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后，中國海外移民活動發生了很大變化，非洲、南美洲等經濟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逐漸成為“新寵”。非洲華僑華人數量雖然不多但增長很快，1996 年僅13.6萬，2002 年約25萬，2012年增至110萬，2019 年底略下降為100萬，非洲成為中國新移民的重要聚居地。移民目的地的轉變加大了中國新移民的海外安全風險，一些非洲國家動蕩的社會局勢和糟糕的社會治安對中國新移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造成巨大威脅。僅以2020年為例，非洲連續發生多起針對中國新移民的暴力犯罪，5月24日，三名江蘇南通籍僑胞在贊比亞首都盧薩卡被殘忍殺害並慘遭焚尸。6月22日，一位黑龍江籍僑胞在安哥拉首都羅安達市的住宅內被持槍入室搶劫匪徒殺害。非洲華僑華人最大聚居國南非在50多天裡先后有7名中國人遇害﹔8 月13日，南非知名僑領、前南非齊魯同鄉總會會長仲志雄夫婦更是在約翰內斯堡市光天化日之下被歹徒槍殺。接連發生的僑胞被害案件震驚了非洲僑界，華僑華人紛紛對暴行表示強烈譴責和極大憤慨。
有研究認為，非洲華僑華人面臨的社會安全風險以政治騷亂、武裝暴動和影響惡劣的一般犯罪為主，危害等級最高，常伴有大規模人員死亡﹔歐美和澳洲的涉僑安全事件危害等級相對較低，北美和澳洲以學生事件為主，歐洲多為一般社會犯罪事件。吳遠仁研究發現，政治騷亂和武裝暴動是非洲華僑華人需要防范的主要事件類型。究其原因，既有僑居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如非洲涉僑安全事件多由政治矛盾、民族排斥、社會犯罪和意外事故引起，北美和澳洲主要由游行示威和經濟糾紛等因素引起﹔也有華僑華人個人方面的因素，如封閉的居住和生活習慣、喜歡顯財露富、使用現金交易、經常營業到深夜等，讓犯罪分子有機可乘，甚至還有一些海外中國人專門坑害自己同胞。
如何構建安全防護體系、保護海外公民安全，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個難題，中國也概莫能外，像應對利比亞危機那樣一“撤”了之模式並非長久之計。李安山建議，從觀念和制度層面構建適應新時代新需求的中國國際移民保護政策體系﹔崔守軍認為，在運用“自上而下”的外交與政治手段的同時，應輔之以“自下而上”的市場和民間手段，打造以領事保護為核心，以企業、安保公司、保險公司、海外僑團為支柱的“五位一體”立體防護體系﹔夏莉萍提出，應加強海外安全風險預防宣傳，開展中外執法合作﹔陳鳳蘭、崔守軍、張政等認為，應加強華僑社團建設。這些建議和措施雖切實可行，但忽視了華僑華人在構建涉及自身安全防護體系中的能動性和角色擔當。少數學者如王九龍從族群和個人角度，林勝、朱宇從新移民自身層面，建議尊重僑居國的制度和文化，轉變經營理念，樹立良好形象，但這些研究均未深入探討華僑華人為維護自身安全而開展的具體行動和安全實踐。
現有涉僑安全研究多關注華僑華人聚集的歐美、澳洲及東南亞等地，對安全問題突出的非洲研究相對不足﹔多傾向從政治、外交、僑團等層面自上而下構筑安全防護體系，較少聚焦華僑華人個體維護自身安全的成功實踐和經驗行動。華僑華人既是社會安全事故的受害方，也是維護自身及社區安全的積極行動者，他們會根據僑居國社會安全環境採取防范措施，構建防護網絡，積極開展自救。本文以中國新移民在非洲的重要聚居國且社會安全問題突出的安哥拉為例進行研究，筆者於2019 年6—7月在安哥拉首都羅安達市及其周邊省份開展田野調查，通過深度訪談、參與觀察、跟蹤調查等方法收集資料，剖析安哥拉中國新移民的社會安全營造實踐及成功經驗，以資生活在其他安全問題突出國家的華僑華人借鑒。
一、中國新移民的群體特征及社會安全風險來源
（一）中國新移民的群體特征
