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亞(1924.12.25—2011.2.26)，中國核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入選“感動中國2011年度人物”。1950年獲美國密執安大學博士學位，並於當年回國﹔195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0年6月入伍。朱光亞是中國原子彈、氫彈科技攻關組織領導者之一，曾參與了中國原子彈和氫彈的試驗和研制，后又相繼組織實施了核電站籌建、核燃料的生產以及放射性同位素應用等項目的研究開發計劃，並參與了“863計劃”的制定與實施，還參與了中國工程院的籌建工作，為中國核科技事業和國防科技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朱光亞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88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還曾獲何梁何利基金1996年度科學與技術成就獎。

朱光亞是中國原子彈、氫彈科技攻關組織領導者之一，組織實施了核電站籌建、核燃料的生產以及放射性同位素應用等項目的研究開發計劃，參與了“863 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參與了中國工程院的籌建工作，在我國科技界、教育界特別是國防科技戰線享有崇高威望。五十春秋嘔心瀝血，畢生奉獻功勛卓著，他被譽為“科技眾帥之帥”。朱光亞歸國抉擇的“無悔”、鑄造核盾的“無畏”、戰略決策的“無惑”、科學精神的“無瑕”、人生境界的“無我”，這“五無”集中體現了“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於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也生動詮釋了“愛國、創新、求實、奉獻、協同、育人”的科學家精神內涵。

無悔：歸國抉擇

“繁霜盡是心頭血，洒向千峰秋葉丹”。朱光亞具有濃厚的家國情懷，他認為，“隻有把個人命運與祖國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獻給祖國，個人的人生價值和理想才能實現。”少年時代，他就立下了報效祖國的雄心壯志。青年時期，他胸懷科學救國的遠大抱負赴美留學，立下了學成必歸，與祖國共榮辱、同命運的堅定決心。

朱光亞在美國密執安大學研究生院從事核物理學研究期間，積極參加留美學生進步團體，經常組織愛國進步活動。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美國后，他帶頭把抗戰時“打倒列強”的歌，填上“趕快回國”的詞，推動留學生回歸報國。1950年2月，朱光亞毅然拒絕了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旅費“救濟”，搶在美國對華實行全面封鎖之前，取道香港，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在回國的輪船上，朱光亞牽頭與51名血氣方剛的愛國留美同學聯名撰寫了一封飽含激情的《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呼吁海外中國留學生回國參加祖國建設：“祖國的父老們對我們寄存了無限的希望，我們還有什麼猶豫呢？”“我們都是中國長大的，我們受了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種過一粒米，不曾挖過一塊煤。我們都是靠千千萬萬終日勞動的中國工農大眾的血汗供養長大的。他們渴望我們，我們還不該趕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長，獻給祖國的人民嗎？”“回去吧！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洒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我們中國是要出頭的，我們的民族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回去吧，趕快回去吧！祖國在迫切地等待著我們！”在這封短短1600多字的公開信中，朱光亞用了11個感嘆號，每個感嘆號都訴說著朱光亞內心對新中國成立的喜悅和激動，每一個感嘆號都昭示著朱光亞喚醒中國留學生報效祖國的斗志和急切的期盼，朱光亞那藏在文字中的，對祖國崛起的熱情深深感染了許多留學生。后來，密執安大學的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在取得了學位后，都沖破重重阻力回到了新中國。這封信還傳到英國、法國，在那裡的許多中國留學生也都陸續回國，后來為核武器事業作出杰出貢獻的程開甲就是其中之一。1950—1955年間，由海外回國的學子有上千人。

無畏：鑄造核盾

“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在我國鑄造核盾牌的偉大工程中，核試驗的每一次成功，都傾注著朱光亞的心血與汗水﹔核武器發展前行的每一步，都凝結著朱光亞的智慧和決心。回顧自己的一生，朱光亞說：“我這一輩子主要做的就這一件事——搞中國的核武器。”憑借對祖國的忠誠和對事業的執著，在當時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和極度簡陋的設備條件下，我國僅用40多次核試驗就達到了外國幾百次乃至上千次試驗才達到的技術水平。

