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毛澤東、周恩來和王若飛曾題詞“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為民族解放盡最大努力，為團結抗戰受無限苦辛，誹言不能傷，威武不能屈，慶安全健在，再為民請命”。這些題詞是對陳嘉庚光輝一生（尤其是抗戰期間）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

1995年是抗戰勝利50周年。我們不能忘記華僑領袖陳嘉庚對祖國抗戰的杰出貢獻。其貢獻大致可以概括為四個主要方面。

一、領導華僑捐款捐物 支援祖國長期抗戰

早在1923年，陳嘉庚就在新加坡創辦《南洋商報》，大力提倡國貨，抵制日貨，在華僑社會中產生了重大影響。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濟南，制造“濟南慘案”。陳嘉庚聯絡新加坡華僑，組織“山東慘禍籌賑會”，並任會長，向華僑募捐130余萬元，救濟山東受難同胞，極力表示伸張正義，反對強權。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強佔我東三省。陳嘉庚在新加坡召開僑民大會，通電國際聯盟及美國總統羅斯福，要求履行國際公約，維護世界和平。並向在東北抗擊日寇的馬佔山將軍和1932年 “一•二八”保衛上海的十九路軍捐款捐物，以示慰問，使前線官兵受到極大鼓舞，更加奮勇殺敵。

1937年“七•七事變”， 祖國掀起全面抗戰。南洋華僑紛紛成立各種不同名義、以支援祖國抗戰為目的的群眾組織，在新馬成立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委員會，推舉陳嘉庚為主席。南洋各地也相繼成立類似組織，舉當地僑領為負責人，積極發動華僑捐款捐物，多寄僑匯，抵制日貨，懲辦奸商，支援祖國抗戰。

隨著抗戰形勢進一步發展，南洋各地華僑團體認為必須成立一個聯合組織，以便統一領導，相互協作，並要求德高望重的陳嘉庚出面召集，以促其成。1938年10月，來自南洋各埠的168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會址設在新加坡，選陳嘉庚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賓）為副主席。大會通過一項庄嚴的《宣言》，歷數近代以來日寇侵華種種罪行，揭露日寇不僅企圖吞並中國，還妄想征服世界，指出現在中華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號召南洋八百萬華僑精誠團結，誓為祖國政府后盾，出錢出力，多寄匯款支援抗戰，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南僑總會的成立，標志著南洋華僑在抗日救亡大前提下，實現了空前的愛國大團結，標志著陳嘉庚是南洋華僑眾望所歸的領袖。在南僑總會領導下，南洋各地籌賑會進一步擴大和發展，支援祖國抗戰各項實際行動高潮迭起，效果也極為明顯。

向華僑募捐支援抗戰，是南僑總會的首要任務。總會通過各地分會，採取種種有效方式開展愛國捐獻：有特別捐、常月捐、紀念日捐、貨物舟車助賑捐、游藝義賣捐、迎神拜香演劇捐，等等。當時華僑捐獻情形正如陳嘉庚后來回憶的那樣：“對祖國戰區的籌賑工作，風起雲涌，海嘯山呼，熱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賈既不吝嗇，小販勞工也盡傾血汗。“陳嘉庚在企業已經收盤的情況下，自己仍帶頭認常月捐每月二千元，直到抗戰勝利。為了加強對南僑總會的領導，他索性住進怡和軒俱樂部（新加坡華僑華人活動中心），不分晝夜地領導抗日救亡工作，同時一再勉勵各地分會同仁：“不因環境險阻而驚心，不以籌募艱難而綏氣，領導華僑奮斗到底。”由於陳嘉庚領導有方，助手得力，華僑擁護，捐款所得數額甚巨。據南京政府財政部統計，華僑自1937年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達13億多萬元（國幣），平均每年1億6千多萬元。其中南洋華僑捐獻比重最大。

以財力支援抗戰的另一項是僑匯，是華僑寄回祖國贍養親屬的匯款，數額比捐款更大。僅從1937年至1943年通過銀行途徑的僑匯，據統計共達55億元（國幣），平均每年約8億元，數額巨大。其中南洋僑匯居多。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繼淪陷，僑匯和捐款中斷。歐美等地華僑繼續以僑匯和捐款為祖國抗戰作貢獻。

海外華僑在物力方面對祖國抗戰貢獻也甚為可觀。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統計，共捐獻飛機217架，坦克27輛，救護車1000輛，大米一萬包，以及大量藥品、雨衣、膠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總數達三千批以上，每月平均一百批。以上物資多數亦為南洋華僑所捐獻。

