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海外華僑、華人有3000萬人，國內歸僑、僑眷也有3000萬人，這兩個“三千萬”是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支極其重要的力量，也是中國國情的一大顯著特點。研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至建國初期在華僑愛國統一戰線方面所作的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不僅能夠進一步豐富和充實中共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而且對當前中國政府及各級僑務部門也能提供一些可貴的經驗教訓，對目前的經濟建設和僑務工作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把華僑工作列為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和建設的三大法寶之一。抗戰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全方位展開僑務工作，中共的僑務政策已趨成熟﹔到解放戰爭、建國前后，中共僑務工作更加系統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從1935年8月發表《八一宣言》以來，中共在斗爭的實踐中，尤其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理論的指導下，已從原來的不甚重視華僑轉變到重視並力爭吸引華僑參加到中共領導的革命事業中來，對華僑的革命性及重要性予以了充分的肯定。1938年3月，毛澤東、周恩來在延安會見“馬來亞華僑抗敵后援會”代表團時，不僅高度贊揚了廣大華僑的愛國抗日行動，而且向全體海外華僑發出號召：“全體華僑同志應該好好團結起來，援助祖國，戰勝日寇。”同時，表明“共產黨是關心海外僑胞的，願意與全體僑胞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月18 日，毛澤東為華僑戰地記者通訊團題詞，稱贊“僑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國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而斗爭。”《新華日報》也發表文章，贊揚海外千百萬僑胞在中華民族革命事業的歷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勛，“給國內同胞以極大的鼓勵和奮勉”，指出“這種愛護祖國，積極參加抗戰的熱情，真值得我們敬佩！”並“向熱誠救國，踴躍捐輸，和遠涉重洋，回國參戰之僑胞，致無限的敬意！”1940年7月7日即抗戰三周年紀念日，中共中央發表毛澤東簽發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其中第17條，強調要“加強華僑工作，設法同印度、緬甸、荷印、安南、暹羅、菲律賓的民族獨立運動取得聯系，盡量給以幫助，使他們的斗爭與我們的斗爭配合起來。”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多次研究了對華僑的工作，在1940年內先后4次向中共廣東省委發出指示，要求做好華僑統戰工作。1月26日，中央書記處在《關於放手發展瓊崖工作給粵委的指示》中指出：“把瓊島創造為爭取九百萬南洋華僑的中心根據地，創造為黨在南方發展廣大影響的根據地，創造為培養干部的根據地。”並提出：馮白駒部隊隻有千人太少了，應在一年內至少擴大至一萬人槍，要依靠人民，“可求助華僑”。3月11日，中央在《對廣東各項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擴大宣傳，爭取華僑幫助”。11月7日，在《對瓊崖工作的指示》裡，中央書記處具體指示廣東省委：“對沿海漁民及僑民工作，須經常加緊注意，以保証瓊島對外交通的經常聯系，使瓊島艱苦抗戰能盡可能得到僑胞及國內各種可能的精神上物質上的幫助。”當國民黨向國內及僑胞宣傳馮白駒部隊不服從命令、破壞抗戰，並令取消馮的大隊長職務時，中央書記處於12月28日又發出《對海南軍事、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廣東省委“立即發表告瓊崖同胞及海內外同胞書，說明我部隊英勇抗戰，顧全團結之各種事實，揭露國民黨反共派破壞抗戰破壞團結之具體材料，並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及可能人員，向瓊崖各界及僑胞作深入廣泛的宣傳工作和統戰工作，爭取對我同情，使頑固派政治上孤立。”1940年5月，朱德奉黨中央指示回延安協助毛澤東工作。為了廣泛團結一切反法西斯力量，進一步做好華僑工作，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研究決定，在延安建立“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簡稱“海委”），朱德為書記。“海委”的主要任務是，討論研究日本帝國主義南進后，組織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的戰略和策略問題，以及在軍事上爭取同盟軍共同合作、打擊日本侵略軍等具體問題。會議討論最多的是東南亞局勢和華僑抗日武裝的戰略和策略問題，同時也討論研究對逃亡回國的華僑的救濟和安置問題。“海委”根據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示，作了大量具體的華僑工作。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明確規定要“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華僑”。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旋即發動內戰。海外華僑紛電國共兩黨，要求停止內戰，用和平方法解決政局。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華僑社會的和平呼聲極為關注。1946年6月24日，毛澤東復電美國華僑海員說：“接獲來電，得悉諸位工友呼吁立即停止中國內戰，取消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對依靠外力進行內戰的行為表示義憤。諸位關懷祖國前途，熱愛和平民主，令人感佩興奮。深望諸位再接再厲，喚起全美僑胞，全美勞工界與各界人士，要求美國當局立即停止對國民黨獨裁政府的任何援助，撤退駐華美國海陸空軍，並撤銷已向美國國會提出的繼續軍事援華法案，使中國和平民主得以早日實現，中美傳統友誼得以保持。” 8月9日，毛澤東回電檳榔嶼華僑各業總工會暨工團代表大會，指出：“貴會反對內戰，呼吁和平，提出各項主張，均切中時弊，甚值敬佩！為我國謀獨立民主和平，乃敝黨所訂建國之基本方針，而解決當前危機局面，則應停止內戰，重開政治協商，一切爭端均以政治方式解決而好戰分子致使內戰繼續擴大，時局日趨嚴重。敝黨特與海外僑胞與全國人民一致努力，挽此危局，並本和平民主方針奮斗到底。”10月8日，毛澤東復電中國民主同盟馬來亞霹靂分部盟員大會主席王廷俊：“貴盟痛惡內戰，呼吁和平，所提甚為切中時弊。敝黨自日寇投降以后，即以和平民主與獨立為奮斗。但國民黨好戰分子恃有美政府外援，堅持獨裁，堅持內戰，破壞政協決議、整軍方案與停戰協定。數月以來，以無理要求作為商談條件，作掩蔽其進行擴大內戰之煙幕，發展至目前，已到最嚴重階段。