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丁曉平：解放軍出版社副總編輯，中國報告文學學會青年創作委員會主任，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獎獲得者、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
1920年11月7日，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的大門貼上了大大的紅“囍”字。
這是誰大喜的日子呢？
那還用猜，新郎新娘不是別人，正是寓居在陳獨秀寓所的李達和王會悟。經過大半年的交往，兩個滿懷革命理想的年輕人，秋波暗送，情投意合，終於走到了一起。
這一年，李達30歲，王會悟22歲。
郎才女貌，天生一對。陳獨秀夫人高君曼是他們的証婚人。婚禮十分儉朴，隻辦了一桌酒席，請了王會悟的“娘家人”沈雁冰、沈澤民兄弟和幾位朋友。
之所以選擇這一天結婚，李達和王會悟有自己特別的設想：第一，這一天，是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日﹔第二，這一天，中國共產黨創辦了自己的第一個機關理論刊物——《共產黨》（The COMMUNIST），陳獨秀任命李達擔任主編。因此，這一天，對兩個年輕人來說，人生又增添了別樣的色彩，擁有更為特別的意義。
《共產黨》月刊，李達任主編
李達是一個學者氣味很濃、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這是陳獨秀喜歡的。李達個性鮮明，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眼注視對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樣子。他的言辭簡短，有時堅硬得像鋼鐵一樣。因此，后來毛澤東稱贊他是“理論界的魯迅”。剛剛而立之年的李達，勤奮好學，刻苦鑽研，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上取得了相當豐厚的成果，用“胡炎”“江春”等筆名翻譯和撰寫了一批水平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章。
現在的老漁陽裡2號，不僅住著陳獨秀、高君曼夫婦，又住著李達、王會悟夫婦﹔不僅是《新青年》的編輯部，又是《共產黨》的編輯部。《共產黨》月刊的編輯部就設在李達的新房裡，創刊之初，人手少，經費困難，李達就把自己寫的文章賣給商務印書館，以稿酬接濟刊物運營。從寫稿、編輯到發行，李達一人承擔下來。同時，他還邀請茅盾以“P 生”的筆名、李漢俊以“漢均”的筆名、施存統以“CT”的筆名，為《共產黨》撰寫重要文章。
《共產黨》月刊秘密出版，半公開發行，16 開本，最高發行量達5000多份，是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必讀材料之一。它第一次在中國大地上樹起“共產黨”的大旗，闡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政治主張，圍繞著“為什麼建黨”“建設什麼樣的黨”“黨的任務是什麼”等一系列基本問題進行宣傳。
根據建黨工作的需要，《共產黨》月刊用大量篇幅宣傳了馬列主義的建黨思想和有關共產黨的知識，其中包括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情況、俄國共產黨的經驗和列寧的學說，如：譯載有關列寧在俄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國家與革命》第一章等重要著作。《共產黨》月刊所登載的文章和資料為正在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各地早期組織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使他們對共產黨的綱領、性質、特點、組織原則、組織機構等問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提高了大家對共產黨的認識，對於建立一個在思想上、組織上完全統一的全國性的無產階級政黨，起了很好的宣傳和組織作用。1921年7月7日，《共產黨》月刊停刊，共出版六期。
蔡和森
毛澤東
以《共產黨》月刊創刊為標志，陳獨秀吹響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集結號”，開天辟地地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舉起了共產黨的大旗，可謂旗幟鮮明。在《共產黨》月刊創刊詞的《短言》中，陳獨秀大聲疾呼：“經濟的改造自然佔人類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產方法除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外，別無他途。資本主義在歐美已經由發達而傾於崩壞了，在中國才開始發達，而他的性質上必然的罪惡也照例扮演出來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俄羅斯正是這種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試驗場。意大利的社會黨及英美共產黨，也都想繼俄而起開辟一個新的生產方法底試驗場。”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1920 年這一年，不僅中國有了共產黨，亞洲的印度尼西亞、伊朗、土耳其和印度，美洲的美國（當時叫社會黨），非洲的埃及，歐洲的法國、英國、德國（德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左翼統一成立德國共產黨），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亞，都建立了共產黨。實際上，在中國先進分子中還有不少人同樣也在考慮建立共產黨的問題，正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就是其中之一。1920年8月13日，他致信毛澤東：“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回信中說：“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發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為）。”
