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雲大峰的父親為了謀生，離開老家海南文昌，遠赴一個名字聽起來有點奇怪的地方——沙撈越（現為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在其首府古晉舅父開的店裡打工，后又回鄉帶著妻子一起重返古晉。

如今，位於婆羅洲北部的沙撈越已納入馬來西亞的版圖。但在歷史上，它曾屬於文萊，1841年英人詹姆士·布魯克因協助文萊蘇丹成功鎮壓叛亂而被任命為砂拉越總督，次年宣布沙撈越脫離文萊成為獨立王國——布魯克王朝。

1931年，雲大峰呱呱落地，在他之前，父母還生育了一個孩子，因為落后的醫療條件不幸早早夭折。年輕的父親一邊手忙腳亂地照顧著新生的嬰兒，一邊心裡還時時挂念遠在故鄉的年老體弱的父母。最終，父親拍板，讓母親帶著剛剛6個月大的雲大峰回故鄉，照顧雲大峰的祖父母。直到1935年1月，父親在古晉和堂叔合開的一間咖啡店有點起色，母親才帶著雲大峰一起回到古晉。

幼年時期的這一段回國經歷，懵懂的雲大峰自然不大記得。但在他幼小的心靈裡，卻埋下了一顆種子——我是中國人！這顆種子在心田安靜地生長著。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軍參戰后南下進佔北婆三邦，以保護馬來亞戰役的日軍側翼，並計劃以此為踏板，進佔荷屬東印度的蘇門答臘和爪哇。馬來亞戰役爆發8日后的1941年12月16日，日本將領川口清健率軍於沙撈越的美裡登陸，於24日佔領古晉。日本共統治沙撈越3年8個月。沙撈越、北婆羅洲和文萊一並被日本劃入北婆羅地區，由日本陸軍第37軍負責防御，駐地設於古晉。

在日本佔領期間，雲大峰在久鎮（日本將古晉改名為“久鎮”）第四小學讀書，因不願繼續接受亡國奴教育，讀了一年后就不再上學，選擇留在家務農以及幫助父親打理生意。直至1946年，他才升入古晉中華中學讀初中。

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求知若渴的雲大峰開始接觸到了進步新思想。家裡一位比他大幾歲的表叔給他帶來了不少進步書籍和報紙。至今，他猶記得讀到著名左翼記者鄒韜奮的《萍蹤寄語》裡描寫的蘇聯與資本主義社會有著多麼大的區別。鄒韜奮筆下的蘇聯成為他的理想之國。后來，他還如飢似渴地閱讀了高爾基的《我的大學》，以及香港出版的《華商報》《正報》《文藝生活》等進步書刊。在進步思潮的感召下，雲大峰的愛國熱情高漲，他逐步認識到青年人應當肩負改造社會的重任，要有置身於革命的遠大抱負。

也正是在這一年，鄰家姑娘葉秋霞的俊俏身影吸引著雲大峰。他默默關注著這位跟他一樣，對進步思想求知若渴，有著共同理想抱負的姑娘。1947年，葉秋霞初中畢業，由於古晉沒有高中，葉秋霞和一些同學打算赴新加坡求學。雲大峰也憧憬著更加自由開放、能夠學習到更多先進思想的新加坡，於是，雲大峰跟著他們一起去了新加坡。雲大峰進入了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以下簡稱“南洋僑中”），葉秋霞則進入了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學。

新加坡曾是英國海峽殖民地，長期受英國直接統治。在日本佔領時期，由於新加坡華人人口密集，也是南洋華僑的抗日運動中心，著名僑領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便發動東南亞八百萬的華僑為中國抗戰籌集了約合4億余元國幣的巨額外匯。落入虎口的新加坡華僑由於先前曾大力援助中國抗日，又組織義勇軍進行過英勇的抵抗，因而遭到日本的忌恨和瘋狂報復。據不完全統計，在日本佔領超過3年的期間約有2萬至5萬名新加坡華僑慘遭殺害。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國重新回到星馬（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合稱），恢復了殖民統治。初期雖曾贊揚馬共抗日有功，並對馬共抗日游擊隊領導人授勛，但旋即於1948年6月頒布緊急法令，殘酷鎮壓馬共及與馬共有關系的政治團體活動，同時也對受中國共產黨影響的進步華僑進行打擊。

