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稼先（1924.6.25—1986.7.29），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41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在美國普渡大學留學，獲物理學博士學位，畢業當年毅然回國。1958年起，歷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理論部主任，九院901所副所長、所長，核工業部九院副院長、院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5年獲兩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86年獲全國勞動模范稱號。1987年和1989年各獲一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99年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2009年9月10日入選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名單。

鄧稼先是23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之一，他將祖國的需要作為自己的第一選擇。“君視名利如糞土， 許身國威壯河山。”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於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

求學報國

鄧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於安徽省懷寧縣一個書香門第，清代大書法家鄧石如是其六世祖，父親鄧以蟄先后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后執教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是著名美學家和藝術理論家。鄧以蟄為兒子取名“稼先”寓意在於：禾之秀實曰“稼”，預示著根植、秀實和成熟於中華大地，並造福民眾。從 5歲起，鄧稼先就跟著父親在北平讀小學，后考入北平崇德中學。除小學課程外，還要讀四書五經，每天背誦古詩詞，后來又苦讀英文，專攻數學。父親的嚴格教育為鄧稼先以后學習研究打下了全面的文化基礎。

盧溝橋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強迫中國學生舉旗上街慶祝“皇軍”的勝利，正在讀高中的鄧稼先怒不可遏，將日本國旗扯碎，踩到腳下。父親擔心鄧稼先遭到迫害，安排他前往昆明，臨行時叮囑：“一定要學科學，不要像我這樣，不要學文。學科學對國家有用。”鄧稼先牢記父親囑托，立志科學報國。1941年，他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受業於王竹溪、鄭華熾等知名教授。在大師雲集的學術環境中，在“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的激昂校歌聲中，鄧稼先在學術上思想上都獲益匪淺。1945大學畢業后他到昆明市文正中學、培文中學教數學，並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投身民主運動，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1946年夏受聘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同時任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

鄧稼先為實現科技強國的夙願，考取了留美研究生，1948年10月赴美國普渡大學物理系深造。他表示：“將來祖國建設需要人才，我學成一定回來。”由於鄧稼先的天賦和勤奮，不到兩年他就修滿學分並通過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9天后，即登上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他服從組織安排，來到剛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他以滿腔熱忱投入工作，為中國核理論研究做出了開拓性的工作，並於1956年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以身許國

“以身許國，何事不可為?以身許國，何事不敢為?”為了祖國的強盛，為了中國國防科研事業的發展，鄧稼先以身許國，決心為國家奉獻自己的一切，“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1958年8月的一天，錢三強找到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問他是否願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深知這個“大炮仗”意味著什麼，剛滿 34歲的他欣然接受了這個光榮任務，出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理論部主任。在接受研制核彈歷史重任的那天夜晚，他對妻子許鹿希說，以后家裡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了它死了也值得!他成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他對年輕大學生動員說，干我們這個工作，就要甘心當無名英雄，一沒有名，二沒有利，還要吃苦;做出的科學成果也不能發表論文。

此后28年間，鄧稼先深藏身與名，全身心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制，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要麼在科研院所裡耗盡心血，要麼冒著酷暑嚴寒到蓬斷草枯飛沙走石的大漠戈壁，他東奔西走，風餐露宿，在試驗場上度過了整整十年的時光。大漠的風刀霜劍染白了他的鬢發，歲月的車輪碾過戈壁，在他的臉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鄧稼先雖然長期擔任核試驗的領導工作，但他總是在最關鍵的時候出現在第一線，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勇擔風險。在我國進行的前 32 次核試驗中，他一共指揮了15次。在核武器插雷管、鈾球加工等危險時刻，鄧稼先一直堅持與操作人員一起工作。這種不怕犧牲不懼風險的大無畏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科研人員。1979年的一次氫彈試驗中，飛機空投下氫彈，降落傘卻沒有打開，氫彈從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正在現場指揮時任九院院長的鄧稼先不顧阻攔，“你們誰也不要去，這是我做的，我知道。你們去了也是白受污染”。他沖進試驗場，希望第一時間找到原因。他明白彈頭裡裝的钚239的輻射有多厲害，但他也知道，這一顆彈頭的造價有多高，國家投入有多少。他心裡沒有自身安危，隻有國家利益，把國家的事業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身為醫學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氫彈，在鄧稼先回北京時強拉他去檢查。結果發現幾乎所有的化驗指標都不正常，在他的小便中帶有放射性物質，白細胞內染色體已經呈粉末狀。但鄧稼先仍堅持工作，又回到基地繼續指揮核武器試驗。