抗戰后，海路被封鎖，支持祖國抗戰的大批海外戰略物資隻能靠滇緬公路運輸。當時國內機工及汽車奇缺，運輸十分困難。陳嘉庚受國內西南運輸公司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間，通過南僑總會從新馬等地招募“經驗豐富、技術精良、膽量亦大”的機工10批共3500人，並捐贈汽車310輛及其他物資。這些華僑機工，滿懷愛國熱情，離別南洋親友，回到祖國大西南，在異常崎嶇艱險的萬裡運輸線上，克服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運送各種國內急需的戰略物資，平均每天300噸以上，日積月累運量可觀。1940年，陳嘉庚回國，還不辭勞苦親自到滇緬公路沿線慰勞視察，盡力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勉勵華僑機工繼續為祖國抗戰作貢獻，至今仍使人們難以忘懷。

二、反對和談主張抗戰 挺身而出聲討逆賊

抗戰期間，陳嘉庚不僅領導華僑在經濟上對祖國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政治上對祖國抗戰的有力支持，更是驚天地、泣鬼神。華僑領袖陳嘉庚，政治敏銳，目光遠大，愛國心強烈，處處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敢言人之不敢言，敢為人之不敢為”，特別是揭露汪精衛之流投降其國方面，干得更加出色。陳嘉庚愛國壯舉必將流芳百世，汪精衛投降賣國定當遺臭萬年。

辛亥革命前后，汪精衛曾追隨孫中山，后任國民黨副總裁。陳嘉庚早年僑居南洋時曾與其相識，私宜甚好。陳嘉庚籌辦廈門大學時，一度曾擬聘其為校長，后因故未果。抗戰后，特別是南京失守后，陳嘉庚風聞汪主張對日和談，他起初不信，認為汪身為“黨國要人”，怎會這樣無恥。1938年10月，武漢、廣州相繼失守，外電報汪已公開發表和平談話，才引起陳嘉庚警覺，認為這是堅持抗戰的最大危險。遂以南僑總會主席名義直接電汪，詢外電所傳是否屬實，並說明日本佔我大片領土，對日和平絕不可能。次日汪復電，大意是兩國戰爭終需和平，以我國積弱，非和平即亡國，所以和平為救亡圖存上策。為此陳嘉庚再去二電，大意說我武力雖弱，但敵寡我眾，民氣旺盛，長期全面抗戰，僑匯外匯源源增加，敵人決不能亡我，英、美、蘇也決不會坐視。若與日寇言和，國內各省必起來反對，由此造成分裂，甚過自殺。再次勸汪放棄和談主張，與全國同胞一道抗戰到底。但汪來電仍堅持其和談立場，不思悔改。至此陳嘉庚認為汪已不可救藥，便一面致電蔣介石：“汪先生謬談和平，公必被誤，萬乞實踐廬山宣言，貫徹焦土、全面、長期抗戰三大策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博最后勝利……若中途妥協，即等自殺。秦檜張昭無世不有，幸公明察。”一面將他與汪來往電文交南洋及重慶各報刊登，過后南洋報紙照登，重慶卻無動靜。當時(1938年10月下旬）重慶參政會將開幕，陳嘉庚以華僑參政員身份提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十一字提案，經大會多數通過生效，此舉給妥協投降派當頭一棒，震動海內外。著名作家鄒韜奮，稱這十一字提案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提案。可是身為“委員長”兼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卻公然違背民意，對汪縱容包庇未予追究嚴懲。同年12月汪潛逃出境叛國投敵，激起國人及華僑公憤。陳嘉庚再電蔣，提出汪精衛既是孫中山先生叛徒，也是中華民族國賊，強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緝歸案，以正國法，以定人心。”后來陳嘉庚看到國民黨當局隻開除汪精衛黨籍，而未通緝歸案和繩之以法，非常氣憤，遂再電蔣：“今前方將士浴血揮戈，后方民眾臥薪嘗膽……今獨容汪賊及其黨羽逍遙法外，實南洋八百萬僑胞所莫解。”此電實質上是嚴詞質問蔣介石：縱容包庇國賊者，又該當何罪？