就在《共產黨》月刊創刊同時，1920年11月，陳獨秀主持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宣言》，規定了共產主義者的理想是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階級。為了實現這一偉大目標，工農必須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鎮壓資產階級，建設共產主義。這份宣言分“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共產主義者的目的”和“階級爭斗的最近狀態”三個部分，全文兩千余字，沒有對外公開發表，只是“以此為收納黨員之標准”。后來留下了一份英文稿保存在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檔案中。從內容上來看，陳獨秀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宣言》與他在《共產黨》月刊創刊號發表的《短言》基本一致。從陳獨秀發表《談政治》《對於時局的我見》，到《共產黨》月刊的創立和《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起草，均可以看出，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流派進行了激烈的斗爭。
首先，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張東蓀、梁啟超挑起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
1920年11月，張東蓀發表了《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12 月，又發表了《現在與未來》。這兩篇文章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極力歪曲中國的階級關系，鼓吹救中國隻有一條路，就是增加富力，空談社會主義必定無結果。1921 年 2 月，梁啟超也發表了《復張東蓀論社會主義運動》等文章，支持並闡發張東蓀的論點。他們口頭上聲稱“資本主義必倒而社會主義必興”，同時卻強調中國產業落后，“真的勞農革命不會發生”，因此中國“絕不能建設勞農階級的國家”，也不能建立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宣傳也要少做，否則就是制造“偽勞農革命”。他們認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窮，解決的辦法是依靠“紳商階級”，來振興實業，發展資本主義。他們表示信奉英國學者羅素所鼓吹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即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以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等為代表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針對張東蓀、梁啟超等人的錯誤觀點，毫不猶豫地給予反擊。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專門開辟了《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專刊，廣開言路。李達發表了《張東蓀現原形》《勞動者與社會主義》《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等文章，李大釗發表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何孟雄發表了《發展中國的實業究竟要採用什麼方法》，蔡和森也從法國寄來了《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
針對張東蓀、梁啟超所說的中國沒有勞動階級的說法，陳獨秀反問道：“中國若無勞動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車船，是何人做出來的？先生所辦的報，是何人排印出來的？”李達在文章中說：“就中國說，是國際資本階級和中國勞動階級的對峙。中國是勞動力過剩，不能說沒有勞動階級，隻不過沒有組織罷了。”他們還指出，中國社會的黑暗已經達到了極點，要想推翻反動統治，改變中國的社會狀況，“除了中國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制度，是無法挽救的”，“中國勞動（農工）團體為反抗資本家資本主義而戰，就是為保全中國獨立而戰。隻有勞動團體能夠達到中國獨立之目的”，必須結合共產主義信仰者，組織鞏固之團體，建立共產黨，不僅有必要，而且有條件。
關於要不要激烈的階級斗爭問題，陳獨秀、李達指出，資本家的本質就是唯利是圖，讓他們“覺悟”上認識到善待工人，隻能是一句空話。資本家所以能款待勞動者，“無非是免得受罷工的損失，而可以安穩的擴張資本勢力”。“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勞動階級要謀求解放隻能採取“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的一種非妥協的階級爭斗手段”，即“直接行動”。
在論戰中，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們同樣主張振興實業，但從當前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社會情況來看，在中國獨立發展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隻顧增進物質文明，卻不講適當方法去分配物質文明，使多數人都能享物質文明的幸福，結果物質文明還是歸少數人壟斷，多數人仍舊得不著人的生活”。因此，李達強調，“就中國現狀而論，國內新式生產機關絕少，在今日而言開發實業，最好莫如採用社會主義”，“採社會主義方法開發中國產業，努力設法避去歐美資本制度產業社會所生之一切惡果”。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樓（今江西路）
什麼是社會主義？中國要不要社會主義？中國需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持續一年多時間的論戰，實質上是一次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要不要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爭論。真理不辯不明。經過一年多的論戰，更多的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了進一步了解，從而站在了支持馬克思主義理論一邊，而張東蓀、梁啟超等極力主張階級調和的改良主義的人也因理屈詞窮而失去了聽眾。
1920年底到1921年底，正是中國共產黨從孕育到誕生的關鍵時期，一年多時間的辯論，使得一大批原本對社會主義認識不太清晰的建黨積極分子，進一步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
