論部分討論新加坡跨國移民經驗的理論和政策意義，並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
二、新常態：新加坡的政治與經濟變遷（2010—2020）
（一）社會與政治生態的變遷
過去十年間，新加坡的社會和政治生態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在具有分水嶺意義的2011 年大選中，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隻贏得60.1% 的選票，是自1965 年獨立后該黨所獲得的最低票數。其次，開國總理李光耀於2015 年3 月逝世，標志著現代新加坡政治一個時代的終結。由現任總理李顯龍領導的第三代政治領導人開始推動第四代領導層逐漸走向決策和施政的前線。第三，在全球化和亞太區域變遷的大背景下，新加坡的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更加堅定地走向國際化和創新的道路。
新加坡在2010 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達到14.7%，成為當年亞洲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但行動黨在次年的國會選舉中卻表現欠佳，反對黨則獲得“裡程碑式的勝利”。選舉后的評估發現，行動黨選舉失利主要有以下四個原因：一是包括房價在內的生活成本的急劇上升﹔二是公共交通過於擁擠﹔三是由於寬鬆的移民政策，大量外國人涌入，導致醫院病床短缺、交通問題嚴重和工資停滯不漲﹔四是主要反對黨工人黨關於“第一世界議會”的提議引起了阿裕尼選區居民的共鳴。
事實上，前兩個因素與第三個因素（移民問題）密切相關。在21 世紀頭十年，外國人迅速且大規模涌入，導致新加坡國內出現了限制移民的言論和政策以及民粹主義的某些現象。正如杰森·林（Jason Lim）指出，“民粹主義關注的是有關國家認同、社會凝聚力以及對本地遺產的欣賞（或至少是理解）的地方性問題。民粹主義的支持者強調一個共同的起點，共同的歷史記憶（地方遺產），共同文化的要素（如使用新加坡式英語），以及與特定的‘祖國’（在新加坡土生土長，對男性而言，履行服兵役義務）的關聯。他們認為新加坡是一個民族國家，其獨特而不斷發展的身份因寬鬆的移民政策而變得不穩定。”
（二）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挑戰及應對舉措
新常態與人口結構變化密切相關。2011年，首次參加大選的選民約為20萬人，加上其他35 歲以下的選民，在230萬選民中佔了60萬。他們出生於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之后，成長於新加坡進入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時代，對國家和族群的認同以及未來的看法與上一代人不同。年輕一代已經牢固地建立了作為新加坡人的國家認同，但他們對中國和新移民卻較為疏離。這部分是由他們成長的英語教育環境所導致的。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5歲以上的新加坡居民在家中使用英語的比例從2010 年的32.3% 增加到2020 年的48.3%，同時，講華語的比重從35.6% 減少到29.9%。以致有學者將英語視為“新母語”。這是新華人群體必須面對的新的社會語言生態環境。
建國總理李光耀於2015 年3 月去世，這是21 世紀頭10 年新加坡政治史上的又一重大轉折點。自1954 年人民行動黨成立以來，他一直是該國政治的核心，幾乎塑造了新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方方面面。有分析人士用“新常態”來形容2011 年大選之后和后李光耀時代的政治環境：“新加坡人變得更加直言不諱，並對政府產生更大的期望。現在，公眾批評和要求更公平的治理變得可以接受。”不少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對新移民流露出負面看法，希望政府為本地公民提供更多幫助。行動黨在2015 年大選中以69.9% 的得票率獲勝。但在新冠病毒肺炎全球流行期間舉行的2020 年7 月大選中，就業、移民（以及與此相關的國家凝聚力）、生活費用成為競選的主要議題。雖然政府較為有效地應對了新冠疫情，行動黨的得票率卻降至61.24%，主要反對黨（工人黨）在83名議員的議會中史無前例地贏得10 個席位。
近年來，政府通過對話和協商積極參與建設更具包容性的社會新空間。這也要求新移民更加密切地融入新加坡社會和政治結構之中。全國范圍內的系列對話都反復強調了身份認同和包容性發展的主題。例如，在2019 年舉行的“群策群力、共創未來”對話會上，副總理王瑞杰說，新一代領導人不僅要為民服務，也要與國人成為合作伙伴，攜手解決未來挑戰，包括一起設計和實施政策。
21 世紀第一個十年，新加坡的第三個重大變化與經濟發展戰略有關。20 世紀末以來，新加坡經濟面臨新挑戰，例如全球經濟增長緩慢、石油價格長期下跌、國際貿易流動的轉變，以及勞動力技能與顛覆性技術創造的新工作崗位之間的不匹配。新加坡政府於2017 年公布了《未來經濟委員會報告書》，把國際化作為最重要的未來發展戰略之一，並強化五個關鍵領域：未來增長產業和市場、企業能力和創新、就業和技能、城市發展和基礎設施以及互聯互通，迎接創新和數字經濟以改變新加坡的未來經濟。