1950年4月，年僅25歲的朱光亞回國任教，成為當時北京大學物理系最年輕的副教授。到北大以后，他立即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教學第一線，同時講授光學和普通物理課程，他精心地准備好每一堂課。1952年春，朱光亞以英文翻譯的身份被派往朝鮮，參與板門店停戰談判，當時美國軍方利用核武器屢次威脅我國。這種屈辱使朱光亞徹底認清，中國必須擁有自己的殺手锏武器。1957年，朱光亞被調任到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參與在蘇聯援建下開始的反應堆的建設和啟動工作。

在我國最早期的原子能大本營中，朱光亞領導設計了輕水零功率裝置，順利地邁出了中國核反應堆制造的第一步。1958年秋，蘇聯援建的核工業反應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給中方使用。然而，1959年，蘇聯撤走在華專家，我國必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核事業。當時的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負責原子彈研制的“科學技術領導人”。年僅35歲的朱光亞臨危受命，被調入核武器研究所，承擔起中國核武器研制攻關的技術領導重任。看著蘇聯專家留下的“殘缺碎片”，朱光亞無畏無懼：我們就要從這些碎片裡，造出我們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他從家裡搬進研究所單身宿舍，不辭辛勞地忘我工作。

1962年9月，在朱光亞等人的努力下，我國原子彈的理論設計、爆轟試驗等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二機部提出了爭取在1964年下半年，最遲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奮斗目標，即“兩年規劃”。為了盡快達成這個目標，朱光亞編制了《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制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與《原子彈裝置國家試驗項目與准備工作的初步建議與原子彈裝置塔上爆炸試驗大綱》兩份綱領性文件，對中央正確決策起到了關鍵作用。

1964年10月16日，天空上一朵騰空躍起的黃褐色蘑菇雲象征著我國自主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當時的朱光亞正在離開試驗現場返回指揮塔的路上，他透過車窗看到這一幕時，頓時潸然淚下。

無惑：戰略決策

“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由於朱光亞具備高超的戰略思維能力和敏銳的時代洞察力，在中國的核事業發展中能夠准確研判國際形勢，科學作出決斷，我國核武器的發展才能在短時間內取得跨躍式的成功。彭桓武評價他“細致安排爭好省，全盤計劃善溝通，周旋內外現玲瓏”﹔程開甲稱贊他“深思熟慮，把握航道”﹔上級領導贊揚他是“杰出的科技帥才”﹔李政道評價說他是“兩彈”研制中的“科技眾帥之帥”。

在中國研制第一顆原子彈的關鍵時刻，為了阻止中國核武器的試驗進程，美、蘇、英三國簽訂了《關於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提出“我們能夠合作來阻止中國獲得核能力。”朱光亞以他遠見卓識的戰略能力和對時局清晰的判斷，親自起草了《停止核試驗是一個大騙局》的報告。報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美蘇等國家的意圖，並建議我國不但不能禁試，而且要抓緊時機，盡快掌握地下核試驗技術。因為地下核試驗有利於保密和減少放射性污染，還可以取得地面試驗難以得到的許多測試數據和資料。此后，在朱光亞的組織下，中國取得了一系列地下核試驗的成功。

1992年，和朱光亞的預期相同，美國提出進行全面禁核試談判。在關鍵時刻，朱光亞又向中央領導匯報了“再次加快”的建議和對策。1996年7月29日9時，在朱光亞等人的指導下，我國又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了。當晚，中國政府宣布：從1996年7月30日起，中國暫停核試驗。而此前中央關於“兩次加快”的正確決策，使我國在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試驗，突破了先進核武器的關鍵技術，不僅中子彈獲得裡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輝煌，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利益。全面停止核試驗前后，朱光亞又多次敏銳指出，核武器技術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他親自指導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試驗基地開展禁試后科研發展方向的研討論証，經中央批准后，很快啟動了禁試后核武器技術的研究發展工作。

