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丁曉平

解放軍出版社副總編輯，中國報告文學學會青年創作委員會主任，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獎獲得者、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

上海，對於陳獨秀來說是一塊福地。這裡，不僅是他躲過數次通緝追捕的避難地，也是他四次東渡日本求學或流亡的出發地，還是他發動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現在，上海又將成為他發起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基地，他將帶領新一代知識分子中的先進者在這裡與產業工人相結合，以俄國為榜樣，開始探索走一條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是的，這將是一條漫長、曲折又艱難的道路，但前途必將是光明的。

1920年4月下旬，維經斯基一行來到了上海，在老漁陽裡2號會晤了大名鼎鼎的陳獨秀。這個時候，陳獨秀張口閉口就是馬克思主義，逢人就說中國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和李大釗通信，所談也是如此。維經斯基的到來，對陳獨秀來說，可謂遇到知己，兩人促膝交談，一見如故。

像在北京與李大釗接觸一樣，維經斯基希望陳獨秀召集更多的同道者開會座談，共謀共商共議中國革命的大業。就這樣，李漢俊、李達、沈玄廬、邵力子、戴季陶、張東蓀等就成為陳獨秀寓所的座上賓。

從北京到上海，維經斯基不僅把握了中國思想界領袖人物的脈動，而且感受到了五四運動后愛國青年的熱情，所以談話的氛圍非常友好，大家氣味相投，情真意切。實際上，蘇俄自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開始，就一直在中國尋找真正的革命者，廣泛接觸不同政治派別的人物，除了陳獨秀、李大釗之外，他們對劉紹周、吳佩孚、孫中山、陳炯明、唐繼堯等人都曾進行過考察，或派代表秘密接觸，但都一無所獲。胡適在晚年回憶說：那時的陳獨秀對“科學”和“民主”的定義卻不甚明了。所以一般人對這兩個名詞便也很容易加以曲解。更不幸的是，當陳獨秀在后來遇見了蘇聯共產黨的“秘密代表”之時，這些名詞就真的被曲解了。他們告訴陳君說，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才是真正的“民主”。老的民主根本不成其為民主。因為那只是“布爾喬亞”（Bourgeoisie，資產階級）的民主，隻有“布爾什維克黨人”（Bolsheviks）所推行的所想望的新的民主，才是人民大眾和“普羅階級”（Proletariat，無產階級）的民主。因此，“科學” 和“民主”，在這裡又有了新的意義了。

油畫《南陳北李》 陳堅/作

胡適所說的“秘密代表”，就是維經斯基。現在，維經斯基一行抵達上海，先是臨時住在上海大東旅社，后來搬到法租界霞飛路716號，同時又在英租界愛德華路挂出了俄國《生活報》記者站的牌子。

與陳獨秀單獨接觸后，維經斯基又經陳獨秀介紹會見了當時宣傳社會主義的積極分子，主要有《星期評論》的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陳望道，“研究系”報紙《時事新報》的張東蓀，以及李達、沈雁冰、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等一批青年才俊。

和在北京一樣，上海的交流活動也是以座談形式進行，地點主要是在《新青年》和《星期評論》編輯部。在張國燾的記憶中，維經斯基同中國思想界的名流和精英們的接觸中，充滿了青年的熱情，雖然“他也和其他俄國革命人物一樣，好滔滔不絕地發表議論，有時也愛與人喋喋不休地辯論，不過態度問題相當謙虛”，“很推崇陳獨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觸的中國革命人物，總是說他們都是學有專長”。交流過程中，即使有所爭論，維經斯基也能很好地進行溝通和協商，讓人“覺得他還是有問題可以商量的同志”。

5月的上海，春意盎然，桃花謝了，杏花開了，月季怒放，綠樹成蔭。黃浦江上漁帆點點，南京路上熙熙攘攘，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也更加熱鬧了。陳獨秀好學深思，精力過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間是他閱讀和寫作的時候，下午則常與朋友們高談闊論。他的談吐不是學院式的，十分引人入勝。

座談會上，陳獨秀沉思著，緩緩地說：“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世界弱小民族帶來了福音。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開始覺醒。前不久，一位日本大阪《大正日日新聞》記者和我談話，他問我對於中國政治的見解，我告訴他，‘取消帝政，改建共和’八個大字。他當時大為詫異。我問他：‘中國現政治的實質是帝政還是民治呢？’他笑著說：‘自然還是帝政。’既然還是帝政，我們的中國革命黨在建設的積極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還要做破壞的消極的取消帝政的苦功。我們的革命黨，去做了帝國官吏的，現在不用理他﹔還有一班未做官的老同志，自孫中山先生起，趕快回復到辛亥革命以前的生活。同盟會的‘三民主義’，后來變成了‘一民主義’，好像三腳兒去了兩隻腳，哪有不倒的道理？從前宣傳民治主義的功夫簡直沒有做，取消帝政的力量也沒盡得足，匆匆忙忙地挂上了共和的招牌，十分冒昧可笑。譬如一個素不用功僥幸及第的學生，倘不趕緊補習功課，哪裡會有畢業的希望？”

