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與留學生
李欣欣
20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將迎來百年華誕。為慶祝這個偉大的誕生日，上海中國留學生博物館將於5月18日舉辦“祖國記憶——中國留學生與建黨百年之路”展覽。在策展過程中，我認真學習了黨史和留學生史，對中國留學生在建黨百年發揮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1921年7月23日-31日，從上海石庫門到嘉興紅船，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秘密召開，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毛澤東說：“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在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值得我們銘記——中國留學生。他們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發展、黨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邁進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征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中國共產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圍繞“黨史與留學生”這一主題，從中國共產黨的名稱講起，闡述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光輝歷程中，中國留學生發揮的重要作用。
一、留學生與中國共產黨的名稱的確定
中國共產黨名稱的確定，和四位留學生關系密切。他們是：留學法國的蔡和森和張申府，留學日本的陳獨秀和李大釗。
最早提出“中國共產黨”名稱的是蔡和森。1920年7月6日-10日，留法新民學會會員蒙達尼會議在蒙達爾紀召開，蔡和森在會上提出了組織共產黨的主張。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在法國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詳細研討了共產黨問題。他提出：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
在此前后，陳獨秀在上海，李大釗、張申府在北京，也在信函中討論了黨的名稱問題，決定採用“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
二、留學生與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
2020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9周年華誕之際，在上海發現了現存第12本由陳望道翻譯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首版藏本，並首次在上海社科院“黨的誕生地”展覽中展出。
陳望道，留學日本，1919年5月回國后，積極提倡新文化運動。1920年來到上海編輯《新青年》，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和共青團的籌建工作。
全文翻譯《共產黨宣言》絕非易事。翻譯者至少需要滿足三個條件：一要有很好的外語基礎，至少精通英語、日語﹔二要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三是要有良好的中文特別是白話文功底，遣詞造句要吸引青年人。由誰翻譯《共產黨宣言》合適呢？《民國日報·覺悟》的主編邵力子推薦了自己的老鄉陳望道。
邵力子認為，陳望道在日本留學期間，接觸過馬克思主義學說，又是新文化的倡導者、國文教學的改革派。故“能堪此大任者，非陳望道莫屬。”
1920年早春三月，29歲的陳望道收到了邵力子的邀約函，以及《共產黨宣言》的英文版、日文版。接到翻譯任務的陳望道喜出望外，為了專心翻譯，他即刻啟程回到老家，一頭扎進老宅的柴房開始了翻譯工作。
兩條長凳，鋪一塊木板，成了柴房裡的書桌兼床鋪。除了短暫的睡眠時間，陳望道把全部精力用在了翻譯上，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親送入柴房。有一天，母親給他送來了粽子和紅糖，提醒他吃粽子要蘸紅糖。陳望道一邊翻譯，一邊吃粽子，竟把墨汁當作紅糖蘸著吃了。當母親進來收拾碗筷時，發現他滿嘴都是墨汁，紅糖卻一點兒也沒動。母親問他“甜嗎？”他回答“夠甜，夠甜”。
墨汁為什麼那樣甜？2012年黨的十八大閉幕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意味深長地講述了陳望道“手沾墨水口來嘗，真理味道終覺甜”的故事。
原來，不是墨汁甜，而是“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共產黨宣言》譯文不足兩萬字，陳望道“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功夫”，於1920年4月完成譯稿，經過陳獨秀、李漢俊校閱后，8月份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會列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正式出版，第一版一千多冊很快就銷售一空。第一版《共產黨宣言》封面上印著馬克思半身水紅色坐像，稱為“紅頭本”。由於印刷所排字工人的疏忽，書名文字的次序有誤，錯印為“共黨產宣言”。1920年9月，《共產黨宣言》第二版印刷時，糾正了錯排的書名，封面上的馬克思像變成藍色，稱為“藍頭本”。
1921年9月，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再印《共產黨宣言》。至1926年5月，相繼印刷17次，累計數十萬冊。1936年7月，毛澤東向美國記者斯諾說，有三本書對自己的思想成長歷程影響巨大，最重要的一本便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2017年黨的十九大閉幕后，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專程瞻仰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在1920年9月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展櫃前，總書記彎腰觀看，連稱“非常珍貴”。
三、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1912年，李石曾、吳玉章等人在北京發起組織了留法儉學會，成立了留法預備學校。同年11月，第一批儉學生從北京出發，拉開了留法勤工儉學的序幕。
