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沙灘的國立北京大學遺址 攝影/肖平

站在北大紅樓一層的毛澤東在北大紅樓工作處——“新聞紙閱覽室”，第一感覺是，這裡整潔而簡約。桌子，報架，椅子破舊到有些寒酸。百年前的堂堂的國立北京大學的圖書館，就是這個樣子？

這裡的資深研究員告訴我，毛澤東在紅樓辦公地點，並非這一個。紅樓一層東頭的圖書館主任室的外間，也是毛澤東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毛澤東在此幫助李大釗整理材料，雖然時間短暫，但由於近距離的接觸，李大釗對毛澤東的影響是非常特殊的。

此外，毛澤東在紅樓的數個教室聽過講座，開過研討會……在紅樓多處都可以尋覓到毛澤東的足跡。我們仿佛看到，青年毛澤東在這裡孜孜不倦閱讀的身影。

1918年8月，從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畢業的毛澤東，帶著湖南新民學會的十來名青年踏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同行的這些學子，大部分是准備赴法國勤工儉學的。

對於這次進北京，毛澤東記憶深刻，他曾經回憶說：“那年夏天我決定到北京去，當時很多青年學生打算到法國去勤工儉學，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用這種辦法曾經招募過中國青年為它工作，這些學生在出國前打算先到北京學習法文，我協助組織這個活動，在一批出國的人中有許多是我們湖南師范的學生，其中大多數后來成為了著名的激進分子……”

說來也很有意思，毛澤東雖然組織了去法國的勤工儉學，但是他自己沒有去。為什麼沒有去呢？人們有過不少的猜測或者推測，有的說是因為語言問題﹔有的說因為百元大洋赴法船票問題﹔還有的說是因為他的母親在生病等等。但在毛澤東的回憶中，我們看到，他主要是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做出這一決定的。他說:我陪同一些湖南學生去北京，雖然我協助組織了這個活動，而且新民學會支持這個活動，但我並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的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

后來，他和同學們之間，還有留法的同學都曾經有過通信聯系，通信聯系當中，他也曾經說到了為什麼不出去留學的問題。

他說：如果要想在現今的世界稍微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的地盤，關於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以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關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現在做了。

這是毛澤東自己的回答。現在看來，毛澤東當時不去出國留學，不去勤工儉學，是因為他認為無論對於這個國家，對於這個民族，還是對於他本人，都是留在國內更有利。

寫到這裡，閃過我腦海裡，是毛澤東做《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運動考察報告》時的身影﹔是在燈下撰寫《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專著。哪一篇不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深刻認識中國的國情和革命實踐的鴻篇巨制？

北大紅樓在毛澤東的記憶中一定是十分深刻的。他曾經回憶說：“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在他同學的回憶中，最可笑的是他們來北京的一幫年輕人中，能穿得真正像點樣的外套隻有一件，所以，誰出門的時候誰就穿，好幾個人輪流穿過……

毛澤東也曾經說過：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錢來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馬上找工作不行。這時，他們原來在師范學校時教倫理課的教師楊昌濟，已經受聘於國立北京大學，出任倫理學教授。毛澤東是他的得意門生，他幫助毛澤東找到了一個工作，推薦介紹給了當時的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

站在北大紅樓面前，聽講解員講述，李大釗聘毛澤東擔任了圖書館的助理員，這個助理員一個月能拿到的薪水是8塊大洋，在年輕的毛澤東看來，這是一筆不小的錢，對於他解決眼前的吃住問題，應該是給予了很大的幫助。

1918年10月的一天，毛澤東走進了剛剛建成不久的嶄新的國立北京大學的紅樓，走進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辦公室。面對彬彬有禮，且又不失教授風范的李大釗，從湖南韶山走出的毛澤東，他們究竟是怎麼談話的，並沒有留下文字的記載。但是，這次見面，對他們來說都是一次非同尋常的邂逅。