解決的關鍵為使一月政協決議切實實施。希望海外僑胞諸賢達再接再厲，為祖國之和平民主獨立而努力。敝黨亦當本此方針，奮斗到底。”1946年10月11日國民黨軍攻佔張家口，蔣介石被表面的“勝利”沖昏頭腦，不顧中共、民盟和海內外同胞的反對，於10月15日在南京召開了非法的國民大會，並通過偽“憲法”。“暹羅華僑建國救鄉聯合會”等71個團體8萬多人，11月22日分電毛澤東、蔣介石、張瀾，“表示堅決反對國民黨召開的一黨國大”。12月20日，毛澤東回電對他們的正義主張表示敬佩，並說：“全國人民對非法國大和它通過的憲法堅決不承認，今后本黨決以恢復政協路線和1月13日的軍事位置而奮斗到底。望海外同胞一致努力，以實現祖國的獨立和平民主。”為了加強反獨裁的宣傳陣地，在陳嘉庚、胡愈之、張楚琨和李鐵民等愛國僑領的籌備下，1946年11月21日在新加坡創刊了《南僑日報》。愛國僑胞把《南僑日報》稱為“民主堡壘”，是“反對美蔣的第三條戰線”。《南僑日報》創刊3周年時，毛澤東題詞二則：“為僑民利益服務”﹔“僑胞們團結起來，擁護祖國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周恩來題詞：“為宣傳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而奮斗，為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而奮斗。”應當強調指出，在毛澤東作的重要報告和由他起草、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文件中，對華僑在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中的地位及其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1947年7月，中共中央頒布紀念“七七”10周年口號中，熱烈呼吁：“全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愛國青年、愛國婦女、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少數民族、海外華僑、一切愛國分子，聯合起來組織全民族的統一戰線， 反對蔣介石的賣國內戰獨裁，建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同年10月，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即《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分析了國內政治形勢，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宣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八項基本政策。該政策第一項就是：“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闡述了華僑與祖國革命的關系。他說：“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民主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國外華僑都認為：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必須召集一個包含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國外華僑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選舉產生代表這個共和國的民主聯合政府，才能使我們偉大的祖國脫離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運，走上獨立、自由、統一和強盛的道路。這是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第一屆政協會議期間，陳嘉庚、司徒美堂被安排在會議主席團裡，陳嘉庚被選為第一屆政協常委。他和司徒美堂、蟻美厚等6名華僑代表當選為政協委員。由56名委員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有陳嘉庚、司徒美堂兩名華僑代表。1946年1月舊政協會議，國民黨政府竟然不給在八年抗戰中為祖國作出重大貢獻與犧牲的海外僑胞一個席位，大傷僑心。1949 年新政協會議，“四十五單位代表，海外僑胞居其一，代表名額十五人，証明新政協非常重視海外華僑。”隨后，又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統管僑務工作。新政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盡力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在以后頒布的憲法中，都有這一條規定。建國初期，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有關部門對僑務工作很重視，把“考慮和制訂有關華僑的各種政策，作為國家總的政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根據當時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中央人民政府、中央統戰部、華僑事務委員會為了做好僑務工作，制訂和頒布了一系列僑務條例、法令。1952年1月6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海外僑民工作的指示》，分析了新中國建立之初各僑居國的情況及華僑的反應，進而指明當前“我國僑民政策的中心點”是：“保護華僑正當權益，為華僑服務，收容被迫回國難僑”﹔鼓勵華僑回國投資﹔團結多數華僑，“結成廣泛的華僑愛國統一戰線”﹔“對帝國主義和當地政府的迫害行為”進行斗爭﹔全體海外僑胞要嚴格遵守《政協綱領》和我國的外交政策﹔“不應參加以直接推翻當地政府為目的的活動”。指示還申明中共不在海外華僑中建立組織，原有的組織“應經過一定步驟做到最后宣布取消”﹔同時勸告國內各民主黨派“不要建立海外支部”。該指示和先后頒布的僑務文件、條例，形成比較系統的僑務政策，說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對僑務工作的充分重視。這些條例、文件涉及到了土改中對華僑土地財產的處理，華僑的雙重國籍、僑匯與華僑投資及如何開展華僑愛國統一戰線問題﹔也涉及到安置歸僑就業、歸僑學生就學，國外華僑社團組織、僑校教學、僑報編輯方針等問題﹔還涉及到對少數民族華僑的政策、華僑婚姻問題及反對敵對勢力在僑胞中的挑撥和蠱惑宣傳問題等。這些條例、文件符合廣大僑胞、僑眷的利益，受到他們的擁護。如《土地改革中對華僑土地財產的處理辦法》（1950年11月6日由政務院公布）頒布后，“獲得了各地華僑、國內僑眷的普遍支持”﹔《華僑申請使用國有的荒山荒地條例》公布后，“大大鼓舞了歸僑、僑眷參加祖國建設的熱情”。建國之初，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還加強了對僑務工作組織機構的建設。除中央人民政府下設華僑事務委員會外，一般省區設僑務工作委員會，華僑眾多的專區設僑務局，縣設僑務科，鄉鎮建立僑屬工作委員會或鄉僑務委員會等組織。毛澤東、周恩來、何香凝、廖承志、方方等多次熱情接見回國訪問、探親、游覽的華僑，向他們問寒問暖﹔對於僑務工作中出現的偏差，及時予以糾正。