1915年6月，法國巴黎豆腐公司的中國河北省高陽籍工人，提出“勤於工作，儉以求學”的口號，促使蔡元培等人在巴黎發起成立了“留法勤工儉學會”，並於1916年3月在巴黎成立了華工學校和華法教育會。1917年，華法教育會在國內成立，組織赴法勤工儉學活動。河北高陽縣布裡村、保定育德中學、成都等地，也相繼成立了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為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准備了必要的條件。
1919年3月17日，毛澤東生平第一次來到上海，目的是歡送留法勤工儉學生。半個月后的3月31日，毛澤東再次來到上海，送走了第二批留法勤工儉學生。同年12月，毛澤東第三次來到上海，歡送蔡和森、蔡暢、向警予、蔡暢的母親葛健豪等赴法勤工儉學，第二天又把蕭三、勞君展等六人送上船，踏上赴法勤工儉學的旅途。十分重視留法勤工儉學的毛澤東，為什麼最后決定不去法國勤工儉學？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要留在國內了解中國國情，研究國內問題。他認為隻有這樣，對國家、對民族才是更為有利的。后來的歷史証明，毛澤東的確是中國共產黨內最了解國情、最了解農民的領袖。馬克思主義理論隻有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才能走出一條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道路。
在法國，留法勤工儉學生們一邊學習新知識、新思想，一邊研究工人運動，研究社會主義思潮和馬克思主義，為選擇今后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從那裡起步，開始了振興中華的偉大歷程。
1922年6月，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等人在巴黎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正式成立，進行廣泛的宣傳組織工作，開展革命斗爭。眾多的勤工儉學生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造就了大批中國共產黨人。1924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勤工儉學生中的革命者先后奉調回國，成為中國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棟梁之才。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中，周恩來、蔡和森、聶榮臻、王若飛、鄧小平、陳毅等，都是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開始走上革命家道路，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新中國的締造者。
四、留學生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中國共產黨的醞釀創建並不是一促而就的。在這個過程中，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杰出的留學生代表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他們的積極努力下，先是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團體率先成立了，緊接著又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最后才成立了全國統一的共產黨組織。
1、留學生與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1920年3月，在李大釗（留學日本）的倡導下，由鄧中夏、黃日葵（留學日本）、高君宇等十幾人在北京大學發起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其主要成員有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留學日本）、高君宇、張國燾等。翻譯各種語言的馬克思學說圖書資料，並以組織討論會、專題研究、講演會、紀念會等方式，大力宣傳馬克思學說。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中國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團體，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逐步發展成黨的外圍組織，在吸引群眾、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2、留學生與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1920 年 5 月，陳獨秀（留學日本）在上海發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施存統、周佛海、沈玄廬等一批留學日本歸國的留學生參與其中。上海的《新青年》雜志社編輯部並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編輯部，這裡還成為留學生們舉行座談會、討論社會主義和中國社會改造問題的大本營，並逐漸形成了一個以陳獨秀為核心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促成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萌芽在上海誕生。
3、留學生與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0 年 5 月，在蘇聯共產國際維經斯基的幫助下，陳獨秀積極開展建黨活動。是年 8 月，陳獨秀（留學日本）與俞秀鬆、李漢俊（留學日本）、施存統（留學日本）、陳公培等一起開會，籌備成立共產黨，選舉陳獨秀為書記。到 1921 年 7 月，上海黨組織的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俞秀鬆、陳望道、沈玄廬、李達、邵力子、沈雁冰、李啟漢、楊明齋、林伯渠、李中、沈澤民、袁振英、李季等人，大部分是留學生。
4、留學生與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0 年 9 月，張申府（留學法國）從北京來到上海，住進了老漁陽裡2號陳獨秀的家中，與陳獨秀一起研究建黨問題。兩人一致認為，北京要加速建立共產黨組織，由李大釗推進此項工作，是不二人選。
回到北京后，張申府把與陳獨秀商談的情況轉告知李大釗。10 月初，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成立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由李大釗主持全面工作。李大釗還每月從個人薪俸中捐出80元，作為黨的活動經費。