安哥拉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經濟體、中國第三大石油供應國、在非洲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和重要工程承包市場。2002年安哥拉內戰結束之前，安哥拉中國移民數量長期徘徊在250~550 人之間。中國人大規模進入始於2004 年中國與安哥拉達成以“石油換貸款”為內容和特色的兩國合作的“安哥拉模式”之后，此后數量持續快速增長。2012—2014 年間達到峰值約26 萬人，僅次於南非（約30萬人），當時安哥拉全國總人口約2000萬，相當於每百人中就有1名中國人﹔2015年開始在安中國人大量回國，數量下降了40%~50%﹔截止到2019年底，僅剩6萬~8萬人，減少了近70%，居南非（約30萬）、尼日利亞（約20萬）之后。中資企業承建的工程停工、安哥拉經營環境及社會治安持續惡化是中國新移民回流的主要原因。
安哥拉中國人幾乎都是2002年以后進入的新移民，包括臨時工、企業主、項目經理、再移民、工薪階層、農業移民和知識分子等。在“安哥拉模式”催化下，大量勞務人員進入安哥拉基建領域，關於安哥拉華僑華人的統計數據應當包括勞務人員。中國與安哥拉相距遙遠，交通成本較高，勞務人員多是停留一年以上的長期勞工。筆者統計了部分年份中國派出的各類勞務人員及年末在安哥拉勞務人員數量（見表1）。自2013年以來，中國派出各類勞務人員及年末在安勞務人員均大幅減少，而年末在安勞務人員佔在安中國人總數的比例卻明顯上升，2012—2014 年佔比不足20%（總數按26萬計），2016 年以來佔比則超過36%（總數按8萬計）。這說明，除勞務人員回流之外，非勞務人員亦大量回流。
安哥拉中國新移民80%以上集中在羅安達省，其他17個省份均有零星分布，但人數較少。生活在羅安達的中國新移民60%左右聚集在卡斯特羅大道沿線，安哥拉中國總商會、浙江總商會、江蘇總商會、江蘇商會、安徽商會、河南商會等主要華僑社團及Viana（維也納）中國城、亞福、安廈三家中國商貿城、數十個華企營地均集中在“高速路”兩側，中國新移民族裔集居特征明顯。
（二）社會安全風險來源
安哥拉中國新移民面臨的社會安全風險因時而異，先后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1. 2002—2012年：以中國新移民族裔內部犯罪為主
2002年，安哥拉結束長達27年的殘酷內戰，戰后數年延續軍事化管理，加之民心思穩，社會治安相對較好。“內戰結束初期，安哥拉的社會治安完全不是現在的樣子。2003年下半年，我隨巴西政府代表團來安哥拉考察，當時安哥拉還實行軍事管制，社會治安非常好，老百姓拿著大把美金在馬路邊交易，誰敢偷搶如果被警察抓住，直接向家屬宣告死刑，就地正法。我覺得這裡商機無限，於是把巴西的生意交給子女打理，帶著愛人來這裡發展。”戰后重建蘊含的大量商機，吸引中國人蜂涌而至，據當地老華僑介紹，僅2008年，安哥拉駐華使館就發放了幾萬張簽証，數量太多根本忙不過來，有些甚至直接手寫簽發。
短期內涌進的大量中國新移民，造成社區內部惡性競爭嚴重，一些不良華商為爭奪市場不擇手段，雇佣或教唆當地黑人傷害競爭對手。華人黑幫也趁機進入，專門敲詐、勒索、綁架有錢的中國人，或開設非法賭場、色情場所，專挑中國人下手，實施暴力犯罪。針對中國人的暴力犯罪呈明顯上升趨勢，中國新移民人心惶惶。“白天不敢上街、晚上擔心被搶”，每年有數十人命喪安哥拉，有人因此逃離安哥拉。2010年，安哥拉華商被中國籍犯罪分子綁架作案20余起﹔2011年綁架案達14起，暴力犯罪共造成8人重傷、5人死亡。2012年7—8月，中國公安部派出工作組赴安哥拉打黑除惡，聯合當地警方摧毀侵害中國人的犯罪團伙12個，破獲重特大刑事案件48起，抓獲犯罪嫌疑人37人，解救中國籍受害人14名，沉重打擊了專門針對同胞實施犯罪的中國籍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自此，中國移民族裔內部犯罪明顯減少。
2. 2013 年至今：以當地人對中國新移民的族裔間犯罪為主