《未來經濟報告書》所闡述的新經濟發展戰略不僅為廣大民眾帶來充分機會，還為高技術新移民提供了新發展的有利平台。由於新加坡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新興領域的人才數量不足，不得不將目光轉向海外，以補充對新經濟至關重要的人力資本。此外，互聯互通和國際化是新經濟戰略的雙焦點，它們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相配合。換言之，與中國的經濟關系在先前堅實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
自1990 年中新建交以來，特別是2001 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2013 年“一帶一路”倡議啟動后，兩國經濟關系發展迅速，中國成為新加坡最大的貿易伙伴，貿易額自2010 年以來一直保持穩步增長。2010 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亞洲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引擎。新加坡自2014 年以來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外來投資來源國，對華投資額達到72.3 億美元。2018 年，中國對60 多個“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的投資中，有近26% 流向新加坡。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2019 年4 月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8 年新加坡在華投資項目為998 個，比上年增長41.4%，實際投資額為52.1 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4%。新加坡在華企業總數為24869 家，而中國在新加坡擁有企業7500 多家。更廣泛地說，華人移民在貿易伙伴人群和同族關系網絡中的存在有助於產生“實質性的貿易創造效應”，華人移民對中國雙邊進口貿易的影響高於對出口貿易的影響，而“更大的族裔內部合作”則有利於東南亞華僑華人取得經濟成功。
三、變化的人口結構：新移民及其社會認同
（一）人口發展狀況與移民政策
21 世紀初以來，兩個因素直接影響了新加坡人口的發展：新加坡正在迅速成為老齡化社會，而生育率長期偏低。2020 年，65 歲及以上的老人佔常住人口的比例從2000 年的7.2% 增加到了17.6%。預計到2030 年，65 歲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將佔23.8%。新加坡過去50 年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成為世界上總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從2.62（1970—1975 年）降低到1.57（1995—2000 年），再降低到1.16（2017 年）和1.1（2020 年），遠低於2.1 的人口替代率。與此同時，華人的生育率（2020 年為0.94）更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從而對新加坡獨立以來華人約佔總人口75% 的多元種族結構帶來新的變數。新加坡政府明確表示，移民政策的實施需要以維持這種平衡為考量。
移民政策是人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時任總理吳作棟在1999 年宣布：“沒有人才，我們不可能成為一個第一世界的經濟體和世界一流的溫馨家園。我們必須從海外引進人才來輔助本地人才。”由於政府積極主動地招攬和鼓勵“外國人才”，並實行寬鬆的移民政策，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永久居民成為新加坡人口中增長最快的部分（見表1）。截至2010年6月，新加坡總人口為508萬，其中，新加坡居民377萬（包括323萬公民和54.1萬永久居民），持各種工作許可証或長期簽証的非居民外國人131萬。
2000—2010 年，新加坡的非居民人口從總人口的18.7% 增加到25.7%，同時，永久居民的數量平均每年增加8.4%，從佔總人口的8.8% 上升到14.3%。2011 年，華人佔新增永久居民的61.4%。過去二十年，新加坡人口結構的另一重要變化是跨國婚姻的增加：從2000 年的32% 增加到2010 年的40% 及2019 年的37%。人口結構的日益國際化使得以政治效忠為導向的國家認同變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有關中國新移民的人數，新加坡政府並未發布相關信息。筆者2009 年曾估計其人數約為35 萬。2020 年初，聯合國公布了新加坡國際移民來源的相關數據。最大的移民A來源國為馬來西亞（佔2019 年總移民人口的44%，即948,487 人），其次是來自中國的移民（佔移民總數的18%，即388,000 人）。