南洋僑中是新加坡第一所華文中學，由陳嘉庚帶頭創辦。在二戰前后，戰爭、罷課、反殖民浪潮，使華僑中學成為學生運動的大本營。身處反帝反封建的橋頭堡，身邊又有不少熱血青年，深埋在雲大峰心裡的愛國、進步的種子開始生根發芽。雲大峰閱讀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這些進步的書籍給雲大峰的思想帶來了極大震撼和啟發，使他堅定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信念。

1948年2月，雲大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組織，在南洋僑中開展支援祖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革命工作，他的政治生涯由此開始。同年3月葉秋霞也參加了該組織。據雲大峰回憶，剛剛開始開展工作時，由於時任校長極為開明，再加上有不少中國進步教師逃往南洋，帶來了不少新思想和新信息。南洋僑中校內各種思潮風起雲涌，既有支持馬來亞共產黨的，也有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還有支持國民黨的，各種學生組織都在借力宣傳自己所擁護的思想，相互之間的斗爭非常激烈。雲大峰所在的組織自然也不例外，他們與支持國民黨的組織針鋒相對，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批判國民黨的反動獨裁統治，反對國民黨挑起內戰等等。

學生組織之間的斗爭，尤其是左派思想的傳播引起了英殖民當局的警惕，殖民政府教育局要求學生不問政事，專心讀書，但顯然是無效的。英殖民當局的鎮壓迫使雲大峰所在組織的活動轉入地下，成員蟄伏以待時機。

1949年6月30日，雲大峰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葉秋霞也於1949年10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南洋僑中的學生自治會下設執委會和議會，議會由每班選出3名同學擔任議員組成，雲大峰當時擔任了議會會長。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南洋僑中全校喜氣洋洋，雲大峰主持召開會議通過慶祝新中國成立活動的三項決議：一、舉辦慶祝文藝晚會﹔二、致電祝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三、全校師生集中升新中國國旗。10月9日，南洋僑中舉辦的慶祝晚會氣氛非常熱烈，除本校師生外，還有許多家長以及新加坡的幾所華文中學的學生，總人數近千人。晚會開始前全場合唱新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晚會上學生代表還宣讀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晚會宣言》，大家歡呼獨立的、自由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誕生了。晚會結束后全體師生又合唱《團結就是力量》。10月11日，全校師生在學校的操場舉行了庄嚴的升旗儀式，五星紅旗在嘹亮的歌聲中冉冉升起。

這樣的局面，顯然是英殖民當局不願意看到的。10月12日，英殖民政府致函南洋僑中說，學生會的慶祝活動“涉社團注冊法令”，要求學生會在10月20日前申請注冊，否則學生會將被認定為“非法社團”，“其人員將被監禁三年，學校也會受到懲罰”。10月14日，英殖民當局繼續向學校施壓，將學生們在禮堂裡張貼的愛國壁報全部撕毀。10月20日，經學生自洽會議會討論，成員們都認為學生自洽會議會沒有涉及違法活動，因此拒絕申請注冊，為防止英殖民當局繼續發難，隻能解散議會。此后，英殖民當局又派了數批警察和便衣特務到學校的學生自洽會和一些學生宿舍進行搜查，但一無所獲。於是，他們勒令學生自洽會的執委和議長集中起來，強行登記了所有人的姓名和居民証號碼。

