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僑務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方面，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對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僑務工作的“撥亂反正”和創新發展具有根本的指導意義。為更快、更好地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向前發展，鄧小平對僑務工作給予了高度重視，寄予了深切的期望，發表了許多非常著名、十分重要的講話。進入21世紀，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在加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施“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和“走出去”等戰略的今天，深入理解鄧小平僑務思想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於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極左”路線的影響下，“海外關系”是個極其敏感的問題。人們談“僑”色變，避之唯恐不及，誰有“僑”的身份和“僑”的關系，就會被列入不可信任之列，橫遭迫害。這種極端黑暗、反動的邏輯，幾乎使我國僑務工作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文化大革命”結束，百廢待興，迫切需要正本清源，把被顛倒了的東西正過來，還歷史以真實面目。“海外關系”敏感論，實質上是一種封閉的、極左的、反科學的論調。
1977年，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嚴肅地指出:“說什麼‘海外關系’復雜不能信任，這種說法是反動的。我們現在不是關系(海外關系)太多，而是太少，這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系。‘四人幫’胡說‘地、富、反、壞、僑’，把華僑同地、富、反、壞並列起來。這種錯誤政策一定要糾正過來，要做大量工作，進行政策教育，全國執行。”這就是鄧小平有名的“海外關系論”。
“海外關系”固然有它的復雜性，但“海外關系”無疑是推動現代中國發展的關鍵性因素之一。這主要是因為:
中國發展需要“海外關系”，而且越多越好。當代中國的發展不再是自給自足、小農經營、閉關自守式的發展，而是在經濟全球化、高新技術日新月異、“地球村”愈益緊密大環境中的一種全新的發展。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中國的發展需要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來豐富我們的思想，活躍我們的實踐，提高我們的生產力，進而增強我國綜合國力和不斷提升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中國應該、也完全有可能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海外關系”是增進彼此間了解、友誼與合作的橋梁，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海外關系”的意義並不在於“關系”本身，而在於這種“關系”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實際上，華僑華人在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以及外交等各個領域，都是一種難得的積極因素。其所發揮的作用有的來自於他們所具有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等資源方面的優勢，有的來自於在居住國較好的人脈關系以及在當地、在區域間乃至世界范圍內的商業網絡優勢。
“海外關系”之所以蘊藏著如此巨大的能量，是由它所具有的文化、種族及經濟等多種特質所決定的。華僑華人由於炎黃血脈和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與祖(籍)國具有較多的聯系，不管環境如何變化，他們對“根”和 “祖國”的眷念乃至報答之情是非常濃厚的。如果中國政府相關政策得當，這種深切的、持久的情感所產生的作用將可以發揮到極致。而中國的發展機會又使這種與生俱來的情感更加實在、更具有生命力。
4.改革開放之初，“海外關系”顯得尤其重要。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落后走向進步，從對抗走向合作，特別是要使我國經濟發展駛入前進的快車道，“海外關系”是不可或缺的，沒有“海外關系”的幫助是不可想象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因為它可以打開中國對外的各方面關系。由此使中國與世界更便捷、有效地連接起來，彼此促進，中國之於世界的意義更加積極、豐滿和突出。今天，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構筑“和平發展”藍圖，仍然需要這種“海外關系”的強力支撐。“海外關系”的作用是不管怎樣評價也不過分的。
二、關於“中國的華僑政策沒有變”的問題
中國的華僑政策始終為海外僑胞及其居住國當局所關心。20世紀50年代，中國先后與印尼等國簽訂了關於國籍問題的雙邊協議，鄭重承諾中國政府不承認雙重國籍，並鼓勵華僑根據自願原則加入居住國國籍。這一政策對於海外華僑加速融入當地社會，更好地在當地生存發展，以及促進中國與華僑居住國雙邊關系的發展起到了十分明顯的積極作用。
由於“極左”路線的影響，周邊一些國家對中國政府的僑務政策總是戒心重重。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有的國家如越南、印尼等並未真正善待那些已加入當地國籍的中國移民，甚至沒有給予他們正常的國民待遇，反而存有諸多歧視，限制他們的發展空間，使他們的基本人權都難以得到保障。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中國重新恢復僑務機構和相關政策，一些國家誤解泛起，越南等國開始有計劃地排華，無論華僑華人，均加以迫害，制造了許多人間慘劇。中國的僑務政策如何，不僅關系到華僑在海外的生存和發展，關系到國內歸僑僑眷的權益保障，而且關系到我國對外關系的發展，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問題。