1921 年 1 月，北京共產黨組織的名稱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推選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羅章龍負責宣傳。到 1921年7月，北京支部黨員有：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何孟雄、張太雷、陳為人等人。
5、留學生與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
1919 年春，董必武（留學日本、蘇聯）、張國恩（留學日本）到上海了解俄國革命的情況，回到武漢后開始籌備共產黨組織的建立。1920年秋，在武昌撫院街的董必武寓所，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張國恩、包惠僧、鄭凱卿、趙子健召開第一次會議，成立了武漢共產黨組織，名稱確定為“共產黨武漢支部”。為掩護黨的秘密工作，共產黨武漢支部租用了位於湖北省警察廳背后的武漢多公祠五號作為黨的機關，劉伯垂的律師事務所也在此處挂牌。在這裡，他們先后組建了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和武漢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主辦了支部機關刊物《武漢星期評論》。
6、留學生與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
在上海、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影響下，建黨工作的浪潮從國內發展到國外，中國留日學生開始在東京發起建黨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會議召開后，施存統在東京發展了彭湃、楊嗣震、林孔昭、李春濤等 10 多位留學生加入了東京共產黨早期組織。
為廣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建黨思想，1920年9月，上海發起組把《新青年》雜志改為黨的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共產黨》月刊，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黨刊。
1921年3月，在俄共遠東局和共產國際的建議和支持下，召開了各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會議，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備。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等到上海，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黨的發起組在李達的主持下，進行了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並向各地黨組織寫信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選派兩名代表出席大會。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於7月23日全部到達上海。當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正式開幕。7月31日下午，最后一次會議移至嘉興南湖的船上舉辦，順利完成中共一大所有議程。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位，其中有7位是留學生。他們是：李達（留學日本）、李漢俊（留學日本）、董必武（留學日本、蘇聯）、何叔衡（留學蘇聯）、劉仁靜（留學蘇聯）、陳公博（留學美國）、周佛海（留學日本）。
五、留學蘇聯，培養了大批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1923年，隨著國共合作的實現，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共開始派黨員、團員到蘇聯的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山大學學習，培養了一大批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與留日、留法群體不同，大多數留蘇學生是在已經接受馬克思主義甚至已經加入共產黨以后留學蘇聯的。他們在留蘇期間，學習目的明確，又系統學習了馬列理論、蘇聯的革命歷史，初步研究了中國革命問題，由此培養了大批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1、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
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成立於1921年，停辦於1938年。1921年成立當年就有36名中國留學生到該校學習，到1923年增至52人。這些中國留學生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選送，如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羅亦農、彭述之等﹔一是留法勤工儉學生轉道而來，如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聶榮臻、王若飛、劉伯堅、蔡暢等。
2、莫斯科東方大學旅莫支部
1922年底，陳獨秀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領導創建了莫斯科東方大學旅莫支部。旅莫支部共有中共黨員13人，支部委員有羅覺、彭述之、趙世炎，羅覺擔任支部書記。羅覺、趙世炎回國后，由劉伯堅、袁慶雲、任卓宣接任領導。半年后，旅莫支部的黨員增至23人。隨著留學生人數的增加，東方大學旅莫支部的成員數量也不斷增加，截至1926年1月，共有90名成員，其中黨員46人（包括35名正式黨員和11名預備黨員），共青團員44人。1926年5月，旅莫支部被撤銷。
3、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
為幫助中國革命培養領導人才，蘇聯政府於1925年專門設立了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當時正處於國共合作時期，由國民黨中央接連選派了兩期學生。1928年9月，東方大學中國班並入中山大學，中山大學改名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一直到1930年秋天停辦。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接受教育的中國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絕大多數人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回國后立即投入國內激烈的革命斗爭之中。他們中的很多人，成長為中共黨內著名的革命家、理論家、軍事家、教育家。
