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僑雖然長期生活在國外，但他們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祖國同胞有著共同的民族情感。無論革命、建設還是改革開放時期，海外華僑為民族獨立和祖國建設都做出了重要貢獻。陳嘉庚是海外華僑的杰出代表，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國內學界對海外華僑與中國共產黨的研究較為關注，主要集中於抗日戰爭時期華僑對祖國抗戰的貢獻和中國共產黨對華僑的統戰工作或僑務政策。其中，對華僑領袖與中國共產黨的研究，主要涉及陳嘉庚與中共領導人的交往以及陳嘉庚、司徒美堂等對祖國抗戰的支持。關於海外華僑在國際傳播方面的研究則較少，尤其是海外華僑對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國際傳播研究更是少見。本文擬從國際傳播視角出發，以華僑領袖陳嘉庚為考察對象，系統梳理陳嘉庚傳播中國共產黨形象的主要方式，全面評價陳嘉庚對中國共產黨形象傳播做出的重要貢獻，期待能為海外華僑研究提供新的理論成果，並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國際傳播提供啟示。
一、陳嘉庚與中國共產黨交往的緣起
全面抗戰爆發以前，僑居南洋的陳嘉庚和中國共產黨並無交集。1940 年3 月，陳嘉庚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簡稱“南僑慰勞團”）回到祖國，由此開啟與中國共產黨的相識相知。這其中，既有歷史提供的重要機緣，也有愛國情感的堅實鋪墊﹔既有思想上的提前准備，也有現實中的深刻教育。
（一）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陳嘉庚與中國共產黨的交往提供了歷史機緣
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號召“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這裡的“一切力量”當然也包括海外華僑。民族危亡之際，僑胞們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1938 年3 月18 日，毛澤東為馬來亞華僑抗敵后援會代表團題詞：“全體華僑同志應該好好團結起來，援助祖國，戰勝日寇。共產黨是關心海外僑胞的，願意與全體僑胞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為爭取廣大華僑對祖國抗戰的支持和援助，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比較成熟的僑務政策，加強了在海外華僑中的組織、宣傳工作。3 月29 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發表《告青年僑胞書》，表示要“促成海外僑胞反日救國的統一戰線”。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新加坡發起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部，並很快發展到馬來亞、緬甸、越南、暹羅等國，僅新加坡一地就有1 萬多人。1938 年秋，黨中央從延安各學校選出10 多名歸僑組成海外工作團，派到海外發動華僑援助祖國抗戰並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可以說，全面抗戰的爆發為陳嘉庚與中國共產黨的交往提供了歷史機緣。
（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懷是陳嘉庚與中國共產黨交往的情感基礎
