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緣暨南僑教事業的五邑華僑

溫子堅

2021年4月22日

暨南大學，前身是創建於1906年的南京暨南學堂，至今已有115年歷史，被譽為華僑最高學府。暨南大學校名的“暨南”二字出自《尚書·禹貢》篇:“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將中華文化遠遠傳播到五洲四海。”在暨南大學的百年發展史上，涌現了許多致力於僑教事業的華僑人物。有幾位結緣暨南僑教事業的廣東五邑華僑，他們熱心華僑教育，熱愛祖國和中國共產黨的事跡值得我們銘記，他們分別是宋森、司徒贊與何軍。

宋森（1877—1952），字木林，號華獻，廣東鶴山人。1906年畢業於廣州的兩廣師范學堂后開始從事教育，隨后前往新加坡，在廣肇人士創立的養正學校任教。1907年，南京暨南學堂初創不久。據養正學校的學生陸重山回憶，其時，宋森與新加坡道南學校的首任校長馬迺堂（馬徵祥，字迺堂）護送來自養正學校、道南學校、尊孔學校等數十名僑生赴南京暨南學堂學習。[1]

1907年，宋森接替同鄉的陸敦骙，擔任養正學校的第二任校長，在他任內，養正學校教務蒸蒸日上，同時也獲得學生和家長們的愛戴。宋森的思想進步，他善於激發學生的愛國心，曾在校內舉辦一場別出生面的國貨展覽會，“由祖國廠商所產出的工業品使學生以及同僑懷念著祖國” 。[2]在當時，這樣的展覽會實屬創舉，也轟動了華社。1916年，宋森出任吉隆坡尊孔學校、坤成女校的校長，繼續教書育人。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南洋的愛國華僑發動了抵制日貨運動。新加坡的殖民者當局認為宋森是運動策劃人之一，在扣押宋森一段時間后，驅逐了他回國。

回到家鄉的宋森以啟發民智為己任，繼續從事教育事業。1922年，他在家鄉創辦了一所新式學校，名為“平岡平民學校”，聘請進步青年擔任教師。平岡學校也逐漸發展為傳播革命思想、組織農民革命活動的重要陣地。在這期間，宋森還結識了共產黨人葉季壯，進一步接觸革命思想，並支持鶴山本地農民運動的開展。1927年12月，在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下，為配合廣州起義，中共五邑地委組織和領導五邑暴動。1927年12月13日，鶴山縣蘇維埃政府在宋氏大宗祠宣布成立，並頒布施政綱領，宋森被推舉為主席。在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之下，鶴山縣蘇維埃政府僅存三天便告夭折。宋森也被國民黨政府通緝，隱居鄉間。

1929年，宋森恢復自由身份，繼續不遺余力地在鶴山發展教育慈善事業，培養人才，救助困苦。抗戰爆發后，宋森還安排方奕智、葉民新、溫流等進步青年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宋森甘於清貧，熱心教育，支持革命，他以高尚的人格魅力，獲得海外僑胞及家鄉人民的尊敬與愛戴。

司徒贊（1900—1978），字子襄，廣東開平人。1911年，幼年的司徒贊赴南洋投靠叔父，數年之后便回國就讀中學。1918年，司徒贊得悉剛剛恢復的暨南學校新辦師范科，因華僑學生有缺額，決定招收部分“有赴南洋為教師之志願，且具有相當資格”的國內生，以優異成績考入南京暨南學校就讀﹔1919年他作為師范科首屆畢業生，由學校推薦到南洋任教。[3]從此，司徒贊開始了他多年的南洋僑教生涯。

司徒贊的教學生涯起步於爪哇的文池蘭中華學校，在該校擔任校長。在其后的二十多年時間裡，司徒贊先后在南洋的爪哇八帝貫中華學校、巨港華僑學校、蘇門答臘的丹戎厄林愛群學校、巴達維亞廣仁學校執教﹔在此期間，他還曾在巴達維亞的《工商日報》和《時報》擔任過主編，在新加坡創辦過《新僑周報》。在這段輾轉南洋各地的歲月裡，司徒贊可以說是增進了對南洋各地僑社的認識，而且還積累了豐富的僑教經驗。

1937年，抗戰在祖國全面爆發，海外華僑聞訊，群情激憤。司徒贊與其夫人也投身到南洋華僑支持祖國抗戰的運動中，積極宣傳抗日，組織華僑捐資捐物支援祖國。1941年，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荷屬東印度很快成為日軍的攻佔目標之一。1942年3月，日軍攻佔荷屬東印度首府巴達維亞，荷印政府隨即宣布無條件投降。司徒贊及其夫人因參與抗日活動，被日軍逮捕，投入監獄，飽經折磨。

1945年8月15日，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司徒贊及其夫人被釋放，重獲自由。司徒贊旋即投入到僑教工作中，為提高僑校辦學的效率與質量，與其他華僑一起將巴達維亞的廣仁學校、華僑公學和福建學校合辦成華僑公立巴城中學，司徒贊出任第一任校長。司徒贊在巴城中學創辦的過程中傾注大量心血，他為學校新校址的建設東奔西跑，親自向僑胞募捐建校經費。在司徒贊及其他一眾華僑的努力之下，巴城中學辦學規模快速擴大，並成為印尼五、六十年代最有名的愛國華僑中學之一。自1946年至1966年的20年間，每年以200人計，先后約有4000 余名學生返國，他們絕大部分繼續學習，並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力量。[4]巴中可謂桃李遍天下，在國內外多地都有巴中的校友會組織。