中國新移民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他們並非一個同質性的群體，而是由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和地區背景的人組成的。《2020 年世界移民報告》顯示，來自中國的國際移民數量為1070 萬。新加坡的新移民數量僅佔全球中國新移民總數的3.6%。這些擁有“可攜帶技能”的新移民通常比本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他們在科研和高等教育部門工作的比例也比較高。這反映出新加坡政府在引進移民方面的深思熟慮。外國移民分為高技能和低技能，前者滿足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家向創新型和智能城邦邁進的需要。而外籍勞工則從事新加坡人很少願意做的體力勞動（如建筑業）。
（二）新移民社團的發展及其社會認同的特征
在前述新常態的大背景和下文將討論的政府政策的雙重作用下，華人新移民的社會認同發生了重要轉變。經典的社會認同定義是“一個社會的成員共同擁有的信仰、價值和行動取向的集中體現，本質上是一種集體觀念，它是團體增強內聚力的價值基礎”。在有關中國城市移民的研究中，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fication）是指“個體對其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y）的主觀確認”。另一方面，社會認同並非完全取決於個體的選擇，“與社會認同的相關問題被密切地嵌入國內政治之中”。這一認知凸顯了本文的新政治經濟學視野的關聯性。
與基於地域和親緣等原生性認同的傳統華人社團相比，新移民社團成員來自中國不同區域，社會背景更加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社會認同所關注的集體行動邏輯和共同價值觀有助於理解近十年來新移民社會的變遷。1990—2010 年的20 年間，獲准正式注冊的華人新移民社團組織的數量為6 個，而在2011—2016 年間，至少有5 個華人新移民團體成立。在此，著重分析3 個社團個案，以展示其社會認同的特點及其重心轉移。
2001 年成立的新加坡華源會，其會員為已成為公民或永久居民的新移民，自創立以來，由企業家王泉成擔任會長。該會六項使命包括協助會員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種族社會和促進新加坡與中國的商業和貿易關系。作為新移民的最大團體，華源會在2019 年稱擁有超過6000 名會員，他們來自中國的各個省份，且多數人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表2是對華源會成立至2019 年9 月所組織的活動類型的定性和定量分析，體現了新移民的社會身份認同及其在近十年來的變遷軌跡和特征。在所記載的263 項活動中（換言之，平均每年有14 次相關活動，參與者既有社團領導層也有普通會員），主要有以下四種類型，分別折射出不同的社會認同模式（參看表2）。
由表2 可見，與融入本地社會相關的活動以及和中國相關（代表與祖籍地聯系）的活動均出現增長的趨勢。上述活動往往具有多元目的，旨在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文化、經濟利益及其交融。因此，這些活動經常相互重疊，並凸顯華源會除作為新移民的文化紐帶平台外，還與當地社會融合和加強跨國商業網絡的雙重追求，而前者是作為主導的。例如，華源會主辦的“新移民杰出貢獻獎”明顯地體現了融入當地社會的努力，評獎標准側重於獲獎者對新加坡的貢獻，獲獎者包括非華人移民。與此同時，由於中國新移民仍與祖籍地保持著家庭、社會和商業聯系，而中國在東南亞經濟影響力的增強意味著與中國有關的活動數量比此前更多。以上變化不僅強化了華人新移民的本土化與跨國性並行不悖和雙重嵌入的結論，也彰顯了國際政治經濟對移民社會的直接影響。
成立於2000 年的新加坡天府會的活動也有類似的發展軌跡。雖然天府是四川省的別稱，但其會員並不局限於傳統的地緣組織原則，而是來自五湖四海。其下屬的天府商會以附屬實體的形式成立，會員同樣來自中國各地。截至2018 年3 月，天府會注冊會員為1312 人。會長杜志強透露，該會約有30% 的會員曾在新加坡學習，其中一半以上的會員擁有碩士學位。天府會的誓詞宣言強調，“新加坡是我們的家”，並以“貢獻我們的社會，服務我們的國家（新加坡）”為目標。它參與的活動也將中華傳統文化和社會融合有機結合一起（如2021 年9 月初線上舉行的第十四屆國民融合千人博餅慶中秋活動）。但這並不意味著它與中國斷絕聯系。在新加坡和中國的雙重嵌入，為其領導和成員的活動提供了社會和經濟資本。該會的主要負責人曾受中國政府的邀請，出席國慶慶典等重大活動。
2016 年成立的新加坡江蘇會在建會4 年后會員即達近千人，其中，一半以上具有博士和碩士學歷。會長周兆呈表示，“作為一個新型社團，江蘇會協助會員更好更快地融入新加坡社會，並回饋新加坡，同時推動新加坡和江蘇以及中國在經濟、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發揮會員在科技、創業、創新方面的優勢。”
