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的重要創立者和實踐者，其一生做了大量的統一戰線工作並提出了系統的統戰思想，他的僑務實踐與理論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目前，研究周恩來的成果琳琅滿目，但對其僑務實踐及思想還鮮有論及。本文即對這一問題加以探討。

一、深入僑心的統戰工作

追溯周恩來對華僑的愛國統戰工作，要從他尋找革命道路時探源。1920年11月，周恩來隨大批尋求救國真理的青年留法勤工儉學，便開始了對華僑進行愛國統戰工作的生涯。

1921年夏，在法國某些官僚資本家的策劃下，中國北洋政府派專使到巴黎密談賣國借款事宜。6月中旬，周恩來獲悉這一消息后，立即和趙世炎、蔡和森等聯絡旅法華人(包括華僑和留學生)各團體負責人，共商對策並調查借款內幕﹔同時和華工領袖袁子貞等聯絡旅法華工會等團體數次集會，組成反對借款委員會，領導拒款斗爭。隨后，他帶頭發起並組織旅法華人兩次召開頗有聲勢的拒款大會，發動號召國內同胞和各國華僑“聯合一致以反對非民意之借款”，最終迫使法國政府宣布停止借款。這場反對強大的中法政府借款斗爭能夠取得勝利，以周恩來為首的留法學生對法國華僑成功的統一戰線工作，爭取他們為后盾是重要原因之一。

1923年5月，山東臨城發生劫車案，其中有一批外國旅客遭劫持。各列強趁機向中國政府提出在華設萬國警察，旨在攫取中國鐵路管理權。旅法華人聞訊，強烈憤慨。7月上半月，周恩來等連續三次發起並參加各華人團體召開的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的集會。其中15日在巴黎召開的旅法華人反對國際共管中國鐵路大會上，周恩來慷慨激昂地進行演講：“國事敗壞至今，純由吾人受二重之壓迫，即內有冥頑不靈之軍閥，外有資本主義之列強。吾人欲圖自救，必須推翻國內軍閥，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會上還散發了周恩來起草的《旅法各團體敬告國人書》。會后成立中國旅法各團體聯合會領導斗爭，周恩來為負責人之一。同時國內各地紛紛舉行各種抗議斗爭。最終使列強“共管中國鐵路”的陰謀胎死腹中。

在領導法國華僑開展反帝愛國斗爭中，周恩來還注意發現和培養華工中袁子貞、馬志遠等有覺悟的先進分子，將他們吸收到黨團組織中來並委任領導職務。他們經過鍛煉，先后回國投身革命，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根據國內斗爭的需要，周恩來回國后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此間，他和黃埔軍校黨代表、美國歸僑廖仲愷“一起合作共事，親密相處，真誠無間”，共同為推進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而斗爭。廖仲愷遇刺身亡后，周恩來參加了追悼活動並參與審理廖案，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還寫了一篇《勿忘黨仇》的紀念文章，贊揚紀念廖仲愷，譴責暗殺分子。

在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周恩來即對海外華僑和歸僑做了一些開拓性的統戰工作，這些構成了黨的早期統一戰線工作的組成部分，為他以后深入開展對華僑的統戰工作打下了基礎。

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戰斗在國統區，並直接領導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南方局設有華僑工作組，暹羅歸僑蔡楚吟、伍治之婦夫就在該組工作。周恩來親自同港英當局交涉在香港設立八路軍辦事處，指示辦事處要“在香港建立一個對南洋和西方各國華僑、進步人士的宣傳據點”。辦事處及其負責人廖承志根據周恩來及黨中央的指示對海外華僑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

1940年7月，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率領南僑慰勞團回國到各地慰勞考察結束返渝，周恩來聞訊親到下榻處與陳會見。他向陳介紹了共產黨對抗戰時局的主張，指出：“國共合作是歷史的潮流”﹔“頑固派搞磨擦是不會得逞的”。雖是初次見面，兩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陳嘉庚評價周恩來道：“周先生何等儒雅，何等英明”，是難得的“國家棟梁”！周恩來認為陳先生是“很愛國的，很公正的”，有“可貴的民族氣節”。從此，兩人互有電報來往，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1942春夏，美國著名僑領司徒美堂萬裡迢迢回國抵渝，周恩來等聞訊后前去看望，后又派車將他接到紅岩村，舉行歡迎會。他們進行了坦誠的會談，並一起合影留念。對此，司徒美堂回憶說：“1942年夏天，我在重慶應周恩來的邀請出席了茶話會”，他向我闡述了皖南事變的經過，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抗敵的情況。從此，我確信“共產黨人正在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國民黨對他們的造謠中傷都是謊言”。當然，僅僅是一次見面，不能完全消除他“對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持保留態度”，但他畢竟據此了解到一些國共兩黨的情況，對兩黨的認識有所轉變，成為以后他擁護共產黨、拋棄國民黨的契機。

