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二三十年代，石庫門開始成為上海獨具特色的裡弄住宅，成為一道別具一格的東方風景，可謂老上海的一個縮影。四通八達的弄堂裡，旅館、作坊、報館，也都會來佔用一方天地﹔小食攤、修鞋匠、理發師傅、算命先生，以及穿街走巷的各種露天職業者，都來此謀求營生。川流不息的移民，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門的行當，上演著老上海的市井百態，成為這座開放包容的城市最浪漫、最能觸動人心的風景。

老漁陽裡2號是老革命黨人柏文蔚的公館，是一幢典型的一樓一底石庫門房子，高高門楣上方是一個A字三角形石雕。樓上樓下，布局精巧，整潔干淨。“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陳獨秀住進來后，原本冷冷清清的柏公館一下子熱鬧起來，真可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住進老漁陽裡2號，陳獨秀就開始籌劃《新青年》“勞動節專號”的編輯出版工作。這標志著《新青年》在離開上海兩年多后又回到了上海，同時也表明新文化運動的“旗艦”——《新青年》陣營面臨著分裂。對陳獨秀的離開，胡適回憶說：“他離開了我們《新青年》團體裡的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於搞政治而傾向於馬列主義的新朋友。時日推移，陳獨秀和我們北大裡的老伙伴，愈離愈遠。我們也就漸漸地失去我們的學報。”

胡適說得沒錯，陳獨秀在上海交上了新朋友。作為思想界的明星，前來拜訪陳獨秀的人絡繹不絕。這個時候，老漁陽裡 2 號的座上賓主要是《星期評論》的主編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時事新報》的主編張東蓀，《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主編邵力子，以及李達、施存統、陳公培、沈雁冰、俞秀鬆等社交名流或青年驕子。他們大多數跟陳獨秀一樣，都曾留學日本，會講日文，且都研讀過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有了這樣的共同語言，這群青年激揚文字，指點江山，興致盎然。老漁陽裡2號不僅成了他們聚會的中心，而且陳獨秀還與這些“傾向於馬列主義的新朋友”，開始了籌劃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工作。

工人階級政黨產生之前，在中國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是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孫中山還與其他六位廣州軍政府總裁致電北京政府：“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宜為平情處置，庶服天下之人心”。國民黨支持五四運動，但並不是它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一九二六）》中回憶說：當時，北京、上海的學生代表找過國民黨，它的領導人“竟以無力參加拒絕”。這就暴露了國民黨不走群眾路線的致命缺點，“不能領導革命了，客觀的革命勢力發展已超過他的主觀力量了”，“故此次運動中的一般新領袖對於國民黨均不滿意”。在這樣的情勢和局面下，成立一個新的革命政黨來領導中國人民的斗爭，已經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

1920年1月，邵力子發表《勞動團體與政黨》一文，呼吁“勞動團體應當自己起來做一個大政黨”。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建立政黨，就必須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盡管經過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分子的共同努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了迅速而廣泛的傳播，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完整中譯本依然沒有。

陳獨秀在和“新朋友”們的交談中，不禁感嘆道：“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薄弱，至今連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還沒有完整的中譯本。我們必須加快翻譯出版工作的步伐。”

陳獨秀的感嘆，也是大家的共識，於是，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任務就提上了日程。

李漢俊說：“搞文化運動，也必須要搞好糧食供給，我們確實應該多翻譯幾本書籍，尤其以社會科學的書籍最要緊。”

在眾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是開山之作，也是公認的經典著作，且篇幅簡短，翻譯出版相對比較容易一些。經過討論，大家確定首先翻譯出版《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受委托為國際共運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綱領。1848年1月，他們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著述﹔2月18日至19日，在英國倫敦瓦倫街19號哈裡遜印刷所出版，這是一本共23頁的以德文單行本印刷的小冊子，裝幀十分簡陋，僅印刷幾百冊，作為內部資料發給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員，不公開銷售。但是，它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那一年，馬克思30歲，恩格斯28歲。170多年來，這部偉大著作一直放射著真理的光芒，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共產主義戰士，改變了中國，改變了世界。

現在，由誰來把《共產黨宣言》完整翻譯出來呢？

這時，邵力子告訴陳獨秀說：“能承擔此任者，非浙江義烏的陳參一莫屬。”

邵力子還告訴陳獨秀，陳參一是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四大金剛”之一，“一師風潮”的風雲人物。“一師風潮”的直接起因是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生效仿北京大學《新潮》雜志，創辦了《浙江新潮》。