1950年5月31日，南洋僑中裡沖進來200多個英國警察，他們借口搜捕馬來亞共產黨員，抓捕了包括雲大峰在內的19名學生和1名老師，還逼迫學校開除了68名學生，雲大峰是其中之一。由於沒有確切的証據，過了一個月后，在雲大峰的父親親自前來保釋下，雲大峰被釋放了，與父親一起回到古晉。但他已被英殖民當局列入“黑名單”，在回到古晉后，他被英殖民當局叫去訓話，被警告不准從事任何政治活動，並被沒收了護照。葉秋霞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是南洋女中學生自治會的會長。在新加坡的華文中學中，南洋女中是最早舉行新中國成立慶祝活動的，學生在10月4日舉行了文藝匯演慶祝新中國成立。機敏的葉秋霞在聽到雲大峰被捕后，立刻逃回古晉，躲過了一劫。

經此挫折，這對青年男女絲毫沒有放棄心中的理想。雲大峰進入古晉聖約瑟英校繼續讀高中，表面上是個安穩的學生，實際上卻和葉秋霞在當地華僑中開展擁護支持新中國的工作。這樣的生活持續到了1952年2月，雲大峰和葉秋霞忽然接到了組織上的消息，通知他們撤退回國。

接到消息的雲大峰和葉秋霞又驚又喜，他們心心念念，曾經為之奮斗過、努力過的祖國在召喚他們回去。一想到這，雲大峰渾身的血液都似乎沸騰了起來，恨不得兩脅生翅，立刻飛回中國。

但現實情況卻是困難重重。其一，雲大峰的家人並不知曉，也不會支持他參加如此危險的政治活動，因此雲大峰的回國之旅必須要瞞著家裡人﹔其二，古晉沒有直達中國的飛機和輪船，要想回中國，必須先去新加坡，但雲大峰和葉秋霞都受到了英殖民當局的監視，且沒有護照，顯然無法進入新加坡，也就回不了中國。

看著沙撈越的地圖，雲大峰想起了一個曾經十分要好，如今在印尼的許姓同學。沙撈越南部與印尼交界，而印尼當時已是獨立國家，並不受英殖民政府管控，如果能夠偷渡到印尼，那麼應該能回去中國。

可是如何偷渡呢？雲大峰苦思冥想。他首先想到了利用假期出游的機會，與葉秋霞一起出逃，但葉秋霞當時已是一名教師，與尚在讀書的雲大峰假期時間並不重合。而若要就著葉秋霞的放假時間安排，身為學生的雲大峰也不能曠課數天而不被發現。

如此一來，雲大峰隻剩下一個選擇——休學。為了讓父母接受自己退學，雲大峰開始裝病，他謊稱自己頭暈頭痛，無法完成學業。父母將他送到醫院看病，又抓了不少中藥，但數月治療下來，雲大峰的“病情”依舊沒有起色，無奈之下父母隻得同意辦理休學手續。

1952年6月，葉秋霞的假期即將開始，雲大峰憑著精湛的“演技”，讓父母相信自己的病情開始慢慢好轉，可以與朋友們一起外出郊游。但是，如果以和朋友們外出游玩為由而出逃，英殖民當局可能會將這些朋友逮捕審問。為了不給這幾位既知情又非常支持他倆的朋友們添麻煩，雲大峰想出了一條連環計：他先是跟父母聲稱自己將與葉秋霞及其他幾位朋友一起去某地游玩數天，然后暗地裡跟這幾位朋友說好，到了出發那天，自己會讓一個親戚跟他們假稱雲大峰因病不能外出跟他們一起旅游，為表歉意，將雲大峰母親做的紅燒牛肉送給他們在路上吃。如此一來，雲大峰的父母和朋友都能避免引起英殖民當局懷疑，且父母也無法阻止雲大峰出逃。此外，雲大峰還預先給父母寫了一封信，將出逃真相和自己立志報國的決心寫了下來。