陳嘉庚、司徒美堂都是同盟會元老，信仰的是三民主義，對共產主義感到陌生。但他們都在抗戰時期回國首次接觸共產黨人並初步了解其所信仰的共產主義，從此開始了對國共兩黨態度的轉變——對國民黨由同路共進轉向分道揚鑣，到最終拋棄﹔對共產黨由陌生疏遠到熟悉親近，最終成為摯友。這裡原因是多方面的，周恩來對他們卓有成效的愛國統戰工作也是其中之一。

除了愛國僑領外，周恩來還盡所能及地做一般華僑的統戰工作。“七七事變”后，暹羅(即泰國)的杜英等30多名華僑工人關心祖國時局，於1938年聯名給武漢的周恩來寫信反映華僑的思想狀況，向他請教抗戰問題。不久，他們喜出望外地收到周恩來的親筆復信。信中贊揚暹羅僑胞關心祖國命運的熱忱，詳細解答了他們提出的疑難問題，最終得出結論是“抗日戰爭必將是以中國人民取得最后勝利而告終”。周恩來的信深入淺出，精辟入理，使僑胞們茅塞頓開。該信隨即以《周恩來論抗日形勢》為題發表在《曼谷時報》上，轟動了曼谷華僑社會，不久，暹羅華僑的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1940年9月，新加坡僑報《南洋商報》記者張楚琨和高雲覽歸國抵渝。周恩來愉快地接受了他們的採訪，贊揚他們“是海外的進步記者，做了不少抗日工作”，並闡明了中共的抗日主張，揭露了國民黨搞反共摩擦的行徑﹔接著認真聽取了張楚琨匯報南洋華僑抗日救亡的情況。借採訪之機，張楚琨提出《南洋商報》董事經理傅無悶委托他在國內物色一位高水平的編輯協助辦報，請求周幫助。周恩來欣然應允，並安排在香港的廖承志予以妥善辦理。

縱觀民主革命時期周恩來的僑務實踐，可以體會到其工作深入具體：遠到海外，近至國內﹔上至華僑領袖，下到普通華僑﹔從同盟會元老、國民黨左派到廣大華工、華僑記者、僑商等，其工作確實深入僑心。當然，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他隻能側重僑務實踐，還未形成理論體系。新中國建立后，周恩來長期擔任國務院總理，日裡萬機，國務繁忙，但仍十分重視並做了大量的僑務工作，尤其在僑務政策和理論方面卓有建樹，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其一，主持或參與制定了許多僑務條例和法規。諸如《土地改革中對華僑土地財產處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貫徹保護僑匯政策的命令》《關於華僑申請使用國有的荒山荒地條例》《過渡時期黨的國內僑務工作方針》《華僑投資於國營華僑投資公司的優待辦法》《華僑捐資興辦學校辦法》等等。這些具有開創性、政策性很強的條例、法規的制定和公布，凝聚了周恩來的許多心血。

其二，妥善解決了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雙重國籍是舊中國長期遺留下來的一個繁難復雜的問題。它“使華僑處於困難的境地”，“常常引起中國同有關國家之間的不和”，也為某些國家挑起糾紛、煽動排華提供借口，給處理國家關系帶來難題。1954年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宣布，我國一定要解決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首先要同已經建交的東南亞各國解決。翌年4月，周恩來在參加亞非會議期間，代表我國政府首先同印尼政府簽訂了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亞非會議后，按照這個原則，我國相繼同東南亞一些國家妥善地解決了這一歷史問題。周恩來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僑領陳嘉庚贊揚說，“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政策，體現了我國關心華僑的切身利益”，也“進一步推動和加強彼此的關系”。

其三，關心國外華僑，並盡力爭取和幫助滯留在西方國家的向往新中國的華僑歸國。作為新中國的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經常出國訪問或代表我國參與國際事務，他也經常抽暇看望當地華僑，同他們座談，關心他們，其事例很多，不必列舉。

