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世駿（1915.12.5—1991.5.30），山東兗州人，生態學家、昆虫學家，我國昆虫生態地理學、數學生態學、經濟生態學等學科奠基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48年赴美求學並於一年后獲得猶他州州立大學昆虫生態學碩士學位，后前往明尼蘇達大學並於1951年獲得博士學位。1952年，馬世駿回到中國並創建了國內首個昆虫生態學實驗室。先后在東亞飛蝗生態、生理研究、系統生態學理論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開創了生態工程領域，提出和建立了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為中國生態學事業發展做出了開創性和奠基性的工作，是系統生態學理論與生態控制、可持續發展理論與應用的先驅。
他有過根除東亞飛蝗蝗災的光輝業績，有過對《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卓越貢獻，有過創立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的巨大成就，他更有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赤誠愛國心。他為了學習科學知識服務祖國而遠赴國外留學，他為了全身心投入新中國建設又沖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國，他的一生雖然短暫，但是全部都奉獻給黨和國家。他就是誓言要用知識改變落后祖國的中國生態學之父、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科學先驅馬世駿。
“我要用我的知識改變落后的中國”
馬世駿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軍閥混戰和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苦難環境中度過的。他早年就讀於山東省兗州和濟南中學，因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兩次被學校開除，將宜亭之名改為世駿轉赴北平完成高中學業。大學時，又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被北平憲兵團拘留。但馬世駿就是不屈不撓，一邊刻苦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一邊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48年，馬世駿一方面為了擺脫國內的戰亂，一方面為了學習科學知識服務祖國，在33歲時離開祖國前往美國留學深造。1949年，馬世駿僅僅用一年時間就取得了猶他州州立大學的碩士學位，前往明尼蘇達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被推選為美國科學院榮譽協會正式會員並被授予金鑰匙。這一年，新中國成立的好消息跨過太平洋，讓馬世駿振奮不已。馬世駿在2年時間內取得博士學位后急切回國，期待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之中，於是向導師查普曼申請回到中國。查普曼非常欣賞馬世駿，竭力勸他留下來，馬世駿毅然說道：“我要用我的知識改變落后的中國，我離開祖國很久了，我想念我的同胞。”
馬世駿的回國之路非常艱難，他報效祖國的願望和行動受到美國當局的阻撓，但是馬世駿並沒有放棄。1951年秋天，馬世駿前往荷蘭參加國際昆虫學大會，並在荷蘭申請去比利時等地訪問。此時，他的所有行李家當都在美國，美國方面也就同意了他的申請。馬世駿從荷蘭到比利時，又從比利時到法國到英國，在英國，他終於聯系上中國駐英機構，當晚就悄然登上了目的地是中國的郵輪。從荷蘭到家鄉，馬世駿輾轉多地，耗費了整整3個月的時間。1951年深冬，馬世駿在香港下了客輪，輾轉回到魂牽夢繞的祖國，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故鄉，他拋棄了所有留在美國的行李和家當，實現了他回歸祖國、獻身祖國科學事業的宿願！
“改治結合，根除蝗災”
馬世駿回國后，國家給他的第一個科研任務是解決兩千多年遺留下的蝗災問題。中國人治蝗治了幾千年，為什麼一直治不住？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馬世駿明確了飛蝗次生型的演變規律和演變機制﹔揭示了飛蝗爆發的主因是水、旱災相間發生，次因是社會不穩定及貧窮落后﹔他從生態地理學角度提出了“改治結合，根除蝗害”的飛蝗治理策略與措施，通過改造生態結構，用修建堤壩和控制水位等方式轉變蝗虫生殖繁衍的條件以達到根治蝗災的目的。自20世紀50年代后期起，肆虐我國數千年的蝗災，在中華大地上再也沒有大范圍出現。該成果於1978年獲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學大會重大成果獎，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在研究昆虫生態學和害虫綜合管理的階段，馬世駿創建了我國第一個昆虫生態學實驗室，先后提出了“中國農業害虫的動態分析及控制途徑”“昆虫種群的空間、數量、時間結構及其動態”“種群自動調節”與“種群變境成長”等理論及新概念，並指出了綜合防治措施選擇的標准為“安全、有效、經濟、簡便”，各種措施之間的有機協調。他創造性地將生態學原理、經濟學理論應用於植物保護，提升了我國害虫綜合防治理論與應用水平，為昆虫生態學和害虫綜合管理理論與應用做出了突出貢獻。
