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家楨先生（1909-2008），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遺傳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遺傳學奠基人之一。
談家楨從事遺傳學研究和教學七十余年，發表了100余篇學術論文。發現瓢虫色斑遺傳的“鑲嵌顯性現象”，被認為是經典遺傳學發展的重要補充和現代綜合進化理論的關鍵論據。20世紀50年代，他在復旦大學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遺傳學專業、第一個遺傳學研究所和第一個生命科學學院，被譽為“中國的摩爾根”。他將“基因”一詞帶入中文。
研究工作主要涉及瓢虫、果蠅、獼猴、人體、植物等的細胞遺傳、群體遺傳、輻射遺傳、毒理遺傳、分子遺傳以及遺傳工程等。堅持科學真理，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遺傳學事業﹔為遺傳學研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遺傳學專業，創建了第一個遺傳學研究所，組建了第一個生命科學學院。特別在果蠅種群間的演變和異色瓢虫色斑遺傳變異研究領域有開創性的成就，為奠定現代綜合進化理論提供重要論據。
遺傳學作為生命科學的分支學科早於19世紀末誕生，而中國的遺傳學科起步晚，基礎差。為了讓中國的遺傳學趕上先進、超越先進，從上世紀30年代起，以談家楨先生為首的一代代復旦大學生命科學研究者們毅然投身祖國遺傳學建設。他們在夯實學科基礎、擴展學科分支、創造為世人矚目的學科成果的同時也培養出一批批優秀的遺傳學后繼之才，將科研報國、為國育才的崇高精神薪火相傳。
談先生指導實驗
★身處重洋，心系祖國
★和同時代的大部分少年不同，談家楨童年時期就有對理性和科學的濃厚向往。那時恰逢遺傳學的種子在中國萌芽，尚且年輕的談家楨在新思想的耳濡目染中蓄積著對遺傳學事業的熱情。1934年，談家楨憑借著自己在燕京大學和導師聯名發表的論文《異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遺傳》，遠渡重洋進入自己仰慕已久的加州理工大學摩爾根實驗室。
在美國，當年已68歲的摩爾根指派杜布贊斯基教授具體帶教談家楨。杜布贊斯基在教學上主張以學生為主，導師隻在關鍵點上予以指導。這種“教而不包”的新式教學方式讓談家楨的科研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在攻讀博士學位和博士后的三年時間中，談家楨曾單獨或與導師及同事合作發表了十余篇很有影響的論文，被分別刊載於美、英、德等國的專業雜志上。
對談家楨的學術能力和組織能力,導師杜布贊斯基教授都看在眼裡, 他深知談家楨是一塊科研的好料, 又是一位天才的科研組織者。因此, 愛才惜才的杜布贊斯基教授極希望談家楨能繼續留在摩爾根實驗室一展鴻圖。而談家楨也明白，留在美國意味著個人聲望和地位的巨大改觀，意味著未來的一帆風順。但是，科學救國是他不容動搖的信念，他歸意已決。
為了留住談家楨，杜布贊斯基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讓談家楨跟他一起工作。他希望時間能改變談家楨的想法，讓談家楨跟隨他繼續果蠅的種群遺傳學研究，一定能把談家楨留下來。一年時間在博覽群書、涉足遺傳學各個領域和廣泛進行學術交流中很快過去。而后，談家楨向對自己在果蠅種群遺傳學研究領域寄予厚望的杜布贊斯基說了一段十分誠懇、動情的話：“我不能一味地鑽在果蠅遺傳學研究領域裡。中國的遺傳學底子薄，人才奇缺。要發展中國遺傳學，迫切需要培養各個專業的人才。因此，我在這寶貴的一年時間裡，盡可能多地接觸各個領域，多獲得各方面的知識。我，是屬於中國的。”
1937年，這位年輕的中國科學家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選擇。他放棄了留在海外的機會，毅然回國了。三年的“蠅室”生涯，令談家楨收獲了一生科學視野中受益匪淺的重要養料，也為他將來在中國遺傳學上作出的卓越貢獻奠定了基石。
★篳路藍縷，開創先河
★1937年，懷揣著“科學救國”的理想，談家楨歸國就任浙江大學生物系教授。但是沒等談家楨完全熟悉浙大校園，國內抗戰形勢就急轉直下，很快抗日烽火燒到杭州。在日機狂轟濫炸三個月之后, 浙大不得不西遷。而浙大生物系幾經輾轉最終遷移到距遵義75 公裡的湄潭縣城破落的唐家祠堂內。當時的科研條件極其惡劣，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沒有冰箱、更沒有用來飼養果蠅的恆溫箱。但是談家楨並沒有被與美國舒適環境的落差擊倒, “ 科學救國” 、“ 教育救國” 的理念倒是更堅定了。他白天帶領學生進行果蠅和瓢虫的野外採集, 晚上則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對著顯微鏡仔細觀察。沒有電燈就用桐油燈、沒有自來水就打水來自己過濾、沒有冰箱和恆溫箱就自己挖地窖、自己燒火。在這樣的艱苦奮斗下，談家楨不僅於1944年發現了轟動全球的瓢虫色斑變異的鑲嵌顯性現象，也為中國遺傳學事業培養出了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覺和劉祖洞四位泰斗級人才，人稱“四大金剛”。