2014年下半年，因國際油價暴跌，安哥拉經濟陷入困境，2016年以后GDP曾連續三年負增長，失業率多年在28%的高位徘徊，15~24歲青年群體失業率更是高達52.4%。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和高貧困率導致暴力犯罪成為在安外國人面臨的最大安全威脅，被不明武裝人員搶劫司空見慣。以羅安達市為例，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治安案件大幅上升（見表2）。
“在安哥拉，一定要‘安’字當頭”，這是筆者在田野調查期間聽到中國新移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筆者統計了《安哥拉華人報》（微信公眾號）推送的近兩年針對中國新移民的暴力犯罪（見表3），發現中國新移民面臨的安全形勢復雜且嚴峻。
梳理《安哥拉華人報》（微信公眾號）相關報道發現，犯罪地點主要集中在“高速路”沿線，克庫西（Kikuxi）和維也納（Viana）兩地是案件高發地區，安防壓力較大，其他地區相對較輕﹔犯罪分子主要是安哥拉人，鮮見中國人對同胞犯罪，說明中國公安部跨國打黑除惡效果明顯﹔針對中國新移民的暴力犯罪多以搶劫錢物、綁架索要贖金為目的﹔造成中國新移民死亡的案件多是身邊或華企內部安哥拉員工作案。
二、中國新移民的社會安全空間營造歷程
（一）2002—2013年：強化自我安防措施，營建自防安全空間
內戰結束之初，安哥拉社會治安狀況總體良好。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后，安哥拉的失業率開始上升，社會治安漸趨惡化，當地黑幫、退伍軍人、被辭退的警察，甚至現役軍人、警察等與土匪勾結，肆無忌憚，大型武裝搶劫案件每周都會發生，有些案件背后有華人黑幫身影，中國新移民人人自危，紛紛加大安保投入，升級安保措施，維護自身安全。
中國新移民多跟隨中資企業來到安哥拉，華企華商處於安防一線，是安防主力。各華企在營地周圍修筑高大的圍牆，上面布滿鐵絲網﹔營地內修建地下室和十余米高的崗亭，雇請當地保安，增設崗哨和監控等，確保營地安全。中方員工基本呆在營地內，較少外出或基本不外出活動，即使外出也高度戒備。華企營地與圍牆外的社區空間嚴重撕裂，形成“安全孤島”。“我已經兩三個月沒有出營地了。在這個營地呆了三年，去對面小村庄的次數不超過三次，平時沒事根本不外出，省得惹麻煩。”需要說明的是，營地化管理並非中國新移民首創，亦非安哥拉獨有，在安哥拉的葡萄牙、巴西、印度、韓國、越南等國的企業和移民均實行這一安全防護策略，安哥拉以外其他社會治安較差的非洲國家的中資企業也多實行營地化管理，以應對安全風險。
中國新移民在營地內部進一步營造區隔的職住及活動空間。筆者在克庫西一帶調研時發現，所有營地內的中方員工生活區都額外加裝鐵門、防盜門窗、監視器等安防設施，圈養非洲狼犬，禁止安方員工擅自進入﹔中方員工除工作時間在工作場所與安方員工有互動外，其他時間很少來往。中方員工的職住與活動空間被嚴重壓縮在營地之內，晚上則進一步壓縮在中方員工生活區域。盡管營地安保森嚴，但內部安哥拉員工作案或勾結外人作案還是時有發生，防不勝防。表3統計數據中，造成中國新移民死亡的案件90% 以上是身邊熟悉的安工作案，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安員工之間存在較大的生活水平及收入差距，中國人喜歡聚眾賭博、顯露財富，讓安員工眼紅，伺機盜竊或勾結外人搶劫錢物﹔小部分是少數中方管理人員打罵安工引起仇恨進而產生報復行為所致。
營建自防安全空間雖取得一定成效，但中國新移民各自為戰，效果十分有限。據不完全統計，第一批進駐卡斯特羅大道周邊的100多家中資企業，95%都曾遭遇過搶劫，這讓中國新移民意識到單靠自我強化安保措施無法保障絕對安全，必須攜手合作，共同應對。
（二）2013—2017年：組建區域“安防協會”，打造協防安全空間
