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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美堂
2021年07月02日13:21  

1988年是美洲愛國華僑領袖司徒美堂先生的120周年誕辰。

他少年漂泊異鄉,在美國生活了將近70個春秋。在這漫長的歲月裡,他備嘗艱辛、歷盡坎坷。他熱愛祖國,慷慨俠義,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是僑界中受人景仰的人物之一。

司徒美堂,原名羨意,字基贊,1868年4月3日(清同治七年三月十一日)出生於廣東開平的一個破產農民家庭裡。

他幼年喪父,依賴寡母撫養。隻讀了4年的私塾就輟學到新會縣城的一家小作坊當了學徒,這時他年方10歲。為了尋求一條活路, 1882年,14歲的司徒美堂,靠母親告貸來的50多元龍洋船費,到美國去闖“金山”。

19世紀的80年代,在中國,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在美國,一股排華的逆流正在形成,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在祖國和在異邦發生的這一切不能不對司徒美堂產生影響。初到美國,在舊金山碼頭登岸時他就被流氓用馬糞扔了一身並遭到謾罵侮辱,此事使司徒美堂終身不忘。起初他在中國“雜碎”館“會仙樓”當廚工,每天工作時間長達16小時,月薪隻有12元。在那個排華的時代,華僑經常遭到美國暴徒的襲擾。到中國人開的飯館吃“霸王飯”,稍有不順就動手打人、砸搶店堂,是這幫暴徒流氓常干的勾當。司徒美堂為人俠義,路見不平,好拔刀相助,且幼時習武,身手不凡。20歲那年,正碰上一個美國流氓尋舋滋事,司徒美堂盛怒之下把這家伙打死了。為這事他吃了官司,並被判了死刑,經友人大力營救,才幸免於死。出獄后他失了業。為糊口,他當過管家,代人看孩子。1894年到美國軍艦上當廚師,隨艦到過南北美洲、歐洲。這段經歷使他增長了見聞,開闊了視野。后來他到波士頓當了沿街叫賣的小販。

排華、種族歧視,使司徒美堂對美國的“文明”十分反感。晚年時他說過這樣的話:“我雖然在美國住了60多年,可是並不怎樣愛美國。”他說,自己是一個地道的中國人,隻愛戀中國。司徒美堂的這番話看來確是肺腑之言。

司徒美堂身居他鄉,但愛戀中國,無時無刻不關心危機日益深重的祖國的命運。他在閱讀了《揚州十日》等書后,更是痛恨腐朽的清朝。17歲那年,他毅然加入洪門“致公堂”,在華僑社會中進行反清復明的活動。司徒美堂一生的經歷和洪門是聯結著的。1894年,他在致公堂內組織了“安良工商會”,簡稱“安良堂”,以“鋤強扶弱,除暴安良”為號召,並逐漸壯大勢力。1905年,他先后擔任安良堂的總理達40余年之久。因為司徒美堂排行第五,所以洪門人士都尊稱他為“五叔”。安良堂在美國華僑中有相當的群眾基礎,它在司徒美堂等的領導下,在舉辦華僑互助互濟事業、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而司徒美堂自己也在積極參與安良堂的活動中,從一名廚工逐漸成長為愛國華僑領袖。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蓬勃興起。這場革命得到海外華僑有力的支持。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曾這樣說:“此次推翻帝制,各埠華僑既捐巨資,以為軍費,而回國效命決死,以為黨軍模范者,復踵相接,其堅忍勇往之忱,誠不可多得者也。”司徒美堂是海外華僑中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的最積極支持者之一。

1904年,孫中山到美國組織宣傳革命,洪門致公堂熱烈歡迎他的到來。司徒美堂在波士頓見到了孫中山,並且擔任了孫中山的警衛兼廚師,二人相處了近五個月。孫中山向華僑宣傳革命,要求洪門兄弟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大目標下團結起來,整頓組織,使洪門組織帶上反清的革命色彩。他日間隨孫中山去各處活動,隨時聆聽孫中山的教誨,夜晚則伏案苦讀,提高自己。與孫中山短短幾個月的朝夕相處,耳聆面命,對他的思想發展的影響是很大的,他初步認識到要在中國進行革命的道理,表示要從財力、人力上支持革命運動。1909年11月,孫中山再次到紐約,就住在司徒美堂家裡。黃花崗起義時,國內同盟會電告孫中山,急需一筆巨款。司徒美堂得知后,就與洪門兄弟商議,打算發動認捐,集腋成裘,陸續匯回。但在短期內無法籌足,司徒美堂就建議:將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維多利亞三處的四所致公堂大樓典押出去。這個意見為大家採納,典押款很快就匯回國內去了。1911年,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國外,孫中山急於回國,但他囊空如洗,也是由司徒美堂等提供旅費后才成行的。孫中山回國后,司徒美堂發動致公堂的成員先后通電300多封,擁護孫中山當總統。孫中山對司徒美堂的組織能力早就十分贊賞,加上他積極支持革命,因此孫中山曾電邀他回國任總統府監印官,但他以“洪門宗旨,功成身退”為由,婉謝了重任。他留在海外,繼續支持革命,曾發動華僑社團捐助了200萬美元作為政府費用。