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在寫給蔡和森、蕭子升等人的復信中指出：現在資本家掌握著教育權，“要資本家信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我覺得俄國的革命，和各國激進派共產黨人數日見其多，組織日見其密，只是自然的結果”。因此，“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是不行的。信中對於過去接受過的無政府主義和西方民主主義的觀點有所改變，說：“我對於絕對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隻認為於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1920年，在流行的各派社會主義思潮中，中國共產黨建黨所需要排除的主要思想障礙卻是無政府主義。
那個時候，無政府主義曾一度佔據了中國新思潮的優勢。這並不奇怪。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數量眾多的國家，人們最初接受社會主義思潮時，對社會主義大多缺乏科學而清晰的了解。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同黃凌霜、區聲白等無政府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這一年，黃凌霜、區聲白先后發表《馬克思學說的批評》《我們反對“布爾什維克”》等文章，攻擊馬克思主義者。以他們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往往打著“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的旗號，從極端個人主義出發，鼓吹個人的“絕對平等”“絕對自由”“反對任何權威”，反對任何組織紀律，主張絕對平均主義，反對一切國家包括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以個人為中心，很迷惑人，迎合了當時一些對黑暗社會現實極端不滿、急於改變個人處境而又缺乏實際社會經驗的知識青年，尤其是陷於破產境遇的小生產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絕望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口味，因而很有市場。他們甚至錯誤地認為這才是最痛快、最徹底、最激進的新思潮。
1920年7月10日，俞秀鬆在日記中曾這麼寫道：“經過前回我們所組織的社會共產黨以后，對於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和波爾雪維克主義（即布爾什維主義），都覺得茫無頭緒，從前信安那其主義，的確是盲從的。”
1921年3月，無政府主義者的主要刊物《民聲》在停刊四年之后復刊，並越來越多地把攻擊的矛頭指向馬克思主義。它寫道：“我們要明白時下的所謂共產黨，卻與期求‘無統治的自由社會、各盡所能各盡（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制度’的無政府共產黨完全不同。”它還寫道：“從上邊給與民眾甚至制度呀，組織呀，都很不好，勉強制成機械的共產主義決不生好結果。使民眾自身任意組織建設一切罷：用國權去干涉總是壞事。真正自治是由民眾任意建設來的。總而言之，俄羅斯革命對破壞社會是成功的，對建設社會是失敗的。”“我們的原理很是單純明了的：排斥所有的壓制和窘迫，同自治方面進行的，就是企望自由社會的實現。”
面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攻擊，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施存統等人早在1920 年 9 月就已經開始奮起反擊。
在《共產黨》月刊的創刊號上，陳獨秀在創刊詞中就很客氣地批評道：“無政府主義者諸君呀！你們本來也是反對資本主義反對私有財產制的，請你們不要將可寶貴的自由濫給資本階級。一切生產工具都歸生產勞動者所有，一切權都歸勞動者執掌，這是我們的信條﹔你們若非甘心縱容那不肯從事生產勞動的資本家作惡，也應該是你們的信條。”
1921年4月7日，在《共產黨》月刊第三號的《短言》中，陳獨秀再次十分客氣地批評道：“我們並不是說無政府主義理想不好，隻覺得他的玄虛已去西方阿彌陀佛不遠了。人性中惡的部分一天不消滅淨盡，裁制人的法律、軍隊一天不可少。”接著，《共產黨》月刊第四號發表了李達的《無政府主義之解剖》，一針見血地指出：“能夠成為無政府主義的，隻有個人主義”，“至於強制，程度雖有不同，而在某時期，卻有行使的必要”，“我奉勸我們相信無政府主義的朋友們，總要按照事實上理論上去為有效的努力，不要耗費有益的精神”，“要干這種革命事業，必定要具有一種能夠作戰的新勢力方能辦到的。說到這裡，我要推薦馬克思主義。”
《共產黨》月刊成為批判無政府主義的重要陣地，先后刊登了《社會革命的商榷》《我們為什麼主張共產主義？》《我們要怎麼樣干社會革命？》等文章，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根本區別。此外，《共產黨》月刊還發表了一些文章，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中國國情，研究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等基本問題，對中國共產黨的綱領作了初步探討。
關於自由問題，李大釗指出：“試想一個人自有生以來，即離開社會的環境，完全自度一種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個人斷沒有一點的自由可以選擇。”也就是說，世上沒有脫離社會關系的自由。陳獨秀則巧妙地說，社會是由許多團體結合而成的。在一個團體中，各人有各人的意見，在一個社會中，也各人意見不同。如果一個團體中人們意見不合可以退出團體，那一個社會中成員意見不合時，要怎樣退出社會？由此說明絕對的自由是不可能達成的。
關於生產和分配原則，陳獨秀指出，實現社會主義並不是打破集中的大生產，而是改變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所有制。如果按照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將生產機關委派給個人，將不能應付最復雜的近代經濟問題，更不能實現中國的農業和工業的社會化。李達也指出，在生產水平發展不夠高的情況下，實行按需分配是絕對辦不到的，這勢必破壞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施存統撰文指出：我們最終的目的，也是沒有國家的。不過我們在階級沒有消滅之前，卻極力主張要國家，而且是主張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這個國家的目的是用來撤廢一切階級的。