二、重視歸僑的愛國熱情，加強對愛國僑領的統戰工作

對回國從事抗日救亡運動的華僑，給予熱情支持和引導，使他們走上革命道路，是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開展華僑統戰工作的重要內容。新加坡華僑女記者黃薇來到延安，毛澤東對她說：“你是唯一的華僑女記者，把自己見到的寫出來，向海外報導，這個工作更有意義。”菲律賓馬尼拉華僑學生聯合會主席庄焰歸國輾轉來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毛澤東風趣地稱他為“洋包子”。當時庄焰的名字叫“卜一”，毛澤東說：“你的名字三劃太簡單了，一看就是假的。”提醒他不要自我突出，要通俗化，尤其是在白區工作時更要小心。后來離開延安到東北，他就把名字改了。在延安青年群眾的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毛澤東親自把“模范青年紀念獎章”頒發給優秀華僑青年和其它青年，並作了題為《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他說：“全國各地，遠至海外的華僑中間，大批的革命青年都來延安求學。”“他們在學習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國的道理和方法。……他們真是抗日救國的先鋒，因為他們的政治方向是正確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確的。所以我說，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范。”華僑青年在黨中央所在地受到重視和重用。如毛澤東的司機是馬來亞華僑梁國棟，抗戰勝利后他又隨軍去了前線。1940年陳嘉庚在延安廣泛地接觸了華僑青年，事后他多次講在延安參觀時華僑青年給他的影響：“這些華僑青年，為了抗日到延安艱苦的地方來，他們有不少是我們新加坡華僑中學和南洋女中的學生。他們沒有一個人向我訴苦，而是滿懷信心地告訴我，他們相信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定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他們的處境和思想，與國統區的歸僑完全不同。”奔赴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華僑，有的成為戰斗英雄、勞模和各條戰線上的先進人物﹔有的犧牲在抗日戰場上和解放戰爭中﹔有的在建國后成為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在政治、軍事、外交、教育、僑務等不同的崗位上，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繼續立功。應該說，他們的馬列主義水平和革命人生觀，大多還是抗戰時期，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培養教育下打下基礎的。

