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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7日，張楚琨出生於福建省泉州市一個華僑教師家庭。父親早逝，家境貧寒，幼時在泉州讀小學。1923年，隨家人赴新加坡謀生，進入當地華僑辦的小學讀書，后回泉州就讀於培元中學，畢業后，北上深造，進入上海公學大學部法律專業學習。在此接受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1931年參加上海反帝大同盟。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曾與同學上前線慰勞抗日將士。1932年從上海公學畢業后，先任教於上海泉漳中學，后南下歸鄉，執教於泉州培英女中。

1979年，張楚琨（右）與庄希泉

1937年，張楚琨重返新加坡，受聘於《南洋商報》，接任《獅聲》副刊的編輯重任，並兼任該報評論員。《南洋商報》是一代愛國僑領陳嘉庚於1923年創辦的一份華文報紙，持熱愛中華、熱愛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立場。在《南洋商報》，張楚琨大展身手，著文頗受好評。接編《獅聲》后，他盡量刊登抗戰救亡的作品，成為讀者所喜愛的文藝園地。1937年年底，他又負責編輯《南洋文藝》與《今日文學》等副刊，利用此陣地培植了一批進步文學青年，也團結了一批華僑文化工作者，壯大了新加坡抗日宣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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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為團結新加坡華僑青年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張楚琨與施方平等共同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名稱，起源於中國“一二·九”學生運動。當時，北平的學生為了抗日，組織起來，深入農村、工廠，開展抗日救亡宣傳，發動群眾起來抗日援國。南洋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是在中國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華僑抗日救國浪潮風起雲涌的情況下出現的，由張楚琨、施方平等共同發起。該組織經過醞釀，於1937年九一八事變六周年紀念日之際，宣布正式成立。成立后，遵照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章程、隊歌、隊徽和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進行活動。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有一定群眾基礎，它包括了工人、店員青年、婦女和文化界的各階層，還有駁業工會、青年口琴會等公開社團的支持，它的最高領導是秘書處，相當於書記處。以下有宣傳部或文委，負責人是張楚琨﹔工人部或工委，負責人是李白濤﹔店員部或店委，負責人是李文陵﹔青年部或青委，負責人是黃紫焰。青年部屬下還有新加坡少年先鋒隊，包括大坡愛同學校的學生和小坡崇正小學的學生。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的隊長亦稱秘書長是施方平。施方平原籍福建廈門，小學教師出身。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被捕關在廈門監獄。紅色作家高雲覽所寫的小學《小城春秋》展現的共產黨劫獄故事，施方平就是其中的越獄者之一，后來輾轉到了新加坡。全面抗戰爆發后，他率先出來組織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被推舉為隊長。

1938年年初，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與中共廣東東江游擊隊的外圍組織—南洋東江回國服務團建立了聯系。

1939年春，張楚琨到香港，與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中共黨支部書記兼華僑工作委員會主任連貫等聯系，使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完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

在張楚琨等人的率領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堅持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各階層的華僑同胞共同抗日救國。新加坡中華民族先鋒隊的活動，在華僑上層社會有較大的影響。

創建初期，同愛國僑領陳嘉庚領導的怡和軒俱樂部建立了聯系，得到了福建籍華僑領袖黃奕歡、周獻瑞、侯西反等人的支持。

籌款支持祖國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的主要活動之一。張楚琨等通過愛國僑領陳嘉庚任主席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千方百計募捐資金。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廣大成員在這些運動中，成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的骨干力量之一。為此，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的一個秘密領導機關，就設在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同一條街上。以張楚琨為首的宣傳部，團結了一批文化界進步人士，如汪金丁、陳如舊、陳祖山、李潤湖、蔡貞堅、黃紫焰、墨黑、吳廣川、吳柳斯等，在公開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宣傳抗日救國。張楚琨本來就是《南洋商報》副刊《獅聲》的主編，李潤湖是《新國民日報》副刊《新園地》的主編，吳廣川是《新國民日報》編輯兼《現代日報》的記者。張楚琨利用這些重要的宣傳陣地和窗口，進行抗日宣傳。張楚琨領導下的宣傳部在猛加卡有一個秘密據點，專門從事編寫、出版油印刊物。青年部有一支口頭宣傳隊，經常到街頭、農村、工廠宣傳抗日救國的主張。在新加坡街頭巷尾到處張貼有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制作的牆報、標語、傳單。他們的宣傳品都有一個共同的圖案標記：手握火炬，象征著光明和先鋒作用。

張楚琨等領導下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不斷組織隊員發動全社會抵制日貨。當時在新加坡抵制日貨的浪潮洶涌澎湃，勢不可當。日本商人和他們的經紀人都龜縮了，但有一些奸商為了賺錢，竟昧著良心賣日貨。為此，張楚琨等還在隊裡組織了一支鋤奸隊，專門對付賣日本貨的奸商。他們上街查驗，發現哪一家商店賣日貨，一經調查核實，立即採取措施，勒令該商店向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交出一定數量的罰款，否則，招牌就有可能被涂黑，受到社會的唾棄，難以再營業。