1952年，因為全國高校院系改革，談家楨被調至復旦大學任生物系主任。他全身心投入復旦生物系的隊伍建設，使復旦大學生物系在頗為艱苦的條件下，成為全國同類高校中專業齊全、教學實力堅強的一支隊伍。
在1956年的“青島遺傳學座談會”上，談家楨作為最早把分子遺傳學介紹到中國的學者多次講到並撰文介紹諸如沃森、克裡克發現DNA雙螺旋結構模型等國外分子遺傳學領域的最新進展。談家楨的發言給予了與會者極大的震動，讓被塵封許久的正統遺傳學再度扎下根來。
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結束后，談家楨不失時機地於1956年9月在復旦大學辦起第一個全國專門講授基因染色體理論的研究班，招收研究生和進修生，先后組織多位一流學者給研究班授課，以培養人才。與此同時，借助遺傳學座談會帶來的濃厚科研氣氛，談家楨經過諸多努力於1958年正式設立復旦大學生物系遺傳學教研室並任教研室主任。
從1969年科學家分離出第一個基因到1978年諾貝爾獎頒發給限制酶的發現者，遺傳學已經逐漸步入了操控基因的時代。談家楨敏銳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並開始著手發展中國的遺傳工程事業。1979年，復旦大學遺傳所舉辦了全國第一個“遺傳工程分子生物講習班”，為中國遺傳學進入分子遺傳學時代培養了一大批生力軍。同時1984年，在談家楨的推動下，由遺傳學教研組以及微生物學教研組一部分聯合而成的生物工程系建成了中國首批國家重點實驗室——遺傳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
鑒於生命科學的迅猛發展，學科的交叉融合日益成為主流。1986年4月，談家楨在生物學系和生物工程系的基礎上，創建了全國高校內的第一個生命科學學院並任首任院長。學院成立后，在原來的9個專業的基礎上組建5個系：遺傳學和遺傳工程系，生理學和生物物理學系，微生物學和微生物工程系，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系，環境與資源生物學系，在此后的30余年裡為中國生命科學的各個領域輸送了大量人才。
談先生與國外友人
★春風化雨，育才為國
★談家楨曾說過，他這一生沒有金錢，財富就是學生。談家楨對學生視如己出，不僅在學習、測驗、科研上予以悉心指導，傾注心血，希望學生們個個成才，有所建樹，日后成為中國遺傳學事業的“中流砥柱”，為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發展做一點貢獻﹔同時，他也對學生的生活給予無微不至的關心、幫助。
在創立遺傳學研究所后，談家楨培養出了新中國的一大批遺傳學科研頂尖人才，為中國現代生物學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談家楨謙遜熱誠，常常鼓勵年輕人要超越自己。談家楨認為學生超越老師，正是對老師的尊重，因為他們做了老師想做卻沒有做成的事情，推動了學術的發展。在學術研究上，每當學生的科研成果得到學術界肯定時，談家楨都會把這些優秀的論文打印下來，裝裱在自己的家裡，感到這是一件無比自豪的事情。提到這些學生時他總是驕傲地說：“這些學生確實比我強，這使我感到欣慰”。到1961年底，復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共發表科研論文五十余篇，出版專著、論文集、譯著等十六部，談家楨帶領著年輕人向世界遺傳學的高峰攀登。
談家楨非常重視我國的教育事業。在“大科學”逐漸走向時代正中之際，他呼吁“理、工、農、醫”學科的結合。他認為農學研究的對象是動植物和微生物，醫學的研究對象是人，現代生物學的基礎是物理學、化學和數學。現代生物學的發展如果缺少了物理和化學知識，不可能得到突破性發展。這就給大學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工、農、醫”結合的綜合性教育，不僅符合當時我國經濟調整的需要，也符合當時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
談先生在指導學生做實驗
從1937年於戰火紛飛中回歸祖國，到1986年成立中國第一個生命科學學院，談家楨為中國的遺傳學事業發展傾盡心血。而他培養出的一批批復旦生科人也將傳承他的精神，將潛心科研、報國育人的精神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