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從社區的視角，審視國際移民創業的溢出效益。筆者首先簡要地檢視現有關於族裔創業的文獻，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一個分析框架。然后，基於從美國洛杉磯華裔和韓裔經濟的比較研究中所採集的質性數據，分析移民創業的效益。

一、文獻回顧：少數族裔創業與社區建設

少數族裔創業可為個體和族群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個體和族群的平均收入水平緩沖主流勞動力市場的壓力和就業競爭、培養創業意識並提供非正式的職業培訓。少數族裔創業給個體及族群不僅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效益，還帶來了一定的非經濟效益。

族裔社區（ethnic community）並不是一個單純的不同少數族裔群體居住的街區（neighborhood）。族裔社區依靠同族經濟，即“聚居區族裔經濟”（ethnic enclave economy）和同族社會結構的支撐。布勒東（Breton）於1964年提出的“組織完整性”（institutional completeness）概念指的就是根植於族裔社區內的各種各樣的社區組織和機構，以種類多樣化（diversity）、密度（density）和同族性（coethnicity）來測量族裔社區中組織完整性程度和社會結構的強弱。社區組織完整性程度越高，這個社區的社會結構越強，越有自給自足的能力，越能滿足其成員方方面面的需求。

在一定的條件下，族裔社區“組織完整性”程度越高，即同族的企業和社會組織的數量越大、種類越多，這個社區越有能力產生有助於同族成員向上社會流動的族裔資本（ethnic capital）。筆者認為，測量“組織完整性”程度的高低還需考慮一個重要的因素——階級（class）。如果一個族裔社區沒有中產階級的介入和參與其日常的社會和經濟生活，這個社區就會面臨如布勒東所預測的結果，即永久性的社會隔離（segregation）和邊緣化。基於此，筆者假設，族裔成員創業可以提高族裔社區的組織完整性進而導致族裔資源的再生產。從社區的結構層面看，社區內同族族裔企業和社團組織的密度越高，種類越多，對有形的或無形的族裔資源再生產的影響就越大。一個聚居區族裔經濟不發達的族群，其社區組織完整性程度勢必偏低，族裔資源再生產的能力也比較弱。

二、美國洛杉磯華裔與韓裔社區的比較

華裔和韓裔移民在移民較為集中的大都會地區都有各自的族裔性鮮明的社區，如唐人街和韓國城，都有各自的“聚居區族裔經濟”，都以高自雇率、高度聚集的商業活動及高度多樣化的族裔企業而著稱。華裔和韓裔企業雖然地理分布較廣，但大多集中在東西兩岸的大城市如洛杉磯和紐約，超過五分之一的華裔企業和大約四分之一的韓裔企業集中在洛杉磯大都會地區。

根據自2000年以來對兩個族裔社區的持續觀察，筆者發現，洛杉磯的華裔和韓裔經濟既有相同也有相異之處。第一，當今的唐人街和韓國城雖然是多個少數族群聚集的社區，但與其他族裔社區不同是，兩者都有著高度的“組織完整性”。第二，兩者的經濟活動范圍均超越了城中心的唐人街和韓國城的地理界限。但是，華裔經濟以“聚居區族裔經濟”為主，比較集中在唐人街和新生的華人聚居郊區（簡稱“新華人郊區”，Chinese ethnoburbs）。而韓裔經濟是由“聚居區族裔經濟”和“中間商族裔經濟”兩大類別組成，其聚居區族裔經濟較多集中在韓國城，而中間商族裔企業則散落在城市中南區（South Central）的貧困黑人區和拉美移民社區。

三、移民創業的溢出效益

華裔和韓裔社區的族裔經濟發展，基本得益於移民創業。兩個族裔社區都有較高的“組織完整性”。移民創業最直接的經濟效應是：一方面為創業者和同族成員提供就業機會，保証或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是充實了族裔社區有形的、可觀察的族裔資源，從而保証族裔經濟的供求平衡和可持續發展。

族裔經濟的發展是族裔社區社會結構的鞏固和擴大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社區社會結構泛指位於族裔社區或與社區有密切聯系的可觀察的和虛擬的社會組織，其中包括族裔組織，宗教組織，以及非營利的社區服務和人文服務組織。

唐人街和韓國城由於各自的聚居區族裔經濟的發展而避免了本族群成員的社會隔離。密集而多樣化的商業服務設施有效地吸引了白人和少數族裔背景的中產階級家庭、都市雅皮士和游客前來光顧，但最重要的是吸引了住在郊區的中產階級同族成員的回歸。同族中產階級的回歸又對族裔經濟產生了新的消費需求，繼而刺激了同族企業家的進一步投資，進一步發展族裔經濟並強化同族社區的社會結構。如此一環扣一環地良性循環。

筆者的實地觀察發現，在洛杉磯的唐人街、新華人郊區和韓國城，社區族裔經濟的發展增加了企業和社團的數量，因而增加了族裔社區的組織與組織之間、個人與組織之間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互動的社會空間。

移民創業還有一個顯著的溢出效益，那就是社會資本的增值。華裔和韓裔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原因是國際移民的“超高端篩選”致使整個族群的總體平均人力和物質資源提高，從而有利於移民創業。唐人街、新華人郊區和韓國城的聚居區族裔經濟的發展不僅提高了社區的“組織完整性”程度，同時大大促進了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和增值。

四、結論

從上述對洛杉磯華裔和韓裔經濟的比較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政策性啟示。第一，移民創業通常能為同族成員創造商業和就業機會，滿足同族的移民個體和群體的各種特別的消費需求。然而，許多其他少數族裔群體的創業規模較小，且比較集中在低端的零售服務業和傳統制造業。政府除了積極支持移民或少數族裔創業，還需注意引導並通過政策鼓勵發展各種不同類型和規模的企業，從而有利於提高族裔社區組織完整性，吸引中產階級的參與，推動跨階級的社會互動。第二，移民創業由於地理區域不同，其社會效益也不同。聚居區族裔經濟的企業家與本族社區的社會結構聯系緊密，由此生成族裔資本。而中間商少數族裔經濟的企業家與異族社區的社會結構沒有內在的聯系。因此，政府應採取有效獎勵措施，鼓勵和幫助中間商少數族裔企業家參與當地社區活動，與當地的非營利社會組織建立合作伙伴關系，與異族顧客搞好關系，從而降低種族沖突的風險。第三，唐人街和韓國城雖地處貧困街區，但其經濟發展為本族群體創造了較為豐富的物質和社會資源，而這些華裔或韓裔資源通常隻能為本族群成員所用，對於居住於唐人街或韓國城的異族群體成員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為此，政府應該致力於促進跨族裔的合作，幫助中間商少數族裔企業家向異族居民開放其社會資源，例如給低收入的移民家庭發放優惠券，使他們的子女能夠共享私營的課外補習和才藝培訓設施。

（周敏，女，社會學博士，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社會學教授、亞美研究學教授、王文祥伉儷美中關系與傳媒基金講座教授、亞太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移民社會學、海外華僑華人、移民創業、少數族裔經濟、移民第二代教育、城市社會學、族裔社會學和亞美研究學﹔王大磊，男，教育學博士，信陽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教師教育、教師專業發展。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