愛國僑領是華僑愛國民主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他們的言行和政治立場對廣大華僑有重大的影響。要做好華僑愛國統一戰線的工作，首要的問題就是爭取愛國僑領對中國革命和愛國民主運動的支持。毛澤東付出很大的努力，在各個時期作好愛國僑領的統戰工作，並且收到了積極的效果，產生深遠的政治影響。

陳嘉庚是愛國華僑的旗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1940年3月，以陳嘉庚、庄西言為正、副總領隊的“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簡稱慰勞團）回國進行慰問考察，毛澤東電邀陳嘉庚訪問延安。在侯西反（南僑總會常委）和李鐵民（南僑總會秘書）等人的陪同下，陳嘉庚到延安進行了為時8天的參觀訪問，受到毛澤東和延安黨政軍民的熱烈歡迎。毛澤東非常贊賞陳嘉庚的愛國精神，熱情地說：“我們的大批中國人在海外，都是我們的同胞，好好宣傳愛國主義，大家團結起來救國。”在一次晚餐上，飯桌上隻有白菜、咸蘿卜干，外加一碗雞湯。毛澤東說：“我沒有錢買雞，這隻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特地送來的。母雞正在下蛋，她的兒子生病還舍不得殺呀!”陳嘉庚后來說，這是平生第一次赴這種由重要人物邀請而十分儉朴的宴會，深深感受了毛澤東和陝北軍民對海外中華兒女的深情厚意。5月7日晚，延安各界舉行“歡送陳嘉庚一行晚會”。毛澤東、朱德、吳玉章、肖勁光等人，以及各界代表共約1000余人出席會議。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歡送詞，講到國共合作團結抗戰時，他說：中國共產黨“過去已經為團結而盡最大的努力，取得極大的成績，現在更要求全國團結，將來也一定能做到堅強的團結，這是可以斷言的。在陳嘉庚、侯西反、李鐵民三先生回去的時候，我們謹希望把我們的意思，傳達給海外僑胞。陳嘉庚在延安訪問期間，毛澤東還多次邀請他到楊家嶺窯洞辦公處會晤，毛澤東也多次到陳嘉庚下榻處拜訪他。他們會晤中所談的中心議題：一是抗戰問題﹔二是國共合作問題。毛澤東表示：共產黨為了抗日救國，十分珍惜國共兩黨的團結。同時也指出，對國民黨頑固派如不經過斗爭是達不到團結抗戰目的的。

延安之行，陳嘉庚認為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們的談話極為真摯而誠懇”，“他們對消滅摩擦鞏固國共長期合作是極具誠意”。他還看到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勤儉誠朴，公忠而苦，以身作則，紀律嚴明，秩序井然”，“與民眾享苦合作，同仇敵愾”的熱烈場面。目睹南洋華僑學生與毛澤東、朱德、王明等之間“無敬禮便坐，安然座談，絕無拘束"。這種“平等無階級制度”，使陳嘉庚大開眼界，深感新奇和贊嘆。他在重慶和返回僑居地途中，如實地報導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們和邊區的真情實況。陳嘉庚說：“我未往延安時，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從而開始產生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的思想。當蔣介石在一部分華僑中策動反對陳嘉庚，企圖動搖其華僑領袖地位時，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給陳嘉庚以大力支持，經請示中共中央同意后，以毛澤東、周恩來的名義致電陳嘉庚，給陳以極大的鼓舞。抗戰勝利時，陳嘉庚安全回到新加坡。11月28日，重慶10個社會團體發起舉行 “陳嘉庚先生安全慶祝大會”，毛澤東送去條幅，上書：“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周恩來和王若飛送去的祝詞是：“為民族解放盡最大努力，為團結抗戰受無限苦辛﹔誹言不能傷﹔威武不能屈﹔慶安全健在，再為民請命。”充分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陳嘉庚的贊賞、信賴和希望之情。