六、參加長征的留學生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中央主力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1936年10月22日，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大會師，標志著“兩萬五千裡長征”勝利結束。
毛澤東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中，中共黨內的留學生有55人，大都擔任紅軍的各級重要領導職務。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朱德，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凱豐，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軍委縱隊司令員葉劍英等。紅一、二、四方面軍中的重要領導，大部分也由留學生黨員擔任﹔長征中的許多重大戰略決策，都有留學生精英共同參與決定。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長征的勝利是中共黨內的留學生，緊密團結在毛澤東周圍，鼎力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和指揮，率領紅軍指戰員共同奮斗的結果。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遵義會議。這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問題召開的擴大會議。會議確立了實際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志。
參加遵義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6人，其中有5人是留學生：秦邦憲（留學蘇聯）、朱德（留學德國、蘇聯）、陳雲（留學蘇聯）、張聞天（留學蘇聯）、周恩來（留學日本、法國、德國）。
參加遵義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有4人，其中有3人是留學生：王稼祥（留學蘇聯）、劉少奇（留學蘇聯）、何克全（留學蘇聯）。
參加遵義會議的其他人員有7人，其中有5人是留學生：劉伯承（留學蘇聯）、李富春（留學法國）、聶榮臻（留學法國）、楊尚昆（留學蘇聯）、李卓然（留學法國）。
七、抗日戰爭中的留學生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從此，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到1945年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在抗日救亡圖存的洪流中，歸國留學生這個特殊的群體當為歷史所銘記。他們人數雖不足萬，但無論是抗日根據地，還是國統區，無論是前方或后方，從政界、軍界到教育、科技界，歸國留學生們譜寫出一首首感人肺腑的樂章。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不久，2000多名留日學生陸續回國，開展大規模的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留日學生響應政府“撤離敵國回國參戰”號召，紛紛回國。1937年8月初，回到上海的數百名留日學生成立了“上海留日同學抗敵救亡會”，喚起國民抗戰激情。從盧溝橋事變到1937年9月，短短兩個多月時間，歸國的留日學生達4000余名。與此同時，留歐美的中國留學生也在抗戰全面爆發后紛紛回國，共赴國難。
很多歸國留學生來到了抗日根據地，給戰火中的高等教育帶來了新鮮血液。1941年西南聯大179名正副教授中，87%是歸國留學生。26個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外，都是留學歸國。這些新回國的留學生因剛從國際學術前沿陣地歸來，知識結構新，帶回國際學術界的最新信息，使戰時幾乎與世隔絕的中國學術仍然能跟上世界潮流，不致因八年抗戰而中斷、脫軌。留學回國的藝術家們創作大量作品，記錄了中國人民奮起抗擊日本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恢宏畫卷。
抗日戰爭的較量，除了槍炮之外，還有科學技術的較量。當時，延安的科研力量較為薄弱，歐美歸國的一些理工科留學生，成為抗日根據地的急需人才，大大補充了邊區的科研力量。
八、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留學生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非常清楚地認識到，知識分子在未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科學技術大發展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中共中央領導人在這一時期，做出了一系列派遣留學生出國留學的決策。
1948年選派21名烈士和高級干部子弟赴蘇留學，至新中國成立前夕，陸續派出44人到蘇聯學習，為戰爭勝利后的建設培養人才。新中國成立后，確定了“以俄為師”的建設方針，留蘇成為中國派遣留學生的重點方向。
1950年，中蘇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1950年6月25日，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會議，指定國家文教委員會馮乃超、外交部伍修權、教育部陳新民組成領導小組，負責選拔、確定留學蘇聯的人選。1951年有357名留學生到蘇聯留學。
1951年10月，周恩來總理指示外交部、教育部等單位，在輔仁大學籌備設立“留蘇預備部”，專門負責赴蘇留學預備生至少6個月的俄語培訓任務。1952年3月31日，留蘇預備部成立，第一批419名留蘇預備生正式上課。
1953年2月，毛澤東主席指示說：“向蘇聯學習，不僅要學習馬恩列斯理論，還要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建設我們的國家。”
在派遣出國留學生的同時，中共中央制定並實施了一系列“吸引在外留學生回周工作”的政策和措施。1949年夏，周恩來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聽取了由美國回來人員的工作匯報后明確表示，要以“動員在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科技專家回國建設新中國”作為旅美進步團體的中心任務。
1949年12月6日，“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成立，統一辦理留學生及學者回國事宜。其主要任務是：調查尚在國外的留學生，動員其早日回國﹔對留學生回國前后進行宣傳、了解及教育﹔負責留學生回國后的招待﹔統籌解決回國留學生的工作。