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不久為袁世凱竊取,這使司徒美堂感到十分地失望。1920年,他回了一次國。辛亥革命已過了9年,但中國仍然是滿目瘡痍、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對這位遠道歸來的“金山伯”,軍閥也以“檢查”為名,翻箱倒櫃,形同搶劫。這使司徒美堂憤惑不已。但是,司徒美堂對祖國的赤子之情則始終如一,祖國的存亡無時無刻不縈懷在他心頭。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國共合作,進行北伐。司徒美堂立即發動華僑捐款支持財政困難的廣州革命政府,並以美國致公堂名義,發出了擁護國共合作的通電。1927年4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革命政變,遠在美洲的司徒美堂通電痛斥他們的反革命行徑。

1931年,九一八事件發生,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對中國發動侵略。司徒美堂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他公開反對國民黨的對日投降政策。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十九路軍奮起抗擊日軍。消息傳出,司徒美堂十分振奮,他以滿腔的愛國熱情,將僑胞的捐款,悉數匯經南京政府轉寄十九路軍。淞滬抗戰結束后,司徒美堂回到上海,這時他才得知,美洲華僑捐給十九路軍的抗日經費,十之八九都被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所侵吞。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司徒美堂與旅美愛國進步人士共同發起組織了“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並與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大同盟”保持緊密接觸,積極發動美洲華僑捐款支援祖國的抗戰。為了神聖的抗戰事業,他辭去其他職務,專門負責籌餉總會的工作達5年之久。當時美洲華僑僅約20萬人,經濟實力也不及東南亞華僑雄厚,但仍以額捐、飛機捐、散捐、餐館自由捐和公債券等形式匯回了數以億計的巨額款項,支援了祖國的抗戰。

1941年,司徒美堂被聘為中國政府“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在他取道香港回國途中的一段經歷,頗能表現出他高尚的民族氣節。那年冬天,他抵達香港,正趕上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日本侵略者威逼司徒美堂出面組織香港幫會,並出任“維持會長”偽職,以鞏固其統治“秩序”。司徒美堂大義凜然,嚴詞拒絕。爾后,在洪門愛國人士的幫助下,他不顧年邁腳跛,決定化裝冒險離港。他拄著拐杖,步行300余裡進入東江游擊區,經粵北、廣西輾轉轉往重慶。

司徒美堂在重慶期間,蔣介石對他極盡拉攏之能事。到訪必迎,出則攙扶。蔣以“國府委員”頭銜相誘,企圖引誘他參加國民黨,但為司徒美堂堅決拒絕,並表示他是為愛國而不是為做官而來的,他說:“誰能出國家於危難,救人民於水火者,我就擁護他,支持他。我決不加入你們的黨。”司徒美堂在重慶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開茶會歡迎他。他在會上發表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言論,並揭露反動政府禍僑害僑的罪行。

1942年,司徒美堂回到美國。隨后,他到南美洲各國,向華僑宣傳祖國的抗戰,同時也結識了各地的洪門人士。

1945年初,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曙光已經在望。司徒美堂等致公堂領導人准備組織華僑政黨,爭取在抗戰勝利后回國參加政治活動。是年3月21日,“美洲洪門懇親大會”在紐約舉行,大會決定將洪門致公堂改名為“中國洪門致公黨”,司徒美堂被選為該黨全美總部的主席。這個黨表示要“以華僑資本和人力參加復興中國的建設”,當時洪門的《五洲公報》等報紙聯合發表了《十報宣言》,號召“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還政於民,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政府”。上述的事情反映了像司徒美堂這樣的千千萬萬愛國華僑企盼祖國繁榮強盛的願望,但同時也說明他們對國民黨政權仍然抱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

同年4月,他被聘為聯合國籌備會中國代表團的華僑顧問。

經歷了八年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終於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海外華僑揚眉吐氣,歡欣鼓舞。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司徒美堂,雖然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極為不滿,但對蔣介石則抱有幻想,希望中國能從此邁向富強之道。