司徒美堂是美洲華僑領袖，在海外“洪門”中享有崇高的威望。1941年1月8日，他和阮本萬、呂超然等愛國僑領針對“國共分裂形勢嚴重，祖國將有內戰爆發之虞”，乃以美洲洪門總干部監督名義致電毛澤東、蔣介石，呼吁“相忍為國，團結抗戰”。事實上，皖南事變已經發生，他們遠在美國尚未得到消息。隨即幾百僑團發電回國，要求堅持抗戰，反對分裂。司徒美堂等的電文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2月20日，延安《新中華報》發表題為《華僑同胞的正義呼聲》社論，表示“我們衷心地敬佩僑胞們對祖國命運的關切胸懷，我們誠懇地同意僑胞們堅持抗戰、珍惜團結和實行民主政治的正義要求，我們向洪門同志和千百萬僑胞們伸出熱烈的友誼之手，願意大家攜起手來，共同為實現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華祖國而奮斗”。3月14日，毛澤東復電司徒美堂、阮本萬、呂超然三先生並轉告美洲僑胞，對他們 “關懷祖國，呼吁團結，敬佩不已”。復電披露了皖變的真相並闡明了中共的政治立場：“中國今日決不能同時進行既對外又對內之兩個戰爭，必須完全取消國民黨當局的反共計劃，並驅逐親日派，團結全力，以與日相博斗，抗戰始有勝利可期。自蔣介石下令消滅皖南新四軍及於1月17日發表宣告新四軍叛變、取消該軍番號、及將該軍軍長葉挺交付法庭審判之反革命命令以后，國共合作，已遇嚴重之危機。國民黨中親日派與反共派之橫行，已直接給予全民抗戰以極大之損害。當此民族存亡千鈞一發之時，親日派分子如不被驅逐，反共派分子如不放棄其兩個戰爭的計劃，一黨專政如不取消，民主政治如不實行，三民主義如不兌現，總理遺囑如不服從，中華民族之前途，必被葬送於此輩之手。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民族利益為重，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迄未稍變。惟對於親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戰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謀所以制裁之道。業向政府當局提出時局善后辦法及臨時辦法各十二條。尚祈公等一致主張，予以贊助，以期迅速見諸實行。團結幸甚，抗戰幸甚。”1942年春，司徒美堂自香港脫險，秋天輾轉到了重慶，受到中共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的熱烈歡迎。周恩來口頭轉達了毛澤東“歡迎美堂先生在方便的時候訪問延安”的邀請，並贈送延安生產的羊毛毯子、陝北小米、河南小棗。司徒美堂復函向毛澤東表示了敬意和謝意，隻因須趕返美國，未能赴延訪問。他晚年居京，對秘書多次談到：因為陳嘉庚先生去過延安，而他未去，一直引為憾事。

1948年5月中共中央發表“紀念五一節口號”，號召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聯合政府問題，得到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和國外華僑的熱烈響應和擁護。中共“五一”號召，對司徒美堂是個很大的鼓舞和幫助。他與中共華南分局連貫深入交談后，揮筆寫下《上毛主席致敬書》，表示衷誠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向“出斯民於水火的毛潤之先生致敬”，鄭重表示：“新政協何時開幕，接到電召，當即回國參加”。隨后，他又起草了《擁護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協的聲明》，對召開新政協會議，進行組織人民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表示熱誠擁護，並願以八十有二之老年，為中國解放而努力”。陳嘉庚在新加坡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召開新政協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聲明否認蔣介石為中國總統。

1949年1月20日，毛澤東分別起草了邀請陳嘉庚、司徒美堂等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的電文。在給陳嘉庚的電文中說：“中國人民解放斗爭日益接近全國勝利，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團結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的力量，完成中國人民獨立解放事業。為此亟待各民主黨派及各界領袖共同商討。先生南僑盛望，眾望所歸，謹請命駕北來，參加會議。”毛澤東熱忱邀請司徒美堂“摒擋公務早日回國，蒞臨解放區參加會議。如旅途尚需時日，亦祈將籌備意見先行電示，以利進行。”陳嘉庚、司徒美堂和其它華僑代表從海外各地先后抵達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在一次宴會上，毛澤東說：“我們這一桌什麼人都齊了：有無產階級李立三﹔有無黨派民主人士、文學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許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陳叔老還有婦女界廖夫人及華僑兩老人……這是統一戰線的勝利。”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開幕。在中南海勤政殿前，毛澤東高興地與陳嘉庚合影。陳嘉庚作為華僑小組的召集人和以華僑首席代表的名義向大會致詞，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文獻，代表華僑民主人士和海外僑胞“願無保留予以接受”，並“努力促其實現”。司徒美堂代表美洲華僑向大會祝賀：“我這一生為祖國出的力很少，但我唯一能引以為豪的是：我在任何時候都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這兩位愛國僑領代表海外1000 多萬僑胞，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陳嘉庚又先后擔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僑聯主席等重要職務。黨和人民委陳嘉庚、司徒美堂以重任，是全國各族人民和千百萬海外同胞的共同心願，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關於華僑愛國統一戰線的理論與實踐結出的豐碩成果。