在鄧小平的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多次重申中國的華僑政策，並要求僑務部門落實好華僑政策，各有關部門遵照華僑政策辦事。1978年，鄧小平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與當地政府首腦會晤、接見華僑華人代表等許多重要場合都談到中國的華僑政策問題。鄧小平告訴大家：“中國的華僑政策沒有變”。讓周邊國家吃了一個定心丸，讓華僑華人感到了“中國”二字的份量。
鄧小平講的中國沒有變的華僑政策，指的是由毛澤東、周恩來等制定的、事實証明是正確的政策。關於華僑華人政策，鄧小平強調的有三條：第一條，中國政府贊成和鼓勵華僑加入居住國國籍。凡是加入居住國國籍的，“應該全部履行所在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第二條，根據自願的原則選擇國籍。對於入籍與否，不能勉強，更不能強迫。對於實在不願加入外籍仍保留中國國籍的，應鼓勵他們“遵守居住國法令，尊重居住國風俗習慣，同居住國人民友好相處，盡其力所能及的力量同居住國人民一起，幫助居住國發展。對於這一部分華僑，理所當然地按國際慣例，保護僑民的合法權利。”第三條，中國政府不承認雙重國籍，華僑入籍當地后，就自動喪失中國國籍。關於國內僑屬政策，鄧小平多次指示要盡快落實，凡是錯誤的東西要盡快糾正過來。
雖然鄧小平謙遜地講的是重申以往的政策，但是仍然顯露其深邃的戰略眼光和偉人的個性魅力。第一，贊成和鼓勵華僑入籍當地，不承認雙重國籍，這是我國政府的一項基本政策，也是被實踐証明了的華僑、華僑居住國和中國多贏的政策。第二，在贊成和鼓勵華僑入籍當地的同時，同時強調華僑入籍當地后應全部、平等地享受作為當地公民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義務和權利是統一的。這也是對東南亞一些國家不信任、歧視乃至排斥華僑的有力回擊。第三，贊成和鼓勵華僑入籍當地，不是也不能是強迫行為，對於保留中國國籍的華僑要切實保護其合法權益。“中國政府有責任保護他們(指華僑)的合法權利。”第四，要充分注意到東南亞華僑華人問題的敏感性及其所具有的較強的政策性和原則性。正如鄧小平所說：“對外籍華人的政策和講話，要十分鄭重，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特別是東南亞。”
20世紀70年代后期，針對越南當局的排華逆施，鄧小平說，“中國政府不講話是不可能的，不採取必要的措施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國政府對此一言不發，我們的子孫后代就會罵我們。” 1979年中國被迫進行對越自衛反擊戰，這也是對越南惡劣排華行徑的一種有力回擊。
鄧小平所重申的三條基本的華僑政策，至今仍是我國華僑政策的基本內核。
三、關於“華裔專家是活的寶貝”的問題
在我國現代化的建設中，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是關鍵之所在。當代世界競爭的核心是科技和人才的競爭。鄧小平強調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他從戰略的高度、國際化的視野來審視科技和人才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為難得的是，他把引進國外智力，特別是華僑華人智力，作為加速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重要環節。鄧小平的名言是：“華裔專家是活的寶貝”。他們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是我國引進智力的重點。“華人中有很多人才，如李政道、楊振寧，多幾個這樣的人才就好了。”華裔專家可以使我們“少走彎路”。針對海外留學人員回國服務的問題，他語重心長地說：“要做出貢獻，還是回國好。”
鄧小平不僅高度重視發揮華裔專家的作用，而且為吸引他們回國工作作了許多重要的指示。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有一批華裔學者要求回國。……我們要創造條件，蓋些房子，做好安置他們回國的准備工作。他們回國總要有個家，總要有必要的工作條件吧！接受華裔學者回國是我們發展科學技術的一項具體措施。”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講到：“希望所有出國學習的人回來。不管他們過去的政治態度怎麼樣，都可以回來，回來后要妥善安排，這個政策不能變。”鄧小平禮賢下士，多次接見海外著名華裔科學家，虛心聽取他們對國家經濟、科技發展的意見和建議。1984年，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時，就採納了李關於在我國建立博士后制度、建設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加速基本粒子研究等建議。在鄧小平的親自關心下，我國建立並逐步完善了一套吸引海外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的政策和措施。
概括來說，鄧小平關於引進海外人才和智力的思想主要有這樣一些內容：一是利用國外智力，引進華僑華人人才，鼓勵留學人員回國工作，這是一個戰略問題，要高度重視。二是華僑華人人才是我國可以發揮的寶貴資源優勢，是“活的寶貝”，是我國引智的重點，要加以珍惜、加以尊重、加以重用。三是引進海外人才要以愛國主義為旗幟，唯才是舉。四是積極創造條件，吸引海外人才回國(來華)工作。既要提供好的生活條件，做好相關安置工作，又要提供好的工作條件，還要有制度創新。五是引進海外人才和引進智力、引進先進管理經驗並舉。
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實施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人才是最根本的保証。關於發揮華裔專家作用的重要論斷是理解鄧小平僑務思想戰略意義的一把鑰匙。
四、關於華僑華人是中國大發展“獨特機遇”的問題
