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和全省開展“再學習、再調研、再落實”活動之際，由中國僑聯信息傳播部指導，福建省僑聯主辦，各設區市僑聯等協辦，聯合推出“追夢中華 學僑史 憶僑杰”專題宣傳。報道百名閩籍華僑華人和歸僑僑眷代表（或事件）與祖（籍）國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百年歷程，投身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實踐，展現敢拼會拼愛國愛鄉無私奉獻的華僑精神，進一步凝聚實現全方位推動高質量發展超越、開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的磅礡福建僑界力量。

徐四民

徐四民（1914—2007年），福建廈門人，緬甸歸僑，著名報人、僑領、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曾任緬甸仰光鼎新書局董事長兼總經理，緬甸華僑抵制日貨總會總干事，緬甸巨輪社副社長、社長，緬甸仰光華區義務警隊隊長，緬甸《新仰光報》董事長、總編輯、總經理，緬甸仰光鼎和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全緬報人協會副會長、緬甸巨輪社社長，緬甸華商商會總干事、副理事長、理事長，緬甸聯邦政府香港國際投資總商會首席特別顧問、總監，香港《鏡報》董事長，香港港事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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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世家 功臣之子

徐四民祖籍福建省同安縣安仁裡灌口徐厝后村（今屬廈門市集美區灌口鎮），1914年8月20日生於緬甸仰光一個著名愛國華僑領袖家庭。

父親徐贊周（1873—1933年）是著名華僑教育家、革命家、社會活動家、報人，是孫中山堅定盟友，為同盟會緬甸分會發起者和重要領導人，對辛亥革命貢獻至偉。1912年3月1日，國民政府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特為他頒“旌義狀”，表彰他對革命的貢獻。徐贊周曾參與創辦了緬甸華僑第一所新式學校—中華義學和益商學校，還參與創辦了《商務調查月報》《光華日報》《光華報》《進華報》《緬甸公報》《覺民日報》等。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曾邀徐贊周出任中華民國高官，但他認為當初毀家革命隻為中華民族，革命成功理當身退，謝絕了孫中山力邀，繼續留在緬甸經商、著述和舉辦華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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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錢入學 仰仗庭訓

徐四民出生時，正是徐家經濟陷入困頓之季。1912年，徐贊周開辦的新國煙草公司破產。幸得朋友借給資本，徐贊周轉為經營鼎新書局兼印務。因經濟緊張，徐贊周未請幫工，全靠著自己“躬操其勞，令家人子女分任各職”，以此營運公司。徐四民小小年紀就成為家裡的排字工，他在所著的《一個華僑的經歷—徐四民回憶錄》中曾對此有過記述：

由於我出生后，家道中落，所以直到十三歲，才進了學校。在此以前，我卻從來沒有進過學校的大門。但是，我的啟蒙卻早在我剛剛表現出自己還有些怪性的時候，就在父親的教誨下開始了。這位不受“束修”的蒙師，不僅教學認真，而且具有崇高威信，不由蒙童玩忽學業。從學認“人、手、刀、尺”到《三字經》《千字文》，到背誦《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直到我攻讀《古文觀止》，都是由父親講授的。為了節約開支，又要兼顧我的學業，於是，我就變成了一名“家庭工讀生”。當我長得能夠排字、上機器的時候，我就變成父親經營的仰光鼎新書局的“手民”—排字工人了。在此以前，我還“幫忙”搞過鼎新書局的店務，當過店員工人。我由排字房的學徒，很快就掌握了全部工藝過程，很快我就能操作一小時印一千張的“元盤”印刷機，受到家長兼老師的表揚。

當時，徐四民白天做工，晚上讀書，雖然辛苦，但也因此讀了許多書，他曾回憶說：“鄒韜奮主辦的《生活》周刊，我總是全緬甸第一個讀者。因為一打開郵包，我就先閱讀起《生活》來了。”“我的小學課程，是在誦讀古文和自閱雜書、期刊中完成的。說實話，從這些‘課外讀物’中，我得到的知識是遠比小學的課堂講授的東西要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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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跳級 兩進中學

徐四民13歲那年，進入馬來亞檳城著名的鐘靈中學上一年級。鐘靈中學是徐贊周當年同盟會戰友創辦的。14歲時，回到仰光進入緬甸華僑中學讀初二，因學業優良，半年后就跳班進了初三。15歲時，考上廈門大學預科，次年因大哥病故，徐四民回到緬甸。