建國初期，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對愛國僑領的建議和意見十分重視，繼續保持和發揚了戰爭年代中共與海外僑胞坦誠相待、攜手合作的親密關系。

1950年2月，司徒美堂請毛澤東為廣州《華僑新聞》月刊題詞，毛澤東欣然命筆：“共同奮斗”。1951年3月初，司徒美堂到廣東僑鄉視察土改，以其所見所聞，在《光明日報》發表了《粵中僑鄉的土改》（后印成單行本）。途中司徒美堂上書毛澤東，報告土改情況，並轉去農民的禮物。不久，毛澤東復信：“美堂先生：4月14日來信收到，甚慰。鶴山農民同志們送的禮物也收到了，請先生轉告他們，並致以謝意。先生南方暫留一時期很好。希望先生能於6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健康，毛澤東4月27日”。毛澤東經常把各族人民獻給他的名貴禮物中的補品，如鹿茸、人參、麝香、川貝、枸杞、北芪、田七之類的東西轉贈給政協老人。80多歲的司徒美堂所獲尤多。毛澤東的親切關懷，使美堂老人聯系到1949年，毛澤東贈送他皮大衣御寒和特制坐兜代步的事，內心深為感動，特上書感謝。這件皮大衣於1987年送到廣東開平“司徒美堂紀念館”中，作為革命文物陳列。1950年冬抗美援朝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司徒美堂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旅美六十九年》長篇回憶錄。毛澤東開會時與美堂見面，多次稱贊：“老人家，文章寫得好啊!我每天都看。”回憶錄印出單行本，由內務部謝覺哉部長作序，並由美堂呈送毛澤東一本留念。1954 年9月在北京懷仁堂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討論通過中國人民的第一部憲法。毛澤東在開幕時，號召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司徒美堂和許多老人熱淚盈眶。美堂寫了一篇文稿，叫做 “為了人民幸福，投毛澤東一票”，選舉毛澤東為國家主席。

毛澤東與陳嘉庚的愛國情誼也是十分深厚的。1951年10月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陳嘉庚在大會發言中說：“華僑一向期望祖國獨立、自由、民主、強盛，現在這個希望完全成為事實了。就是因為如此，華僑已經不是所謂‘海外孤兒’，而已經有了一個偉大的慈母，這就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被迫害歸國的僑胞受到祖國人民政府的關心照顧，這是以前所沒有的。隻有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才能夠如此。” 1951年5月陳嘉庚致函毛澤東，請為集美解放紀念碑題字。毛澤東即席命筆：“集美解放紀念碑，毛澤東”，並復信：“陳委員：惠書早已收到，遲復為歉！遵囑寫了集美解放紀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體如何，時以為念! ……”毛澤東親筆題詞的“集美解放紀念碑”和陳嘉庚親手書寫的碑文，高高豎立在集美鰲園內。解放初期，陳嘉庚認為福建有12萬平方公裡土地，有1200萬人口，竟沒有一寸鐵路，這種落后狀況應該改變。陳嘉庚在1950年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中提出了修建福建鐵路的建議之后，又一再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重申這一請求。毛澤東、周恩來採納了他的建議，鷹廈鐵路於1954年正式動工，不到兩年全部建成通車。陳嘉庚不顧年邁體弱，親臨東北、華北、西北、西南和中南各地考察，他連續不斷地向毛澤東、周恩來和有關領導寫信，反映情況，提了15項提案建議。陳嘉庚祖國萬裡之行結束后，於1956年元旦發表了題為《偉大祖國的偉大建設》一文。他說：“我的總觀感是：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做我們前人從沒有做過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就。事實証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國家富強，使人民幸福。”

三、簡短的總結

統一戰線是中共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團結各民族、階級、集團以及一切愛國人士，為實現祖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而結成的廣泛聯盟。作為這個聯盟的重要政治基礎是愛國和革命。毛澤東關於華僑愛國統一戰線的理論與實踐，是中共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之一。我們在研究和總結民主革命和建國初期，毛澤東在華僑愛國統一戰線上所作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顯著成效時，也應認真地、科學地吸取在左的干擾和在“文革”期間“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左傾思想的指導下，黨的僑務政策和僑務工作遭到嚴重破壞，成為“重災區”，給中國造成重大損失的深刻教訓。隻有認真總結經驗和吸取教訓，才能把新時期我國的僑務工作做得更好和穩妥一些。

（摘自：曾瑞炎：《毛澤東與華僑愛國統一戰線》，《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3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