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日本華僑社會形成於何時，以往學界從不同角度提出不同觀點，有鑒於此，本文結合社會學和華僑史的研究成果，明晰華僑社會的構成要素，進而以此為指標考辨學界關注的各個時期，並進一步對江戶時期的“唐人社會”實態進行對照分析，究明日本華僑社會形成時期的社會特點。

一、問題的提出及學界主要觀點

日本華僑社會的形成標志著赴日華僑人數的規模化、中日間經貿往來的趨勢化、華僑管理規范化，因此日本華僑社會的發端時間及其構成特點受到了學界的重視。綜觀中日既有研究，學界主要關注到三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一）兩宋時期。以羅晃潮、和田久德為代表的中日學者根據博多貿易帶來的人口聚集、中日雙方的互動等情況，認為此時已顯現出日本華僑社會的輪廓，但整體來說並非學界的主流觀點。（二）江戶初期。這一時期是學界普遍擁躉的日本華僑社會形成時期。內田直作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他認為華僑開始在日本定居是“在江戶初期的長崎貿易時代后”。此外，華僑特有的集會場所和唐人墓地的興建，以及貿易帶來的人員劇增也是持有這一觀點的學者們看重的依據。（三）幕末開港期。日本幕末的開港是日本歷史上的關鍵事件，橫濱開港資料館館員伊藤泉美視之為“日本華僑社會發生的契機”。開港以后從人數、定住情況以及貿易情況等方面來看更具備形成華僑社會的條件。可見，研究者立場不同、角度不同、標准不同，對華僑社會形成時期的認定亦有所差異。

二、華僑社會的構成要素及觀點辨析

追溯日本華僑社會的開端，首先要理解社會形成應具備的基本條件。安東尼·吉登斯與菲利普·薩頓提出社會“通常指的是生活在特定邊界內，分享著共同的文化特征，比如語言、價值觀以及基本的行文規范的一群人。……由人們之間、群體之間和制度之間的關系形成的秩序模式，建構了一個社會的社會結構。”可見，共同的文化、制度和群體關系是社會結構的關鍵。費孝通指出“共同的文化”應包含物質文化、精神文化、語言、社會組織，並闡釋了物質條件、群體間共同的關聯和環境對於社會構成的意義。綜上可見，社會構成以一定范圍內一定數量的人口為主體，以物質生產、精神生活和制度管理為基礎和支撐，以成員之間的互動和關系為聯結。社會構成的條件自然同樣適用於華僑社會，但需要考慮到華僑群體的特殊性。張秀明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保護法》總結出了華僑的兩個構成要素，“一是定居在國外，二是保留著中國公民的身份”。結合社會的構成和華僑的歷史特點，筆者認為，華僑社會首先要有一定數量的海外居留的中國人，同時要滿足具備人脈網絡、精神寄托、經濟生產以及政治管理等構成條件。

基於此，回看學界的三種觀點。兩宋時期“宋人百堂”和博多貿易孕育了華僑社會的萌芽，但移民流動性較大，且缺乏政治管理，並未形成完整意義上的社會。江戶初期的“唐人社會”已經具備了人脈聯絡、精神寄托、經濟生產和統一管理的社會構成特點，后文將對此進行詳細論述。幕末開港后，相較前代更具有組織性的鄉幫團體、更加龐大的華商網絡以及更加規范的社會管理，都使得此時的新的日本華僑社會以更加清晰、完善和穩固的姿態出現在日本。綜上，學界關注到的三個時期是日本華僑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江戶初期形成的“唐人社會”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具有關鍵意義，當時的社會實態反映了華僑社會初期的特點。

三、江戶初期“唐人社會”實態

17世紀，中日兩國都處於特殊的歷史時期，日本逐步實施鎖國政策，中國國內正處於明清交替的動蕩時期，以住宅唐人和唐船商人為主體，並具有人脈網絡、精神寄托、經濟生產和政治管理的“唐人社會”正是生成於此種背景之下。

（一）人脈網絡

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期，日本“西海諸道沿岸各地，明舶來至互市，其商旅中彼土人士，散處潛居”。此外，還有為數眾多的明遺民、知識人、僧侶東渡日本。他們在廣泛的互動中形成了以“鄉幫”為紐帶的華僑群體網絡。“鄉幫”是由住宅唐人組織起來的社會經濟團體，也是以地域為劃分依據的同鄉人自治團體，言語差別和習俗差異是各“鄉幫”集團意識構成的主要因子。當時，在長崎的鄉幫主要包括三江幫、福州幫、泉漳幫。

（二）精神寄托

在精神層面，“鄉幫”的集團意識體現在共同的祭祀活動和宗教思想上。唐人以“鄉幫”為依托建立了唐三箇寺——興福寺、福濟寺、崇福寺。唐寺在當時的長崎華僑社會中充分發揮了其作為宗教、祭祀和相互扶助團體的功能，並成為“華僑社會與長崎地域社會交往互動的空間”。江戶初期，唐寺使得唐人群體之間得人脈網絡更加清晰化，也在精神層面成為群體間共同的精神依托。

（三）經濟生產

據岩生成一的統計，1611至1647年間約有近千隻唐船赴日貿易。紛至沓來的唐船基本滿足了日本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唐船商人也從中獲利頗豐。無需贅言，唐船貿易就是當時唐人最主要的經濟活動。除此之外，唐船碇泊期間，諸如唐船商人及乘組員住宿的費用、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游玩的消費、船舶修補的費用等貿易附屬的經濟生產活動也創造了不少的收益。

（四）政治管理

江戶初期唐人內部主要依靠自身的組織性實現政治管理，既依托唐寺、唐人墓地、唐船的幫際結合，也需要唐通事肩負內部管理的責任並從中協調。17世紀初期鄉幫織就了唐人內部的人脈網絡，是實現唐人內部政治管理的基礎。而住宅唐人在當時的唐人內部管理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一方面作為唐通事和唐年行司的任命對象，一方面聯結鄉幫、聯絡唐寺，維系唐人內部的制約紐帶。

四、結語

追問日本華僑社會的形成時期，既是追本溯源地梳理日本華僑史的必然，也是究明日本華僑社會特點和發展脈絡的必由之徑。結合社會學和華僑史的研究，江戶初期唐人在日本的活動形式和群體樣態已經符合了華僑社會的構成特點。日本華僑社會的生成和發展具有斷續和更新的特點，其萌芽於兩宋時期，形成於江戶初期，煥新於幕末開港時期。可以說江戶初期在日本華僑史中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正是歷史上各個階段赴日移民的陸續僑居，為江戶時代唐人在長崎匯集埋下了暗線，並最終形成了具有人脈網絡、精神寄托、經濟活動和政治管理的華僑社會結構，而這樣的華僑社會不斷更新再造，在日本開國時期迎來新的發展。

（呂品晶，女，歷史學博士，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東亞史、江戶時代赴日中國人及日本中華街等問題。遲皓，男，空軍航空大學人文社會與科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國際關系等問題。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