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當今世界人們的流動加快，各地方同質性增強及文化特性消解，但人們對地方的依戀（place attachment）依然濃重，地方、地方依戀等人地關系（people-place bond）研究受到學界重視。家園是地方的一種具體類型，是一種有著中等規模的地方，能支撐人們的生計活動。對家園的依戀是持久和難以表達的感情，因為家園飽含著人們的記憶，是生計的來源。當人們將部分情感傾注在家庭或社區后卻又被強行驅趕時，就會像強行脫掉外套一樣，剝奪了他身上與外界無序世界相隔離開來的保護層。印支難民潮是戰后亞洲歷史上一次震驚國際社會的大災難。20世紀70年代末出現的“越南排華”現象，大量的越南華僑華人被驅逐出境，其中被迫回國定居的越南華僑華人被中國政府統一安置到各個華僑農場。如今，越南歸難僑回國定居已逾40 年，經由長年累月的日常生活實踐，起初陌生的空間成為了對他們來說飽含意義的地方。越南歸難僑社區成為考察地方意涵的重要田野點。
歸難僑這一移民群體從被國家統一安置到華僑農場到逐漸建立新家園的過程，實際上是歸難僑在日常生活中生產“地方”的過程，而這個“地方”的生產即是新家園建構的過程。地方理論（place theory）是1970 年以來，在西方社會科學中出現的人地關系研究理論，由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方依戀（place attachment）、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和地方依賴（place dependence）等概念共同組成。現象學家西蒙（Seamon）把地方定義為在時間和空間上把人類經驗、行動和意義結合在一起的所有空間軌跡。萊維卡（Lewicka）認為，地方是有邊界的，具有自身獨特且清晰的認同，有其地方精神，扎根在歷史之中，使居住其間的人們安居而非移動。人們對地方的感知離不開日常生活，西蒙認為，日常生活指人們平日生活中不需要刻意留意或反思的默會語境、生活節奏，強調回歸生活經驗的日常生活世界，從日常生活中可以考察人們對一個地方的豐富感知。
地方理論研究常圍繞地方建構（place making）的過程展開，即關注地方作為一種核心力量，建構意義地圖（maps of meaning）的過程。總的來說，地方建構過程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空間物質構造的積累，是在全球政治經濟中重新定義、劃分空間的過程，涉及到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對人們日常地理環境的影響﹔二是地方意義的建構，其主要觀點在於：地方對個體和群體而言，充滿著歷史、記憶、情感以及象征意義。要理解地方建構就需要研究時間和記憶在地方生產過程中的運作機制。地方意義的生成，表現在伴隨地方建構過程中出現的認同建構、人際互動規則的內化、邊界的生成與維持、層級的生成與固化、日常生活的累積以及居於其中的人們如何體驗和認知周遭空間、通過何種方式賦予地方以意義等諸方面。
在地方理論的啟發下，筆者嘗試將越南歸難僑家園建構納入地方生產的視野中加以考察和研究。2019年，筆者對雲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縣甘庄街道干壩社區歸難僑安置點（原甘庄華僑農場干壩分場）進行了為期10個月的田野調查，試圖對歸難僑在日常生活中建構家園和產生地方意義的過程進行揭示，分析歸難僑的地方記憶、生計方式及日常生活如何影響新家園，以展現歸難僑如何把陌生的空間轉變為“地方”，解讀“家園”這一地方類型的文化意涵。在理論層面，該研究有助於理解歸難僑群體的跨地域、跨文化的“居間”生活狀態及其心態，對於探討歸僑的文化適應機制具有一定價值。在現實層面，該研究不僅對於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僑務政策、維護我國的國際形象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促進華僑農場歸難僑與當地社會之間的和諧互動、保持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