新中國的建立，猶如磁力巨大的磁場，強烈地吸引著海外赤子，他們絡繹不絕地歸國報效。但其中有不少人回國時受到西方國家和國民黨殘余勢力的阻撓，歷經艱險曲折。“他們的回國，周恩來是費了不少心血的”。如他爭取和幫助著名科學家李四光、錢學森回國就是典型事例﹔還有曾任國民黨政府代總統的李宗仁晚年葉落歸根，也“滲透著周總理的心血”。

其四，關心歸僑和僑眷。1951年春天，一名在國外遭受帝國主義迫害的難僑回到北京。周恩來對僑胞們遭迫害深表關懷，在他親自主持的政務院會議上，專門請這位難僑匯報海外華僑受迫害的情況。為解決一般歸僑和大批難僑的生活和工作問題，建國初在黨中央和周恩來的關懷下，撥出專款在海南島等地創辦了一批華僑農場以安置歸僑。1958年7月5日，周恩來在廣東僑鄉台山縣視察時，同印尼、加拿大回國的三位歸僑座談，征詢他們對僑務工作的意見，並訪問兩戶僑眷﹔還向縣委打聽亞非會議期間曾組織華僑接待中國代表團的歸僑關崇潤，派車把關接來，親切慰問。再如司徒美堂、陳嘉庚、李四光、錢學森等得到過周恩來的多方面關懷﹔李宗仁在“文革”期間更是得到周恩來的盡力保護而免遭迫害。無微不至暖僑心，“於細微處見精神”!

在周恩來的晚年，即“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日夜操勞，殫精竭慮，積勞成疾，仍然關心僑務工作。1971年11月，周恩來親自指示成立華僑問訊處，協助華僑、歸僑和僑眷查找親人的下落。中美關系解凍后，他多次接見回國訪問的美籍華人科學家，與他們懇談中國的科技事業。

以上概要介紹了周恩來一生所做的僑務工作，由此說明，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最早開展華僑統戰工作、付出心血最多、最得僑心的一位主要領導人，是黨的僑務工作和僑務政策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

二、真知灼見的僑務思想

實踐出真知，理論來源於實踐又指導實踐。周恩來的僑務實踐與理論也體現了這一辯証關系，他在大量僑務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許多富有建樹的僑務思想，是他系統完整的統一戰線理論的組成部分之一。其僑務思想概括如下。

第一，華僑是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自周恩來與華僑交往伊始，即把他們作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但當時還沒有升華到理論高度。1940年7月，周恩來接受僑報記者張楚琨、高雲覽採訪時說，陳嘉庚領導的“南僑總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全體南洋華僑要團結在陳先生的周圍，“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 ，“在統一戰線中做好工作”。這說明抗戰時期周恩來已經從理論上強調華僑是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但還不夠系統。建國后，周恩來對這一思想多次加以論述。1949年9月他在政協會議期的報告或發言中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組織，它的任務是團結各個階級“以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為著這個任務，我們團結國內各民主階級、各民族和國外華僑，結成這樣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為之奮斗了二十八年的主張”，也是各民主黨派、各階層、各團體及國外華僑“所擁護和贊助的”。1962年3月，周恩來在二屆三次人大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進一步強調，包括愛國僑胞在內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已經發揮、並且將繼續發揮它的重大作用”。不但如此，周恩來還認為華僑是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重要力量，他們將“為促進和平解放台灣的愛國事業作出貢獻”。

客觀地說，黨的主要領導人從抗戰時期開始明確提出華僑是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的思想並非周恩來一人，但對此加以全面論述和反復強調，不但認為華僑是黨領導革命時期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而且也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它已經發揮並將繼續發揮重大的作用，如此深刻的認識，還沒有人超過周恩來。

第二，保護華僑的正當權利。自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腐敗無能，喪權辱國，大量華工被殖民者掠奪販運國外，成為華僑。清政府無力保護他們，使其成為寄人籬下的“海外孤兒”。孫中山雖了解華僑的悲慘處境並力主保護華僑，但因他領導的革命屢遭失敗，對此心有余而力不足。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均沒有履行保護華僑的職責。華僑的悲慘處境依舊沒有改變。