汪精衛叛國投敵后，仍恬不知恥，暗中指使其黨羽到南洋以妖言惑眾，妄圖破壞抗戰大業。為了使海外僑胞進一步擦亮眼睛，善辨忠奸，加強團結，以利抗戰。陳嘉庚以南僑總會名義發出通告，詳列汪精衛賣國罪行，號召廣大僑胞辨奸討逆，繼續捐資救難，輸財救國，抗戰不達最后勝利，支援抗戰活動決不停止。各地華僑積極響應號召，討逆活動一浪高一浪。新馬華僑普遍舉行“反汪宣傳周”，參加討逆人數達170萬人次。仰光僑胞籌款100萬元作為緝拿汪賊經費﹔歐美華僑與南洋華僑並肩戰斗，討汪活動遍及各大僑居城市，輿論界也在報紙上公開表示“誓與汪賊不共戴天”。

陳嘉庚為了國家民族利益，不顧個人私誼，不怕得罪執政的國民黨當局，在抗戰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向汪精衛之流開炮，並給予窮追猛打，有力打擊了妥協投降派的囂張氣焰，進一步鼓舞了全國軍民斗志，在政治上為祖國堅持抗戰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三、回國考察慰勞將士 敦促國共一致對外

1940年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海外僑胞對祖國和親人異常挂念。陳嘉庚肩負華僑重托，組織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一則慰勞前方抗日將士，鼓勵他們繼續英勇殺敵，二則實地考察國內狀況，以便向僑胞通報並增強其愛國心，繼續以財力物力支援抗戰。

陳嘉庚僑居新加坡幾十年，深知日寇之所以敢於明目張膽侵略中國，重要原因之一是祖國太窮太弱。何況國內長期內戰，焉能對外？為此他想趁回國之機，實地了解國共紛爭真相，敦促雙方以大局為重，大敵當前一致對外。

同年3月26日，陳嘉庚組織好慰勞團起程后，偕同庄西言等人經仰光直飛重慶。在重慶機場歡迎茶會上，陳嘉庚激動地向重慶各界人士說，我離開祖國已經十八九年了，對於國內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顆心，這顆心隨時隨地都惦念著祖國。這次我們回來，帶來的是一顆心，一顆赤裸裸而又熱誠的心。講話中他還把祖國比作華僑的父母，華僑援助祖國，是子女對父母應盡的責任。華僑希望大家精誠團結，戰勝日人。陳嘉庚一踏進國門，就向國人顯示了海外赤子的一片忠誠。

陳嘉庚在重慶期間，利用各種大小歡迎會、個別交談、參觀訪問等機會，表達海外華僑對祖國軍民的慰問之情，考察國內實施抗戰的狀況，勸說國共兩黨要團結抗戰，不要分裂，不要讓華僑失望。

例如在國民黨要人白崇禧作東的招待會上，聽說白將出面調解國共糾紛，陳嘉庚感到欣慰。說在南洋風聞國共摩擦嚴重，以為是漢奸造謠，到這裡之后才知道情勢確實危急。如不幸分裂，則無異自殺，心中憂慮無窮。今聞將軍有排解之策，深望極力斡旋，若得化險為夷，一致對外，實國家民族無窮之福也。

又如在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舉行的茶話會上，中共要人葉劍英、林伯渠、鄧穎超等人在座。陳嘉庚在會上也著重闡明國共兩黨要團結抗戰。他說，今日國共兩黨名義上雖不一樣，而為國家民族奮斗的心則一，可以說是兄弟黨，姐妹黨。萬望兩黨關系人，以救亡為前提，勿添油助火，國家幸甚，民族幸甚。若國共兩派意見日深，發生內戰，海外華僑必痛心失望。葉劍英對陳嘉庚的講話表示歡迎，並希望他到國民黨處亦作如此表示。接著陳嘉庚還詢問了到延安的路線和交通，葉劍英一一作答。幾天后毛澤東拍來電報，盛情邀請陳嘉庚訪問延安。

陳嘉庚在重慶考察一個多月，耳聞目睹，深感失望。更加強了他必須到延安去看個究竟的決心。隨后他路經成都，蔣介石設宴款待。飯后與陳交談。當問及陳到成都后欲往何處？陳答：“蘭州、西安，延安如有車可通也要去。”蔣一聽陳說要去延安，便情不自禁地破口大罵共產黨“無民族思想”，“種種口是心非、背義無信”。陳嘉庚感到事態確實嚴重，但仍耐心解釋說，余代表華僑回國考察，凡交通無阻地區，都要前往考察，以便回南洋后向華僑報告真實情況。蔣介石見勸阻無效，隻好勉強說：要去也可以，但不要受人欺騙。