1919年10月2日，杭州舉行“祭孔”大典。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影響下，新潮社的學生首先表示不參加。學生傅彬然、施存統等在孔子誕生日赴西湖煙霞洞附近拜謁劉師復（無政府主義者）之墓以示反叛。校長經亨頤對學生的態度表示支持，並不顧社會輿論的指責，借口到山西太原出席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五屆年會，提前離開了杭州，避而不就“丁祭典禮”陪祭官。11月7日，《浙江新潮》第二期發表了施存統寫的《非孝》，主張在家庭中用平等的愛來代替不平等的“孝道”。施存統寫此文的動機是“出於其父異常虐待其母，而他自己難乎為子：順父逆母，不孝﹔幫母斗父，亦不孝。然則如之何而后乎？於是深入一步思維，認識到這個矛盾，是由於中國的舊倫理觀念根本不對頭，乃聯想到一種新學說了”。施存統接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新思想，相信“要改造社會，的確非先從根本上改造家庭不可”。誰知，一石激起千層浪，《非孝》一經刊發，引起浙江當局的高度緊張，再聯系到此前學生不參加“祭孔”的行為，便視為洪水猛獸，扣上“非孝、廢孔、公妻、共產”的罪名，並歸罪於校長經亨頤，勒令開除傳播新文化的“四大金剛”——新派國文教員陳參一、劉大白、夏丏尊、李次九。浙江當局指責陳參一等人“系不學無術之輩，棄文言而不授，全用白話，有思想中毒之弊，長此以往，勢將使全校師生墮入魔障”。反動當局還出動警察包圍了學校，釀成了著名的浙江“一師風潮”。

陳參一1891年出生於浙江義烏的一個農民家庭，小伙伴們都叫他“融融哥”，曾就讀於義烏繡湖書院、金華中學、浙江之江大學。1915年，赴日本留學，先后在早稻田大學、東洋大學、中央大學學習文學、哲學、法律，獲中央大學法學學士學位。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返回祖國。6月，他受聘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擔任國文教員。

陳獨秀說：“那好，趕緊把選本找好，寄給他盡快翻譯出來。”

邵力子說：“現在我們手頭上既沒有《共產黨宣言》德文版，也沒有英文版，而且我們懂德文的人也比較少。我看，還是從日譯本中找一個最好的譯本翻譯為好。”

李漢俊轉過頭來問戴季陶：“我看到1月份《星期評論》第三十一號上發表了你翻譯的《馬克思傳》，譯得很好。你是否能找到一個比較好的版本？”

“我翻譯的這篇《馬克思傳》是我在日本留學時帶回來的日譯本，作者是威廉·李卜克內西，日文譯者叫志津野又郎，刊登在 1906 年3月出版的《社會主義研究》創刊號上。”戴季陶想了想說：“不過，我記得，在這一期雜志上還刊登了主編幸德秋水和堺利彥合譯的《共產黨宣言》。這個日譯本是完整的譯本。那時候，日本馬克思主義十分盛行，但唯有《共產黨宣言》未獲准公開刊行。這本《社會主義研究》是以‘學術研究資料’的名義內部發行而公之於眾的。1909年，我回國時偷偷帶回來了一冊。”

“好，就用你收藏的這個版本。”陳獨秀又轉過頭來問邵力子：“現在參一在哪裡？”

“聽說現在還在杭州。”邵力子說。

“季陶，你趕緊用快信把《共產黨宣言》寄給他，寫一封信，請他盡快翻譯，完成后直接來上海。”陳獨秀吩咐道。

“好。我正好想邀請他來上海參加《星期評論》的編輯工作。”戴季陶十分高興地說：“我現在就回去辦理，以《星期評論》的名義向他約稿。翻譯好了，我們立即連載發表。”

陳獨秀、李漢俊、邵力子都表示贊成，大家高高興興地結束了座談，仿佛完成了一件壓在心頭多年的大事兒一樣。

陳望道（1891-1977年），浙江義烏人，教育家、語言學家、翻譯家

1920年2月，陳參一收到約稿信，當即承諾下來，並作出一個決定，帶著《共產黨宣言》回老家義烏，進行翻譯工作。隻有這樣，他才可以暫時躲開城市的喧囂，繞開“一師風潮”的煩心干擾，專心專意完成這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品的翻譯。在日本留學時，他就曾讀過日文版《共產黨宣言》，早就想著有機會翻譯出來，沒想到現在機會找上門來了，那感覺就像是“天上掉下了一個林妹妹”。

吹面不寒楊柳風。早春三月，萬物復蘇。陳參一回到了這個名叫分水塘村的小山村。世界上最溫暖的地方，就是家，就是母親。

回到了家，就是回到了避風港。因為“一師風潮”丟了工作，慈祥的母親沒有責怪他，隻有安慰，隻有慈愛。與母親寒暄之后，陳參一請母親幫他把家中久未修葺的柴房收拾干淨，他要選一個僻靜的角落，安安靜靜地完成《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母親二話不說，一邊答應著，一邊幫兒子收拾。

兩張長凳，架上一塊木板，一盞煤油燈，既當書桌，又當床鋪。一間簡陋的書房就這樣完成了。

山區的春天，乍暖還寒。小小的柴房裡，昏黃的燈光閃爍。日日夜夜，陳參一或伏案奮筆疾書，或字斟句酌沉思冥想。除了短暫的睡眠時間，他全身心投入到翻譯的工作中，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親張翠姐送入柴房。

這一天，母親給兒子送來了親手裹的粽子，外加一碟紅糖。

過了一陣子，母親在屋外喊：“紅糖夠不夠，要不要我再給你添一些？”

兒子應聲答道：“夠甜，夠甜的了!”