朱光亞還參加了新中國歷次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工作，參與了國家“863 計劃”的制定和實施，組織領導了歷次國防科技與武器裝備發展戰略研究。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他擔任中國工程院第一任院長、黨組書記，領導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程序，為中國工程院的初創和發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和開拓性的工作。

無瑕：科學精神

“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朱光亞工作上追求完美極致，注重各方協作協同，充分發揚技術民主，是實踐科學精神的光輝典范。憑著這種科學精神，朱光亞等“兩彈一星”元勛們創造了奇跡：從第一顆原子彈到安裝在導彈上的核彈頭，美國用了13年，蘇聯用了6年，中國僅用了2年﹔從第一顆原子彈到第一顆氫彈，美國用了7年3個月，蘇聯用了4年，中國則隻用了2年8個月。

朱光亞嚴謹細致、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風，求真務實、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在科技界有口皆碑。核試驗場區條件艱苦，環境惡劣，幾乎每次重要試驗，他都親臨現場指導工作。認真貫徹落實周恩來總理的“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16 字方針，要求搞好“五定”：定人員、定崗位、定職責、定關系、定動作，“不放過一個問題，不帶著問題試驗”，力爭把一切可以預見的、應該回答的問題都解決在“零前”，保証一次成功。特別是對現場突發的一些問題，朱光亞要求認真分析，模擬實驗，弄清原因，找准措施，直到完全解決。他的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培育了核武器研究隊伍嚴謹求實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朱光亞領導的研究團隊, 無論是核武器技術研究隊伍， 還是總裝備部科技委、中國科協、中國工程院領導班子，都凝心聚力、團結奮進、運轉高效。朱光亞提出：“核武器研制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大工程，需要有多種專業、高水平的科學家與工程技術人員通力協作。”他特別提到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何澤慧、鄧稼先、程開甲、陳能寬、周光召等科學家的重要貢獻。

朱光亞非常重視發揚技術民主，傾聽各方面專家的意見，善於在民主基礎上集中，實現技術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他經常強調，“在科學技術問題上，由於專業繁多，相互聯系復雜，要認真開展技術民主，注意發揮各方面專家和技術人員的智慧與作用，群策群力，在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集中”。每逢重大技術問題，他要求大家用理論計算和實驗數據說話，與會人員不分職務高低、年齡大小，暢所欲言、各抒己見，進行充分研討和論証。

無我：人生境界

“言為士則，行為世范”。除了在核事業上裡程碑式的成功，朱光亞還是老一輩科學家德才雙馨的楷模。他將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現代科學家精神緊緊融合在一起，淡泊名利、無私奉獻，數十年如一日嘔心瀝血、默默耕耘。他說，隻要時刻感到自己身處祖國科研的前沿，時刻為科技興國的大業做著踏踏實實的工作，這就足夠了。正是“細推物理即是樂，不用浮名絆此生”。

1996年初，解放軍出版社策劃出版一套《國防科技科學家傳記叢書》，其中朱光亞是必寫對象之一。報請他審批時，他把自己的名字劃掉了。在他撰寫的有關國防科技回憶史料的文章中，字裡行間他都隻談他人和集體，不談自己。“核武器事業是集體的事業，我個人只是集體中的一員，做了一些工作。”

1996年，朱光亞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成就獎的100萬元港幣獎勵。拿到獎金支票后，他馬上就捐給了中國工程科技界的工程科技獎獎勵基金，並反復叮囑周圍的人，這件事千萬不要張揚出去。1999年，就連自己平時省吃儉用攢下來的4.6萬多元稿費，也全部捐給了中國科協的一個基金會。

2004年，朱光亞80歲。為表彰他對我國科技事業特別是原子能科技事業發展作出的杰出貢獻，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准將我國國家天文台發現的一顆小行星正式命名為“朱光亞星”。在命名儀式上，他說：“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顆小行星，我很不敢當……我忘不了信任和關心我的黨組織，忘不了支持和幫助我的老領導，以及同舟共濟的同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