1952年3月，馬世駿主動參加了反細菌戰專家調查團，與鐘惠瀾、劉崇樂等科學家一起到朝鮮和我國東北現場調查，獲得了一系列美國軍隊悍然發動細菌戰的証據。他還在國際調查團的會議上作了有力的發言與論証，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並榮獲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獎勵。馬世駿1959年出版的《中國昆虫生態地理概述》是中國昆虫生態地理與昆虫區劃的第一本專著。關於粘虫測報、防治的研究先后獲得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成果獎（1978年）和國家自然科學獎三等獎（1982年）。“棉虫種群動態及綜合防治研究”於1988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
“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
親歷了害虫綜合管治的成果實踐之后，馬世駿又敏銳地提出“人類在創造社會財富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地毀壞自己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伴隨人類社會的快速發展，空氣污染、環境污染日益加劇”。1972年以來，他把科學研究工作擴展到系統生態學和可持續發展領域。
1978年，馬世駿在《環境保護》上發表論文《環境保護與生態系統》，將科學研究拓展到經濟建設領域，在國內率先指出“生態學是人類解決當代重大社會問題的科學基礎之一”。他分析了當時與生態學有關的三大社會問題，即“環境污染問題、人口問題與生物資源利用問題”，論述了人類、生物與環境的關系，以及環境污染與生物圈物質循環的關系，強調“人類物質循環是生物圈循環的一部分”。他還運用生態學原理，提出了解決污染和保護環境的途徑，即“工業技術與工藝、發揮生態系統功能作用、生態風險評估”。
1979年，馬世駿在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成立大會所作的《環境系統理論的發展和意義》的學術報告中，提出了“生態系統工程”概念，並在國際上首次給予明確的科學定義，精辟地概括了“整體、協調、循環、再生”生態工程的原理。在20世紀80—90年代，該原理推進了我國生態農業的蓬勃發展。現在該原理已成為生態縣、生態市、生態省規劃與建設的科學思路，對推動我國生態建設與產業可持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1987年，出版了與李鬆華研究員聯合主編的《中國的農業生態工程》，這是國際上首部關於生態工程的專著，為引導國內外生態工程的研究與應用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
20世紀80年代，馬世駿進一步將生態學研究從自然生態系統擴展到以人類為中心的人工生態系統，在國際上首次提出了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明確指出“社會、經濟、自然三個子系統既有各自運行規律，也是相互作用的整體”，提出了衡量復合生態系統的准則，即“自然系統是否合理，經濟系統是否有利，社會系統是否有效”。這一理論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和認可，開創了人與自然耦合機制與調控的新思路。
馬世駿還積極參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研究與實踐，在省、市、縣等不同層級的生態學培訓班上，他都呼吁提高全民生態意識——“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不僅是個科學技術問題，更是個全民意識問題。要讓生態意識深入人心，走好生態平衡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在國際上，早在20世紀70年代他就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觀點，曾擔任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委員，以發展中國家代表的身份，與挪威首相Brundtland夫人等共同起草了著名的《我們共同的未來》，為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做出了貢獻。
1991年，75歲高齡的馬世駿先生已經因為青光眼和白內障看不清東西，他卻依舊堅持工作。5月22日，馬世駿參加了中國科協4大會議，大會26日才結束。27日，剛剛休息一天的馬世駿乘車前往河北遷安參與主持由數百個生態縣、生態鄉、生態村參加的“全國生態農業（林業）縣建設經驗交流會”，並作學術報告《生態縣的內涵和發展趨勢》。5月30日，他坐車返回北京，下午4時許在河北省豐潤縣境內以身殉職，享年75歲。
馬世駿的一生，正如他的名字一樣，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駿馬，一生都在開路、趕路和引路。星光不問趕路人，他的事跡將激勵著新時代的我們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實現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