鄧小平始終十分重視華僑華人在中國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重要作用，並將它視為中國大發展的“獨特機遇”。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指出應當充分發揮華僑華人的作用，以加速我國的經濟建設。1979年，在談到利用外資時，他說：“我國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他指出：華僑回國投資，絕大多數“都是帶著愛護和發展社會主義祖國這個願望來的，與純粹的外國投資不同。”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經濟特區的建立，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深圳毗鄰香港，珠海靠近澳門，汕頭是因為東南亞國家潮州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的很多。” 1984年，鄧小平視察廣東、福建的經濟特區時談到：要把整個廈門島搞成特區，“這樣就能吸收大批華僑資金、港台資金，許多外國人也會來投資，而且可以把周圍地區帶動起來，使整個福建省的經濟活躍起來。”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對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封鎖和所謂的制裁，迫切需要繼續打開對外開放局面，搞好經濟建設事業。鄧小平以總設計師的膽識和氣度，堅定地指引著中國發展的正確方向。他再次高度肯定了華僑華人所能發揮的巨大作用。1990年，他在會見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等人時指出：“中國人要振作起來。大陸已經有相當的基礎。我們還有幾千萬愛國同胞在海外，他們希望中國興旺發達，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少管別人的事，也不怕制裁。” 1993年，他指出：“對於中國來說，大發展的機遇並不多。中國與世界各國不同，有著自己獨特的機遇。比如，我們有幾千萬愛國同胞在海外，他們對祖國作出了很多貢獻。”這就是鄧小平最著名的“獨特機遇論”。
鄧小平把華僑華人看成是中國大發展的“獨特機遇”，這是對華僑華人在我國對外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地位和作用的最為充分的肯定和贊揚。說它是“獨特機遇”，主要是因為：首先，華僑華人具有豐富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的資源優勢，可以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發揮重要作用。其次，作為中國海外移民及其后裔，華僑華人與中國在文化上和種族上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具有深厚的熱愛家鄉、熱愛祖(籍)國的情懷，願意為中國的發展貢獻力量。再次，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史，都証明了華僑華人的極端重要價值。據國家工商局的統計，1987年，華僑華人、港澳同胞在大陸的投資企業佔當時外商投資企業總數的80%，投資額佔外商投資總額的70%﹔目前，這一比例仍分別維系在70%和60%。華商投資企業成為了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第四，華僑華人是中國連接世界、走向世界的最重要、最便捷的橋梁，可以幫助中國打開在國際舞台的各方面關系。第五，20世紀90年代初，華僑華人的這些作用顯得尤為突出，與其他國家僑民比較，這也是少見的。
鄧小平的“獨特機遇論”及其關於“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這既反映了他對海外僑胞的深切關懷，對僑務工作的高度重視，更是與他關於我國對外開放總體戰略部署和對世界發展大勢的深邃洞察所分不開的。
五、關於“廟”與“菩薩”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極左”路線的影響，僑務機構被裁撤，許多僑務干部遭到迫害，僑務工作受到極大沖擊。粉碎“四人幫”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瞻遠矚，力挽狂瀾，確立了指引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走向新的勝利的正確路線。在鄧小平的親自關心之下，恢復設立僑務機構，實行正確的僑務政策，就是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
1977年9月，鄧小平在接見參加國慶的海外僑胞訪問團時指出：“‘四人幫’干擾破壞，損失比較大，有好多應該做的事都沒有人管。比如，海外僑胞、台灣同胞的事情，過去都有機構管，政策、方針都是毛主席、周恩來過問的，因‘四人幫’干擾統統沒有了。不僅國內遭災，你們也受難。現在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這些問題就可以提出來了。……該解決的解決，該恢復的恢復，該改善的改善。” “比如僑務機構，要提到日程上來了，准備恢復過去的僑務機構。沒有機構，這個事情就管不了。” “僑務方面，很多僑屬問題，都要解決。過去不可能，解決了要犯罪。現在先把廟立起來，老菩薩就是這個人(指廖承志同志)，……菩薩靈不靈，就看菩薩的本事。”“廟一立起來，是不是馬上見效，百分之百見效，也不一定。不過有了這個廟就有希望。”
在鄧小平的親切關懷下，1978年初，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正式(恢復)成立，各地也相應有了僑務機構。1978年4月、11月，鄧小平在分別會見海外僑胞、接見泰國華僑華人時又說到“廟”與“菩薩”的問題，“現在這個廟有了，國務院成立了一個僑務辦公室，這個廟裡也有了菩薩，主要的菩薩是廖承志。你們有什麼事情向這個機構反映，他們會幫助你們，他們會過問這樣的事情。如果一次沒有過問，你們可再次提出，有些辦不到的事情，他們應該向你們解釋。……如果他們做得不好，你們可以批評。”
鄧小平把國務院僑辦比作“廟”，僑辦主要領導比作“菩薩”，這是最通俗易懂、也是最善意的比喻，讓海外僑胞感到十分親切﹔同時也抓住了當時恢復和發展僑務工作的關鍵點——僑務機構的建設問題。從鄧小平關於恢復僑辦這個“廟”和請回“菩薩”的系列講話中可以看出：
