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獻禮黨的百年華誕，重溫黨的光輝歷史，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反映百年來上海僑界人士始終堅定不移跟黨走、始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風採，進一步激發新時代僑界在黨的領導下同圓共享中國夢的信念，市僑聯從今天起推出專欄，將陸續刊出反映百年來各個階段上海僑界代表性人士的故事。今天刊出第一篇，反映僑界先賢陳望道的故事。
陳望道（1891年1月18日-1977年10月29日），男，漢族，中共黨員，浙江義烏人，教育家、語言學家、翻譯家，《共產黨宣言》的首譯者。陳望道原名參一。1915年，東渡日本留學。1919年回國后，他在浙江第一師范學校任教，積極投身於新文化運動。1920年，他參加共產黨上海發起組，首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書記。先后任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兼任上海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教育長。新中國成立后，任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積極支持文字改革和推廣普通話工作，著有《修辭學發凡》《文法簡論》《作文法講義》《因明學》《標點之革新》等，譯著有《藝術簡論》《藝術社會學》《倫理學的根本問題》等，建立了中國修辭學的科學體系。
少時求學：留學日本，啟蒙萌芽
1891年，陳望道出生在義烏分水塘村一個中農家庭，他先后就讀於義烏繡湖書院、金華中學、浙江之江大學。1915年赴日本留學，先后在早稻田大學、東洋大學、中央大學學習文學、哲學、法律，獲中央大學法學士學位。這期間對他思想改變最大的，莫過於馬克思主義對他的影響。在日本，他結識了著名的進步學者、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努力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深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並漸漸將其確定為自己的終身信仰。
1919年6月，他回到中國，擔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國文教員，與進步師生一起積極投身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對舊道德、舊文學，提倡新道德、新文學。不久，即遭到反動當局迫害，反動當局責令校長經亨頤將他革職查辦。此令受到一師校長和全校師生的堅決反對。反動當局隨即出動警察包圍學校，從而釀成了著名的浙江“一師風潮”。這一風潮得到全國聲援，最終迫使反動當局收回成命。在這次風潮中，陳望道通過革命烈火的磨煉受到深刻的教育。他進一步認識到，改良是無濟於事的，必須對舊制度進行根本的改革。他的革命的決心日加堅定。
承譯巨著：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1920年3月，陳望道接到《民國日報》邵力子的來信，表示《星期評論》社的戴季陶希望他能翻譯《共產黨宣言》並連載於該刊。本來戴季陶可以自己翻譯，但是他感到力不從心，因為他認為完成這本小冊子的翻譯起碼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入了解﹔二是至少要精通德、英、日三門外語中的一門﹔三是要有較高的語言文學修養。陳望道曾在日本留學四年半，留學期間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結交日本社會主義者、博覽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日本的留學經歷保証了他的日語不錯，而且留日之前他原打算赴歐美留學，在上海和浙江精修了兩年英語，英語水平也很高﹔他術業專攻在語言學方面，語言文學素養出色。所以這三個條件陳望道都充分滿足。
《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本，1920年8月、9月版
其實，由陳望道來翻譯《共產黨宣言》更是歷史的選擇。從1919年3月至1920年1月間，陳望道在報刊上發表的“擾亂與進化”“我之新舊戰爭觀”“改造社會的兩種方法”等文，以及翻譯的馬克思主義文章“唯物史觀的解釋”中，已經可以看出他當時的先進思想、國文素養和翻譯功底。所以，邵力子推薦了陳望道，戴季陶亦欣然同意。