張楚琨還充分利用一切公開合法的手段，以更好進行抗日宣傳活動。他專門策劃成立了新加坡青年口琴會，擁有近200名會員，還組織了口琴隊、歌詠隊、乒乓球隊等，上街進行抗日宣傳和文體表演募款，還排演過抗日話劇。

也正是在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和《南洋商報》服務期間，張楚琨與陳嘉庚在共同抗日救國活動中結下深情。為了幫助僑領陳嘉庚更好地了解國情，張楚琨於1938年親自送一本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中文譯本給陳嘉庚，並介紹道：“國共摩擦很厲害，大家想弄清誰是誰非，這是美國記者訪問陝北的親歷記，看來報道還客觀，僅供參考。”《西行漫記》為陳嘉庚1940年延安之行做了思想准備。

1940年，張楚琨參加陳嘉庚組織的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鼓勵堅持浴血抗敵的國共兩黨和抗日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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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作為華僑主要聚居地的南洋地區成為支援中國內地抗戰的重要陣地。當地華僑在僑領陳嘉庚的號召下，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踴躍參與到中國大陸的抗戰中來。雖然華僑有極大的抗日熱情，但對於國共兩黨之間的斗爭和分歧認識不清，為了使南洋華僑認清國民黨的真實面目，全力支援祖國的抗戰，中共中央指示要加強對南洋華僑的宣傳工作，擴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范圍。

周恩來鑒於南洋的重要性，很早就想派人到南洋去，剛好此時張楚琨作為新加坡《南洋商報》特派員和駐重慶特派記者到了陪都重慶。當時該報的經理是傅無悶，張楚琨回大陸採訪時，傅無悶委托他在大陸物色一位資深報界人士擔任該報的編輯主任，加強與祖國內地的聯系。

張楚琨在南洋是陳嘉庚的得力助手，先前就已認識周恩來。他回國后，與該報記者高雲覽一起多次採訪周恩來。對南洋華僑非常關心的周恩來和張楚琨談話時，都仔細詢問南洋的一些情況，對南洋的局勢、陳嘉庚領導的南僑總會和一些愛國人士及當地的新聞宣傳都了如指掌。有一次當兩人交談時，偶然談到《南洋商報》想物色編輯主任一事，張楚琨想請周恩來幫忙，周恩來也想到中共要派人到南洋一事，他立即答應了張楚琨的請求，並著手物色合適之人去南洋，最后選定中共秘密黨員、著名報人和社會活動家胡愈之赴南洋去開辟新的陣地。胡愈之赴南洋后，遵照黨“與張楚琨聯系到底”的指示，與張楚琨合作，全力在南洋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對華僑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全力支援祖國抗戰和建立我黨統一戰線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作為《南洋商報》中國特派員，張楚琨採寫了大量戰地通訊，連續在南洋刊發，對堅定華僑抗戰必勝信心，發揮了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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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日軍突然襲擊珍珠港，並加快南侵。作為南洋華僑抗日救國運動中心的新加坡，這時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抗敵保衛星馬的群眾熱潮。文化界同仁在胡愈之的領導下，為負起對廣大群眾開展精神動員的責任，決定成立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參加者有新聞界、教育界、出版界、文化界、音樂界、美術界代表，包括南來的知名人士郁達夫、王叔旸、沈茲九、王紀元、張企程、楊騷等。一個五人常務委員會選出來了，即胡愈之、郁達夫、庄奎章、王叔旸和張楚琨。郁達夫任團長，胡愈之任副團長，張楚琨任組織部部長，王叔旸任總務部部長，庄奎章任訓練部部長。

1955年，張楚琨（左一）陪陳嘉庚（中），與庄明理（左二）、張其華（右一）、葉祖彬（右二）游秦嶺

文化界先走一步，接著全新加坡華僑各界成立了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主席陳嘉庚，下轄勞工服務團、保衛團部、民眾武裝部、總務部、宣傳部等。胡愈之被選為執行委員兼宣傳部主任，郁達夫為執行委員。

當時戰時工作團主要有兩項工作：一項是成立青年戰工干部訓練班，在炮火中訓練青年干部，准備擔任民眾武裝的政訓工作﹔另一項是組織口頭宣傳隊、流動戲劇隊、歌詠隊，到街頭去，到工廠去，到碼頭去，到防空壕去，到群眾密集的地方去進行抗敵宣傳。張楚琨和郁達夫等晚上到報館寫稿、編稿、制作版面，第二天給青訓班授課。開辦第二期青訓班時，日軍已開始經常派出戰機轟炸新加坡，隨著敵人轟炸加劇，第二期青訓班100多人不得不分為四個中隊，散布在金炎律南僑師范學校、后港、梧槽大伯公和愛同學校四個地方，但大家毫不畏懼。