1.恢復僑務機構是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堅持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要體現，是國家各項“撥亂反正”措施的重要方面。它糾正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錯誤做法，把毛澤東等親自過問的正確的僑務方針、政策和原則重新樹立起來了，在海內外產生了極大的積極影響。
2.僑胞的事沒機構沒人管不行，立起僑辦這個“廟”就是要讓僑胞求助有門。換言之，僑辦就是為僑辦事的部門。這是對僑辦職能的最重要規定。從“華僑事務委員會”到國務院僑辦，雖然名稱有了變化，但性質都是一樣的。
3.“菩薩靈不靈，就看菩薩的本事”，僑務部門要為僑胞“念好經”、辦好事。恢復僑務機構，不是為了裝門面，做樣子，而是要為僑胞實實在在辦事。
4.僑辦是為僑辦事的重要機構。有了這個“廟”，僑胞求助就有了希望，就能更深切地感受到祖國的關切和“娘家”的溫暖。
無疑，國家設立這樣一個高級別的部門專責華僑事務，充分體現了政府對海外僑胞的關心和愛護，為后來僑務工作不斷取得好成績、開創新局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實際上，恢復僑務機構，充分發揮僑務資源的作用，也是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環節。
六、關於“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的問題
1990年，鄧小平在會見馬來西亞郭氏兄弟集團董事長郭鶴年時指出：“大陸同胞，台灣、香港、澳門的同胞，還有海外華僑，大家都是中華民族子孫。我們要共同奮斗，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他提出，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爭取包括海外僑胞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以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
鄧小平在會見海外華僑華人客人時多次表示，“要完成前人沒有完成的統一事業”。1983年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楊力宇教授，1984年會見前來參加建國35周年慶祝典禮的60多名華人科學家，1986年會見來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榮氏家族部分成員，1990年分別會見知名華人企業家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和泰國的謝國民等人時，鄧小平均表示希望“振興中華民族”，“中國人要振作起來”，“共同努力，實現祖國統一”。
海內外炎黃子孫大團結，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課題。民族團結是祖國統一的重要基礎，祖國統一將更有力地推動整個民族更大程度上的團結和復興。鄧小平特別希望海外僑胞能夠為此而發揮自己最大的力量。今天，海外僑情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華僑華人當地化成為主要發展趨勢，海外各國華族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極強的當地政治價值取向，但從文化和種族意義上說，海外華族與中華民族仍具有自然的親近感和十分密切的關系。推動中華民族子孫更多的聯系、團結、合作和發展是可行的，也是具有重要而深遠意義的。
七、幾點認識
鄧小平關於僑務工作的豐富論述，是他留給我們並指導開創新世紀新階段僑務工作新局面的重要思想遺產。鄧小平僑務思想是完整的、科學的，具有嚴密的內在邏輯和強烈的實踐意義，“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極大的開創性”。
鄧小平僑務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方面。鄧小平關於華僑華人在我國對外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重要作用的講話，是與他關於當代中國發展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的思考，如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鄧小平僑務思想的靈魂。其突出之處是敢於修正錯誤、堅持真理，始終堅持實踐的第一性。鄧小平關於堅持華僑政策、落實歸僑僑眷政策、正確看待“海外關系”等的論述，無不體現了這一點。
為對外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是鄧小平僑務思想的核心。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鄧小平關注的一個基本問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生產力，增強我國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國家的大局，也是僑務工作服務的中心任務。鄧小平的“獨特機遇論”以及關於引進華僑華人資金、技術、人才等的論述是其集中的反映。
鄧小平僑務思想站在世紀發展和我國對外開放的戰略高度，抓住了僑務工作的關鍵，指明了僑務工作的基本方向。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僑務思想的指引下，我國僑務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
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繼續堅持鄧小平僑務思想的指導意義，堅持以人為本和科學發展觀，更加重視發揮華僑華人的獨特優勢，求真務實，開拓創新，為華僑華人事業的更大發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和發展中外友好關系而不懈努力。
（摘自：譚天星：《鄧小平僑務思想的精髓及其時代意義》，《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