1959年，司徒贊以華僑代表身份回國參加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慶祝活動，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領導人的接見。當時適逢印尼政府煽起反華運動，司徒贊在北京發表談話，批評印尼當局的做法。同年12月，回到印尼后，司徒贊被印尼當局拘捕，隨后與夫人於1960年1月離開印尼。返回祖國定居途中，司徒贊依然心懷印尼廣大華僑，在途徑中國香港時，他譴責了印尼當局迫害華僑的惡劣做法。[5]

回國后，司徒贊得到了黨和政府的關懷和照顧，除了擔任僑聯常委等職務之外，他還回到僑教生涯的起點——暨南大學擔任東南亞研究所副所長。1958年，暨南大學在廣州重建，司徒贊為促進暨大東南亞研究事業的發展，想方設法搜集研究資料，重視自辦學術期刊的稿件質量。

1978年，司徒贊先生赴北京參加第五屆政協全國委員會，由於旅途勞頓，病情加重，不幸在廣州逝世。司徒贊的一生熱愛祖國，服務華社，是杰出的僑教工作者。

何軍（1921—2009），出生於墨西哥卡略市，祖籍廣東恩平。何軍父親十多歲時迫於窮困，以“賣豬仔”的方式到墨西哥謀生。出生於墨西哥的何軍，在父母的要求下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同時接觸英語、西班牙語等西方文化。中西結合的教育，造就了何軍開闊的視野及兼容並蓄的胸懷。

1931年日軍入侵中國東三省，海外華僑義憤填膺，掀起抗日浪潮，紛紛解囊捐獻，支援國內的抗日戰爭。年幼的何軍與其他華僑子弟沿街募捐抗日，宣傳抵制日貨，何軍的心裡種下了一顆愛國的種子。1933年，何軍返回家鄉讀書。成年后，何軍拒絕家裡讓他到國外謀生的勸告，並讓家人把他的“出生紙”送給別人，選擇留在祖國升學。

1939年9月，在家鄉恩平參加抗日活動的何軍，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還擔任恩平一區地下黨的主要領導。1945年，日軍投降后，在組織的安排下，何軍打進江門的《復興報》報社，在報紙輿論方面開展反對國民黨的隱蔽斗爭。 新中國成立后，何軍由於辦報方面有經驗，被委派負責《新中報》的創辦。1958年，何軍調任《羊城晚報》副總編輯，於1976年出任廣州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

暨南大學於1976年在廣州重新復辦。1984年，久經考驗的何軍被委任為暨南大學黨組書記、第一副校長，時任暨大校長是廣東省省長梁靈光。暨南大學的辦學歷史可謂曲折，曾“三起三落”，“五度播遷”。辦學過程的斷斷續續，對知名度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時逢國家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梁、何兩位校長決定：一方面要主動“走出去”，赴港澳乃至海外高校交流考察，簽署聯合辦學等協議﹔另一方面是“請進來”，邀請外國、港澳專家和學者來校任教、講學。[6]何軍也曾親自帶隊到東南亞、日本及中國港澳，拜會知名的愛國華僑及原學校董事會董事，還恢復和新建一批海外的校友會，充分依靠和發揮他們的力量來辦學。另外，何軍還邀請港澳的新聞界來校，包括港英當局的傳媒等報社。出國訪問的時候，接受傳媒採訪，通過當地的報刊宣傳暨南大學。泰國的報紙還曾以大標題“暨大在招手”進行了報道，擴大了學校在海外的影響。

何軍還曾專程到港，與駐港機構和當地各大企業共商畢業生的地位與待遇。同時暨大承認港英當局的考試制度，參照他們招生的模式，錄取標准與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同，絕不降格以求，保証了招生工作的健康發展。根據港澳社會和僑情的需要，增設了計算機專業、國際經濟、國際金融等多個專業，提倡中英雙語教學並著手籌辦中醫專業等。兩三年間，暨大淘汰了400多門舊課程，新開了200多門新課，為港澳和海外培養了很多專才。[7]何軍可以說是為暨南大學的發展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在暨大百年校慶之時，他被授予了終身貢獻獎。

在何軍與一眾暨大人的努力之下，暨南大學各項工作都取得了新的發展，學校進入了新的蓬勃發展階段。時至今日，暨大為海外、港澳地區和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杰出校友層出不窮。暨南大學在海內外聲譽日隆。

（作者系廣東省江門市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陳列保管部助理館員）

[1]《養正學校金禧紀念刊》，新加坡：養正學校，1956年，第44頁。

[2] 同上，第47頁。

[3] 周孝中：《暨南逸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84頁。

[4]《巴城中學史略》，印尼《國際日報》2019年11月2日，A4版。

[5]《印度尼西亞雅加達中華僑團總會主席司徒贊被迫離境返國路過香港時發表書面談話譴斥排華行為》，《人民日報》1960年1月19日，第四版。

[6]馬興中：《熱心僑教的兩位校領導——梁靈光、何軍同志主持校政事略》，載鐘業坤主編：《暨南人》第一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78頁。

[7]《歸僑何軍:愛國才是我一生的事業 至死不渝》，2009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