1952年6月28日凌晨五點，雲大峰躡手躡腳地起床，洗漱、喝了一杯咖啡，就騎著自行車將母親給他郊游所准備的一桶紅燒牛肉送到了那位親戚的住處，並將信交給親戚。為避免親戚被父母責問，雲大峰讓親戚將信交給一個相熟的朋友，讓朋友過三四天后再交給父母。

做好所有准備后，雲大峰來到葉秋霞家，兩人租了一輛車，搭乘數十英裡到了一個鎮，在鎮上過了一夜，然后再坐車到了印尼與沙撈越交界處。到此處之后，車輛無法通過邊境，雲大峰和葉秋霞雇了一個向導，帶領他倆在羊腸小道上走了三天的路，每天都要走七八個小時。后來，他們在印尼遇到了一群正在郊游的印尼華僑學生，便混進他們的車到達了印尼的山口洋，一天之后再到坤甸，順利到達許同學家。

許同學熱情地接待了雲大峰和葉秋霞，並積極為他們改名換姓辦理護照。雲大峰和葉秋霞在許家的安排下在印尼住了半年。直到1952年12月，印尼有大批愛國華僑學生返回中國，兩人准備好護照后，許同學的哥哥還親自帶領雲大峰和葉秋霞搭乘水上飛機到達雅加達，買好船票送他們上了一艘荷蘭輪船回國。

上了船的兩人終於鬆一了口氣，但隨即他們才知道，這艘輪船竟然要在新加坡停靠，因為還有新加坡的乘客要上船，那就意味著新加坡移民廳的官員也會上船執行公務，兩人又忙不迭地在船上躲避了一番。直到輪船駛離新加坡，船上的華僑青年如釋重負，朝氣蓬勃的臉上都展露出興奮和期待。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不知是誰起了個頭，大家都唱起了熟悉的“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隨后，船上掀起了一陣為抗美援朝捐款的熱潮，不少華僑不僅慷慨解囊，許多人甚至連自己身上的手表、金項鏈也都捐了出來。此情此景，六十多年后的雲大峰仍然歷歷在目。

1952年12月31日，輪船抵達香港，港英警察嚴格盤查后，武裝護送這批乘客搭上火車去深圳，雲大峰和葉秋霞又輾轉到了廣州。在離家半年后，他們終於到達了朝思暮想的祖國。

入住廣州的一家招待所后，就像諜戰片裡的場景，雲大峰撥通了一個牢記於心的電話號碼，報出了神秘的“接頭暗號”，然后與接聽人約定了第二天在中山紀念堂見面。回國半年后，雲大峰和葉秋霞成為北京中僑委政策研究室馬來亞科的科員。

1954年，在中國和蘇聯的援助下，越南在法越戰爭中擊退了法國的進攻。同年7月的日內瓦會議上，與會國簽署了《日內瓦協議》，越南以北緯17度為界，被分割成社會主義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與親西方的、資本主義的越南共和國（南越），北越由胡志明領導，南越由保大帝領導。

越南北部與中國廣西、雲南接壤，因此自古以來便有不少中國人移居越南。據資料顯示，1951年，越南華人約有150萬人，其中分布在南越135.7萬人，北越9萬人，越南中部5.3萬人。1951年越南北部有華僑華人商號3821家，主要集中於海防、峴港、歸仁、番切等地。華僑華人主要經營工商業，包括碾米、制糖、軋棉、紡織、造船、釀酒、化工等行業，活動范圍十分廣泛。

根據《日內瓦協議》規定，法軍應該在10個月內完全撤出北緯17度以北地區。但是在這10個月期間，法軍卻“小動作”不斷：他們用各種手段煽動北越華僑華人遷往南越，以期打擊北越的經濟。而此時，身處北越的華僑華人對新生的北越共產主義政權也不甚了解，一時間人心惶惶，謠言四起。因此，胡志明請求中國政府協助安撫在北越的華僑，加深他們對共產主義的認識和理解，使他們在北越能夠安心生活。