除雙重嵌入之外，作為全球化浪潮與跨界商業網絡日益發展的一個方面，新移民社團也推動了制度化網絡的建構。華源會在2016 年成立了“全球華源”的機制，建立以華源會為樞紐與各國社團的“一對多”的合作方式。2018 年，該機制進一步提升為“多對多”的合作模式。目前，華源會還建立“華源全球發展聯盟”，並在21 個國家注冊成立全球華源分會，其會員可獲得商務接待及信息交流資料共享等服務。2018 年3 月，天府會18 周年慶典在新加坡舉行，時任教育部部長王乙康（也是政府當時的華社聯絡組負責人）作為嘉賓出席。慶典活動與第五屆海外四川同鄉會會長年會同期舉行。出席會議的30 位會長來自美國、歐洲、澳大利亞、日本和東南亞等地，他們的祖籍地是四川省或重慶市或貴州等周邊省份。
簡言之，2010—2020 年，新加坡華人新移民的社會認同延續了此前的多元性特征，但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認同轉移。與此同時，祖籍地聯系以及全球商業網絡依舊發揮不可忽略的作用。這種延續性中的變遷性不僅是進入21 世紀以來新加坡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政府政策——它代表了新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國家作用——制度化推動的產物。
四、新型的“多元一體”：政府政策的邏輯與實踐
（一）政策的制定及實施
如前所述，新政治經濟學視野下移民研究的特點之一，是關注政府如何將移民政策作為總體公共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加以制定和實施。對於新移民政策，新加坡政府既考慮到其實施對象的特點，更著眼於將之納入整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轉型進程的一部分。這也是新加坡公共政策動態治理的特征之一，它注重的是在多元種族的社會中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反復思考、前瞻思考和換位思考。
從某種程度上說，新加坡的族群政策體現了“多元一體”的特征和追求，但它與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概念存在一定差別。費孝通先生闡釋這一格局具有三個特點：其一，56 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其二，漢族在從分散的多元向一體轉變過程中扮演了核心的凝聚作用﹔其三，高層次的認同和低層次的認同並行不悖，各自發展自己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但在新加坡，人數最多的華族及其語言和文化並未作為從分散的多元到整合的一體的凝聚者，而是在保留多元種族語言的基礎上，採用英語作為通用語並以多元文化為核心來凝聚整個國家。這種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既受到新加坡原先是英國殖民地、獨立於1965 年這個國際冷戰高峰期的時代背景所影響，也與新加坡處於一個華人佔少數的東南亞區域這樣一個空間環境密不可分。
這一政策實踐始於獨立之日。在1965 年8 月9 日新馬分家的記者會上，李光耀強調，“新加坡要建立一個多元種族國家，我們將建立個榜樣。這不是個馬來國，這不是個華人國，也不是個印度國。讓我們真正的新加坡人，不論種族、語言、文化、宗教，團結一致。”進入21 世紀后，建構新加坡人這一新族群的目標仍在進行中，但它需要有效而有機地吸納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左右的外來移民。雖然新加坡最大的國際移民群體來自馬來西亞，但其融合的挑戰不大，因兩國在社會、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聯系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殖民時期。政府融合政策關注的重點是來自中國的作為第二大國際移民群體的新移民以及其他國家（如印度）的移民。
（二）新移民政策的邏輯
筆者認為，新加坡政府處理新移民的立場主要有兩個邏輯。一是經濟和人口邏輯，它要求新加坡吸引具有良好教育資歷和所需技能的外國人，以促進經濟發展。這也將間接解決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化的問題。2016 年，李顯龍總理在談到推動科研和創新時明確表示，“我們必須能夠吸引國際人才，並對人才持開放態度，才能深化我們的人才庫，創造新知識，提升我們的技術專長。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那麼我們就能獲得本國和外國人才的正確組合。我們要把這裡打造成一個充滿創意、肥沃、創新和進取的環境。”
