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浪漫詩人到永生戰士，郁達夫的故事至今回蕩在世界各地。

與無數中華兒女一般，在祖國千瘡百孔、風雨飄零的年代，他以筆為槍，在抗日救國的最前線，大聲疾呼。被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曾親口說：“達夫先生不僅掩護了我，還援救了許多被捕僑領。”

76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的詔書。14天后，在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一位抗日救國的中國作家正在家中與幾位客人聊天，這時，有一名印尼青年來家裡請他出門敘話，他穿著來不及換掉的拖鞋，走出家門，而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這便是郁達夫留給世間的最后背影。

他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

1938年，42歲的郁達夫應《星洲日報》社長胡昌耀之邀，帶著家人去往新加坡。當時的南洋可說是“文化的沙漠”，郁達夫一心想要在這片“沙漠”上建立一座海外文化中繼站，“把南洋僑眾的文化和祖國的文化來一個有計劃的溝通。”

起初，郁達夫擔任《星洲日報》早報副刊《晨星》和晚報副刊《繁星》的編輯，后接編和創辦馬來西亞《星檳日報·星期刊》、《文藝》雙月刊等8種報紙副刊和雜志。事實証明，這些報刊幾乎都成了宣傳抗戰的陣地。在新加坡的三年時間裡，他寫了400多篇政論、雜文、散文和文學評論，推動了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活動。

戰火延續而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帝國主義轟炸新加坡。當地群眾掀起了抗敵的熱潮，“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應時而生，郁達夫被推舉成為團長，同他一樣南下南洋的張楚琨擔任組織部長。張楚琨在《憶流亡中的郁達夫》中寫道：“在這戰火紛飛的日子裡，我和郁達夫天天見面。一起開會，一起對群眾演講，一起慰問星華抗日義勇軍。這位詩人團長，不是挂名，而是實干，他在轟炸中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從不畏縮。他那瘦弱的軀體爆發著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個在為希臘自由而戰的拜倫。”

臨危不懼，機智掩護華僑

1942年初，新加坡淪陷后，郁達夫與胡愈之、沈茲九、張楚琨、汪金丁、高雲覽等一批在新加坡從事抗日宣傳的文化人士，乘坐難民船離開新加坡，渡過馬六甲海峽，撤退到當時荷蘭殖民地——印尼的蘇門答臘島，開始了他生命旅途中最后三年的流亡生活。

為抒發感情，排遣內心的寂寞，郁達夫又開始寫詩了，並且還開始蓄留短須。艱苦的流亡生活，並未使他意志消沉，相反，他詩裡行間洋溢著抗戰必勝的樂觀主義精神。

一次，郁達夫去訪問居住地的一位僑領蔡承達，正好同時也有一個日本憲兵來和這位僑領交涉些事情，雙方正苦於語言不通，束手無策時，正巧郁達夫進來，蔡承達知道郁達夫會講日語，就請他做臨時翻譯。從此駐在周圍的日本憲兵都知道有一個名叫趙廉（當時郁達夫的化名）的華僑，精通日語。當時，佔領蘇門答臘島的日軍非常需要通日語、印尼語和華語的譯員，因此不久后郁達夫被脅迫充任日本憲兵部的翻譯。為保持頭腦清醒和見機行事，郁達夫在這期間毅然戒了酒。

在給日本人做翻譯期間，郁達夫利用日本憲兵不懂印尼話、華語，印尼人、華人不懂日本話，居間折沖，用機智和決斷幫助革命戰友和愛國僑胞渡過一次次難關。當時，蘇門答臘島首府棉蘭的日本長官派了一個漢奸帶人來到郁達夫所在的小鎮，要搜捕僑領陳嘉庚。郁達夫用日語對憲兵隊長說：“陳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國了，這幫家伙故意找麻煩向你們討人。”使得憲兵隊長大怒，大罵前來的漢奸。那幾個人見勢不妙，隻好抱頭鼠竄而去。郁達夫也跟著用中國話斥責他們：“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樣子！”

最好的紀念是銘記

在浙江富陽郁達夫故居，郁達夫的長孫郁峻峰一直珍藏著郁達夫的手跡，當年，為表明自己的抗日決心，郁達夫擲地有聲地寫下了“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而犧牲”。有人說，郁達夫前半生放蕩不羈，后半生忠貞不屈，用生命譜寫了英雄贊歌。有人說，郁達夫精神也是中華民族血脈的一個符號，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一種力量和精神指引。

他悲壯的一生閃耀著愛國主義的光輝，就像永遠不會泯滅的星星一樣。政壇老人胡愈之曾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2014年，郁達夫入選全國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人物。如今，在故鄉富陽，有著以郁達夫名字命名的學校、碼頭、公園，每年都會開展各種各樣紀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