父親徐贊周對徐四民影響甚大。他自小看著父親為國奔波，也深切體會到僑居緬甸的華僑華人熱愛祖國和家鄉的真摯情懷。1933年父親去世后，他繼承父志，支持愛國活動。

1936年，徐四民以同等學力考入廈門大學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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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全緬 抵制日貨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徐四民回到緬甸，投身華僑抗日救亡工作。他積極奔走，宣傳抗日，號召華僑堅決不買日貨，參與發起創立抵制日貨愛國團體。10月2日，緬甸華僑抵制日貨總會在仰光成立，宗旨是：削弱日本經濟實力，打擊日寇，支援祖國抗戰。

徐四民在《一個華僑的經歷—徐四民回憶錄》中曾這樣回憶緬甸華僑抵制日貨總會：

緬甸華僑抵制日貨總會是以店員、學生及一般工商業者為基本成員的愛國群眾組織。這些成員年輕熱情，肯跑肯干，任勞任怨，所以很快就發展到一百多個分會，分布在緬甸各地、各個邊遠的角落。這個群眾組織的工作是抵制日貨、打擊漢奸，以實際行動宣傳抗日救亡。……

華僑抵制日貨總會在打擊奸商與漢奸的工作上，做得積極而又出色。總會派出人員到全緬各地的商店去登記各店所存的日貨，限期售空。凡違反公約者先提出警告，進一步沒收貨物，集中焚毀。為了配合這項抵制日貨的任務，總會還組織了一個不公開的“鋤奸團”來開展對漢奸分子的打擊、懲戒。對於屢戒不悔、態度頑固的奸商或經常出入日本領事館、暗中破壞華僑救亡運動的漢奸，一般在鬧市給予“涂烏油”﹔對於其中最惡劣的分子，甚至給以“割耳雜”的懲罰。為了避免日本領事館的注意和殖民地政府的干涉，“鋤奸團”對外名稱為“促善團”。這個團的成員是由國術團體抽調的，一般都會些武功。

在執行任務時，召集人員，分配任務，以及決定懲罰對象的名單等等，則由“促善團”的五人小組研究決定，這個團體的行動是秘密的，使漢奸、奸商談虎變色。一時間“打漢奸”的聲浪此起彼伏，聲勢很大。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的行動顯然“無法無天”。但是，我們所有的行動都是基於民族的仇恨。打擊、懲罰的對象，又都是人人憎惡、民憤極大的漢奸。所以，那時候並沒有什麼人覺得我們的行為激烈過火，那些敵視抗日救亡的野心家和親日派，面對這些愛國活動，也都束手無策，敢怒而不敢言。

1938年8月8日，緬甸華僑抵制日貨總會還在仰光寧陽會館舉辦仇貨樣本陳列所，向僑胞宣傳識別和拒購日貨。

5

傲骨凜然 威武不屈

徐四民在領導緬甸華僑抵制日貨和募捐援國活動中，排除各種干擾，甚至置個人生死而不顧。

當時，日軍為盡快吞並中國，很快佔領了中國港口城市，在敵人封鎖和包圍下，唯一的對外通路最后僅剩下滇緬公路，一切軍用物資都仰仗這條大動脈輸送。國內一些發戰爭財的投機商和腐敗官員也紛紛涌入仰光，腐敗官員與投機商們在緬甸揮金如土，影響了一些華僑抗日救國熱情。

為集合更多華僑力量為祖國抗戰服務，徐四民數次利用緬甸華僑社會的國民月會講壇，登台痛斥腐敗官員與投機商，引起了一些相關人士的不滿。他們先是利誘，有的允諾給經費讓徐四民開辦一個滑翔機訓練班，有的願出資與之合作做生意，條件隻有一個—讓徐四民閉嘴。徐四民展現出了他富貴不能淫的傲骨，坦然拒絕在不少人看來是天賜良機的發財機會，堅持為民族利益發聲。見徐四民不吃“敬酒”，仰光幾十家經營日貨生意的老板，放出風來，說是正在集資雇人把徐四民清除掉。還有一些奸商曾散布流言，並且誣告徐四民為“赤色嫌疑分子”，要求殖民政府驅逐徐四民。徐四民威武不屈，堅持斗爭。

在抗日戰爭期間，徐四民與著名華僑領袖陳嘉庚結成了忘年之交。1940年3月，時任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親率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取道緬甸，經昆明回祖國視察勞軍，並親赴陝北，在延安見到毛澤東，目睹了陝北抗戰情況。陳嘉庚回來后在緬甸華僑歡迎會上介紹國內抗戰形勢，特別是延安團結一致打東洋，軍民一家，吏治清廉的事實，指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這給徐四民帶來了強烈的震撼，影響了徐四民的一生。徐四民在回憶錄中稱陳嘉庚緬甸之行“為南洋廣大僑胞帶來了光明的消息”，“每一憶及，在我的心靈深處依舊涌現一種景仰與感激之情”。