為改變單打獨斗、安全空間被嚴重壓縮的不利局面，在當地僑領號召和努力下，2013 年初，經過兩年多的動員和醞釀，七家華企聯合成立“高速路華企安防協會”，共同出資購置車輛，雇請保安，24小時不間斷對七家企業開展點對點巡邏。安防協會行動迅速，救援及時，對歹徒產生極大威懾，針對這七家華企的搶劫案件從過去每周至少一起減少到一年不超過五起，協防效果非常明顯。
2014年下半年以來，安哥拉社會治安持續惡化，羅安達市每周都會發生針對外國人的綁架案件，綁匪不僅索要高額贖金，且作案手段極為殘忍。中國新移民積極行動起來，“高速路華企安防協會”最初的幾位發起者將協會改組為“Kikuxi（克庫西）安防協會”，招募更多附近華企和新移民加入，收取會員費用，A巡邏區域從七家華企擴大到克庫西及鄰近地區的會員企業。隨著會員及會費收入增加和巡邏區域擴大，克庫西安防協會相應增加安保人員和巡邏頻次，很快遏制住犯罪猖獗勢頭。各中國新移民聚居地紛紛復制Kikuxi（克庫西）安防協會模式，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高速路沿線相繼成立Benfica（本菲卡）、Camama（嘎瑪瑪）、Viana（維也納）、Cacuaco（噶瓜古）、Catete（卡特特）、Nova Vida（新生活）、Panguila（潘給拉）共七處安防協會。
截至2019年6月，各安防協會已正常運營5年，實力不斷壯大（巡邏車輛及保安人數統計見表4）。雖然Nova Vida（新生活）、Panguila（潘給拉）兩處安防協會沒有專門巡邏車輛及專職保安隊伍，但中國新移民如果在該區域發生安全事故向安防協會求助，這兩處安防協會所依附的華企會動用企業的車輛和保安前往救援。
成立區域安防協會、打造協防安全空間，擴大了中國新移民社會安全空間的覆蓋范圍，將安全空間從“安全孤島”擴展為“安全片區”，但各處安防協會一如前一階段各華企營地那樣各自為戰，中國新移民難以共享社區有限的安保資源。
（三）2017 年至今：組建“安聯會”，形成聯防安全空間
為整合各處安防協會力量，2017年6月，在中國駐安哥拉大使館指導下，各處安防協會聯合組建“安哥拉華人安防聯席會”（簡稱“安聯會”）作為指揮、協調中杻，設立求助和救助信息分享平台，構建“聯防聯動”機制，在中國駐安使館領導和使館警務聯絡官指導下開展工作，原各處安防協會改稱“安聯會聯絡處”。安聯會不實行會員制，不向各聯絡處收取任何費用，與各聯絡處無上下級隸屬關系﹔由各聯絡處推選產生安聯會領導機構，各聯絡處負責人均兼任安聯會副會長﹔各聯絡處仍實行會員制，吸收本區域華企華商和中國新移民就近入會。
安聯會的優勢從2017年下半年發生的這起案例可見一斑。某中資企業兩名中方員工被綁架，企業與綁匪談妥當天晚上10點交贖金后放人，但是交完贖金后，到凌晨仍沒有人質的消息。安聯會通過救助信息發布平台發布協同搜救消息，各聯絡處立即調集安保力量，派人派車沿高速路搜尋，終於在凌晨2點找到被綁匪釋放的兩名人質。據統計，當晚各聯絡處共出動19 部車輛、上百人參與搜救人質行動。組織緊急救援對安聯會來說習以為常，其動員能力、覆蓋范圍、行動效率遠超各安防協會。此后，羅安達新機場工地、聖保羅商貿城、龍特衛石油小區、本格拉市等地的中國新移民相繼成立安防協會，加入安聯會。中國新移民親切地稱“安聯會”為“華人110”。
安聯會借鑒了同處非洲大陸的南非華僑華人創設“華人警民合作中心”的成功經驗，二者在維護華僑華人安全方面有頗多相似之處，但安哥拉的國情、僑情與南非有較大不同，安聯會成立時間較晚，其組織架構、機構職能、覆蓋范圍等具有諸多安哥拉特色，更符合安哥拉的社會安全實際（二者比較見表5）。
三、中國新移民的社會安全空間營造格局及其形成機制
（一）中國新移民的社會安全空間營造格局
1. 微觀上形成在區隔中聯結的“自防空間”格局
中國新移民通過實施系列社會安全空間營造措施，把每處華企營地打造成安全“堡壘”，如圖1所示，通過高牆深院將企業營地與所在社區分隔開來﹔在營地內部，因中方員工對當地員工不信任，時刻保持安全警惕和安全距離，為防范安方員工作奸犯科，進一步與安方員工區隔，形成各自獨立的職住空間，彼此之間存在一堵無形的族群之“牆”，雖然區隔程度沒有企業營地與周邊社區之間的有形之牆那樣明顯，但同樣難以跨越。