陳嘉庚雖身處海外，卻時刻心系祖國和人民。1935 年，福建漳州、泉州等地發生水災，陳嘉庚募得國幣80000 余元匯回祖國，賑濟災民。1936 年，李宗仁、陳濟棠等聯合反蔣，陳嘉庚以“外侮日迫，萬萬不可內訌”加以勸阻。蔣介石五十壽辰時，陳嘉庚聯絡南洋華僑“購機壽蔣”，共募得130 余萬元國幣。有人對此不解，陳嘉庚表示：“購機壽蔣是名，獻機救國是實。”全面抗戰后，陳嘉庚領導僑胞成立“南洋各屬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募捐巨款，支援祖國抗戰。1938 年10 月28 日，陳嘉庚從新加坡拍來“敵人未退出我國以前，公務員談和平便是漢奸國賊”的電報提案。1939 年4 月12 日，陳嘉庚致電蔣介石，怒斥汪精衛投敵叛國，強烈要求政府以國法嚴懲汪逆。殷殷桑梓情，拳拳赤子心，陳嘉庚濃厚的家國情懷由此可見。始終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是陳嘉庚一生的追求，也是他的偉大之處。而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將為民族謀復興和為人民謀幸福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並為之不懈奮斗。因此，從爭取民族解放和關心人民福祉的意義上說，陳嘉庚和中國共產黨的相識相知在情理之內，意料之中。在民族情感和愛國主義方面擁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這是陳嘉庚與共產黨交往的情感基礎。
（三）《西行漫記》為陳嘉庚與中國共產黨的交往做了思想准備
久居南洋遠離祖國的陳嘉庚受國民黨片面宣傳的影響，起初對共產黨也難免存在偏見和誤解。1938 年，時任新加坡《南洋商報》編輯和評論員的張楚琨，送了一本《西行漫記》給陳嘉庚，並向他介紹說：“國共磨擦很厲害，大家想弄清楚誰是誰非，這是美國記者訪問陝北的親歷記，看來報道還客觀，僅供參考。”據張楚琨回憶，陳嘉庚對此書很感興趣，曾從頭至尾仔細閱讀過。雖然目前沒有資料顯示陳嘉庚閱讀此書后的心路歷程，但1940 年3 月26 日陳嘉庚一踏上祖國的土地，在重慶機場接受記者採訪時就公開表示：“若第八路軍所在地延安，如能達到，余亦擬親往視察，以明真相。”剛剛回到祖國的陳嘉庚，對重慶的奢靡和國民黨的腐敗都不甚了解，與共產黨也尚未有過接觸，既談不上對國民黨有多少不滿，也談不上對共產黨有多少好感。但“以明真相”表明，他對共產黨挑起國共沖突的傳聞是存疑的，他並不完全相信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抹黑宣傳，所以才決意親自前往延安探查真相。可見，斯諾的《西行漫記》對陳嘉庚還是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推動他前往延安探究真相的直接動因，也為他與中國共產黨的交往做了思想上的准備。
（四）重慶與延安的巨大反差是陳嘉庚與中國共產黨交往的現實基礎
回到祖國的陳嘉庚在重慶親眼目睹國民黨官員奢侈享樂、昏庸無能、貪污腐敗、結黨營私。在重慶一個多月的所見所聞，使滿懷希望而來的陳嘉庚大失所望。不管蔣介石怎樣拉攏他，干擾他和共產黨領導人接觸，阻撓他前往陝北延安，都不能動搖他探究國共摩擦真相、勸說國共兩黨團結抗戰的決心。1940 年5 月31 日，陳嘉庚沖破重重阻礙抵達延安，開啟七天八夜的考察行程。陳嘉庚不僅同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就抗戰、國共合作等問題深入交談，還廣泛接觸集美學校和廈大校友以及歸僑青年，並出席延安各界歡迎會，參觀延安的工廠等。細致入微的考察，不僅打消了陳嘉庚此前對共產黨的種種疑慮，更讓他對延安和共產黨有了真切認識和深入了解。在《南僑回憶錄》弁言中他曾這樣贊揚共產黨，“勤勞誠朴、忠勇奉公，務以利民福國為前提，並實現民主化，在收復區諸鄉村，推廣實施，與民眾辛苦協作，同仇敵愾，奠勝利維新之基礎。”對比重慶和延安后，陳嘉庚不禁發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的由衷贊嘆。可以說，延安之行是陳嘉庚一生中思想轉變的裡程碑。
二、陳嘉庚傳播中國共產黨形象的主要方式
延安歸來后，陳嘉庚通過公開演講、接受記者採訪、撰寫《南僑回憶錄》、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創辦《南僑日報》等多種方式，熱情向海外華僑和國際社會講述延安見聞，廣泛傳播中國共產黨的真實形象。