一、地方記憶的空間呈現：建構新家園的實踐
地方充滿著歷史、記憶、情感以及象征意義。被安置在干壩的越南歸難僑有著兩種主要的地方記憶，這些記憶指向廣西祖籍地、越南居住地這兩類“地方”。大多數越南歸難僑祖輩都是從廣西移居越南至少兩代，在越南居住地逐漸建立家園，但受越南排華事件影響，他們辛苦建立的家園遭到了破壞。在被國家安置到干壩后，遭遇了水資源匱乏、氣候不適應、語言溝通不暢等諸多問題，失落感在歸難僑群體間蔓延。引發失落感的最深層原因是，被迫遷徙使得親屬天各一方，歸難僑數代建立起來的地方依戀遭到破壞。由於安置工作倉促，加之歸難僑家庭成員回國時間不一致，甚至有成員由於嫁娶越南人而沒有返回中國，原本居住越南數代的華僑華人家庭出現了離散現象，物理意義的家園消失，難以再回居住地成為其心頭之痛。因此，地方記憶成為建構新家園空間的影響因素，歸難僑地方記憶以多種形式激活、呈現，從而塑造著新家園空間。
（一）廣西祖籍地地方記憶的空間呈現
廣西祖籍地的地方記憶對新家園建構最直觀表現在於居住空間的塑造。歸難僑最先居住的連體安置房由政府統一設計、建筑。設計者考慮到當地干熱河谷氣候、白螞蟻多的特點，採用磚木、鋼筋混凝土桁條結構，按一戶一套及一套二室設計。戶型如一個“日”字，戶戶相鄰，呈一字排。各屋門前事先由接待人員貼好安置人員的名字，政府統一為各戶准備餐桌、水桶等生活用品。不過，當歸難僑居住若干年后，當初由政府設計、建筑的連體房空間使用發生了變化，各類復雜的空間改變現象在安置房中發生。其中，最明顯的是廣西祖籍地文化符號的出現：歸難僑在自家大門前貼上五張“利市”A，以表明此房屋的主人是越南歸難僑。面朝大門的牆體前面空間作為舉行儀式的地方，該空間以祖宗牌位為核心，供奉祖先、灶神以及土地神，春節祭祖、婚喪嫁娶等儀式都在該空間舉行。入戶大門兩側安置一對香爐，以供奉門神。在兒童睡覺的房間，則安置一神龕，供奉花公花母兩位保護兒童健康成長的神明。諾伯格- 舒爾茨（Norberg-Schultz）認為：建筑的目的是幫助人們居住，也就是在空間和時間中找到根基。它不僅是私密的庇護所，而且首先是要在人和給定環境之間建立一種意義的關系。這種關系在於一種認同的行為，即屬於某一個地方。住房具有“庇護”的特征，人們可以在此表達其對世界的記憶。在歸難僑對房屋的使用過程中，他們把來自於祖籍地的居住記憶、文化習俗移植到連體安置房中，其結果之一是歸難僑得以通過房屋而與安置點建立聯系，並在對房屋的使用過程中，表達他們對過往生活的記憶。
對廣西祖籍地的地方記憶，與祖先崇拜和民間信仰系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祖籍地宗祠需進行修繕時，歸難僑匯款支持。而當祖籍地族人新修族譜時，亦把干壩族人寫入族譜之中。喪葬儀式也保持著祖籍地的文化習俗，他們從保山市柯街華僑農場或者廣西請來道公，一系列儀式的最終目的是使得亡靈得以回到供台之上，與祖先和睦相處。從飲食層面來說，日常生活中延續祖籍地早餐喝粥的習慣，他們做的粥以白米粥、地瓜粥為主。雖然近年歸難僑經營的早餐店以供應雲南傳統米線為主，但是在家庭內食用的早餐仍是粥。在婚喪嫁娶宴席上，梅菜扣肉和白斬雞成為主菜，這兩道菜都是廣西祖籍地宴席的主菜。飲食符號最顯著的表達是在儀式之中，越南歸難僑在春節供奉祖先要採用祖籍地的大長粽，春節以大長粽供奉祖先的習俗在廣西防城港等地亦廣泛流傳。從外形上看，大長粽長度約30 厘米，重量達0.5 公斤。粽子以綠豆粉、三層肉、紅藍葉為餡，用柊葉包裹。而越南人春節制作的粽子呈正方形，在干壩歸難僑家庭，雖然有人家會在過年時制作越南正方形粽子，但是供奉給祖先的隻能是來自祖籍地的大長粽。清明祭拜祖先最基本的供品是五色糯米飯和茶水，這些食物都與祖籍地緊密聯系。這些既表明食物喚起了普遍的社會情感，同時又成為諸多社會活動，如儀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食物與具體的人群、族群的歷史記憶有著無法分隔的關聯，它歷史性地成為特定人群、族群的選擇對象和認同對象。歸難僑通過在春節、清明等儀式中供奉來自祖籍地的食物，以強化自身對祖籍地的文化認同和地方記憶。
