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同志長征到達陝北后留影

廖承志（1908—1983），曾用名何柳華。祖籍廣東歸善(今惠陽），1908年出生於日本東京，系國民黨革命元老廖仲愷、何香凝之子。學生時代即隨父母投身國民革命。1919年回國入嶺南大學學習，1924年加入國民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脫離國民黨，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期間，參加組織社會科學研究社，從事革命活動，曾三次被捕，被驅逐出境。1928年7月回上海，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至1932年，黨派廖承志到德國漢堡國際海員工會，領導中國海員工作，曾任國際海員俱樂部書記。曾領導海員罷工，並取得勝利。1930年赴莫斯科出席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1931年因積極領導中國海員開展維權斗爭，先后被荷蘭與德國驅逐出境。

1932年回國后，在上海任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全國海員總工會中共黨團書記。翌年遭叛徒出賣被逮捕，經營救獲釋后，在周恩來的舉薦下，廖承志改名何柳華，於1933年8月到川陝蘇區加入紅軍，任川陝蘇區省委常委，工會宣傳部長。1934年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和川陝蘇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張國燾，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大肆排除異己，迫害忠良。對敢於堅持原則、公開表示不同意見的廖承志恨之入骨，誣蔑他是“蔣介石偵探”，於1934年底下令將他逮捕起來。不管如何審問，廖承志堅決否認。張國燾拿不出別的証據，又不肯承認廖承志無罪，於是就把廖承志和羅世文一起關押起來。還召開了省委擴大會議，宣布逮捕廖承志和羅世文，並公布開除兩個人的黨籍。就這樣，在長征路上，廖承志突然由紅軍干部變成一名“囚犯”，被押解著同戰友們一道行進。

失去自由的廖承志在長征途中，比別的紅軍官兵面臨著更多更大的危險：在食物匱乏部隊缺糧時，他要忍受更多的挨餓﹔在紅軍同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隊進行戰斗時，他隻能挨槍炮而無法還手﹔在形勢危急時，他還要擔心隨時會被“處決”以“減輕”部隊“負擔”……

1936年10月，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歷時兩年的中國工農紅軍偉大的萬裡長征宣告結束。經周恩來直接過問，廖承志始獲釋，並恢復黨籍。在張浩同志主持的會議上，張國燾被迫做了檢討，承認逮捕廖承志和羅世文是“使他們受到委屈，冤枉的”，並宣布“開除黨籍的決定無效”。歷史是最無情最公正的判官，它還清白於清白之人，同時定罪名給有罪之人。在廖承志獲得平反一年后，1938年4月，張國燾趁祭黃帝陵之機，經西安逃到武漢，投靠了國民黨，淪為可恥的叛徒，以自己的行為証明自己是真正的“蔣介石走狗”。

左起：王諍、李克農、廖承志、楊尚昆

1937年參加籌備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論刊物《解放》雜志。抗日戰爭爆發后，相繼在上海、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工作。1938年1月，奉命前往香港，組織半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任辦事處主任，並作為八路軍、新四軍代表，領導南方各省的工作及八路軍廣州辦事處。任職期間，出色地完成了為八路軍、新四軍籌集資金和物資的任務，並與國民黨廣東當局談判，營救了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數百人。他還大力宣傳中共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反對投降、反對分裂、反對倒退的立場和主張。發表了《收獲與教訓》一文，指出：雖然大片國土淪喪，眾多同胞犧牲，可是這些血和淚砌成了中國一座新的血肉長城，顯示了中華民族可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曙光。4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為協助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開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工作，做了積極的努力。為了向海內外廣泛宣傳中共全面抗戰路線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八路軍、新四軍抗擊日寇的戰績，大力支持了《光明報》《大眾生活》《保衛中國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大地畫冊》等報刊，以及范長江等主辦的國際新聞社和喬冠華等主辦的香港中國通訊社等。還在香港組織了英文版的毛澤東著作的印刷和出版，親自安排寄往歐美各地，並在廣州公開出售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書籍。同年春天，他在香港鼓勵吳勤回廣州組織抗日武裝。廣州失陷后，他又指示吳勤發動愛國青年在廣州郊區成立了抗日義勇隊。他還親自指導馮白駒領導的瓊崖工農紅軍改編為抗日游擊獨立總隊的談判工作，並滿腔熱情地組織愛國青年奔赴抗日前線。據不完全統計，經廖承志領導的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廣州辦事處先后介紹到八路軍、新四軍去的愛國青年、愛國華僑港澳同胞達1000多人。12月，他派曾生等率領一批黨員和香港愛國青年前往惠陽坪山，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開展敵后游擊戰爭。他還根據中共中央的有關精神和廣東特點，提出了在東江建立敵后抗日武裝，以自發組織的抗日群眾面目出現，爭取國民黨番號，以利生存和發展。此后，積極發動港澳同胞、海外華僑給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捐獻被服、軍鞋和藥物，並配合葉挺向余漢謀進行統戰工作，使葉挺被任命為東江抗日游擊隊總指揮負責人。1940年3月，國民黨廣東當局對東江抗日游擊隊發動軍事圍攻時，又及時與中共取得聯系，並將中央指示和款項轉送給游擊隊，使部隊得以勝利返回抗日前線。1941年皖南事變后，創辦和領導香港《華商報》，宣傳反對分裂，堅持抗戰。他認真分析了英國有同我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可能，從而在香港積極促進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他曾領導廣東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代表尹林平與英方代表會談。當港英當局要求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牽制進攻香港的日軍時，提出港英當局應當開放民主，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保衛香港，並要求英方給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武器裝備。同時他積極組織領導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出香港、九龍的工作。將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與中共中央、中央南方局聯系的電台呼號及時交給東江抗日游擊隊，使其能直接與中央保持密切聯系。1942年1月，到粵北參加領導中共南方工委的工作。5月因叛徒出賣，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在獄中進行了英勇斗爭。1946年1月被釋出獄。后到南京中共代表團協助周恩來工作。歷任新華通訊社社長、中共南方局委員、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共青團中央副書記、中華全國青年聯合總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主要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外交部顧問、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是中共第七、第八、第十至十二屆中央委員。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一、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83年6月6日，在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他被提名為國家副主席候選人，正當黨和人民委以重任時，不幸於1983年6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