鑄劍護國

貧窮，沒有限制他的想象力。封鎖，也沒有限制他為國防未來布局的戰略眼光。鄧稼先確立了“一不為名，二不為利，但工作目標要奔世界先進水平”的信念和目標。

解決理論計算數據問題是進行核彈爆轟試驗的前提。1959年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雙方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並斷言“離開外界的幫助，中國20年也搞不出來原子彈!”在沒有資料、缺乏試驗條件、自然環境惡劣的情況下，鄧稼先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發憤圖強的精神，挑起了探索原子彈理論的重任。原二機部部長劉杰曾打過一個比方：“中國研制核武器的龍頭在二機部，二機部的龍頭在九院，九院的龍頭在理論部。”鄧稼先可以說是中國原子彈理論設計的“龍頭”。鄧稼先選定了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溫高壓下的物質性質三個方面作為主攻方向，與其他年輕科研人員一起運用手搖和電動計算機、算盤和鋼筆等最原始的工具進行夜以繼日的繁重數學計算。選對主攻方向，使“龍頭”昂起來，是鄧稼先為中國原子彈理論設計工作作出的最重要貢獻。

“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1962年9月，鄧稼先領導完成的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解決了中國原子彈試驗成功的關鍵性難題，被數學家華羅庚稱為“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兩年后的1964年10月16 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舉國為之歡慶，舉世為之矚目。隨后，他又投入到氫彈的研制工作中。按照他和於敏提出的方案，中國第一顆氫彈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鄧稼先總結了百位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和周光召合寫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研究總結》，這是一部核武器理論設計的開創性著作，不僅對以后的理論設計發揮著指導作用，而且還是培養科研人員入門的教科書。

中國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和條件如此差的情況下研制成“兩彈一星”，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議，質疑是不是在外國科學家的幫助下研制的。1971年8月，當楊振寧從鄧稼先來信得知“無論是原子彈，還是氫彈，都是中國人自己研制的，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時，他一時無法控制震撼感動的心情，頓時熱淚盈眶，可謂“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丹心耀國

愛因斯坦在評價居裡夫人時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這個評價也同樣適合鄧稼先。

鄧稼先為人忠誠純正、作風民主、訥言敏行、懷素抱朴，“是最具有農民朴實氣質的科學家”。鄧稼先作風民主，他擔任領導職務，但從不以領導者自居，讓同志們稱其為“老鄧”，善於傾聽別人的意見，關心青年的成長和提高，培養和帶領出一支有高度事業心、作風嚴謹、團結協作、勇於攻關的科技隊伍。鄧稼先謙虛低調，“核武器事業是成千上萬人的努力才取得成功的，我隻不過做了一小部分應該做的工作”。鄧稼先淡泊名利，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殫精竭慮鞠躬盡瘁，在生活上卻從無要求，廉於取名，菲於奉身。鄧稼先朴實無華，平時穿一套灰色咔嘰布的中山裝，每天騎著自行車上下班，給他配的專車，除了工作需要，從不使用。

長期從事核試驗工作，使鄧稼先的身體受到嚴重輻射。1985年7月，他被檢查出患了直腸癌，他平靜地說：“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他進了醫院，再也沒能走出來，住院363天，動了3次手術，一直疼痛不止。即使這樣，在生命的最后時光，佔據鄧稼先腦海全部的仍然是中國的核事業，忍著病痛和核物理學家於敏共同書寫了《中國核武器發展規劃建議書》，趕在全面禁止核試驗之前，使中國的核武器發展達到了實驗室模擬水平。臨終前，鄧稼先的最后一句話是：“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1986年7月29日，積勞成疾的鄧稼先被癌症奪去生命。在生命最后一個月裡，他28年的秘密經歷才得以披露。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鄧稼先具有縱死不悔的抉擇和對祖國無限忠誠的情懷：“選擇了核武器，就意味著選擇了犧牲和付出。可是，我對自己的選擇，終生無悔”。“假如生命終結之后能夠再生，那麼，我仍選擇中國，選擇核事業。”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鄧稼先“生如閃電之耀亮”，他將對父母、妻子和兒女的愛化為對國家和民族的大愛。鄧稼先所代表的科學家精神已熔鑄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他的不朽英名，將永遠閃耀在歷史的天空;他的卓越功勛，將永遠銘記在人民心中;他的崇高品德，將永遠激勵科研人員不懈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