新中國建立后，廣大華僑揚眉吐氣，感到有了強大的靠山。周恩來多次聲明：中國政府保護海外華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1949年11月19日深夜，法國駐越南武裝部隊包圍了永安省青鈴與流岡兩個華僑經營和居住的農場，制造流血慘案。周恩來當即代表中國政府照會法國外交部長舒曼表示強烈抗議。照會指出：“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乃我政府不可動搖的政策。……法國武裝部隊對我越南華僑的暴行，是我們中國人民所不能忍受的，其全部責任應由法國政府負擔。”1950年10月30日，新加坡《南僑日報》創刊三周年，周恩來為其題詞道：“為宣揚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而奮斗，為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而奮斗。”1954年6月，日內瓦會議期間，中美兩國代表就僑民問題進行初步談判。周恩來指示我方談判的首要方針是提出“保護我國在美僑民、留學生的權益問題”。1958年10月，周恩來接見新加坡官員戴維·馬歇爾時又重申，華僑的“正當權益應該受到尊重而不被歧視”。上述一系列言行說明，周恩來保護華僑正當權益的思想是明確而堅定的，並付諸實踐。代表新中國庄嚴地履行保護華僑的職責，這是以往歷屆政府及其領導人所難以企及的。

第三，華僑要遵守僑居國的法律制度，不參與當地的政治運動。1951年7月，周恩來領導成立了黨內指導對外活動的黨小組，隨后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海外僑民工作指示》，確定對華僑的工作隻做公開與合法的援助祖國的工作，“不應該參加以直接推翻當地政府為目的活動”﹔后來又強調，華僑在所在國，不介入當地革命運動。周恩來認為，“華僑在國外從事各行各業，而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套法律，不論從事哪一行的華僑都要守法，按照法律手續辦事”﹔我們在國內強調遵紀守法，同樣“在國外也應該守人家的法。這一點很重要”。1956年11月至12月，周恩來在越南、柬埔寨、緬甸各地訪問時反復強調，華僑既要聯系中國的實際，也要聯系僑居國的實際，應該尊重僑居國的法律制度和風俗習慣。凡是選擇當地國籍的，就不應該加入華僑團體﹔仍保留中國國籍的華僑，就不應該參加當地政府的政治活動。當地政黨及其選舉，其他政治組織，華僑都不能參加。他還多次重申：“我們也不在華僑中發展共產黨或其他民主黨派的組織”，以免引起誤會和同當地運動糾纏在一起。如果華僑要參加黨派組織或政治運動，可以回國去參加。1967年6月，受國內“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影響，緬甸仰光華僑學生因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糾紛並發生流血事件(即“六二六事件”)。后來緬甸總理奈溫訪華，與周恩來會談時，對“六二六事件”表示“深切的遺憾”。周恩來表示：“一九六七年華僑學校的某些行動，我們也不贊成”﹔“我們對華僑和華僑所在的國家都宣布，僑民應該服從所在國的法令，不應該違反所在國的法令，要按照所在國的習慣生活和工作”。

以往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是模糊或不正確的，如中共早期領導人蕭楚女就主張：“華僑如果要求革命，便應當與海外一切的黨派(隻要是受帝國主義打擊的)，都結成親密的同盟”。實踐証明，這種思想是脫離實際的。它既給僑居國帶來某種不安定因素並制造排華借口，同時也給華僑自身帶來困難處境甚至嚴重后果。周恩來正是總結這兩方面的教訓，從實際出發而提出這一思想的，因而是符合實際的。

第四，鼓勵華僑加入僑居國國籍，與當地民族融合。在華僑選擇國籍的問題上，周恩來的態度是，在“尊重本人的意願”的前提下，使華僑盡量參加所在國國籍。1956年10月9日，周恩來與新加坡某官員會談時說，“中國政府願意看到新加坡的中國人取得他們自願取得的新加坡的公民資格，完全忠於他們所在的國家”。周恩來還多次對華僑選擇國籍問題進行解釋教育。如1956年6月4日，周恩來在印尼雅加達就雙重國籍問題對華僑講話說，“僑胞如果根據自己本身的利益，選擇了印度尼西亞國籍，中國大使館、領事館將無保留地予以支持，不會有一點為難，有些僑胞可能會擔心，選擇了印度尼西亞國籍，華僑就看不起他了，說他忘掉祖國了。不，不應該採取那樣的態度。我們應該採取贊助和友好的態度。”同年8月4日，他在接見即將回國述職的緬甸駐中國大使吳拉茂及11月26日訪問柬埔寨貝昂希臘累時，又對華僑加入當地國籍問題加以解釋。周恩來鼓勵華僑同僑居國人民通婚，認為隻有他們與當地人結婚，能善於與人同化，才能和人家一道前進。他還認為，華僑經濟是僑居國民族經濟的組成部分，應該納入當地經濟發展之中。周恩來這些獨到的見解，預見到了華僑社會的發展趨勢。當今，海外華僑大多數加入了當地國籍，同當地民族融合同化，變“落葉歸根”為“就地生根”，說明了周恩來這一思想的遠見卓識。