在營造“自防空間”的同時，新移民卻又保持著與營地外面世界的聯結。首先，通過員工屬地化和經營在地化等方式保持與當地人族裔間的聯結，如充分利用當地勞動力資源，雇佣安方員工以降低用工成本﹔同安哥拉人開展生意合作和貿易往來以實現商業利益。其次，基於地緣、業緣、親緣等紐帶保持與中國駐安使館、華人社團、安防協會及中國商貿城等中國移民族裔內部的聯結，如碰到困難向中國駐安使館及華人社團尋求幫助、遇到危險向安聯會或附近區域安防協會求助、日常消費和購物多去中國商貿城等，形成族裔經濟區，依靠族裔群體內部的關系網和產業鏈得以生存，獲得社會支持。
2. 宏觀上形成以“自防空間”為核心的差序社會安全空間格局
面對安哥拉日趨惡化的社會治安環境，中國新移民並未坐以待斃或一走了之，而是積極行動起來，聯合開展安全自救，展現高度的行動自覺和族群團結，在異國他鄉共建、共享社會安全空間。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和探索，中國新移民從營造“自防空間”開始，扎緊華企營地及其內部安全空間的籬笆，自我構建安全空間。組織並加入區域安防協會，形成“協防空間”，盡管沒有“自防空間”那樣立竿見影的安全效果，但中國新移民還是願意“花錢買平安”，參與共建華人社區安全空間。為整合華人安防力量，中國駐安使館促成各區域安防協會聯合組建“安聯會”，協助使館為新移民提供免費安防服務，在族裔聚集區打造“點—線—面”相結合的立體安全防護體系和保護網絡，形成以“自防空間”為中心、呈水波紋狀向外延展的差序社會安全格局（見圖2）。
“自防空間”是中國新移民安全感知最強的安全空間，一般是其職住空間，如華企營地、生活小區等﹔“協防空間”是新移民通過成立區域安防協會建構起來的安全空間，涵蓋協防巡邏區域﹔“聯防空間”則覆蓋新移民日常活動的族裔集居區。越鄰近中心，安全感知越強，安全防護越嚴密﹔越往外層，安全邊際效應呈遞減趨勢。無論是既區隔又聯結、在區隔中保持聯結的矛盾的微觀“自防空間”格局，還是以“自防空間”為核心的宏觀差序社會空間格局，均是中國新移民因地制宜的能動適應和融入策略，凸顯其生存哲學。
（二）社會安全空間營造機制
1. 共同面臨的外部社會安全風險是華人社會團結的“粘合劑”
通過前文分析得知，共同面臨的社會安全風險是促使中國新移民加強社會安全空間營造的“粘合劑”。中國新移民互相抱團取暖，彼此精誠合作，強化族群意識，整合華社資源，共同抵御外部世界的威脅和挑戰，形成休戚與共的族群命運共同體，使華人社會從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轉變。中國新移民以“同為中國人”的縱向族群性聯合為號召，顯示出海外華人移民群體潛意識中根深蒂固的自成一體的共性。以筆者在安哥拉實地調研期間加入的“安哥拉中國志願者聯盟”微信群為例，該群現有群成員336名，來自全國各地，廣泛分布於安哥拉各省市，以“熱心幫助同胞、服務華人群體”為宗旨，他們經常在群裡提醒、通報各類安全信息，每當有中國人在安哥拉病亡、意外遇難或被歹徒傷害，群友們都會自發組織募捐。2020 年以來，已相繼為四位在安哥拉喪生的中國同胞捐款，展現出中國新移民高度的族群自覺和互助精神。
2. 當地僑領是促進中國新移民社會安全空間營造的“催化劑”
創設安防協會和安聯會，當地僑領功不可沒，他們是促使社會安全空間格局得以形成的“催化劑”。他們求同化異，凝心聚力，帶領中國新移民實現安防事業從無到有，由弱變強。從最早七家華企成立“高速路華企安防協會”的嘗試到各中國新移民聚居區相繼成立區域“安防協會”並組建安聯會，從捐資、捐設備、捐辦公場地到動員更多華企、華商和中國新移民就近加入安防協會，從帶領保安沖在協防一線到積極與當地警方溝通協調、跟中國駐安使館對接爭取資源，無不彰顯僑領們的擔當和付出。雖然各安防協會向會員收取會費，但會費收入尚不足以維持各處安防協會的日常開支和正常運轉，購置巡邏車輛、保安訓練場地、通訊辦公等大筆開支還有賴於僑領捐助，如安聯會的辦公場地、Kikuxi（克庫西）安防協會的保安訓練及食宿場所均由某華企董事長C 先生免費提供，Viana（維也納）安防協會的所有家當全部由在該區域投資某大型中國商貿城的H 華商贊助，Nova Vida（新生活）和Panguila（潘給拉）兩處安防協會的大部分開銷均由牽頭成立的僑領承擔。