（一）公開演講
公開演講是陳嘉庚傳播中國共產黨形象的首選方式。從延安返回重慶后，陳嘉庚欣然接受重慶“國民外交協會”邀請，第一次演講《西北之觀感》。陳嘉庚對共產黨的贊揚，讓國民黨人大為不滿。重慶11 家報館，隻有《新華日報》第二天完整刊載了演講內容，傳播范圍和影響力實在有限。此后，陳嘉庚選擇在返回南洋途中發表公開演講。1940 年12 月15 日，陳嘉庚在緬甸仰光社會各界歡迎會上發表了長達3 小時的演講，這是他在海外第一次報告回國考察經過和延安共產黨的情形。在演講中，陳嘉庚詳細報告了國內軍事、后方民眾、教育、農業等各方面情況，並將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中共領袖虛懷若谷、延安朝氣蓬勃的真實形象傳播開來。1941 年1 月，陳嘉庚回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快樂世界體育館發表了長達兩小時的演講。當天，“參加團體，多至四百四十余單位”，聽眾“達萬余人，濟濟蹌蹌，盛況空前”。陳嘉庚對回國考察經過的15 個省的政治情況進行了詳細匯報，並用較長篇幅介紹了陝北延安和中國共產黨的情況。講者“言懇意摯”，聽者莫不為之“動容”。可見，陳嘉庚的公開演講在海外華僑中產生了極大影響。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公開演講屬於人際傳播。美國傳播學者卡爾·霍夫蘭等認為：一般來說，傳播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傳播者。如果傳播者受歡迎、有名望或受人尊敬，進行傳播時不夾帶自私的目的，就會產生最大的傳播效果。陳嘉庚因其公正無私、正義敢言、愛國擔當的個人品格深受廣大華僑擁戴，在海外華僑中享有崇高威望。以華僑領袖之身份，以無黨無派第三者之立場，向僑胞們講述親訪延安的見聞，講述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故事，陳嘉庚的公開演講無論可信度、影響力還是情感溝通效果，都絕非一般大眾傳播所能企及。
（二）接受記者採訪
接受記者採訪，經由他們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共抗戰真相，是陳嘉庚延安歸來后做出的又一選擇。1939 年9 月埃德加·斯諾訪問延安后，陝甘寧邊區再次遭到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再也沒有記者能得到國民黨政府的允許進入邊區採訪。沖破重重阻力到訪延安並探明事實真相的陳嘉庚，希望借助媒體記者尤其是外國記者的力量，將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公諸於眾。
1940 年7 月，回到重慶的陳嘉庚欣然接受蘇聯記者採訪，並表示一定恪守人格，據實答之。然后，“從西安起至延安及回來，凡所問各項，余知者均答”。事實上，陳嘉庚在重慶還接受過許多記者採訪，但因為重慶國民政府嚴苛的新聞檢查制度，記者們的稿件能見報的十無二三，這讓陳嘉庚很是失望。8 月12 日，陳嘉庚出席昆明各界歡迎會后、接受記者採訪時，他曾特意問道：“貴記者是要私人知之，抑欲發表於日報，公於大眾者？”當得知要在各處日報登載並確定昆明絕與重慶不同時，陳嘉庚對記者們提出的問題給予了回答。1941 年1 月1 日，陳嘉庚抵達新加坡3 小時后，就在怡和軒接見各報記者，就外界傳聞的“國共摩擦”發表自己的見解。由此可見，陳嘉庚迫切渴望將自己在延安的見聞更加廣泛地傳播出去，讓國際社會更多公眾能夠了解和認識真實的中國共產黨。因此，隻要有記者來訪，他都樂意接受，並據實回答。
社會名人接受記者採訪，其目的是希望以人際傳播影響大眾傳播。相較於人際傳播，大眾傳播具有傳播對象人數眾多、傳播信息量大且可保存以及傳播速度快等優點。通過媒體記者，借助於報紙等傳播媒介，中國共產黨真實形象的傳播就能在時間和空間上得以延伸和拓展，這是陳嘉庚希望看到的結果。
（三）撰寫出版《南僑回憶錄》