第五，“妥善地照顧在國內的僑眷和安置歸國的華僑”。周恩來始終認為：“華僑工作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僑居在國外的﹔一個方面是他的眷屬在國內，或者回國工作、學習的。”而國內僑務工作主要有兩方面內容：一是妥善安置和照顧好歸國華僑，二是做好僑眷的工作，發揮他們參加生產和建設的積極性。對此周恩來主張“一視同仁，適當照顧”，即政治上關懷，生活上照顧﹔要正確對待和具體分析歸僑的“海外關系”。周恩來認為，僑匯是華僑在外正當勞動所得，用以贍養國內家屬的匯款，“是我國外華僑的切身利益和廣大僑眷的生活依靠，是僑胞、僑眷的正當權益之一，國家對僑匯堅決保護”，實行“便利僑匯，服務僑胞”的政策﹔堅決禁止“挪用、侵吞、冒領、盜取僑匯”的違法行為。海外華僑和國內眷屬血統相連，安排好僑眷的生活，才能使華僑心向祖國，進而調動兩者支援和參加祖國建設的積極性。周恩來這一思想充滿了辯証的哲理。

以上介紹的是周恩來僑務思想的主要內容，其他還有吸取當地民族的特長，學習當地民族的語言和文化，推進中外文化交流﹔華僑要團結互助，發揚愛國愛鄉的傳統等等，不再盡述。分析周恩來的僑務思想可以簡要地總結出如下特點：一是內容豐富，全面系統，涉及僑務政策的方方面面。在黨內其他主要領導人中，還沒有人作過這樣全面系統深刻的論述。二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周恩來的僑務思想多為他從親身的實踐或總結歷史經驗得出的真知灼見，因而經得住歷史與實踐的檢驗。比較而言，孫中山也曾提出過令人稱道的僑務思想，但遺憾的是往往良好的主觀願望與艱難的實踐無法統一。從更深的層次理解，這反映了二者各自所代表的政黨僑務政策的差異。三是遠見卓識，睿智深邃。體現了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近期工作與長遠目標，國內與國外的有機結合。

三、價值寶貴的歷史遺產

周恩來的僑務理論與實踐，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寶庫中珍貴的歷史遺產，大大豐富了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在當時乃至現在和將來均有重要作用和影響。1984年4月，習仲勛在全國僑辦主任會議上講話時指出，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始終親自過問僑務工作，制訂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其中不少文件至今仍是指導僑務工作的重要依據”。1989年12月，江澤民代表黨中央在第四次全國歸僑代表大會上致詞時評價說：“建國以后，周恩來同志親自過問和處理了大量僑務工作，為我們樹立了榜樣”。這些評價恰如其分。通過考察周恩來的僑務實踐與理論，可以得出如下幾點認識。

第一，周恩來的僑務工作及其思想，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僑心。回顧中國近現代歷史可以發現，華僑與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及國共兩黨有著密切的關系。早年廣大華僑踴躍支援和參加辛亥革命，與孫中山及其締造的中國國民黨結下不解之緣。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旅俄華僑溝通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主義分子的聯系。華僑積極支持和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前仆后繼地參加國民大革命。抗日戰爭爆發后，廣大華僑繼支援辛亥革命后形成轟轟烈烈的第二次愛國高潮。同時，他們又是推動和維護第二次國共合作、反對分裂投降的重要愛國力量。全國解放時期，華僑社會出現大分野，大多數華僑轉向人民革命陣營一邊，拋棄國民黨蔣介石。縱觀華僑愛國史不難發現，廣大華僑走的是一條曲折的愛國道路。他們與國民黨的關系由親近到疏遠，由跟隨到拋棄﹔對共產黨由疏遠到親近，最終僑心歸向共產黨，實現百年的愛國歸宿。這裡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尤其是統一戰線政策為廣大華僑所擁護和接受。而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中，無論對華僑統一戰線工作的實踐上，還是在僑務理論方面，屬周恩來的貢獻最突出。他的僑務實踐及理論，他所制定的僑務方針政策，是黨和新中國各項方針政策的組成部分之一，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和代表了黨和政府的形象，贏得了廣大華僑的衷心擁護，因而，說他為黨和國家贏得了僑心是符合實際的。