3. 中國駐安使館是促進中國新移民社會安全空間營造的“助推劑”
中國駐安使館直接促成“安聯會”成立並指導其工作，助推新移民安防事業起步、發展。中國駐安使館肩負著保護我國在安僑民的職責和使命，在各區域安防協會成立之前，盡管使館工作人員竭盡全力保障中國新移民安全，但中國新移民人數增長太快，涉及中國人的案件太多，使館人手有限，疲於應對，針對駐安使館甚至是中國政府的各種抱怨不時出現在網絡上。“安聯會”成立后，迅速成為協助中國駐安使館做好為僑安全服務的重要民間組織，如使館通過安聯會發布安全預警信息，督促華企和中國新移民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召集安聯會及各聯絡處負責人召開安全生產會議，研判當地社會安全局勢﹔將原來每年分散資助各區域安防協會的資金集中統一撥付給安聯會，每年給予3萬美元經費支持，把有限資金用在刀刃上﹔指導安聯會與當地警方及其他組織協調對接，參與社會公益，開展民間外交等。中國駐安使館整合新移民安防力量，指導、督促、推動新移民營造共建、共享的社會安全空間，是對領事保護體系的有益補充。
四、結論與建議
流動人口的社會空間是一種再造的空間，海外中國新移民的社會安全空間也是不斷再造和重塑的過程。面對安哥拉惡劣的社會治安形勢，中國新移民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自下而上自組織空間營造，及時修復受損的社會安全空間，形成在區隔中聯結的“自防空間”及以“自防空間”為核心的差序社會安全格局，實現社會安全空間從“安全孤島”、“安全片區”向“安全地帶”蛻變。在當地僑領帶領下成立民間安防自助組織，對接中國駐安使館、當地警方等外部權力資源，讓安全問題演變成安全政治，促使政府權力自上而下地適應、妥協與變革，在僑居國城市空間編織出一張“點—線—面”相結合的立體安全防護網絡，完成安全空間的自我構建、修建與再建。
海外華僑華人的安全保障是一項長期事業，以往相關研究多傾向從政府、外交和僑團等層面自上而下提供安全庇護，而忽視了華僑華人自身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安哥拉中國新移民群策群力，因地制宜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社會安全空間格局，實現安全自給和安全自主。雖然這一格局還存在諸多亟需完善之處，如始終游走在合法與非法的灰色地帶、與當地警權之間的張力、僅靠僑領捐助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等，但較成功地應對了僑居國社會安全風險。為保障海外僑民安全，特別是在新冠肺炎肆虐的當下，需要中國政府及駐外機構加大幫扶力度和政策供應，防范社會安全事件發生﹔提高華僑華人的社會安全意識，克服麻痺思想和僥幸心理，壯大華人安防組織﹔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引導華僑華人未雨綢繆，提早謀劃，以應對未知的風險和挑戰，如安聯會積極推進“安全島計劃”就是這方面的有益嘗試。
（高哲，男，河南商城人，福建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跨國人口遷移、非洲華僑華人﹔朱宇，通訊作者，男，福建閩清人，博士，上海大學亞洲人口研究中心教授、福建師范大學地理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人口遷移流動、城市化與區域發展等﹔林勝，男，福建古田人，博士，福州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移民與僑鄉社會。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