蔣介石耍盡兩面手法，當面說去也可以，背后卻設置障礙。陳嘉庚一路上好不容易沖破重重阻撓，於5月31日到達延安，受到延安各界五千多人的熱情歡迎。在歡迎會上陳嘉庚首先代表南洋千萬華僑向大家致意。並說，我早就希望訪問延安，今天實現這一願望我感到很高興。他還說，南洋廣大僑胞出錢出力，全力支援祖國抗戰，僅1939年華僑匯款就達11億元，佔當年重慶政府軍費18億元的一大半。現在日寇侵佔我大片領土，我方內部卻不斷發生摩擦，汪精衛叛國當了漢奸，形勢可慮。廣大華僑迫切希望國共兩黨堅持合作，堅持抗戰，實現這兩條是海內外同胞的共同願望。

陳嘉庚在延安期間，邊慰勞考察，邊與各界人士交談，還多次與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促膝談心。當談及國共關系時，朱列舉幾項對方違約事實，如嚴重歧視八路軍，擅自停發抗日軍政費用及武器彈藥等，講的有據有理，給陳嘉庚留下深刻印象。

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會晤，是陳嘉庚此行重要目的之一。在與毛澤東會談時，他們互相間開誠布公，有啥說啥，其中心議題仍是團結抗戰大事。陳嘉庚懇切地說，一是希望堅持抗戰，把日寇趕出中國去﹔二是希望國共合作，兄弟間一切摩擦都等打敗了日寇再解決。毛澤東說，陳先生說出了我們的心裡話，共產黨是主張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我們現在的立場，從我們對蔣委員長的態度上就可以看出來。過去十多年，我們被他打得遍體鱗傷，還懸賞要我的首級。但我還是想請陳先生見到他的時候轉告他，我對他並無惡意，隻要他堅持抗日，我便擁護他的領導。交談中，毛澤東還對陳嘉庚的愛國主義精神表示贊賞。他說，我們大批中國人在海外，他們都是我們的同胞，要好好宣傳愛國主義精神，大家團結起來，聯合起來救國。

陳嘉庚通過對重慶和延安兩地的深入考察對比，終於弄清了涉及抗戰前途與祖國命運的兩大關鍵問題：一是中國的希望究竟在哪裡？二是國共兩黨摩擦真相何在？他認為重慶虛浮乏實黑暗腐敗﹔國難當頭仍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行政機構不負責任﹔抗戰氣氛淡薄，營私舞弊嚴重……總之，絕無一項令人稍感滿意。到了延安，始知那裡別有天地，人民安居樂業，上下打成一片，軍民同仇敵愾，處處團結抗戰，令人“喜慰莫可言喻，如撥雲霧見青天。”此外，陳嘉庚一路上，特別是從西安到延安來往途中，“親見兩黨不洽者五次，皆由國民黨構造。”如在西安阻止慰勞團赴朱德之宴，唆使洛川少數人投遞反共信函﹔宜君縣（蔣管區）發生搶劫案卻嫁禍共產黨﹔陳立夫到西安寓所專講共產黨的“罪惡”﹔西安鐵路局何主任設宴咒罵共產黨。兩黨摩擦，其是非曲直，已有客觀依據，事實勝於雄辯。

陳嘉庚從西北歸來后，冒著已被國民黨當局視為眼中釘的風險，仍風塵仆仆到南方各省區慰勞考察，繼續為抗戰呼號，為民眾請命。並於同年12月底回到新加坡，受到當地華僑的盛大迎接。

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身份千裡迢迢組團回國，歷時10個多月，行程數萬公裡，走遍大江南北，歷盡千辛萬苦，慰問前方抗日將士和后方受難同胞，呼吁國共團結抗戰，不要分裂。同時又將回國見聞如實向華僑報告，鼓勵他們繼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出錢出力，多寄匯款支援祖國抗戰。陳嘉庚此行收獲甚豐，既明察了延安真相，又認清了蔣介石為人。胸中煩悶一掃而光，心情格外舒暢。他確信抗戰有了指望，中國有了希望。陳嘉庚此行又為祖國持久抗戰作了重大貢獻。

四、身處險境以筆當槍 歌頌華僑愛國貢獻

日本帝國主義野心勃勃，繼侵佔我大片領土之后，又於1941年12月悍然發動太平洋戰爭，向東南亞大舉進犯。應新加坡總督及當地華僑請求，陳嘉庚任新加坡華僑抗敵后援會會長，領導新加坡華僑開展英勇的抗日斗爭，時間雖短，成效明顯。