（二）越南居住地地方記憶的空間呈現
越南居住地的地方記憶以具象形態呈現。對於遷移越南數代的人們而言，越南居住地是大多數歸難僑成長、生活過的地方，居住地的地理環境對他們來說熟悉且滿含感情。他們把越南居住地稱為“胞衣地”，指掩埋胞衣的地方，也就是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胞衣地”的思想影響著歸難僑在安置點的家園建構，對於在越南居住地出生的歸難僑而言，他們地方依戀最直接、最深沉的賦予對象是越南居住地。他們逃難回國后，原來的家園遭到破壞，在被安置到干壩后，嘗試動用地方記憶來建構家園。從直觀層面來看，歸難僑有意把一些舊物件擺放在居住空間之中。比如，他們會在門前大樹下懸挂越南吊床，以供休閑之用。在廚房櫃台上則置放越南生產的砧板。一位歸難僑這樣說：“我們喜歡使用越南產的砧板，我家這塊砧板是越南探親時帶回來的，這塊砧板和以前越南老家的樣式一樣，我還特地送一塊給姐姐呢，她收到后特別高興。”這些懷舊物件在空間中有意呈現，就連與歸難僑毗鄰的彝族鄰居都說：“他們吃的用的講究得很，連砧板都要跑去越南或者河口口岸購買呢！”這些物件除了有著實際的使用價值外，也傳達出歸難僑把它們作為懷舊情感的物質載體，視砧板這類物件為聯結過去生活的一種策略。
越南居住地的地方記憶對干壩家園建構最明顯的是日常飲食文化景觀的塑造。歸難僑喜歡食用來自越南的魚露 。在他們看來，魚露是蘸白斬雞和一些油膩食物不可或缺的蘸水。
越南生產的瓶裝魚露在歸難僑經營的商鋪中可以購買到，幾乎每戶人家的灶台之上都擺有魚露。逢年過節或者日常聚餐，歸難僑喜歡制作越南特色菜，其中春卷、包菜最具代表性。為了制作特色菜，他們常從越南居住地移植各類植物。比如假蔞，它是制作肉包菜卷必不可少的食材，歸難僑去越南探親時往往會移植一些假蔞回來種在房屋周圍。這些都構成歸難僑社區的文化景觀。
歸難僑飲食記憶也受到原居住地生態環境的影響。他們先前要麼居住在越南海邊或海島，以出海打魚為生﹔要麼居住在有河流的山間，河裡生長著各類魚蝦，魚類唾手可得。這使得人們形成食用魚類的飲食習慣。被安置到干壩后，安置點的生態環境與越南居住地有著明顯的不同，當地干旱缺水，使得出門就是大海大河的景象隻能留在記憶之中。為了延續食用魚類的習慣，他們嘗試以多種形式滿足飲食需求：他們發現在安置點低窪之處有著自然涌出的泉水，他們找到泉眼，建造水塘養魚，動手制作漁網。甚至有一家還投資數萬元專門挖魚塘做起垂釣生意，慕名而來的消費者多為歸難僑。釣魚也成為年輕男性僑眷的樂趣，他們購買各類釣魚用品，在管理芒果之余享受釣魚之樂。
上述兩種地方記憶的主要區別在於：廣西祖籍地的地方記憶主要圍繞著祖先崇拜和民間信仰，指向歸難僑的文化認同。而越南居住地的地方記憶則主要圍繞著日常生活經歷，且受到越南本土飲食等文化影響，此類記憶流露出更多的懷舊情感。廣西祖籍地、越南居住地這兩類地方記憶，不僅影響著第一代歸難僑的家園建構行為，也在僑眷身上發生著作用。廣西祖籍地的記憶以長輩帶著晚輩回祖籍地宗祠祭拜、參與修族譜，或者去廣西各華僑農場親屬家中探親而得以延續。而越南記憶則是通過同長輩清明節返回越南掃墓，以及長輩時常對他們提及的越南生活記憶而得以強化。經由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實踐廣西祖籍地與越南居住地的地方記憶，歸難僑得以在陌生的空間中建構新家園。
二、作物種植：新家園的物質基礎