陳望道認為“認識到不進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實施都是勞而無益的”，於是接受了翻譯的任務，帶著戴季陶提供的自購日文版、李大釗從北大圖書館借來的英文版回到家鄉——浙江義烏分水塘村，開始著手翻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選擇了離自家不遠的一處柴屋為翻譯之所，為的是避開各種干擾，一心一意斟酌譯文。柴屋是用來放柴的地方，年久失修，僅一面靠牆，實際上三面透風﹔屋裡除了一塊鋪板、兩條板凳，什麼都沒有。陳望道帶上了幾樣簡單的文具、生活用具、一盞煤油燈就來到這裡翻譯，又是冷、又是熬夜，很快消瘦許多。陳母很是心疼，特地包了粽子、合著家鄉特產的紅糖送進去，想給他補補身體。過了一會兒在外面問：是不是還要再添點紅糖？隻聽得陳望道在裡面回答：“夠甜，夠甜了。”結果陳母進去收拾碗碟時看到陳望道滿嘴都黑乎乎的——原來他全神貫注於翻譯文本，錯將墨汁當成紅糖蘸粽子吃下去了。就是在這樣不畏艱苦、全然忘我的狀態下，陳望道終於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然后他攜譯稿再赴上海，得到李漢俊、陳獨秀的幫助，校訂工作又持續了一段時間。
后來有上海讀者致信《星期評論》，問《共產黨宣言》的發行情況，該刊的另一創辦人沈玄廬回答“一書花了比平時多五倍的時間”。原本計劃是當年5月把《共產黨宣言》印出來，但苦於經費不夠，直到8月共產國際來上海商議建黨事宜時予以資助，才在“又新”印刷所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出版。第一版封面用紅色的馬克思半身坐像，一般稱紅頭本。此書首版僅印1000冊，全部送人。目前初版國內僅存11本，上海檔案館、上海圖書館、“一大”會址紀念館、魯迅紀念館裡都有珍藏。由於倉促，首版《共產黨宣言》標題錯印成《共黨產宣言》，所以9月份再版1000冊，封面書名得到修正，同時封面的馬克思坐像底色改為藍色，故稱藍頭本。
陳譯《共產黨宣言》出版后反響很大。魯迅得到陳望道的贈書后，當天細讀一遍，贊賞有加雲：“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麼‘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后，這次埋頭苦干，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它的出版為共產黨的創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成為日后黨重要的宣傳工具。同時，它通篇採用現代白話文翻譯，促進了當時的白話文運動，出版后廣受歡迎，十幾年內一再出版，成為了國民黨統治下流行最廣的一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有一特別之處是陳譯本當時並沒有保留版權，民間都可以翻印，為的就是盡傳播馬克思主義之用。事實上，自首版發行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民間“盜版”不計其數，是名副其實的國內影響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據相關統計數據，在“又新印刷所”之后，僅“平民書社”在1926年1月至5月間就重印了10次，5月時已是第17版了。
從1920年初版到1938年最后一版，在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前18年間，陳望道的譯本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歷史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結緣復旦：以筆做矛，革命先驅
1944年9月1日國立復旦大學新聞館奠基典禮留影
作為《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首譯者的陳望道，一生榮譽甚多，他被冠以社會活動家、修辭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等多個頭銜。而對於復旦的師生而言，他更為親切的身份則是——抗戰時期與學生共患難的復旦新聞學系主任，新中國成立之后復旦大學首位校長。