1942 年新加坡淪陷，陳嘉庚避難爪哇期間撰寫了《南僑回憶錄》。1946 年《南僑回憶錄》首先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出版發行，受到海內外廣泛關注和歡迎，曾一版再版，供不應求。《南僑回憶錄》絕不單純是陳嘉庚先生的個人傳記或是南洋華僑襄助祖國抗戰的愛國記錄，事實上它也是一部國共兩黨真實形象的紀實巨著。《南僑回憶錄》用大量篇幅翔實記錄了陳嘉庚率南僑慰勞團回國考察的見聞和感受，對重慶和南返途經的國統區以及共產黨治下的延安都有細致入微的描述和記敘。全國僑聯原主席張國基曾說過：“陳嘉庚先生在三年避難時寫成的《南僑回憶錄》，在南洋是與斯諾的《西行漫記》一樣受歡迎的。在幫助海外華僑正確認識共產黨，認識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了解陝甘寧邊區上，兩本書都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我覺得，在華僑當中，《南僑回憶錄》的影響更大一些，因為華僑覺得陳嘉庚先生的話更親切可信。”
這種觀點並非帶有主觀感情色彩的一己之見。對外傳播的理論與實踐証明：正如我們不可能輕易接受外國傳媒所發送的信息（尤其是觀點）一樣，外國人也不可能輕易接受我們對外傳媒所發送的信息（尤其是觀點）。但假如是外國人所作的發自中國的報道，他們接受的可能性就會大一些（或大得多）﹔假如他們的親屬、朋友、知名人士對他們講述在中國的所見所聞，那麼他們就很有可能接受這些信息。這表明，情感距離直接影響人們對信息的選擇和接受。因此，相比於外國記者，海外華僑當然更願意接受自己擁戴的僑領親訪延安的見聞和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南僑回憶錄》對於幫助海外華僑正確認識國共兩黨有正本清源之功。
（四）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
向美國總統致公開電是陳嘉庚在國際社會傳播中國共產黨形象的有力方式。1946 年6 月26 日，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下，以30 萬大軍圍攻中原解放區，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再次將中國推向內戰的深淵。9 月7 日，義憤填膺的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名義，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譴責美國“多方援助貪污獨裁之蔣政府，以助長中國內戰，長此以往，中國將視美國為日本第二”，要求美國顧全國際信譽，以日本為前車之鑒，迅速改變對華政策，停止對國民黨的一切援助，並撤退駐華美軍。電文列舉國民黨政權貪污腐敗、獨裁專斷、喪失民心的種種事實，高度贊揚中國共產黨“民主政治已見實施，與國民黨轄區，有天淵之別。且中共獲民眾擁護，根深蒂固，不但國民黨軍隊不能加以剿滅，即任何外來金錢武器壓迫，亦不能使其軟化”。電文由路透社、合眾社9 月11 日在新加坡發表，海內外震驚不已。國民黨處心積慮構建起來的虛假形象轟然倒塌，中國共產黨的真實面貌展現在海外華僑和國際社會面前。
（五）創辦《南僑日報》
全面內戰開始后，為幫助廣大華僑看清真相、明辨是非，陳嘉庚於1946 年11 月21 日在新加坡創辦《南僑日報》。《南僑日報》大量報道和分析國內戰局和國際形勢、解放軍的勝利和國民黨軍的慘敗，解放區的光明和國統區的黑暗，美帝國主義干涉的失敗和國民黨政府的崩潰，積極宣傳祖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增強海外華僑對解放戰爭必勝的信心，促進廣大華僑愛國團結。此外，《南僑日報》還經常刊登陳嘉庚親自撰寫的專論和演講詞，及時回答海外華僑共同關心的問題，無情揭露國民黨政權專制獨裁的真面目，深刻闡述蔣介石發動內戰不得人心及美蔣玩火必自焚的道理，有力駁斥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造謠和污蔑，並預言中共必勝蔣政府必敗，幫助廣大華僑擦亮雙眼、廓清迷霧、堅定斗志。《南僑日報》在陳嘉庚的帶領下，成為南洋華僑左翼人士的論壇和喉舌，成為團結華僑各幫派的輿論陣地，為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國際傳播，為黨贏得海外華僑的擁護和支持，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三、陳嘉庚對中國共產黨形象國際傳播的貢獻