陳獨秀的言論的確道出了當時中國的政治情狀。談得起勁的時候，他雙目炯炯發光，有時也會放聲大笑。對於中國革命，陳獨秀有著自己的思考。他充滿憂患地說：“黃任之（炎培）先生說，中國人現在所需要的，是將俄國精神、德國科學、美國資本這三樣集中起來。我以為我們倘能將俄國精神和德國科學合二為一，就用不著美國資本了。但是中國人此時所最恐怖的是俄國精神，所最冷淡的是德國科學，所最歡迎的隻有美國資本！因此，我感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有各自的發展道路。我們中國人也應該像俄國人一樣，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來。”

李大釗，河北樂亭人
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

陳獨秀，安徽懷寧人

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

維經斯基始終保持著微笑，點點頭，回答道：“中國革命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走什麼道路，也是由中國人民自己來選擇，蘇俄政府自然不會干預，而共產國際是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當然予以支持。”

在維經斯基眼裡，陳獨秀是“當地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維經斯基告訴陳獨秀：“我這次來華的任務，是了解中國的情況，與中國先進分子、革命團體建立聯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此后，他們兩人也經常見面暢談，無拘無束地交換意見。雙方對中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情形，以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狀況，均作了有效的評估、分析、判斷，達成共識，認為中國有開展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於是，在維經斯基的建議下，陳獨秀加快了在上海建黨工作的步伐。

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正式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團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主要有沈玄廬、邵力子、李漢俊、戴季陶、俞秀鬆、陳公培、沈仲九、劉大白、丁寶林（女）、施存統、沈雁冰、楊賢江、楊明齋、張東蓀等人。

1920年7月，直皖戰爭一觸即發。北京政局動蕩，北京大學師生紛紛離校。李大釗也准備暫避家鄉河北樂亭。臨行前，他與兩個月前辭去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總干事職務回京的張國燾再次長談，鼓勵他再回上海，去找陳獨秀。

李大釗告訴張國燾：“獨秀先生最近的來信更激進了，主張採取實際行動，大干一場，但在信中也沒有說出如何干法，也許是信上不便多說吧。你去一趟，正好可以方便商討。我主張從研究馬克思主義入手，如果陳先生有進一步的計劃，我當然也贊成。”分手的時候，李大釗還叮囑張國燾：“戰爭要爆發了，你不可耽擱，遲了恐怕交通斷絕。”

張國燾是7月20日前后抵達上海的，立即到老漁陽裡2號拜訪陳獨秀。一見面，陳獨秀就問張國燾，此次南來是否有學生代表的任務？張國燾告訴陳獨秀，這次來上海，不再擔負學生代表的責任，並把李大釗的意見如實轉告。

陳獨秀非常高興，表示正好可以一起談談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情，並熱情地邀請張國燾搬到他家中來住，以便從長計議。陳獨秀說：“我這裡樓上有三間屋子，我和家人住兩間，另一間住著王會悟，她是從嘉興來的。樓下三間，一間是客廳，一間由青年作家李達住，還有一間空房正好給你住。”

就這樣，張國燾也住進了老漁陽裡2號。住進來的頭幾天，張國燾整天在外面奔忙，交朋結友，與黃介民等舊友酬酢頻繁。陳獨秀看了，有點不耐煩。高君曼也看不慣張國燾不務實的作風，就笑著打趣道：“國燾，你整天這麼忙，交游這麼廣，是不是為了找女朋友啊！”張國燾笑著搖搖頭。

到了7月底，張國燾終於安靜下來了，與陳獨秀鄭重其事地談起了李大釗的意向。陳獨秀開門見山地說：“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

為什麼要組織中國共產黨呢？陳獨秀告訴張國燾：第一，社會革命的內涵是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窮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國實際狀況而論，就非走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不可。俄國革命的經歷就是証明﹔第二，我們覺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他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不夠徹底。而無政府主義又過於空想，沒有實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會主義的議會政策又不能實現於中國，因中國在可見到的將來不會有良好的議會制度﹔第三，未來的中國共產黨仍應從事新文化運動、反軍閥運動、反日愛國運動等，隻要站在共產黨的立場去適應的進行，就沒有說不通的道理﹔第四，不應顧慮共產主義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場上，應當有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終目標，長期努力來促其實現﹔第五，中國工業不發達，工人數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還談不上階級覺悟，還不能成為共產運動的骨干。但五四以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來，就是推進這一運動的先驅。未來的中國共產黨雖然一時無奪取政權的希望，但現在就必須認真地發動起來。

談到中國共產黨的黨綱和政綱，陳獨秀說：“我們不必做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發表一個《共產黨宣言》﹔我們只是要做邊學邊干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現在可以先將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黨綱和政綱待正式成立后再去決定﹔我們並非不過問現實政治，而是不在實際上從政，如黨員擔任政府官吏等等。”

談到黨章和實際組織的問題，陳獨秀一邊舉例，一邊說：中國共產黨不採取黨魁制，如孫中山先生之任國民黨的總理那樣，發生種種流弊。中國共產黨採用較為民主的委員制，從委員中推舉一個書記出來負責聯絡之責，其他委員分擔宣傳組織各方面工作。要減低書記職權，遇事公決。這樣就可以確立黨內民主的作風，也可以杜絕黨魁制的個人獨裁及官僚式的流弊。陳獨秀還告訴他，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意向，已經和上海的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統、沈雁冰、俞秀鬆等人談過，他們都表示贊同。