毛澤東后來說，他在北大紅樓，見到了“真正的老師李大釗”。李大釗也曾經說，毛澤東是“湖南青年學生領袖”（這個說法應該是在五四運動之后毛澤東再次來京時所說）。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左四）、鄧中夏等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合影

在這段時間裡，李大釗指導毛澤東接觸到了不少關於圖書館業務上的工作，使他有了能夠看到各種最新的書刊的機會。在他管理的日報閱覽室，有15種中外文報紙，這在當時來說的確很難得了，這些報紙使得毛澤東眼界大開。更為可貴的是，他在幫助李大釗整理有關圖書館的資料時，有機會討論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

在北大紅樓，毛澤東旁聽了北京大學一些課程，參加了好幾個社團，比如哲學研究會，比如新聞學會。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學術思潮，接觸到了各色人等。比如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

后來，在陝北的窯洞裡，他對斯諾說：“由於我當時的職位底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而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成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比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應該說抱著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有一次，胡適教授在北大紅樓講演，講演結束的時候，毛澤東想提一個問題，當時圍在胡適身邊的有很多人，所以，毛澤東提的問題也沒有得到胡適的回答。

毛澤東回憶說：“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那裡我認識了一些同學，比如陳公博，比如譚平山，后來他們這些人雖然變成了各種各樣的人物……”“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強烈的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可是，1926年他被張作霖給殺害了。”

這就讓我們想起，在毛澤東留下的手稿當中，有上百篇是他用毛筆、甚至鉛筆為新華社、《解放日報》等報刊寫下的新聞稿。他的這些新聞稿，在戰爭年代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不亞於“三千毛瑟槍”，毛澤東寫新聞稿的功夫，是不是和這次來北京有著關系呢？

在這期間，因為要組織湖南的青年到法國去勤工儉學，毛澤東還有機會到設在北京長辛店（也就是現在長辛店二七機車車輛廠）的留法預備班。還到過河北省保定的蠡縣等地進行過考察，安排湖南籍准備勤工儉學的同學在那裡去補習法文等等，因此，他也接觸到了一些原來在湖南、在長沙很難接觸到的人和事。

北大紅樓，在青年毛澤東人生當中還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他在這裡認識並且愛上了恩師的女兒楊開慧。

楊昌濟對於毛澤東來說可以稱之為恩師。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的時候，楊昌濟就非常欣賞這位學生。毛澤東在一師畢業之后，給楊先生寫信，希望先生能在北京幫他找找出路。在毛澤東沒來北京之前，楊昌濟先生幾次讓先期到京的，也是新民學會的創始人之一蔡和森給毛澤東寫信，催促毛澤東盡快來京，一是關於商討有關赴法勤工儉學的問題﹔二是楊先生還希望毛澤東能夠進北大讀書。雖然后來因為學歷問題沒能夠進入北大，楊先生又通過蔡元培等人，將毛澤東推薦給了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直至后來，為了解決這一批湖南留法學生的路費問題，楊昌濟先生抱病給在上海的章士釗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吾鄭重語君，毛蔡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毛澤東等拿著這封信，找到章士釗，為這批赴海外的學子籌得了2萬銀元的旅費。這也就引出了建國之后，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費每年給章士釗還款2000元人民幣，十年還清的佳話。

關於這次進北京，毛澤東回憶說：“當時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我正在尋找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一個經常來看我的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當時我贊同無政府主義的很多主張……”

毛澤東進入北大紅樓后不久，李大釗就介紹他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李大釗創辦的這個學會就是要把思想啟蒙和文化事業作為重點，宗旨是：要聯合同輩殺出一條道路，把這個古老腐朽、呻吟垂絕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改變成為一個青春年少、獨立富強的國家。他們要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氣。要求所有的會員具備以下信條：第一奮斗，第二實踐，第三堅忍，第四儉朴。