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美洲各地洪門代表回國參加“五洲洪門懇親大會”。這些離國多年的老華僑,一腔衷情,天真地認為美洲致公堂曾為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出錢出力,有功於國家,今番歸來一定會得到蔣介石的熱情接待。但是,事與願違。四大家族在忙於“劫收”的同時正磨刀霍霍准備發動反人民的內戰,因此根本不把這批“金山伯”放在眼裡。當年11月,國民黨軍隊佔領了張家口,偽“國大”丑劇也密鑼緊鼓准備登場。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實力的蔣介石更是目中無人了。他隻同意在偽“國大”給司徒美堂個人安排一個席位算是洪門政黨的代表,外加3000美元的特別費。司徒美堂不就,蔣介石就派人去“勸駕”,恐嚇他別“吃虧”。司徒美堂不聽猶可,一聽就勃然大怒,結果不歡而散。1946年11月,司徒美堂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表講話:“數月居滬,目睹國內實際情況,貪污事件層出不窮,工廠倒閉,大部分經濟事業為官僚資本把持。此種現象,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將使國家淪於萬劫不復之地。”這個講話的發表,表明抗戰勝利時他對蔣介石抱有的幻想破滅了。彷徨、苦悶中的司徒美堂在1947年7月去了香港,今后的路怎麼走,他茫然無策。在居港期間,他深居簡出,閉門謝客,寡於言詞。

1948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號召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政協,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個號召立即得到包括海外僑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響應。蟄居中的司徒美堂也從這號召中得到很大鼓舞。人民仍在受難,他不能無動於衷,而中間道路是走不通的。是年8月12日,他打破了來港后年余的緘默,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發表了“國是主張”,表示“誰能解救祖國於危亡,使民眾安居樂業,即馨香禱祝之”。此時,他決定返回美國。返美前夕,在中國共產黨代表連貫為他舉行的餞別宴會上,即席寫了《上毛主席致敬書》,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一旦接到電召就回國參加新政協。10月8日,發表了《司徒美堂擁護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協的聲明》。《聲明》說:“竊思謀國之道,旨在和平,剿民內戰,元氣大傷。今中共及民主黨派所號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協商會議,進行組織人民民主聯合政府之主張,余認為乃解決國內政治問題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熱誠擁護,並願以八十有二之老年,為中國解放而努力。”

1948年10月底,司徒美堂回到離開了兩年多的美國,這時他已年逾八旬。他不顧年邁,到美國西部各城市訪問演講,熱情向廣大華僑介紹祖國解放戰爭的形勢發展。他的這些活動對團結愛國洪門人士,澄清是非,打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活動,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

1949年8月,司徒美堂被推為出席新政協的美洲華僑代表。他沖破各種阻力,於9月初回到了北京。

司徒美堂在北京走完了他漫長的生命歷程中的最后六年。

司徒美堂參加了人民政協,並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后來他還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

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仍然積極參加許多社會活動,十分關心國家大事。茲舉數事。

1951年,他南下視察土改。通過土改,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司徒美堂是十分擁護的。他認為“土改是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生死攸關的大事”,不土改,中國無出路,國家富強不了,中國革命不算徹底完成。但對土改中對“華僑地主”的處理,則提出不同意見,認為華僑是破了產外逃海外的貧雇農,靠出賣勞動力,獲得微薄的工資,積蓄了一點外匯,匯回祖國買田造屋以養老,這和封建地主的剝削所得是不同的。司徒美堂的意見,應該說,是中肯的。

他堅決擁護“抗美援朝”的主張,認為隻有立足於打,才有和平可談。為了揭露美國的侵略面目,他口述旅美的生活回憶,經記錄整理后在報上連載,后來還輯成單行本出版,產生很好的影響。

1952年,他提出搞一個華僑銀行的想法,他認為這樣做可以溝通僑眷之間的聯系,也可作為吸引僑資回國投資的媒介,對國家建設有好處。雖然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這個想法沒能成為現實,但它仍然反映了司徒美堂畢生為華僑、為國家的可貴精神。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腦溢血病逝於北京,享年89歲。

愛國,這是司徒美堂先生長長的生命樂章中的主題,哪怕是在充滿艱難險阻的惡劣條件下,他也堅持走愛國的道路。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著國外愛國華僑自鴉片戰爭以來所走過的道路”。司徒美堂先生是一位值得紀念的愛國僑領。     

(摘自:巫樂華:《司徒美堂》,《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責編:王燕華、黃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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