二是政治和身份認同驅動的邏輯，它要求新加坡確保新移民緊密地融入本國具有多元種族特征的社會文化環境中，並在政治上效忠新加坡——如果他們已經入籍成為新加坡公民。雖然這兩種邏輯並不矛盾，但有個輕重緩急的問題。作為正在形成自身國家認同的年輕國家，新加坡希望避免任何潛在的或現實的可能影響這一更重要的國家建構任務的因素。因此，政府政策優先考慮第二種邏輯。對於來自中國這個有著悠久文化傳統而且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日益增強的國家的新移民來說，身份認同問題更加顯著。近年來，中美關系緊張，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政策導向。李顯龍總理特別強調新加坡面臨的微妙挑戰：“新加坡是東南亞唯一以華人為主的多元種族國家。事實上，它是世界上除中國之外，唯一擁有如此人口結構的主權國家。然而，新加坡卻為打造一個多元種族，而非華族的國民身份付出了巨大努力。”
以上述兩個主要考量為指導，近年來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針對華人社群（尤其是新移民）的政策，議程環環相扣，互為補充。筆者認為，時任副總理張志賢在2018 年舉行的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理事會就職典禮上的演講綜述了這些政策精髓。他強調，宗鄉總會的重要橋梁作用：“第一，是我們人民之間的橋梁﹔第二，是新舊之間的橋梁﹔第三，是國家之間的橋梁”。第一個作用令華裔社群加強“多元種族社會和多元文化傳統”，這是“新加坡的獨特之處”。第二是幫助“新移民融入我們的社會。宗鄉總會應繼續創造機會，令新移民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的風俗文化，並加深互動”。第三，是為了“深入了解中國，並與中國保持良好聯系和關系網絡”。
（三）強化獨特的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
過去十年間，推動並強化獨特的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一直是國家政策的核心，並日趨重要。2019 年，在紀念新加坡開埠200 周年之際，李顯龍詳述這一獨特身份的產生和特點。他指出，“萊佛士於1819 年登陸時，新加坡已經擁有幾百年的歷史。”14 世紀時，新加坡已經是個繁榮海港。這一歷史“也使我們與我們的鄰居和朋友有了很大的不同。兩個世紀以來，所有這些不同的針線交織在一起，編成了一幅豐富多彩的挂毯，形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並最終成就了新加坡的身份和國家”。他強調，國家建設是一項持續的工程：“建設新加坡是一個永不停歇的工程。為了我們的孩子，為了我們的未來，繼續建設國家是每一代人的責任。”換言之，“一體”的身份認同成為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礎和目標，構成國家對新移民社群的總體政策框架。
因此，全力推動新移民融入新加坡這個多元種族社會，同時鼓勵他們與中國及其他海外華人社群建立跨國商業網絡，成為政府立場框架下的兩個相關組成部分。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和指針，后者對前者發揮支持的作用。2016 年11 月，時任總理公署部長陳振聲（兼任政府華社聯絡組主席）在華源會十五周年慶典活動上的講話體現了這樣的雙重關注點。他指出，過去的華裔宗鄉會就像新加坡與中國之間的橋梁，新移民協會要有不同的定位：“華社團體如今猶如‘起重機’，它有穩固的基礎，而長長的吊臂不像橋梁那樣隻能固定銜接兩點，而是‘可以從多方面幫助新加坡銜接到東南亞和世界各地’。”他還強調，“身份認同超越新舊移民之分或是種族根源之分，新移民應該將自己視為新加坡人，秉持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的願景。”2017 年3 月，陳振聲在新加坡江蘇會成立特刊上致辭：“新移民作為新加坡的一份子，如何有效且深入地融入新加坡並回饋社會，是新加坡持續穩健發展的重要因素。”他敦促江蘇會“進一步推動新加坡與江蘇乃至中國在經貿、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這一政策框架的實踐需借助制度性的保障，以推動身份認同確立、社會融合和跨國商業網絡的努力，並確保政府機構之間的協調和執行。與華社相關的重要機構是2000 年成立的華社聯絡組，由執政者和人民行動黨議員組成，其目的是“加強政府與華社的關系，以及各華社之間的合作”。華社聯絡組首任負責人是國會議員兼政務部長曾士生，2006 年由高級政務部長（后為衛生部長）顏金勇擔任。2014 年和2017 年分別由陳振聲部長和王乙康部長任主席。2020 年11 月，由文化、社區和青年部長兼法律部第二部長唐振輝接任。李顯龍說：“他﹝唐振輝﹞目前的職責與華人社會的需求之間存在著許多協同作用。在培養新加坡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凝聚力的過程中，唐振輝還將能夠深入藝術和文化團體以及宗教和青年團體在華裔社群中的參與。”由於陳振聲和王乙康都是新一代領導團隊的核心成員，他們的任命表明政府越來越重視華社的作用以及與之有效的溝通。而唐振輝（羅馬天主教徒）的任命或可被視為政府在多元種族、多元宗教背景下建構華人身份認同的新舉措。唐就任后表示，“我不認為華社是鐵板一塊、劃一與不變的。隨著社會的蛻變，再加上年輕一代新想法的滲透，華社必須改變，要適應新的現實。我們也必須換一個方式思考華社，不能受限於定義什麼是華社而什麼又不是，再將之區分開來。我們應該更包容。”