陳望道來到復旦后，最大的影響當是復旦新聞系的發展。上海國定路400號，這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現今的院址。2005年1月，新聞學院才正式遷入這個新院區，在它90年的發展歷史上，曾幾度變遷院址，經歷過停辦危機。1920年9月，陳望道被安排到復旦國文科工作，出於對新聞事業的熱愛，陳望道將新聞學講座引進了學校。1927年，陳望道任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科主任，將學科內的新聞學講座擴展為新聞學組，還特聘新聞名家講授“新聞編輯”“報館組織”“新聞採訪”與“新聞學”等專業課程。正是有了這些理論建設基礎，1929年9月，復旦大學按照教育部頒布的大學規程改科為系，原中國文學科分別設立中國文學系與新聞學系，復旦大學新聞學系正式成立。
在內憂外患的動蕩年代，復旦大學新聞學系隨著國運坎坷而顛沛流離。為了給學生繼續上課，學院幾易其址，艱難求生。1937年12月底，日軍侵略，上海淪陷后，新聞學系與復旦大學其他院系部分師生遷至重慶，借用位於重慶菜園壩的復旦中學校舍復學。1941年5月，敵機輪番轟炸重慶，新聞學系高年級學生隨之又遷往重慶另一處鄉鎮化龍橋上課。
在重慶辦學期間，為了解決學生的學習場所問題，1944年4月，陳望道發起面向社會募捐的新聞館創建計劃，建館籌款目標是100萬元，但半年內就已募到150多萬元。一年后，1945年4月5日，新聞館終於落成，這是一間面積400平方米的西式平房，位於重慶夏壩校園西北角。
重慶時期，陳望道創新式、前瞻性的辦學理念和方法為復旦新聞學系打下了穩固的根基。他注重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在當時條件艱苦的抗戰時期，恢復了新聞學系原有的復旦新聞通訊社，並且自任“復新通訊社”社長、出版復新社的《通訊稿》刊物，由學生當編輯。另外，他還鼓勵學生辦壁報，所辦的壁報有《夏壩風》等30多種。
1943年，陳望道提出“好學力行”四字作為新聞學系系銘。當了校長后，陳望道在給畢業生的題詞中語重心長地寫下：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學術巨匠：深耕學科，夯實根基陳望道作為老師，他以德服人﹔作為政治活動家，他貢獻卓越﹔作為學者，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同樣為世所矚目。從20世紀20年代起，他就陸續撰寫了《作文法講義》《因明學》《美學概論》《修辭學發凡》等著作，亦文章學、邏輯學、美學、修辭學等多個領域均有獨到的研究。尤其是他於1932年出版的《修辭學發凡》，奠定了現代修辭學的基礎，被后人譽為裡程碑式的著作。
陳望道與蘇步青、談家楨在一起，右三為陳望道
陳望道六歲時即開始讀《大學》《中庸》《論語》。他有兩個舅舅。一個舅舅愛寫清真文章，主張文筆簡練，要求文句通順，因而希望他體會《四書》《五經》中文筆的簡潔通達。另一個舅舅是個秀才，愛寫華麗的文章，講究文字的形色聲調美，並且愛喝酒，一喝酒，華麗的辭藻就會脫口而出，搖頭長吟，得意非凡。陳望道小時候深受這兩個舅舅的影響，長大之后，學了外國修辭學，才知道兩個舅舅所愛好的是兩種不同的修辭手法，一種是消極修辭，一種是積極修辭。
陳望道1915年留學日本的早稻田大學是日本修辭學的搖籃。陳望道在早稻田大學雖不是主攻修辭學，但他對修辭學的興趣和知識在這時打下了基礎。從日本回國后，1920年9月他剛到復旦大學任教時便開設了修辭學課程，並開始撰寫《修辭學發凡》。該書最早的油印本問世於1923年。到1932年正式出版前，油印稿已先后修改印行過5次。
陳望道之所以要研究修辭學，是為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據他自己所說:第一，當時西學東漸，有些人一味崇洋迷外，認為外國的什麼都好，中國什麼都不行。他聽到有人說中國語文沒有規則，比外國語文低一等，非常氣憤，決心駁斥這種謬論，從而決定研究修辭和文法，以探討中國語文的規則。第二，當時舊的被否定了，新的一時還未建立起來。許多學生確實不知道白話文文章該怎麼寫。有的人造句時隻會寫“花是紅的”這類句式。因此向學生講授作文和修辭的規律就成了當務之急。
陳望道撰寫的《修辭學發凡》融古今中外先進方法為一爐，運用了較為科學的研究方法。他既批判地繼承古代之精華，又批判地借鑒外國的經驗，並從漢語修辭現象的實際出發，從而構建成一個科學的修辭學理論新體系。因此，該書問世后即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並產生深遠影響。劉大白在《序》中贊譽《修辭學發凡》是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著作”。在該書問世后短短的六七年間，我國修辭學界第一次掀起了“修辭熱”，相繼涌現了20本左右的修辭學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