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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僑居海外，最早可以遠溯到秦漢時期。直到清代1883年，《盛世危言》的作者、廣東籍啟蒙思想家鄭觀應在給李鴻章的奏章中才正式使用“華僑”一詞。“兩廣總督”張之洞、“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等一批“開眼看世界”的有識之士，在廣州這片向海而興的熱土上廣泛使用“華僑”“華人”二詞，並將此群體推向了大眾視野。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嶺南文化的中心地、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廣州不僅擁有悠久的僑務歷史，更擁有數量龐大的華僑華人群體。

廣州不僅擁有悠久的僑務歷史，更擁有數量龐大的華僑華人群體。

據統計，廣州有海外華僑華人、歸僑僑眷近400萬人，其中市內歸僑僑眷近160萬人，海外華僑華人近240萬人，分布在世界13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到海外奮斗創業，揚“廣府”之美名於海外﹔他們納萬邦之新銳，把國外先進的思想文化、工業技術帶回家鄉，以灼灼僑心報效祖國。

01 紅色火種播撒華南大地

在廣州市政府旁煩囂的中心地段，鱗次櫛比的樓房之間，隱藏著一座百年祠堂——這裡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優秀的革命家、理論家楊匏安的舊居，也是廣州黨組織早期活動的重要場所。

中國共產黨早期優秀的革命家、理論家楊匏安的舊居，也是廣州黨組織早期活動的重要場所。

時間撥回到1921年的春天，楊氏宗祠裡書聲琅琅，楊匏安正與他的族叔楊章甫在此開辦“注音字母訓練班”。以進步的文章、書刊作為注音教材，教唱《國際歌》，掩護黨團組織活動，宣傳革命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

楊匏安出生在與澳門一水之隔的廣東香山，青年時代曾就讀於兩廣高等學堂附屬雅安中學。1915年，楊匏安東渡日本求學期間，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1916年，他從日本求學回國后，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火種的“播種者”，是華南地區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第一人，而他撰寫的大量理論文章，正是在楊家祠完成的。

據史料記載，當時鼎鼎大名的“管東渠”（粵語“廣東區”諧音，中共廣東區委成立時使用的代號）群英薈萃，譚平山、周恩來、陳延年、鄧穎超、張太雷、林伯渠等經常在此開會研究工作。

如陳獨秀、李大釗、楊匏安、彭湃等在國外求學歸來的早期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火種傳遍華夏大地。

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陳金龍介紹，近代以來，為了實現民族獨立和解放，如陳獨秀、李大釗、楊匏安、彭湃等在國外求學歸來的早期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火種傳遍華夏大地，才徹底改變了國人的思想意識和傳統觀念，也讓紅色之火在華南大地生根發芽。

02 心系祖國奔赴抗日一線

1937年7月，日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當抗戰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之時，身居海外的華人華僑縈系祖國民族興衰存亡。他們當中，有的盡己之力在異國他鄉發起籌款，為抗戰捐錢捐物﹔有的在國外學成歸來，毅然奔赴戰場，在槍林彈雨中保家衛國。曾生，便是當中的一員。

曾生於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投筆從戎滿腔熱血投身革命工作。

曾生出生於廣東一個普通的僑工家庭，幼年在香港讀小學，1923年赴澳大利亞學習5年，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回國后，懷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志，考入中山大學。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投筆從戎滿腔熱血投身革命工作。在廣州領導學生參加“一二·九”運動，在香港突破重重封鎖營救包括何香凝、柳亞子、茅盾等在內的800多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進步人士，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戰場上錘煉成威名赫赫的東江縱隊司令員。

1938年冬，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企圖將華南收入囊中。時任香港八路軍辦事處主任廖承志開始組建南方敵后抗日武裝，曾生主動請纓從香港回到東江地區，開展抗日武裝斗爭。

“當時廖承志找到了我父親和吳有恆布置任務，父親說，現在要回到東江去打游擊，我是客家人，之前也在東江地區進行過抗日宣傳，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我去更合適。”曾生之子曾德平說。

從沒當過兵打過仗的“書生”曾生，就這樣帶領從香港發動的百余名共產黨員、進步青年和學生，回到家鄉，擔負起了在東江地區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使命，任總隊長。面對游擊總隊剛成立時一無武器、二無軍餉，甚至連吃飯都成問題的局面，曾生毅然決然說服母親將家裡僅存的田地賣了，以解燃眉之急。

1943年12月2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成立，曾生任司令員，在他的帶領下，東江縱隊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逐步發展成為一支抗日勁旅。

據統計，東江縱隊在南粵積極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先后作戰1400多次，殲敵9000余人，部隊發展到1.1萬人，武裝民兵1.2萬人，牽制了日軍的大量兵力，為華南敵后抗戰和全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從個人到團體、從慷慨解囊捐資捐物支援抗戰到踴躍回國參軍參戰奔赴前線，在民族危難之際，海外華人華僑心系故土，前赴后繼，挺身而出。他們在黨的旗幟下戰勝無數艱難險阻，創造了一個個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他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譜寫了一首首壯麗的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