空間的建構過程是新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日常生活化的過程。其中，最基本的關系是圍繞生計所開展的一系列生產和消費活動，這不但是維系地方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構成了新社會關系秩序的基礎。華僑農場作為安置和教育歸難僑的生產基地，歸難僑的生計方式受到國家政策以及華僑農場行政干預的直接影響，處於一種“半工半農”的狀態。
（一）歸難僑的生計形態與華僑農場的行政管理
1979年，農場制定“糧食自給，大力發展甘蔗”的經營方針，凡年滿18周歲、具有勞動能力者皆成為農場職工。當時，每位職工耕種的土地由其所在生產隊劃撥，職工不可在耕地上自由決定種植何種作物，隻能種植甘蔗。1985年，農場實行職工聯產承包責任制，職工與農場簽訂承包合同，農場對甘蔗的種植過程有一套管理制度：農場實行“三定一獎”政策，即定人員、定產量、定上交、定獎賠的生產責任制，制定“男220天，女200天”的出勤標准，若長期不出勤，則作為臨時工處理。在農場清晰化的管理模式下，作物種植成為歸難僑主要的生計方式，他們的經濟收入與甘蔗種植息息相關。
日常勞作構成了安置點重要的空間內容。由於大多數歸難僑先前在越南的生計方式是農耕，他們已具備一定的種植經驗。在種植甘蔗早期，農場技術人員為歸難僑提供指導，加之歸難僑把種植水稻、蔬菜的知識運用到甘蔗之中，於是歸難僑較快便掌握了種植方法。與農耕不同的是，種植甘蔗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有著鬆整蔗地、蔗田開溝、種苗、施足基肥等諸多步驟。為了適應缺水的實際情況，他們在有地下水涌出的地方建筑蓄水池塘，並用抽水機進行灌溉。另外，依照干壩地勢特點，在山腰挖出數個蓄水池，待到灌溉干渠放水時就用抽水機把水儲蓄到池子裡。為了適應一年中最忙碌的榨季，歸難僑同親戚或者甘蔗地鄰近好友組成合作小組，共同收砍甘蔗。這些生存策略適應了新的生產要求。
作物種植使得歸難僑與土地建立了緊密聯結，他們日漸掌握了土地的特性，積累種植經驗。成為農場職工后，歸難僑從所在生產隊上獲得承包的土地，土地的承包使得他們在安置點有了勞作的場所，他們對土地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20世紀80年代，農場制定了開荒政策，鼓勵歸難僑在安置點附近山腰開墾荒地，其條件是必須種植甘蔗，並把甘蔗供應給農場管轄的糖廠。為鼓勵開荒，農場推出修路鼓勵政策、貸款政策。受到政策激勵，歸難僑以家庭為單位或貸款雇佣人員前往安置點周圍的山腰開墾荒地，結果是他們在安置點生存的土地資本有所增加。土地是“地方”最直接的載體，歸難僑掌握了當地干熱河谷氣候特點，在施肥時兼顧到當地的土壤特性。歸難僑這種對土地的“地方性”知識的積累是他們建立地方感的最直接方式。伴隨著日復一日的勞作，歸難僑與土地建立緊密聯系，更加使得他們適應了新的居住地。
（二）歸難僑的生計變化與日常生活的再塑造
2000年，雲南省政府下發《關於全面推進華僑農（林）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通知，開始改變國營農林場原先的計劃管控，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管理體制，在職職工買斷工齡，職工與農場的勞動關系解除。先前由歸難僑供應甘蔗的糖廠一次性整體剝離出售，成為民營企業。這些改變使得歸難僑種植的甘蔗已無更好銷路。考慮到種植甘蔗的辛苦，以及干熱河谷氣候等實際情況，芒果讓歸難僑看到了希望。山腰原本就有人種植芒果，且歸難僑已經積累了相關種植經驗，隨著芒果樹的成長，產量將逐年增加，預期收益更好。由此芒果種植替代甘蔗，成為歸難僑主要的生計方式。此時，芒果種植已經沒有華僑農場行政的直接干預，歸難僑自產自銷，納入市場經濟體系。