大敵當前，在陳嘉庚的號召下，3000多位華僑青年組成了星華義勇軍，青訓班培養的不少學員成為星華義勇軍的政訓人員和戰斗骨干。

日軍從1942年2月1日開始，從海峽北岸轟擊新加坡，日本航空部隊同時進行第56次轟炸。之后轟炸越頻繁，炮彈越多打到市區來，但張楚琨依然堅守在抗敵工作崗位。抗敵動員總會總部設在晉江會館，文化界戰時工作團這時也集中到總部來辦公，戰斗在這座樓的人們對頻繁的空襲警報滿不在乎，直到炸彈在附近爆炸，才從容不迫地到后院堆著沙包的小圈圈休息一下，仰看頭上飛過的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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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4日，胡愈之和張楚琨等19名文化界抗敵骨干連同家屬9人，乘小船撤往荷屬蘇門答臘山區，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開荒種地，自建房屋，還利用實武牙籌賑會愛國華僑贈送的400盾錢辦過趙豫記酒廠，張楚琨既是酒廠技術員，還是銷售員，經常押貨到巴雅公務市上分銷給零售戶，也常常上武吉丁宜推銷。

在避難蘇島、生存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張楚琨等在日本統治下建立了一個秘密組織—同仁社。領導人是胡愈之，參加者除張楚琨、高雲覽外，還有沈茲九、汪金丁、邵宗漢、王任叔、吳柳斯、張企程。每周在胡愈之的住處—椰廬座談一次，主要是交換消息，分析敵人的動態，討論聯軍反攻的可能性和時機，胡愈之認為應該排除“速勝論”，看到戰爭的長期性，勝利取決於歐洲戰場，即蘇聯和英美聯軍轉入反攻的到來。后來形勢發展証明了他預見的正確。

一年后，在新加坡受過日本特務訓練的洪根培來到當地，他認得避難於此的進步文化人，大家馬上撤往他鄉，邵宗漢、王任叔早些時候到了蘇門答臘島東部的棉蘭，張楚琨和高雲覽、林楓疏散到蘇門答臘島南部山區，同楊騷、溫端方會合，不久胡愈之、沈茲九也到了蘇門答臘島東部的馬達山。張楚琨和高雲覽、楊騷、林楓、溫端方等，分別在巨港、直落勿洞靠制肥皂艱難維生，躲過日寇的魔掌，等到了勝利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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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戰勝利之后，蔣介石挑起內戰。此時，馬來亞、新加坡各大小報多屬國民黨控制，對內戰的歪曲報道蒙蔽了許多愛國華僑，張楚琨和高雲覽等想辦一份“讓華僑聽到正義心聲”的報紙。

為積蓄辦報資金，張楚琨和高雲覽兩位文化人決定涉足工商業。三個月后，一家經營胡椒、橡膠等土特產品的鉅元公司，在新加坡開始對外營業，生意興隆，短短4個月時間，賺了百萬元叻幣，並先后購進兩艘遠洋輪船—“南元”號和“南美”號，成立了船務公司，緊接著又增辦匯兌業務，鉅元公司生意十分興隆。

1946年，在陳嘉庚的牽頭和巨資支持下，11月21日《南僑日報》在新加坡問世，張楚琨成為股東之一，並任總經理。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任民盟新加坡分部主任委員。

1948年年初，張楚琨等用鉅元公司的“南元”號和“南美”號貨船，同時還組織了一些運輸船和登陸艇，向山東解放區運送大量軍需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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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張楚琨回國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張楚琨擔任政務院情報總署專員。作為中國新聞社的創辦人之一，擔任中國新聞社首任副社長兼副總編輯，兼任新華通訊社華僑廣播編輯部副主任。

1955年，張楚琨轉任廈門市副市長，並協助陳嘉庚創辦華僑博物院。

在這之后，張楚琨返回北京參與國家僑務工作以及全國政協的華僑活動。歷任全國政協第二至五屆委員和第六、七屆常務委員，全國政協常委會文史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全國僑聯第一、二屆常務委員兼副秘書長和第三屆顧問，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會長，全國僑聯法律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廈門大學校務顧問，華僑大學董事等。著有《滇緬公路考察記》《南北戰場印象記》《崢嶸歲月》等書，主編有《回憶陳嘉庚》。

2000年2月7日，張楚琨在北京病逝。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專門刊發了報道，對他的一生給予高度評價，其中有這樣文字：張楚琨同志是老一代愛國華僑和中國僑聯老前輩。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祖國，忠於人民，熱心為僑服務，關心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他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堅持原則，光明磊落，幾十年如一日。他熱心關心同志，密切聯系群眾，生活簡朴，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深受廣大華僑和僑務工作者的尊重和愛戴。

張楚琨病逝后，其女兒張詠萱攜兒子張浩，來到集美圖書館，把父親張楚琨生前收藏的一批中外文書刊捐贈給集美圖書館，其中普通中外文書刊2596冊，線裝古籍《四部叢刊》一套2078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