據《聯合早報》報道，華社聯絡組下設多個工作小組，由資深政治家和國會議員領導，如處理商會、宗鄉會館、華人宗教團體、文藝團體、媒體、雙文化、新移民等工作的小組。2015 年大選后，包括兩名正部長在內的五名新議員被任命為華社聯絡組的成員。華社聯絡組負責的廣泛活動彰顯了李顯龍所說的“大華社”的重要性。大華社涵蓋了宗鄉會館、商會、宗教團體、文化團體、媒體、新移民、武術團體和民間歌台等不同團體。
為響應政府令新移民更好地融入國家社會結構的呼吁，由300 多個會館組成的宗鄉總會於2012年1 月決定成立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讓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展示本地華人認同”（李顯龍語）。該中心於2017 年開幕，李顯龍擔任贊助人。中心提出的願景是“植根於一個有凝聚力的多元種族社會中的充滿活力的新加坡華人文化”，使命是“培育新加坡華人文化，增進社會和諧”。
五、結論
過去十年來，新加坡的政治經濟、人口結構和新華僑華人社群都發生了深刻變遷。新的政經發展模式、身份認同的加速構建以及持續的跨國主義，是這些多元轉型的核心，這些轉型不僅由新加坡政治、經濟戰略以及變化的人口結構所驅動，而且也受到崛起的中國及其在東南亞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新政治經濟學、族群性與跨國性的交織與多層次互動，不僅強化了“多元一體”的族群建構這一大目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構成了解讀當代新加坡新移民特點及其身份認同的主要架構。本文第二部分所分析的新移民社會認同的新模式是這一變遷的直接體現。他們的選擇並不僅僅是外在因素的推動，而且還反映了“公共選擇理論”所關注的個人和群體利益驅動。
進入21 世紀以來，新加坡華人社群（包括本地出生的華人和新移民）面臨的關鍵問題是身份認同，即如何在這個建立於半多個世紀前的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的國家中，塑造、培育和強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和內部凝聚力。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情況一樣，雖然在本地出生的新加坡華人已經通過教育和社會化牢固地建立了自己的國家認同，但過去20 年中，大量華人新移民的涌入給國家認同工程帶來新挑戰。尤其是，他們來自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傳統的大國，現在又居住在一個華人佔多數的國家。因此，新移民的融入和新加坡人身份的建構成為政府政策的主要關注點，並通過如華社聯絡組、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等各種機制和團體加以推進。這些機制在新加坡國內和區域政治經濟生態環境下互為補充，其全局性、關聯性和前瞻性的特點彰顯出新加坡動態治理的精髓。
雖然政治在身份建構方面處於主導地位，但作為最全球化的經濟體之一的新加坡，經濟也是塑造新加坡華人社會發展軌跡和身份建構的重要組成元素。華人新移民不僅為這個面臨生育率下降和社會老齡化雙重挑戰的國家的人口增長做出了貢獻，更重要的是，他們是連接中國和新加坡的商業跨國主義的一支生力軍。自2010 年代中期以來，新加坡將國際化作為其主要經濟戰略，“一帶一路”倡議通過不斷增長的投資和貿易加強了中新兩國的交流網絡。因此，經濟和人口的邏輯補充並推動了國家建設議程和新加坡身份建構的政治邏輯。
至於未來的研究方向，除了深入認識海外華人社會的多元性、差異性和流動性之外，我們有必要思考近年來諸如中美關系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如何影響新加坡（乃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社群尤其是新移民。除了外部環境，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分析政治的和經濟的邏輯在制定政府政策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對華人社會的影響，而這也是新加坡正在進行的關於移民和社會流動性的更大爭論的一部分（如前所述，移民問題是過去十年間三次大選的主題）。歸根結底，無論是在新加坡、北美還是其他地方，對華僑華人的研究，都必須將我們這個時代的國內和國際政治經濟納入其結構中，這反過來又需要將一套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論框架（包括本文所採用的新政治經濟學）引入華僑華人研究這個經常被視為自成一體的研究領域。跨學科理論和方法以及與主流學術界的對話能夠打開更多窗口，從而尋求新的研究突破口並實現與政策的互動。
（摘自：劉宏：《當代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及其動力與特征——新政治經濟學的視野》，《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