在國內外無人能獲准前往延安以辨真假之時，陳嘉庚以南洋華僑領袖之身份，沖破重重阻力和障礙親訪延安，並以各種方式向國內外公眾介紹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澄清國民黨對共產黨的種種謠言，展現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象，為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國際傳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一）澄清國民黨對共產黨的種種謠言
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國民黨為鞏固其專制統治，一方面對革命根據地實行銅牆鐵壁般的軍事封鎖和圍剿，另一方面捏造和散布共產黨的種種所謂“罪惡”。這些子虛烏有的謠言和中傷，經過國民黨強大宣傳機器的渲染和傳播后，給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就連華僑領袖陳嘉庚都坦言：“余未至延安之前，傳聞共產黨甚惡，如無民族思想、無信無義、叛國貪財、奸淫妄殺、搶劫欺詐、絕滅人道，甚於貪狼野獸。”更遑論久居異國他鄉且不諳政治的普通華僑了。因此，澄清謠言和污蔑，是中國共產黨真實形象建構的前提和基礎。
1940 年12 月15 日，陳嘉庚在緬甸仰光社會各界歡迎會上，就海外華僑對中國共產黨的種種誤解專門給予回應和澄清。他在演講中說道：共產黨自西安事變之后，放棄了土地革命、推翻私有制等政策，“所以我們這回在延安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共產黨主義的存在。譬如墾荒，個人自墾自種，各歸私有，經營行業，也是市肆如恆，並無異易”﹔至於共產黨的倫理道德方面，“男女有分，長幼有序，和我們在外面所聽到的公妻共產一類的話，完全不符”﹔“看他們集會揭櫫的口號，仍然是團結一致，擁護中央政府抗戰到底，擁護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槍口對外”﹔至於“共產黨仍想擴充地位”，那是因為共產黨“怕國民黨會將他消滅”。此后，陳嘉庚在緬甸、馬來亞以及新加坡赴各界歡迎會和福建會館的報告，基本上都如在仰光各界開會中所言。
除了公開演講外，陳嘉庚還利用創辦的《南僑日報》澄清是非，駁斥謬論。1949 年1 月31 日，《南僑日報》頭版刊登了陳嘉庚親自撰寫的《辨匪論》一文。文章針對海外流傳甚廣的污蔑共產黨為“匪”的謬論，開宗明義地指出：“匪字解釋為寇盜。強暴搶劫謂之寇，偷竊假冒謂之盜”，“強暴搶劫及偷竊假冒之流，均為自身及私人利欲起見，每貪污無厭，除浪費外復積蓄財產”，然“余前年到中共所統治之延安多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紹禹及其夫人等之生活均簡單朴素，與鄉村平民無殊……公務員生活費，由政府定例供給，絕對不能別營私業，故無奢侈浪費，更無積蓄財產之可言。高級官吏以身作則，安可容下屬越軌行為？夫如是指斥為匪，余所以不得不辯也。”此文不僅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污蔑，還從根本上教育引導海外華僑明辨是非，看清真相。
（二）展現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象