第二，周恩來的僑務實踐及其理論價值寶貴，影響深遠。研究周恩來的僑務實踐與理論，不僅僅在於論証它多麼高明、偉大及在當時起到了什麼作用，重要的是看它對我國當今和未來制定僑務政策、統一戰線政策乃至外交政策等有什麼指導和借鑒作用。周恩來始終強調的華僑是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的思想，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就是在現在和未來仍將起重要作用﹔當年由周恩來親自制定的解決華僑雙重國籍的政策，80年代已經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中，成為我國一項長期國策﹔周恩來一貫主張的保護華僑、歸僑和僑眷的正當權利和合法權益的思想，也早已載入我國憲法，其中對歸僑和僑眷“一視同仁，適當照顧”的八字方針，現在發展為“一視同仁，不得歧視，根據特點，適當照顧”的十六字方針。再如，新時期鄧小平強調的“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系”﹔江澤民所重申的中國政府歷來努力保護華僑的正當權益，同時要求他們遵守僑居國的法律，鼓勵他們與所在國人民友好相處，為所在國的經濟繁榮作貢獻等，均是對周恩來僑務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因此說，周恩來的僑務思想地位重要、作用重大，熠熠生輝、價值不朽。

第三，觀察處理僑務問題的高瞻遠矚、博大精深。僑務工作政策性很強又很敏感。周恩來制定的僑務政策及其體現的僑務思想，既著眼於處理國家與國家的關系，又切實地考慮到廣大僑胞的實際利益﹔從我國和平的外交戰略出發，從華僑切身利益著手。如他在解決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時既強調要和僑居國“根據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則,經過友好談判”，加以“合理的解決”，又重申華僑在選擇國籍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尊重本人的意願”。這既“有助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推廣”，又“體現了我國保護華僑正當權益與利益”的政策。再如，在爭取李宗仁歸國問題上，起初一些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原國民黨人士對此不理解，甚至提出反對意見。周恩來“不厭其煩地加以解釋”， “促請大家關注統一戰線的擴大和發展”﹔說服大家看形勢應當高瞻遠矚，要看大的方面，不要盡看雞毛蒜皮，要看到李宗仁回國可以在另一方面發生影響。果然，李宗仁毅然回國及中國政府的歡迎態度，在台灣、美國乃至全世界產生巨大的震動，正如程思遠所評價道：“周總理所關心的不是李宗仁個人，而是祖國的統一大業。李宗仁先生的歸來，也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對李個人的爭取，而是為發展和擴大黨的統一戰線作出一個榜樣。”程思遠這個評價是很恰當的。

第四，周恩來的僑務理論與實踐及其雄才大略和偉大人格，在廣大華僑、華人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樹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考察周恩來的僑務理論及其實踐的效果如何，僅僅從黨和國家方針政策方面考察還不夠，還要看華僑對其反映如何才更為全面。據當事人回憶，在亞非會議的十多天裡，周恩來的下榻處，常常有秩序地圍著一個二三百米長的半圓形人群，遠近老幼的僑胞們都想一睹新中國總理的風採。他們說：“仔細看看新中國的總理，這一生也值得了。”其場面十分感人。再如1956年12月，周恩來訪問緬甸，在仰光華僑舉行的歡迎大會上講話時，被20多次熱烈的掌聲所打斷，這些足以反映僑胞們對總理的愛戴之情。僑領陳嘉庚曾多次高度贊揚周恩來“是再生的諸葛亮”，而其“豐功偉績遠遠超過諸葛亮” ，“總理學識淵博，品德高尚，內才、外才都很高” ，“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的” ，“一代英豪”。加拿大華人學者林達光贊揚周恩來說：“他關懷華僑，因為他知道老一輩的同胞為甚麼被迫離開祖國到外國謀生，中國對華僑的政策，不但為當地政府所贊許，也受到僑胞們的歡迎。”美國知名華人學者趙浩生贊揚周恩來是“永遠在人們心中飄揚閃耀”的“一面光輝的紅旗”。泰國華文報《中華日報》高度贊揚“周恩來總理是中國有史以來的偉大政治家，也是世界杰出的外交家”。海外僑界對周恩來有口皆碑，舉世同欽，這是周恩來的光榮，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

（摘自：任貴祥：《論周恩來對僑務工作的貢獻》，《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8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