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俊（1917.6.23-2017.8.8）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我國著名科學家、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金屬物理、冶金史學科奠基人。柯俊祖籍浙江黃岩，1917年6月23日出生於吉林長春。1938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化學系﹔1948年畢業於英國伯明翰大學並獲博士學位，后擔任英國伯明翰大學高級講師。1953年回國，先后任北京鋼鐵學院教授、物理化學系主任和副院長、北京科技大學校長顧問等職。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學部委員，並擔任學部常委。1989年獲中國科學院榮譽獎章，1990年被國家教委、國家科委授予全國高等學校先進科技工作者榮譽稱號，1997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柯俊院士是國際著名的金屬物理學家、科學技術史學家和高等工程教育家。抗日戰爭時期，他是穿梭於越南、緬甸、印度密林群山之間的物資運輸隊長。留英期間，他在鋼中首次發現貝茵體切變機制，是貝茵體相變切變理論的創始人。新中國成立后，他創辦第一個金屬物理專業和冶金物理化學專業，是中國金屬物理學科的奠基人。20世紀90年代初，他積極推動了國家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是工程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領航員。柯俊心裡始終裝著國家和人民，他是著名科學家，更是一位愛國者。
（一）
柯俊祖籍浙江黃岩，1917年6月23日出生於吉林長春。1931年，年僅14歲的他正滿懷憧憬地享受高中新生活時，“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佔領東北，學校被迫停課。1938年，從武漢大學畢業后，柯俊來到國民經濟部工礦調整處工作，他的主要工作任務是把長江中下游城市的重型機械、化學工業和紡織工程等設備遷到川陝滇貴等地，以免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
親身經歷了抗日戰爭，殘酷的現實使柯俊深深地體會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並暗自下定決心：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發揮自己的專長，用科技來改變國家的命運。1944年12月，柯俊獲英國帝國化學工業公司學術獎金，爭取到機會赴英國伯明翰大學理論金屬學系學習，師從當時著名的金屬學家迪·漢森教授。
在英國，柯俊選擇銅再結晶作為研究項目進行科研能力的訓練，隨后接受了金屬學系工業實踐性的課題，研究低碳鋼在焊接時的變化。柯俊還接受了英國鋼鐵協會下達給迪·漢森的科研課題，闡明鋼中過熱和過燒機制。據此發表的論文《鋼在過熱過燒后的晶粒間界現象》解決了長期困擾冶金界的一大難題，在業界引起較大反響。1951年，柯俊取得伯明翰大學的終身教職。
（二）
在海外求學的日子，柯俊沒有忘記自己多災多難的祖國。繁重的課業之余，柯俊積極參加了留英中國學生同學會組織的各種活動。與當時大多數中國留學生一樣，柯俊時刻以民族復興為己任，鞭策自己不斷進取，期待著回國報效的那一天。
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產業，鋼鐵是支撐國家發展和經濟建設的工業脊梁，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標志。1949年，新中國鋼產量僅有不到16萬噸。缺鋼少鋼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共和國面臨的一個難題。恢復、發展、提高產量，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后鋼鐵工業發展的重中之重。鋼鐵技術是當時的“關鍵核心技術”和“卡脖子技術”，鋼鐵業發展亟需科技人才。
1950年末，劉寧一、周培源、涂長望等到英國訪問，希望柯俊回國參加祖國建設，籌建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在此期間，由於柯俊的研究成果舉世矚目，美國芝加哥大學金屬研究所、德國馬普鋼鐵研究所和印度國家冶金研究所等先后向他發出邀請，都被他謝絕。恩師姚南枝，時任台灣鹼業公司總經理，也力邀柯俊去台灣，面對恩師，柯俊隻能用“容圖報於來世”婉言謝絕。各種優厚的生活待遇和優越的工作條件，都沒有讓柯俊有任何動搖，他心裡始終想著祖國和人民。正如他對美國芝加哥大學金屬研究所史密斯教授說的：我來自東方，那裡有成千上萬的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一噸鋼在那裡的作用，遠遠超過一噸鋼在英美的作用。盡管生活條件遠遠比不過英國和美國，但是物質生活並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