陳嘉庚不僅用事實駁斥外界對中國共產黨的詆毀和污蔑，還在海外廣泛傳播延安和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故事，將中共領袖及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象展現在廣大華僑面前。中共領袖不但生活極其簡朴，而且態度極為謙虛、誠懇，讓陳嘉庚深感欽佩。他在公開演講中多次提到：“共產黨的首領我都會過，朱德、毛澤東兩位我都會過，我找他們一次，他們找我每人都有三四次。”澤東親自到陪同來訪的國民黨壽姓科長房間裡談話至深夜，讓陳嘉庚不禁感慨：“以一省府之科長，毛主席竟與長談若是，足見其虛懷若谷也。”共產黨的平等、民主、清廉更是讓陳嘉庚記憶猶新。與毛澤東會談時，南洋歸僑學生和集美學生進來不僅沒有敬禮便坐，還參加談話並毫無拘束，后朱德、王明夫婦來時，眾人安然會談，均未有起立行禮等繁文縟節，這讓陳嘉庚深感延安“平等無階級制度”。
延安的“公務員薪水每月五元，雖毛主席夫人、朱總司令夫人，亦須有職務工作，方可領五元零用”，足見上下一致，絕無等差。至於官員，“縣長概是民選，正式集大多數民眾公舉，非同有名乏實私弊。至各官吏如貪污五十元者革職，五百元者槍斃，余者定罪科罰，嚴令實行，犯者無情面可袒護優容。”共產黨自力更生、艱苦抗戰的精神也深深感動著陳嘉庚。他在新加坡各僑團歡迎會上報告說：“陝北延安，為中國共產黨根據地。前時延安城內，亦頗繁榮，居民二萬余眾。抗戰后，敵機屢來轟炸，全城夷為廢墟，現已無人居住，城郊四面多山，遂從山下或山麓間，開辟馬路，穿鑿土洞，以為住屋，每洞深約三四十尺，闊十多尺，高亦如之，所有政府機關以及醫院學校民居，概在其中，敵機無法轟炸，故亦久不再來。”這不僅讓久居海外的華僑了解到延安極度艱苦的生存環境，同時也展現出共產黨堅不可摧的抗戰意志和自力更生的奮斗精神。同時，他還指出：“西安事變，蔣委員長曾允准劃定陝甘寧邊區二十一縣為中共治理地，仍歸中央統轄，而中共即取消原有政策，奉行三民主義，邊區民眾產業仍屬私有，三年間新墾荒地，三百余萬畝，亦系私人產業，商人貿易自由，市肆繁盛，與其他各省縣同，衛生教育各費，概由政府擔負。”可見，共產黨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不但是經中央政府允准成立的合法政權，而且共產黨信守承諾，取消原有政策，實行三民主義，這是對共產黨重信守諾形象的彰顯。
陝甘寧邊區的社會新風也給陳嘉庚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長衣馬褂、旗袍高跟鞋，及唇紅口丹、茶樓酒館、女子纏足，絕跡不見”，“風俗質朴，生活簡單，宴樂應酬，更談不到”，“治安良好，無失業游民，無盜賊無乞丐”，鴉片嚴厲禁絕，等等。這既是共產黨勵精圖治的努力結果，也是對共產黨良善之治形象的充分詮釋。
（三）揭露國民黨虛偽腐敗的真實面目
為教育南洋華僑認清國民黨的真實面目，陳嘉庚出版《南僑回憶錄》，創辦《南僑日報》並親自撰寫專論，發表演講，揭露國民黨虛偽腐敗的真實面目。在《南僑回憶錄》裡，陳嘉庚詳實記載了在重慶的諸多見聞，但“第就外表數事，認為虛浮乏實，絕無一項稍感滿意，與抗戰艱難時際不甚適合耳”。讓陳嘉庚深惡痛絕的，是國民黨貪污腐敗、中飽私囊、大發國難財。與蔣介石的接觸，更讓陳嘉庚看清了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真實面目。蔣介石在同陳嘉庚的數次會談中，破口大罵共產黨“無民族思想，無信無義，欲抗戰失敗”，叫嚷“若不先消滅共產黨，抗戰絕難勝利”。這與陳嘉庚期望國共兩黨一致對外、團結抗戰的觀點大相徑庭。
蔣介石對陳儀等貪腐官員的縱容包庇和諱疾忌醫，也讓陳嘉庚徹底失望。1946 年3 月，陳嘉庚在南僑總會歡迎印度民族領袖尼赫魯的大會上發表《領袖與誠信》演講，斥責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對誠信二字，完全放棄。如許人獨立，往往食言﹔又如開口屢言民主，實則行獨裁專制，歷經已十余廿年之外，多是自欺欺人”。內戰爆發后，陳嘉庚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揭露蔣介石“執政二十年，腐敗專斷，狡詐無信，遠君子而親小人”，國民政府官員“貪污營私，聲名狼藉，以致民生痛苦，法紀蕩然”，在全世界面前曝光國民黨的腐朽昏聵。1948 年，陳嘉庚在新加坡福建會館慶祝雙十節大會上發表演講，抨擊蔣介石“背民主而獨裁，斷喪國權，縱容貪官污吏，違反信誓，屈指難數”，且“食言毀約”，更“公開發動全面內戰，但知利己獨裁，不顧民族慘禍”。