毛澤東加入這個學會以后，積極參加活動。1918年11月，李大釗在寒風當中，在天安門廣場、中央公園先后發表《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演說，熱情洋溢地告訴人們：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他喊出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釗講演的聽眾當中，就有從北大紅樓趕來的25歲的毛澤東。

由於李大釗的引領，毛澤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學說。毛澤東相繼閱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和十月革命的情況。毛澤東在和斯諾談到這段經歷的時候，頗帶感情地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北京北長街福佑寺。1919年，毛澤東第二次來京居住地舊址。 肖平/攝影

五四運動爆發之后，1919年嚴冬，毛澤東再次乘坐火車來到北京，這次和他一路同行的，頂風冒雪來北京的,是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運動的公民代表團的成員。

百年前的“驅張運動”起因是，1918年3月，軍閥張敬堯到湖南主政后，實施暴政，搞得三湘四水民怨沸騰，湖南的老百姓忍無可忍，各界自發組成“驅張運動”聯合代表團。他們赴京請願，向當時的總理衙門遞交湖南人民的請願書。

到達北京之后，他們住進了皇城根一個清代皇家寺院——福佑寺。這個地方神秘而傳奇。一百年后的今天，還是一個既不納香客，不接受信眾，也不是人們旅游參觀的景點。從古至今，此處未遭過任何毀損，也算一個人間奇跡！

毛澤東進駐福佑寺的時候，是否知道這是當年康熙大帝躲避天花的地方（甚至和康熙能否順利登上皇位都有著某種關系）已經無從考証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是他一進福佑寺，就開展了緊張的工作。他們迅速成立了一個北京通訊社，毛澤東自任社長。他帶領編輯撰寫油印了揭露湖南軍閥張敬堯罪惡的文章和驅張的消息，向全國各大報社發稿。福佑寺的燈光經常亮到黎明。在后配殿，燒香的案子就是他們的桌子，搭起的木板床，就是他們休息的地方。毛澤東起草了《湘人對張敬堯私運鴉片之公憤》、《湘人力爭礦廠抵押》等犀利的文字，經過北京的《晨報》等報刊發表或轉載后，造成了在全國的影響，也讓更多的人聚集在了“驅張運動”的旗幟下。

1920年1月28日，湖南“驅張運動”的各界代表，在毛澤東的組織和帶領下，頂著寒風，冒著漫天飛舞的雪花奔向了新華門，向當時的北洋政府國務院遞交請願信，請願書的題目是《湘人控張敬堯十大罪》，痛陳了他“督禍湘人，罪大惡極﹔湘民痛苦，水深火熱”的事實。喊出了“張毒不除，湖南無望”，強烈要求張敬堯下台。

在這裡，毛澤東和湖南的學生社團、北京的輔仁學社建立了聯系，發動他們參加這次“驅張運動”。並且成為一支重要的力量。北京大學的鄧中夏等也是積極參加“驅張運動”的積極分子。

在此之前的1月18日，毛澤東和鄧中夏，以及輔仁學社在京的成員，趕到南城陶然亭的慈悲庵內，共同商討如何驅除湖南軍閥張敬堯。會后，他們在庵門外那棵大槐樹下照了一張相，這也成了毛澤東在上個世紀20年代留在北京的非常珍貴的影像。

毛澤東和“驅張運動”的代表在北京先后進行了7次請願活動，掀起了波瀾壯闊的“驅張運動”的強大輿論場。在當時全國政治軍事集團各種力量角力的大背景下，一場實力懸殊的，青年知識分子和一個強大的軍閥對壘，居然實現了成功的逆襲，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張敬堯最終被趕出了湖南。

“驅張運動”的成功，使得青年毛澤東跳出了湖南的視野，站在了全國乃至全世界這樣廣闊的歷史舞台上來思考問題。

從此，毛澤東的政治生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使他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而且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學說和中國的實踐相結合走出了第一步。也奠定了他能夠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信仰基礎。

關於這次進北京，毛澤東在1936年和斯諾長談時說：“1920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影響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些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的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的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的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是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是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