6

組建警隊 保衛仰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22日日軍開始輪番轟炸仰光，並肆無忌憚地向仰光街道鬧市瘋狂掃射。隨著東南亞多地淪入日手，緬甸危在旦夕。

為保衛僑居國和抗擊日本侵略者，徐四民臨危受命，組織仰光華區義務警隊。《一個華僑的經歷—徐四民回憶錄》中對此有這樣記述：

緬甸華僑中的抗日青年一向被殖民地政府視為是一群不安分守己的滋事者、社會上的“危險分子”。過去，當局總怕這批抗日分子的種種愛國活動會激怒日本人。如今，形勢急轉直下，這批“危險分子”在殖民當局心目中，也變了樣子，成了可靠的朋友，一支可以合作的防衛力量和維持后方治安的力量。

戰爭的消息顯然不佳，市面上已呈現混亂現象。隨著敵人的逼近，政府機構已經開始撤退，部分華僑也離開仰光，紛紛奔向緬北，准備隨時回國到雲南去了。在緬甸的首府，伴隨著人心惶惶而來的是市井宵小之徒到處趁機活動，社會秩序開始惡化。……

在這種山雨欲來的時刻，我們接受了英軍的委托，在華區組織起了義務警隊，來維持淪陷前華區的治安。我與曾金德、林水石分別擔任正副隊長。由於有抵制日貨總會的基礎，再加上有各個愛國社團的青年朋友的支持，這個義務警隊很快就成立起來，並且在組織建成后，立即上街執行任務。仰光華區的義務警隊在街頭操兵，巡邏守夜，工作認真負責，做得一絲不苟。由於這是純屬自衛性質的武裝組織，又是盡義務，所以獲得了仰光華區各界人士的支持。為了切身利害，各方面的領袖人物無不協助義務警隊，並且一致稱贊我們的服務精神。義務警隊在華區維持秩序的時間，雖然僅僅為時一個月。但是，這種風餐如宿的戰斗歷程，卻成為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軍事生活”。

7

緬甸淪陷 堅守氣節

1942年3月，日本侵略者攻佔仰光。由於徐四民擔任緬甸華僑抵制日貨總會總干事，是日軍要捕殺的抗日分子。日軍進入仰光前夕，徐四民帶著已有身孕的妻子郭素蘭棄家離開仰光，開始了歷時3年的艱苦危險的逃亡生活。

離開仰光后，徐四民艱難撤地至八莫那卯村。此時日軍也截斷棒賽公路，瘋狂進攻八莫。日軍攻下八莫的第二天，徐四民和26名僑胞被抓到軍營，好在當地人尚不知這位高大的壯漢即是緬甸華僑抗日領導人之一，沒有人指認他。日軍准備將徐四民等27人一並槍斃示眾。當時，審訊的憲兵隊長注意到徐四民所戴的名貴手表，抓住他的手，聚焦手表，貪婪地看來看去，徐四民當機立斷，把這塊珍貴的結婚紀念手表脫下送給憲兵隊長，憲兵隊長的臉色瞬間轉向和緩……一塊名表換取了一張27人的通行証，大家死裡逃生。

回到那卯村，徐四民決定快速離開八莫，因為這裡已成為日本遠征軍緬北司令部所在地，大批日本正規部隊陸續搭乘拖船來到這個軍事重鎮。

徐四民費盡周折，帶著家人先到杰沙，在妻兄郭聯裕介紹之下，先到了緬甸故都曼德勒，住在佛廟區。在此住了三個月，仰光又傳來消息：緬甸抵制日貨總會常委葉楷書和楊名題、李伯森、曾文照、林加樵等五位抗日救亡團體領導人被日軍槍決，日軍發出通緝令，到處搜捕徐四民，要將之抓去作為第二批殺害的主要對象。

風聲越來越緊，徐四民決定再次轉移。很快，徐四民攜家人轉移到緬甸中部叢林區的一個極荒涼的叫枝小鎮。小鎮北依叫枝山脈，森林密布。徐四民安家於鎮中一個叫老山根的古村，古村位於叢林與江流相交之地且地勢較高，對岸平原一帶日本軍車一到，老山根就能馬上看到，可以及時通知村民離家躲避，撤入叫枝山。郭聯裕的一個親戚在老山根設有碾米廠，也正是因為這層關系，徐四民一家人得以來此避難。