日常生活隨著作物的更換發生了變化。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勞作內容與生活節奏的變化。不同於甘蔗種植時候的忙碌場景，芒果種植時間較甘蔗靈活，時間的支配相對自由。如今，歸難僑把一年的勞作時間劃分為淡季和收果季。淡季一般是每年9月至來年5月，相對來說比較清閑，勞作時間集中在上午，人們7點前往芒果地，依芒果長勢進行挖坑、補栽、嫁接、灌水以及打藥等勞作。下午，有的人繼續未完成的工作，或者帶著剪刀、鋤頭做些日常修理工作。午休、打麻將、釣魚以及接送讀書兒童成為人們的經常性行為。收果季一般是每年5 月中旬至8 月中旬。收果季人們忙碌並快樂著。人們駕駛三輪車，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採摘。待芒果售賣之后，由於一年主要收入在收果季得到增加，他們經常會前往縣城購買一年來期望的家電家具，或者修補房屋、擴寬庭院。芒果種植為歸難僑帶來了新的生活期待，他們的“居間”心態逐漸穩定，且逐漸生成了對安置點的地方依戀。
芒果種植作為歸難僑的生計方式，當其生產、銷售過程納入市場經濟體系后，歸難僑的消費行為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商鋪作為新的空間形態在安置點出現。在農場時期，歸難僑憑票購買糧食等物品，逢年過節農場還會分配豬肉、糧油等物品。當時，安置點未有商鋪出現，人們前往農場場部趕集，每月趕集一次。后來，隨著經濟活動頻繁，時間改為五天一次。商鋪作為一種空間形態在近年被不斷生產出來，這些商鋪，諸如修理店、餐館、農藥店、早餐店多與芒果種植有關。歸難僑家庭大多都購置了三輪車、摩托車，車輛的增多也使得修理店有利可圖。據修理師傅口述：“摩托車在2004 年開始增多，三輪車則是近年生活改善后多起來的。現在人們都購買品牌，車輛老舊便重新購買。總的來說，這幾年修理生意還是好做的，周邊村寨的人們都會找我修理。”在公路沿線還有幾家餐館，客源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餐館老板自家親戚朋友的照顧，一類是收果商的消費。在一個人口較少且無多少流動人口的地方有著數家餐館，也足以說明芒果種植增加了歸難僑的可支配收入。由於人們預期芒果會有較好收入，加之大家彼此熟悉，常出現賒賬情況。農藥店銷售與芒果相關的農藥，芒果開花、挂果時人們經常來購買農藥。早餐店主要售賣米線，歸難僑習慣喝粥，但是在早餐店售賣的則是米線，他們售賣的米線口味較雲南傳統米線清淡，其原因主要是歸難僑口味偏淡，較少食辣。這些商鋪的出現改變了安置點的空間，增強了人們對安置點的地方感，也表明歸難僑的生計方式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傾向。
歸難僑的主要生計從國家統一規劃，發展到進入市場經濟體系。在此流變之中，主要生計由甘蔗種植轉為芒果種植，並具有朝著服務業等行業多元化發展的傾向，新家園的物質基礎得到夯實，進而他們看待安置點的態度與感情也發生了變化。與歸難僑毗鄰的彝族，可作為歸難僑家園建構的見証者。有的彝族人這樣陳述：“感覺以前他們沒有我們勤快，干活時還在地裡用茶壺喝茶，11點左右就回家了。這幾年他們開始干起活了，在芒果樹上投資了很多錢。之前安置房都不怎麼修繕，更不建蓋新房，可能只是想著暫時住在這裡吧？這些年新房也有人家蓋起來，七隊路邊都開起了好多家餐館、商鋪。”這一系列變化表明，歸難僑逐漸居處其中，安置點逐漸成為他們所關切的對象。
三、累積的日常生活：安置點漸變同質性家園
具有相似社會地位和人生經歷的人群往往居住在同一地方，從而出現相對同質性的社區，個人的地方依戀和交際網絡得以形成和發展。歸難僑日常生活中習慣性的行為活動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重復性。有學者認為：“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刻意留意或反思的默會語境、生活節奏，存在於空間中的每一部分。”日常生活為考察安置點逐漸形成相對同質性社區提供了研究視角。
（一）安置點向同質性家園的轉變