又過了一陣子，母親進屋來收拾碗筷，看見兒子的嘴巴烏黑烏黑的，很是奇怪，走上前仔細一瞧，才發現竟然是滿嘴的墨汁，一碟紅糖卻放在那裡一點兒沒動。原來，兒子是蘸著墨汁吃掉了粽子！

此情此景，母親看了，又疼又愛，故意笑著問道：“吃完啦，這糖甜不甜呀？”

兒子仍渾然不覺，頭也不抬地說：“甜，真甜。”

這時，母親起身拿過來一面鏡子，遞給兒子，有些埋怨地說：“你這個書呆子，墨汁也是甜的呀？你瞧瞧你的嘴，都變成什麼樣子了。”

看著鏡子中的自己，兒子這才明白過來。母子倆都笑了。笑聲縈繞在柴房的每一個角落，是那麼的溫暖，那麼的溫馨。

墨汁為什麼那樣甜？原來，真理也是有味道的，甚至比紅糖更甜。正因為這種無法言喻的精神之甘、真理之味，無數的革命先輩才情願吃百般苦、甘心受千般難。

於是就有了一句話：“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后來，在《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正式出版的時候，陳參一將自己的名字正式改為陳望道——追望大道，表明自己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堅定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這一年，陳望道 29 歲。

信仰的味道是甜的。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一個人為什麼要堅定信仰？因為他需要始終不渝地用真理開啟人生的密碼。

一個人為什麼要堅守真理？因為他需要始終如一地用信仰指明人生的方向。

《共產黨宣言》全文隻有兩萬字，但陳望道卻費了平時翻譯的五倍功夫，花了一個多月時間才完成。

1920 年 4 月，陳望道帶著《共產黨宣言》的譯稿，如約前往上海。邵力子、戴季陶帶著他來到老漁陽裡 2 號，他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陳獨秀。陳獨秀看后，大喜過望，賞識有加。文稿經陳獨秀、李漢俊校閱后，基本定稿。

然而，事不湊巧，這個時候，因上海當局實施郵檢，戴季陶主編的《星期評論》被迫停刊，《共產黨宣言》連載的計劃落空了。恰在這時，共產國際特使維經斯基和翻譯楊明齋來到了上海。陳獨秀在和他們討論建黨問題時，專門提到了《共產黨宣言》翻譯出版的事情。維經斯基聽說后，當即決定資助出版。

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正式誕生了，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發行。這本用白報紙印刷的56頁的小冊子，長18 厘米，寬12厘米，比小32開略小。每頁11行，每行36字，5號繁體字豎排印刷，新式標點符號斷句，側面書眉印有“共產黨宣言”字樣。封面印有水紅色的馬克思微側半身肖像，這是馬克思1875年在倫敦拍攝的。封面署名為“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圖書定價“大洋一角”，初版印數為1000 冊。略顯遺憾的是，由於排版疏忽，書名《共產黨宣言》錯印成了《共黨產宣言》。不過，在1920年9月再版時，作了修訂，再印1000冊，封面也由紅色改成了藍色。

閱讀全書可以看出，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以意譯的方法為主，在許多新名詞和專用術語以及部分章節標題中，如“貴族”“平民”“宗教社會主義”“貧困底哲學”等處，均用英文原文加括號的形式作了注釋。在“有產者與無產者”一章的標題旁邊，除了標明英文原文外，還用中文作了注釋：“有產者就是有財產的資本家財主”，“無產者就是沒有財產的勞動家”。據此，有史料說，陳望道在翻譯過程中，曾請陳獨秀出面，從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處借來了《共產黨宣言》的英文版，對照進行了翻譯完善。1921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決定重印《共產黨宣言》，至1926年5月，此書已相繼印行 17 版，足見其流傳之廣和受讀者歡迎的程度。

《共產黨宣言》單行本出版后，陳望道通過周作人寄給魯迅一冊。魯迅先生閱讀后，稱贊道：“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麼‘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后，這次埋頭苦干，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第一版

《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第二版

1936年10月，毛澤東在陝北保安（今志丹縣）接受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採訪時說：“1920 年冬，我第一次將工人政治地組織起來，並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及蘇聯革命史的影響下領導他們。我第二次到北京時，我讀了許多關於蘇聯的事情，同時熱烈地尋找當時中國所能見到的一點共產主義書籍。三本書特別深印在我的腦子裡，並且建立了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歷史的正確解釋后，此后絲毫沒有動搖過。這幾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馬克思主義書籍﹔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1920 年夏，我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並且自此以后，我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除了《共產黨宣言》外，在這個時期，陳獨秀先后指導並要求他的同人和追隨者們翻譯出版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主要有惲代英翻譯的考茨基的《階級斗爭》、李漢俊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李季翻譯的柯普卡的《社會主義史》、陳望道翻譯和介紹的《空想的和科學的社會主義》，為傳播真理作出了重大貢獻。

1920年12月，陳獨秀赴廣東，把《新青年》的編輯事務委托陳望道主持辦理，一方面考慮到“望道境遇不佳”，一方面確實對其能力水平特別信任和贊賞。同時，茅盾、李達、李漢俊也加入了編輯部工作。陳望道主持編輯出版工作后，《新青年》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