1942年1月馬來亞全境陷落，新加坡危急。陳嘉庚當機立斷，將華僑義捐等項銀行存款八百多萬元，悉數匯回祖國，繼續支持對日抗戰。

由於英政府無意堅守，新加坡於二月中旬淪陷。在友人一再催促下，陳嘉庚於二月三日凌晨乘小船離開新加坡，就近避難於爪哇。不久爪哇群島全部淪陷。在當地華僑及集美廈大校友掩護下，陳嘉庚歷經數月轉輾顛簸，於同年八月改名換姓隱居瑪琅。住地幾度轉移，仍身陷重圍。日寇對陳嘉庚早就恨之入骨，認定他是“南洋抗日之巨頭”。過去只是懾於華僑勢力及其崇高威望，難於下手。如今南洋均為日佔，日寇憲兵隊日夜出動搜捕，到處風聲鶴唳。

陳嘉庚處境確實危險。負責保護他的校友們雖千方百計細心照料，仍險象環生，難保萬無一失。心裡難免憂慮萬分。而陳嘉庚卻心胸坦然，若無其事。但他也理解校友們的心情，安慰他們說，人生自古誰無死，我這麼一大把年紀了，死了也不算夭壽。萬一我不幸被捕，敵人必強迫我作傀儡，為他們辦事說好話，我決不從。那時我即以一死謝祖國，有什麼了不得，你們千萬不要為我著急。為此陳嘉庚身上一直暗藏著一小包“氰化鉀”，就是專為防備“萬一”的。

陳嘉庚避難爪哇期間，雖身處逆境，卻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生活簡朴，健身操照常。不吸煙，不飲酒，不喝咖啡，每日粗茶淡飯。校友們挂念其年邁體弱，想給他加點營養，總被婉言謝絕。他說，現在是戰時，物力艱難，何苦浪費，前方抗日戰士，后方受難災民，過的是什麼生活？我們何忍獨享美食，與其吃了不安，不如不吃為好。陳嘉庚說的句句在理，校友們隻好依他。

海外華僑支持祖國抗戰貢獻巨大。陳嘉庚早就想把這樁大事如實記下，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願。避難期間，漫長歲月，正是落筆時機。隻可惜自己少年輟學，學歷較淺，一無參考資料，二又無處查詢，困難甚大。況且撰寫回憶錄，更是冒險。一旦暴露，大禍難免。但陳嘉庚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其他困難更不在話下。他神不知鬼不覺，居然在敵人眼皮底下，從1943年3月動筆到1944年6月，硬是一字一句堅持不懈地將一部近四十萬言的長篇巨著《南僑回憶錄》拿下。

陳嘉庚在危難中堅持創作，目的是為紀念華僑參加抗敵而作。他認為：這次國難是我國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南洋千萬華僑，對祖國貢獻如何？他們辛苦募捐，同仇敵愾，抵制敵貨，嚴懲奸商，不惜犧牲，數年如一日。自己作為南僑總會主席，情況最清楚。因此有責任將這段歷史和回國考察見聞寫出來，公諸於眾，傳之后世，免得為后人遺忘或誤解。

日寇無條件投降后，陳嘉庚重返新加坡，對《南僑回憶錄》作了若干補輯，並於1946年初在新加坡首先發行。經一版再版，廣泛流傳於海內外，成為二戰后一部難得的暢銷書，並引起強烈反響。原任澳洲國立太平洋研究院院長、現任香港大學校長的王賡武教授閱讀該書后認為，沒有比這部著作更豐富更有魅力的了。原全國僑聯主席張國基認為，陳嘉庚先生在三年避難時寫成的《南僑回憶錄》，在南洋是與斯諾的《西行漫記》一樣受歡迎。在幫助華僑正確認識共產黨，認識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了解陝甘寧邊區上，兩本書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覺得陳嘉庚先生的話更親切可信。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陳嘉庚國際學會會長李遠哲在前些年，也高度贊揚這部著作。他說，盡管《南僑回憶錄》是作於半個世紀前，盡管作者陳嘉庚先生已去世三十多年，但是我們欣慰地看到，陳嘉庚的名字是永垂不朽的……陳嘉庚所著《南僑回憶錄》同樣是不朽的，它不但有供研究這位文化教育偉人生平的歷史意義，而且有著學習和發揚陳嘉庚精神的現實意義。

《南僑回憶錄》風格獨特，氣勢磅礡，史料價值大，權威性高，是一部珍貴的宣傳愛國主義的教材。陳嘉庚身處危難，猶以筆當槍，歌頌華僑的愛國貢獻，口誅筆伐日寇罪行，在異常險惡的環境中，又從精神財富方面對祖國抗戰作出了特殊貢獻。     

（摘自：曾昭鐸：《陳嘉庚對祖國抗戰的四大杰出貢獻》，《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5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