同時，陳獨秀還告訴張國燾，他已經與共產國際的代表維經斯基接了頭，未來的中國共產黨將會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

友好，務實，平等，合作——這是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給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留下的美好印象。毫無疑問，維經斯基的到來，堅定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盡快建立共產黨的信心和決心。

1920年5月至6月間，在老漁陽裡2號，陳獨秀先后多次召集沈玄廬、邵力子、李漢俊、戴季陶、陳公培、施存統、俞秀鬆、沈雁冰、沈仲九、劉大白、丁寶林等人集會商議，決定發起成立共產黨。沈雁冰回憶說：“陳和我本來不認識，但他也來找我，約我給《新青年》寫介紹蘇聯的文章。他給我的材料是英文的《國際通訊》。這個雜志是用好幾國文字發行的，內容有蘇聯介紹、國際時事評論等等，它是專門對外宣傳用的。這年夏天，大約 7 月光景，陳獨秀他們要我參加共產主義小組。”會議不是經常開，主持人多是陳獨秀。

因為張東蓀、戴季陶先后退出，組建共產黨的會議不歡而散，但陳獨秀並不氣餒。很快，他再次召集會議，在老漁陽裡2號討論成立共產黨的問題。這一次，陳獨秀、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五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黨組織，起草了黨綱。這份黨綱草案共十條，其中包括運用勞工專政、生產合作等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遺憾的是，這份最早的中國共產黨黨綱沒有保存下來。

戴季陶退出后，緊接著，無政府主義者沈仲九、劉大白也退出了。不過，又有新的血液補充進來。剛剛從日本東京留學歸來的李達，就是抱著“尋找同志干社會革命”的目的，欣然接受了陳獨秀的邀請，參加了籌建共產黨的工作。為了工作方便，李達就住在了老漁陽裡2號，幫助陳獨秀編輯《新青年》。李達回憶說：“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訪問陳獨秀，談起組織社會革命黨派的事。他說他和李漢俊正在准備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就邀請我參加，做了發起人。”

7月19日，在維經斯基的推動下，陳獨秀再次主持召開“最積極的中國同志”會議，籌備發起建立中國共產黨。會上，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堅決贊成建立中國共產黨。這次會議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基礎。

進入8月，建立共產黨完全提上了陳獨秀的議事日程。經過一番醞釀和准備，在陳獨秀主持下，李漢俊、沈玄廬、楊明齋和李達等人在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召開黨組織成立會議，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正式誕生，命名為“共產黨”，陳獨秀當然地被大家選舉為書記。當時，成員隻有八人，他們是：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鬆、施存統（時在日本）、楊明齋、李達。

在會上，大家再次討論了由李漢俊起草的黨綱。這份黨綱在6月18日前后召開的會議上經討論並由陳獨秀修改，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就，約有六七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用下列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二、生產合作。”李達對於“生產合作”一項提出了異議。陳獨秀說：“等起草黨章時再改。”會議“決議推陳獨秀擔任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

會后，陳獨秀將上海建黨的情況轉告李大釗，提出“上海小組將負責蘇、皖、浙等省的組織和發展”，希望李大釗“從速在北方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山東、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發展”。對於這些意見，李大釗“略經考慮，即無保留的表示贊成”，“認為上海所擬議的要點都是切實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著發動起來”。

維經斯基高度關注陳獨秀主持的建黨活動，有時會親自參加會議。因為與陳獨秀的溝通順暢，維經斯基對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工作了如指掌。

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致信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聲稱：“我在這裡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組成（四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部和組織部。出版部現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子。幾乎從海參崴寄來的所有材料（書籍除外）都已譯載在報刊上。《共產黨宣言》已印好。現在有 15 本小冊子和一些傳單等著付印。順便說一聲：《共產黨員是些什麼人？》《論俄國共產主義青年運動》《士兵須知》（由此間一位中國革命者撰寫）等已經印好。”

這封信中提到的印刷廠，名叫又新印刷所，是由維經斯基出資建立的，廠址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裡12號﹔信中提到已經印好的《共產黨宣言》，就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單行本。為此，維經斯基提供了2000美元支持。

從1920年5月到8月，三個月的時間裡，在維經斯基的支持和推動下，陳獨秀在上海順利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創建工作。但對於黨的名稱叫什麼的問題，還沒有最后確定下來——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抑或叫社會共產黨？對此，堅持主張把黨組織定名為“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專門致信北京大學的張申府，要求他向李大釗征求對黨的名稱的意見，並囑咐：“這件事情在北大隻有你和守常可以談。”李大釗研究后，告訴陳獨秀：“就叫共產黨。”接到李大釗的回復，陳獨秀決定：“我們的名字就叫共產黨。”

25年后的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說：“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准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來有一部分加入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工作，創造了黨。”

陳獨秀在上海創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為各地共產主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指揮和聯絡中心，點燃了歷史巨變的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