徐四民在老山根開了一家小雜貨店，改名“吳生埃”，艱難謀生。即使在這樣的困境下，徐四民也未忘使命，他利用自己經常要到8英裡外一個有火車站的大鎮—秉麗貢去補貨，通過各種方式了解、分析戰爭消息和形勢，回來以后就像講故事似的向大家講述時事新聞，使得他的這家雜貨店幾乎變成了一個可以聽到外界新聞的文化中心，不斷給予大家抗戰必勝、日本侵略者必被打垮的信心。他自己也成為當地百姓可信賴的人，這也使他一家人在這個山村裡平平安安地度過了三年的淪陷歲月，也保住了自己氣節。

8

抗戰勝利 全緬僑領

1945年5月4日，仰光光復，各行業逐漸復蘇。7月2日，徐四民重歸仰光。回來后，徐四民發現自家的鼎新書局早已被洗劫一空，整棟大廈成為一棟空樓。隨著撤離的華僑陸續回到仰光，徐四民敏銳地感覺到仰光華僑迫切需要一份立論公正、報道真實可靠、反應及時的報章。於是，他聯合朋友，克服各種困難，著手籌辦《新仰光報》。1945年8月5日，《新仰光報》問世。與之同時，他在自家樓下創立了鼎和公司，憑借機智營商之道，取得了全緬燕窩經銷權和西德奧林比亞打字機等辦公用品的全緬代理權，這種獨家生意為徐四民在經濟上打下了穩健的根基。

在辦報與經商的同時，徐四民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滿腔熱情地服務華僑社會，光復不久就擔任了全緬報人協會副會長以及巨輪社社長，並在服務社會中，成為當地僑界商會領導。1946年6月，緬甸華商商會復辦，徐四民擔任復辦后第1至第3屆的總干事、第7屆副理事長、第8屆和第9屆理事長。

徐四民經商有成，他將不少財力與精力投入興辦華文學校，參與創辦了當地的華僑中學、中國女子中學。

徐四民也成長為緬甸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和華僑領袖。曾任緬甸聯邦政府香港國際投資總商會首席特別顧問、總監，香港國際投資總商會訪問緬甸經濟考察團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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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赤子 效忠一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徐四民帶領緬甸僑華僑名杰，升起了當地第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同年，他被邀請回國出席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並擔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正式開始其從政生涯。一九五四年，他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20世紀50年代初期，西方從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封鎖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徐四民作為緬甸愛國僑領，負責接待借道緬甸的中國領導人，義務擔任安全保衛工作，由此與周恩來、廖承志等領導人建立起深厚友誼。

20世紀60代初，緬甸軍政府實行國有化，徐四民的生意被收歸國有，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通過駐緬甸大使耿飚傳話，歡迎徐四民回國。1964年，徐四民舉家回北京定居，擔任了全國僑聯的駐會委員。

1976年，徐四民舉家來港定居。1978年，全國政協活動重新步入正常化，徐四民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繼續為國效勞，並在香港與志同道合者創辦《鏡報》月刊，針砭香港殖民政府的弊政，宣傳愛國思想。

20世紀80年代初，中英開始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徐四民當時以七十高齡，積極投身過渡事務。1982年至1997年，先后被國務院港澳辦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委任為港事顧問，被全國人大任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入選全國人大香港特別行政區人民代表選舉委員會主席團，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

為表彰徐四民為香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所作出的重要貢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向頒發最高榮譽獎章—大紫荊勛章。

徐四民是第一屆、第五屆、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還曾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2005年9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向徐四民授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

徐四民一生赤誠地效忠祖國。在徐老的個人畫冊上，他曾親自填詞了一首動人的歌曲《我是祖國的兒子》：“中國是我的祖國，也是我的偉大老師，我從祖國的存在中學習到許多真理。我愛祖國，盡管祖國也給過我不少痛苦，我愛我的祖國！我永遠寄希望於她，雖然她曾使我失望過，我永遠寄希望於祖國。所有這一切，是由於我是她的兒子，一個最誠實，可能也是最固執的兒子。”

2002年，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為表彰徐四民對國家的長期貢獻，專門題詞高度肯定他的愛國情懷，並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親自送到徐老府上。題詞曰：“以弘揚正氣之筆，寫愛國愛港之情。”

2007年9月9日，徐四民病逝於香港，哀榮備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