此外，陳嘉庚還親自撰寫專論揭露國民黨禍國殃民的罪惡行徑。如：針對台灣“二·二八”事變，發表《半斤八兩》，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吳鐵城之人格，與陳儀不過半斤八兩…… 陳去吳來，無異以虎易狼。”1948 年的《新歲獻詞》稱蔣介石為“孫中山先生之叛徒”，因為“蔣介石名為奉行三民主義，實則挂羊頭，賣狗肉，獨裁專制，殘民以逞，有甚於暴君”。《明是非辨真偽》斥責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國計民生，毫無進步。甚至教育黨化，上下貪污，特務橫行，政治腐敗，比前尤盛”。對國民黨虛偽黑暗、腐朽無能的揭露和批判，不僅讓海外華僑徹底看清國民黨的真實面目，同時也動搖了國民黨政府的輿論公信力。正所謂“此消彼長”，國民黨形象的顛覆和解構，有助於共產黨形象的樹立和建構，陳嘉庚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
四、結語
正是華僑領袖陳嘉庚的仗義執言和廣為傳播，延安朝氣蓬勃的社會面貌、共產黨的正確主張和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袖的非凡風採，才得以真實、客觀、全面地呈現在海外華僑面前。此后，南洋“報紙或社會，宣傳中共凶惡事，已罕聞見”。曾任仰光中華總商會會長的徐四民有幸聆聽了陳嘉庚在仰光的公開演講，他認為，“陳老先生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報告，對廣大華僑造成了巨大而又深遠的影響。海外華僑一向只是單純‘愛國’，徒有一種朦朧的愛國概念。通過陳老先生的啟發，漸漸明白了國家、政府、黨派的具體問題，產生了一種比較觀念，即對國內兩黨進行分析的思想要求。在愛國華僑中間愛憎日趨分明，追求和抉擇也開始有了新的認識。這個顯著的進步，是和陳老先生這次路過仰光分不開的。”南洋華僑從陳嘉庚的報告中，認識到共產黨才是拯救中華民族於水火的民族脊梁，是中國未來的希望。奔赴延安，投奔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南洋愛國華僑青年們的自覺行動。一位受阻未能到延安的華僑青年，在寫給《新華日報》編輯部的公開信裡，將延安視為“理想的天地”，稱贊共產黨“才是真正愛中國，要把中國引導到光明進步的境地去的”，盡管“惡勢力阻礙著我們的接近，可沒法隔絕我們精神的交流”，並表示他們“再也不會上當和走上錯誤的道路了”。如果說南洋是中國共產黨形象傳播的重要陣地，那麼陳嘉庚就是這個陣地的重要開拓者和引領者，他為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國際傳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突出貢獻。
此外，抗戰時期華僑女記者黃薇也為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國際傳播做出過重要貢獻。1939 年2 月至8 月，《星洲晚報》曾連續六個月刊登黃薇撰寫的晉察冀邊區採訪通訊稿上百篇，一些華僑報刊也紛紛轉載這些通訊稿，使中國共產黨正確的抗戰主張和英勇的抗戰事跡得以在海外華僑中廣為傳頌。
因此，海外華僑既是中國共產黨形象傳播的對象，也可以是中國共產黨形象傳播的主體。高度重視並充分發揮海外華僑，尤其是重要僑領在國際傳播方面的引導作用，對於新形勢下建構多主體、立體式的國際傳播格局，提高我國國際傳播影響力和國際輿論引導力，展現和傳播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的光輝形象，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
（摘自：雷艷芝：《海外華僑與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國際傳播——以陳嘉庚為例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