臨近回國之際，柯俊訂購了很多書籍和雜志，定期寄回國內。這些書籍和雜志記錄了當時最先進的材料和論文，為我國金屬科研和金屬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借鑒和幫助。
（三）
1953年8月，柯俊攜妻兒離開英國，踏上歸國之路。之后，柯俊進入北京鋼鐵工業學院任教，開啟了科技報國的新篇章。“祖國需要我們到哪裡，我們就去哪裡，不能挑三揀四，到哪個工作崗位都要好好干。行行出狀元。”柯俊說。他先后擔任過北京鋼鐵工業學院教授、物理化學系主任和副院長、北京科技大學校長顧問等職。他是中國冶金與材料教育界、科技界的一代宗師，鋼鐵科學與技術的集大成者，為新中國冶金工業的建立、發展和壯大，嘔心瀝血，功勛卓著。
柯俊擁有戰略眼光，他創新性地提出了工科大學要走理工結合的發展道路，在學校創立了物理化學系，開創了新中國第一個金屬物理專業和冶金物理化學專業，培養了大批理工結合的優秀科技人才。他長期從事金屬中相變理論的研究，提出了貝茵體切變理論，發展了馬氏體相變動力學，為國家基礎科學研究和國民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鋼鐵金相學》以他的姓氏將無碳貝茵體命名為“柯氏貝茵體”，而柯俊本人則被國外同行稱為貝茵體先生。
柯俊以對科學事業的忘我追求，立足國情，瞄准國家戰略需求，開展了耐熱合金、永磁合金、半導體材料、超低碳貝茵體鋼等一系列戰略材料的研究，解決了工業生產、國防工業中的諸多實際問題。1983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2周年之際，柯俊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深情地說：作為中國共產黨培養的知識分子，應該把加入共產黨作為自己的歸宿。有了政治歸宿，他深感欣慰，更加積極努力地為科技興國盡職盡責。
（四）
中國的冶金技術有著輝煌而久遠的歷史，但在冶金技術發展的長河中卻沒有留下太多有價值的文字記載和歷史資料。在20世紀70年代，柯俊懷著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熱愛，毅然開始冶金史的系統研究。他重視實証，應用金相顯微鏡和電子顯微鏡等實驗手段系統研究古代鋼鐵制品，用鐵一般的事實闡明中國古代鋼鐵技術的發展及對人類文明的貢獻。這些研究，對於我國增強文化自信，促進科技自立自強，開展國際交流都有重要意義。由於他對冶金史的卓越貢獻，轉爐發源地美國愛德維城授予他“鋼鐵大師”的榮譽稱號。
柯俊通過研究，闡明了我國古代冶金技術特別是鋼鐵技術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及其對中華文明、經濟、歷史發展的重大影響和關鍵作用，成為近年來中國科技史研究中最顯著的成就之一，在國際學術界為中國冶金史研究贏得了榮譽。柯俊及其團隊利用現代設備，開展我國金屬文物和冶金遺物的系統研究，發展了定量考古冶金學，並取得了重大突破，使我國古代冶金史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提高。通過對中國古代科技史的研究，他提出：中國古代並非隻有四大發明，而應該是十大發明。與傳統四大發明相比，水稻、絲綢、中醫中藥、瓷器、生鐵及生鐵煉鋼、馬術馬鐙這六項發明對人類生活與文明發展具有更直接、更重要的影響和作用。柯俊兩次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三等獎、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全國新產品工藝獎、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和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冶金科技終身成就獎等獎勵。
在日常交流中，柯俊常常教導學生要珍視祖國給予的一切。他計算培養一個研究生國家的投入給學生看，教導他們要養成勤儉節約的好習慣，並苛刻地要求做電鏡前要在金相顯微鏡下觀察仔細，這樣可以節省在當時還頗為可觀的電子顯微鏡等大型設備上機費用。他常感嘆：“為什麼你們的學位論文致謝沒有一個人感謝咱們祖國的？如果沒有國家安定團結的局面，如果沒有國家提供經費給你們，你們如何能夠做出這樣的成果？”
2017年8月8日，這位鋼鐵大師走完了他的百歲人生，根據柯俊生前遺願，他的遺體捐獻給了母校武漢大學，進行科學研究和醫學教學。在生命之旅的最后，他仍選擇為深愛的黨和人民、深愛的科學事業盡最后一份力。柯俊先生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是一位具有戰略思想的科學家、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