起初，安置點人員來自越南各地，人員混雜，有的人家嘗試搬離安置點。據歸難僑陳述：“我們來到這邊時，住的人很雜，有來自越南北部的南部的，農村的城市的，講的話有白話、客家話、越南話，很少有人會講普通話。有的人只是暫時住在這裡，看到時機就跑出去了。剛來時感覺這邊有點不安全，我們養的雞、鴨經常被小偷偷掉。”人員混雜使得人們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產生諸多摩擦，歸難僑思及種植甘蔗受到行政直接干預、安置點缺水等現實情況，尋找著機會搬離干壩。他們用“跑出去”來定義此行動。“跑出去”按照時間和去向分為兩次：一次是安置華僑農場早期，部分歸難僑跨國跨地區再流動，目的地是加拿大、美國以及香港等地區，他們用隨身攜帶的黃金等貴重物品兌換路費，或依靠外國親戚支援的外匯“跑出去”。借助難民身份，部分嘗試“跑出去”的人們獲得重新安置﹔另一次是20 世紀90 年代移居鄰近的玉溪、通海等縣市，此次移居意味著歸難僑對行政區域的熟悉，選擇和安置點同屬於玉溪市管轄范圍的城鎮安家落戶，尋求更滿意的棲身地或謀求更有利的發展。有些沒“跑出去”的歸難僑無奈地表示：“有能力的都‘跑出去’了，現在留下的都是走不了的啦，條件也不允許，即使想‘跑出去’也是不可能的”，“我家老農民，去城市沒有手藝能生活嗎？隻能留下來乖乖干農活了。”不過，讓他們聊以自慰的是，直系親屬大多居住在安置點，從空間分布來看，相鄰家庭的戶主之間要麼為親兄弟，要麼為堂兄弟，要麼是叔侄關系，要麼是連襟關系。這樣的居住特點是基於逃難時，歸難僑親屬可以相約一起行動，且受到“集中安置為主，分散安置為輔”政策的影響。他們嘗試著一種“聚族而居”的努力，不過，“聚族而居”更多的是一種想象，因為歸難僑社區並非傳統鄉土社會。正如費孝通所言：“鄉土社會是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也就發生了一種特色，每個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著長大的，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部分歸難僑在回國前互相並不認識，回國后，適齡人員在學校接受教育，進而彼此熟悉起來。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政府設立的學校形成了一個結構上類似國家官僚體系本身的高度理性的層級組織。統一的教科書、受到嚴格管制的年齡劃分、班級和教材，這些因素本身共同創造了一個自足的、有連貫的經驗世界。”安置早期，歸難僑內部通婚成為普遍現象，安置點逐漸發展成為熟人社區。最終，在安置點定居下來的歸難僑，在生計方式、經濟收入、文化心理上逐漸相似，安置點成為相對同質性的社區。
（二）家園整合與地方意義的產生
同質性社區最直接體現在喪葬儀式整合之中。歸難僑原先在越南居住時，各家不一定住在同一地區，進行喪葬儀式時，請來的道公以及儀式流程存在差異。安置到干壩后，道公來自保山柯街華僑農場或者廣西祖籍地。越南歸難僑把為逝者而做的儀式稱為打齋。打齋分兩次進行，一次在親人逝世數天內進行，稱為辦白事﹔另一次在親人逝世的第一百天進行，稱為紅事（亦稱為百日）。白事由於受到政府殯葬改革政策影響有所變化，如今儀式程序最繁多的是紅事。紅事有著起壇、招亡魂、起水、洒壇、開壇、發表、離祖、傳香、走天皇、送佛等程序。程序的多寡受多種因素影響，比如主人家的經濟能力和孝心，如若是女性去世，則要再添加吃血碗儀式，其目的是把女性經期的不潔淨清洗干淨。若因車禍等原因造成意外死亡，則要辦更多程序。打齋是歸難僑親屬去世必須做的儀式，若擅自簡化儀式，會被大家取笑，歸難僑認為打齋做得不好會影響家人平安。如涂爾干所言：“正是行動的同質性使群體意識到自身，也就是形成了群體意識。這種同質性一旦確定，這些行動一旦採取了經久不變的形式，它們就會成為相應的表現符號，其目的是為了証明一定數量的個體分享了共同的道德生活。”在儀式中，親友吊唁、幫忙的行為存在著著默會知識。吊唁時，親友拿著香、紙錢、一塊肉前來。幫忙的親友各司其職，特別是在葬禮宴席上，依著和主人家關系的遠近親疏，按照年齡組、兩性分工原則，使得人們在財務支配、炒菜、抬菜等各事項上各司其職。這些共同的行為、心理促使喪葬儀式整合，進而成為歸難僑區別周圍族群的一個顯著標志。