1954年9月，雲大峰和葉秋霞這對曾經共患難的有情人終成眷屬。同年12月，新婚不久的雲大峰被調任中國駐越南大使館職員，與其他兩個同事以及一個電影隊一起從北京搭火車到廣西南寧市，再輾轉來到與越南交界的邊境，在部隊的兵站住了一宿。第二天，越南的幾輛軍車載著他們穿過友誼關，一路趕到了北越首都河內。

到達河內的當晚，恰好是除夕夜，胡志明舉辦了一個慶祝晚會，邀請中國駐越南大使館的眾多工作人員參加。雲大峰也參加了這一活動，在晚會上見到了穿著橡膠鞋的胡志明。晚會即將結束時，在胡志明的指揮下，大家激情昂揚地用越南語唱起了歌曲《團結就是力量》。

雲大峰等人到越南后就由大使館安排參加由二等秘書戴路領導的，開展越南第三大城市——海防的華僑工作。但由於當時海防仍然處於法軍控制范圍，尚未解放，因此工作組無法直接進入海防。河內與海防相距大約120公裡，在這段路程的中點，有一座城市——海陽，距離海防的邊界僅有18公裡，因此成為工作組的落腳點。為了做好海防的華僑工作，越方還將一些在海防的華裔成員交由工作組領導。工作組就通過這些成員組織海防的華僑華人陸續到海陽來看中國電影和開座談會，給困難華僑送溫暖，以及做各種宣傳活動等等。1955年5月13日，北越軍隊接管海防。5月15日，最后一批法國士兵從海防撤出，海防獲得解放。工作組也進駐海防，成立由戴路領事為首的中國駐越南海防領事館，雲大峰也隨之成為新領館的職員。

1955年9月，雲大峰接到了一個新任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組織華僑回國觀光是中國對外宣傳活動的一部分，中國希望通過觀光將華僑爭取過來，解除他們對中國的顧慮，使他們成為中國開展對外工作的線索和橋梁。因此，經過一番篩選和邀請后，雲大峰和另一位同事陪同30位越南華僑登上了回國的火車，趕赴在北京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周年慶典。

這趟觀光之旅是雲大峰永生難忘的記憶。因為在北京，他見到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

9月30日晚，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飯店舉行國宴款待來賓，並不是所有來觀光的華僑都能參加國宴，但幸運的是，雲大峰陪同的30位越南華僑都受到了邀請。國宴開始前，一身中山裝的周總理站在門口迎接來賓。雲大峰帶著30位越南華僑和其他來賓一樣，排成一隊准備進去。他排第一個，輪到他時，周總理親切地問道：“你是從哪裡回來的？”

雲大峰下意識地回答：“越南。”周總理笑著和他握了握手。多年后，雲大峰回想起這一幕，仍然十分激動，“我這麼一答，讓總理把我誤認為是華僑了，我真是不好意思，但是能夠和總理握手，我可太高興了！”

慶典結束后，雲大峰陪同越南華僑赴南京、上海、杭州、南寧等地參觀游覽名勝古跡、工農業、手工業、文化教育事業、市政建設等方方面面的內容。

后來，雲大峰還先后在中僑委國外一司印尼處、韶關廣東大寶山礦、廣東省僑聯宣傳部、廣東華僑歷史學會等部門任職。1990年1月，雲大峰離休。

1991年，雲大峰和葉秋霞回到闊別已久的古晉探親。當年雲大峰不辭而別后，雲大峰的父親於1961年去世，父子倆再也無緣得見，而雲大峰的母親則在1975年到中國探望過兒子一家。“我們那一代人，雖然在外國出生，但是骨子裡就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我父親一輩子雖然不怎麼關注政治，但是他在古晉掙了一點錢，也要想方設法在國外買木材，用帆船運回中國老家蓋房子，就是始終認為自己的根在中國。我離開家的時候，心底裡也知道這一走此生不一定還能回古晉，但是沒有猶豫，也沒有后悔，因為為祖國奮斗是我一生的理想。”雲大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