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也不會復辟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蔡和森1920 年 8 月從法國給毛澤東寫信說：“我以為現世界不能行無政府主義，因為現世界顯然有兩個對抗的階級存在，打倒有產階級的迪克推多，非以無產階級的迪克推多壓不住反動，俄國革命就是個明証。”
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幾乎全部是知識分子，包括一些青年學生。他們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從愛國救亡的強烈要求出發，痛感現存社會的惡濁和不合理，要求從根本上改造社會。他們經過反復的比較推求，認定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們從事實的教訓中認識到，單靠個人的力量絕不能實現社會的改造，必須把有著相同志向的人結合成一個有組織的有嚴格紀律的堅強有力的集體，齊心合力去做﹔否則，就隻能是紙上談兵，不可能真正撼動舊社會的根基。
共產黨早期成員還駁斥了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始終堅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革命的方向。陳獨秀認為，馬克思修正派學說所主張的，是“與虎謀皮，為虎所噬，還要來替虎噬人的方法，我們應該當作前車之鑒”。李達指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經過第二國際的蹂躪，“精彩完全消失”，“由社會主義墮落到自由主義，由革命主義墮落到改良主義”。我們應當實行“馬克思還原”。毛澤東也指出：“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同時，對中國將來實現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人也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辯証思考。李大釗說：社會主義的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的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也就是說，中國人要走自己的道路。
在這場論戰中，馬克思主義者逐漸認識到，必須統一思想，為了共同理想而團結起來，嚴明紀律，形成萬眾一心的巨大力量，才能戰勝壓迫者。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在經歷了痛苦的、深思熟慮的自我斗爭后，心甘情願地准備犧牲原被他們看作至高無上的某些個人自由，甚至在必要時獻出自己的生命。也正是在這樣殘酷的思想斗爭中，組織上也出現了分化和重新組合，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共產黨，一些信奉無政府主義的進步青年實現了思想的轉變，成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而更多的青年人則選擇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的陣營。
以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斗爭為標志，早期共產黨人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是中國共產黨完成建黨大業過程中的一件大事。沒有這樣的一場斗爭，要建立起一個真正的具有戰斗力的黨是不可能的。這場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斗爭，幫助一大批傾向社會主義的進步分子劃清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界限，科學社會主義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推動他們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選擇什麼主義，就是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政治問題，這也是進步青年在探索人生道路、追尋人生理想的道路上面臨的首要問題。早在 1920 年 3 月，面對眼花繚亂、五花八門的新思潮、新理論，不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和透徹了解，就不肯輕易做出判斷和選擇的毛澤東，在給友人周世釗的信中說：“老實說，現在我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經過半年多的學習、比較和實踐，尤其是這年夏天先后在北京與李大釗、在上海與陳獨秀分別晤面后，毛澤東的思想認識產生了一個質的飛越，逐步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這年11月間，被新民學會會員稱作“實干家”的毛澤東，接到了陳獨秀、李達的來信，委托他在長沙發起建立黨組織。11月25日，他在給羅章龍的信中明確提出：“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我想我們學會，不可陡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成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對於一個人來說，思想轉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個人在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自我革命的過程中，實現總體轉變的一次巨大的精神煉獄，恰似鳳凰涅槃。
不可否認，那是一個黑暗的年代，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那也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在歷史的現場，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在較短時間內迅速出現了一個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群體，構成了中國近現代歷史銀河中最耀眼最明亮的星座。在這耀眼星座的群星當中，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任弼時、董必武、張聞天、王若飛、聶榮臻、陳毅……他們的名字依然閃耀在中華民族歷史的天空……正是因為他們這一代，不畏艱難，不怕犧牲，把個人的前途命運與國家、人民的前途命運緊緊維系在一起，隻為主義真，信念似鐵，信仰如磐，理想是金，擔當起開天辟地的偉大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