人文地理學家拉爾夫（Relph）認為，不同的人通過各自的生活體驗賦予空間意義，使空間轉變成地方。在新家園建構中，年齡組作為歸難僑社區重要的社會群體，各年齡組內的頻繁互動有著一定的重復性和規律性，進而使得安置點成為了飽含意義的地方。具體來講，中老年男性熱衷於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晚上圍坐在一起喝蒸霉茶成為他們的習慣性行為。茶桌上擺放著果脯和餅干等食品，呈現一種悠閑的氛圍。中老年女性則經常聚攏於某姐妹家中，共同制作黑粑粑等越南特色食物。她們建立微信群，經常在群中討論某天約著去哪裡過節或旅游。聚在一起時，她們時常穿著款式色彩相似的奧黛或者旗袍。過生日和過節日成為她們聚在一起的最佳時刻，“合得來的在一起玩，玩得要開心”，是她們聚在一起的主要目的。中青年男性的一大樂趣是喝酒。他們常用“酒鬼”、“癲仔”來相互調侃，喝酒時彌漫著一種快樂氛圍，這是他們構建共同體的一種方式。中青年女性則在家照看孩子，有時和同性好友購物或喝酒。由此可知，各年齡組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規律性行為內容日趨統一，同一年齡組成員頻繁互動是歸難僑的一大特點。藉由彼此共情到形成默會知識，在互動中最常展現出來的是一種“玩樂”的情感氛圍。
四、結語
拉爾夫指出，地方是人們在生活世界中的直接經驗對象，生活世界裡充滿了意義、真實的物件與不斷的活動。它們是個體與群體獲得認同的重要來源，也因此是人類存在的憑據，維系著人們的情感與心思。歸難僑把陌生的空間轉變為新家園的過程，即是地方生產的過程，是自上而下的權力、規劃專家的專業性實踐與普通民眾的空間體驗之間互動的結果。從歸難僑角度出發，地方記憶、生計方式及日常生活影響著“家園”這一地方類型的生產。
越南歸難僑自1978年被安置到華僑農場后，在40余年的日常生活累積中，他們通過動用廣西祖籍地和越南居住地這兩類地方記憶，使得過往生活的地方空間形態得以在新地方以多種形式激活和呈現。在安置歸難僑早期，華僑農場作為生活、生產高度集中的區域，每個家庭被歸屬於一個生產隊，生計方式受國家政策以及農場的行政干預，作物種植這一相對單一的生計方式以及歸難僑相似的人生經歷和社會地位，使得其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日趨統一，安置點成為相對同質性社區，歸難僑產生了豐富的本土性知識，以及有助於保持或增強依戀的行為，進而最初無差異的空間變成他們熟識且被賦予意義的地方，逐漸同安置點建立了地方依戀，新家園成為他們有所關切的對象。
地方建構是一個持續過程，它意味著人們逐漸居處（lived-in）其中，生活習慣的塑造和居處經歷的不斷累積，進而賦予地方本真性（authenticity）。本研究個案試圖為移民研究中的文化適應問題提供一個新的思考視角，在當今華僑農場改革進程中，考察歸難僑家園建構的議題有利於理清改革中的矛盾，為農場提供文化層面的融入思路，同時，也有助於增進歸難僑的歸屬感，對於促進歸難僑與當地社會之間的和諧互動，保持社會穩定發展，有著現實意義。該個案也為規劃者和個體提出需深入思考的議題：在全球人口流動不斷加快的背景下，地方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傳統如何維持其存在之正當性？人們如何在居住的一方天地進行相應調適並有意義地生活？文化適應機在其中如何發揮作用？
（舒璋文，男，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人類學與民族學系人類學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人類學與情感研究﹔龐艷賓，女，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