1950年初開始，“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等主管部門先后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沈陽等地設立“歸國留學生招待所”，專門負責接待先后回國的留學生和學者。
1950年10月，“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制定了《回國留學生招待辦法》和《對接濟國外留學生返國旅費暫行辦法》，針對在外留學人員的不同情況提出了“接濟旅費的七項原則”。當時的回國留學生大部分到北京登記，有自行就業的，也有請求政府協助就業的，1950年上半年，請政府協助就業的共有409人，其中有一半人在15天內就安排了工作，有90%的人在30天內安排了工作。
廣州是當時留學生返回國門的第一站。1951年11月9日，中央教育部就留學生歸國入境問題與廣東文教廳規定：那些與我國沒有建立邦交的國家，歸國的學生隻要具有足以証明自己是留學生身份的文件，都可入境﹔那些未持有証明的留學生，問清楚來由，酌情處理。
1957年5月10日，周恩來總理發表講話時指出，對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不管回國先后，一視同仁，並且來去自由。”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的海外組織為留學生回國做了巨大努力。在美國，中國留美科學工作者協會是以中共地下黨員為主，籌劃發展起來的社團組織，對推動新中國成立初期留美學生回國起到了主導性作用。
1950年3月，留美科協決定：會員應該 立即響應國內號召，在最近日期內回國，投身新中國的建設工作。同時成立了“中國留學生回國服務社”，開展留學生回國服務的工作，到1950年下半年，形成了留美學生回國的高潮。
在法國，新中國成立后，巴黎中國學生會把協助中國留學生辦理回國手續成為首要任務。積極向留學生介紹新中國建設的情況和政策，舉行慶祝新中國國慶活動，向留學生們宣傳新中國的建設發展情況，吸引留學生們回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吸引著海外的中國留學生放棄國外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沖破艱難險阻，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到1955年11月，由海外回國的留學生多達1536人，其中從美國回來的就有1041人。到50年代末，回國人數增至2500多名，中國科學院學部1955年6月成立時，在當選的172位學部委員中，有156位是回國留學生。在耳熟能詳的23位“兩彈一星”元勛中，有21位是回國留學生。他們是新中國的無價之寶，為祖國科學技術發展和經濟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成為“站起來”的頂梁柱﹔更有數不清的回國留學生，在新中國建設的各個領域默默奉獻，成為“站起來”的大基石。
在中國留學生博物館，陳列著一份1950年8月28日乘坐“威爾遜總統號”第十七次航程從美國回國的留學生名錄。這其中，就有被人們稱作“娃娃博士”的鄧稼先。26歲的他，在取得博士學位后的第九天，就登上了“威爾遜總統號”回國。
同船回國的留學生中，有一位名叫艾國英的女留學生。2015年2月，她把珍藏多年的“歸國留美學生介紹函”捐給了中國留學生博物館。1950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的艾國英在美國工作后，與同為留學生的丈夫結婚，住在一個花園別墅裡。夫婦二人響應周恩來總理的號召，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9月19日“威爾遜總統”號抵達香港海域，盡管留學生們持有香港的過境簽証，但還是被剝奪了合法登岸的權利，被港英當局用帶有機槍的小艇，分批押送到九龍，再集合起來一起走向深圳羅湖橋，跨過那扇象征邊界的鐵門。鐵門的一邊，港英武裝警察持槍監督﹔鐵門的另一邊，解放軍同胞親人歡呼迎接。跨過鐵門，隻見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歡迎的人群涌上羅湖橋，和留學生們握手，拍肩，擁抱！大家的眼淚都涌了出來，辦理回國手續時的種種艱難，歸國途中遇到的重重阻礙，都不算什麼了！他們，終於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國慶節前夕，回家了！
來不及在第一時間回國的留學生，也因為新中國的成立而歡欣鼓舞，揚眉吐氣。在中國留學生博物館的藏品中，有四張1950-1953年法國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和華人華僑舉行歡度新中國國慶節晚會的照片。舞台中央挂著毛澤東主席的巨幅油畫像，是由巴黎學生會干事林鏞按照畫報上的毛主席肖像繪制的，舞台上挂著的五星紅旗是幾位女留學生根據畫報上的國旗圖片裁剪縫制的。晚會上，留學生和華人華僑載歌載舞，有大合唱、秧歌舞、獨唱等，還以活報劇的形式展示國內傳來的事實片段。
九、改革開放時期的留學生
1978年12月26日，三中全會結束剛剛過去四天，改革開放后首批公派赴美的52名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從北京出發，前往美國留學，成為中國開放留學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中國的開放留學，掀起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留學潮，推動了中國面向世界的全方位開放，促進了中華文明與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鑒。在黨和國家“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留學方針的指導下，越來越多的中國青年走出國門，他們在留學期間努力學習，學成之后回國參加祖國建設。據教育部最新統計資料顯示，1978-2019年，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656.06萬人，其中165.62萬人正在國外進行相關階段的學習或研究﹔490.44萬人已完成學業，423.17萬人在完成學業后選擇回國發展，佔已完成學業群體的86.28%。
今天的我們，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而歡欣鼓舞﹔今天的我們，為紀念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犧牲的烈士們而默哀致敬﹔今天的我們，在“四史”學習教育活動中更加堅定了初心﹔今天的我們，必將會接過建黨百年之路上一代代仁人志士的接力棒，腳踏實地，砥礪奮進，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中，書寫出更加光輝燦爛的新篇章。
（作者系上海中國留學生博物館執行館長、研究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