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僑胞在祖國發展的各個階段從未缺席。在傳播馬列主義建黨求索途中，在烽火硝煙抗日救國戰場上，在熱情支持新中國建設道路時，在春風吹動改革開放浪潮裡，在新時代逐夢偉大征程中，都能看到“僑”的身影。
廣州作為著名僑鄉都市，廣大僑胞在百年征程中堅定不移地跟黨走，為中華民族發展壯大、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增進中國人民同各國人民的友好合作貢獻了巨大力量，譜寫了一曲又一曲壯麗的愛國之歌。
為進一步凝聚僑心、匯集僑智、發揮僑力，廣州市僑聯現推出“百年僑力量”百期系列報道，呈現華僑華人與廣州發展的密切聯系以及華僑華人的愛國之心、報國之志，共慶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
嶺南“筑”夢家——陳伯齊。
陳伯齊（1903-1973），建筑師，建筑教育家，是中國亞熱帶建筑研究和創作的開創者，嶺南建筑學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陳伯齊出生於廣東台山一個僑工家庭，1930年起先后在日本東京工業大學與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學習建筑專業。1940年回國，在重慶大學創建建筑系並任首屆系主任，之后在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等校任教授、系主任。陳伯齊不僅在教育領域為莘莘學子“筑夢”，更在中國建設中筑就一個個城市“夢想”，一生主持、參加和指導設計的工程包括廣州文化公園、廣州女子師范學校、華僑新村等100余項。
1903年7月，陳伯齊出生於廣東台山的一個僑工家庭。1930年，23歲的陳伯齊考取了廣東省公費留學，赴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學習建筑專業。當時，日本的建筑教育極為注重建筑材料與技術的運用，東京更是戰前日本現代主義建筑思想的重要實踐地。在這種環境的浸淫下，陳伯齊完成了自己的建筑思想啟蒙之旅。
赴日求學后，陳伯齊因參加地下革命運動遭受波及，被迫中斷求學之旅，離開了日本。這次意外將陳伯齊引上了另一條求學之路。當時，德國現代主義運動正蓬勃興盛，本著對先進學術思想的追求，1934年，陳伯齊轉赴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建筑系學習。德國建筑教育體系重視技術，注重建筑的功能和實用性的建筑思想在陳伯齊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39年，陳伯齊以優異成績提前半年畢業后在德國留校任教，並等待合適的機會回國大展身手。
1940年，陳伯齊臨危受命，回到國內主持創辦了重慶大學建筑學系，並擔任首任系主任職務。在重大執教期間，陳伯齊懷著滿腔熱血，試圖把重大建筑系建為現代主義建筑教育的試驗田。當時，他與一批留日、留德的教授並沒有採用彼時佔主流地位的“學院派”教育體系，而是在教學中提倡現代風格，注重建筑的功能和技術因素。
陳伯齊這一“另類”的教學理念引起了不小的震動。長期以來，以中央大學、東北大學為代表的“學院派”教學體系牢牢地佔據了國內建筑教學思想的主流地位。當時，現代建筑教育雖然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廣泛興起，但在國內卻處於“發育不良”的狀態。部分重大建筑系的學生崇尚“學院派”教學方法，並責難德日教學思想，重慶大學建筑系開始受到校內外一些師生的抵制。1943年，陳伯齊被迫離開重慶大學，結束了短短三年的重大任教生涯。
“一個新歸國的留學生，帶來世界最新的理念，卻經歷這樣的遭遇。這其實是一個教訓。”前廣州市設計院院長、陳伯齊的學生蔡德道感嘆道。
離開重慶后，陳伯齊輾轉回到故土嶺南。1940年代中期，陳伯齊、夏昌世、龍慶忠陸續來到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建筑系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后，三人成為華南工學院建筑系（即后來的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的前身）的教師，並被稱為華工建筑系的“三老”。其中，陳伯齊任華工系主任時間最長。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學術環境並不容樂觀。1950年代，脫胎於法國“學院派”的前蘇聯建筑思想輸入中國，建筑界開始“一邊倒”地號召“向蘇聯學習”，其他流派的發聲一時難覓蹤影。當時，嶺南的一批建筑師沒有在建筑創作中盲目模仿“學蘇”時期一度風靡的復古主義和形式主義，而是在滿足建筑功能的前提下進行建筑風格的探索，陳伯齊就是其中一員。
陳伯齊堅持對現代主義建筑的學術研究。他在文章中寫道：“建筑藝術究竟不同於其他如繪畫、雕塑等藝術，脫離了適用與經濟就毫無意義可言。過分強調建筑的藝術性，甚至把建筑說成就是藝術，大有喧賓奪主之勢，是不符合實際的。”
從重大來到華工后，陳伯齊仍一如既往地秉持現代主義建筑教學理念。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建筑的藝術處理，不是單方面由主觀出發，而是要適應客觀實際需要，在功能與經濟的基礎上來進行的。”在陳伯齊的主持下，亞熱帶建筑研究室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亞熱帶城市與農村住宅的研究上。陳伯齊曾讓學生研究廣東的民居為什麼涼快，面對困惑的學生們，陳伯齊指出，廣州西關民居典型的特點是“小面寬、大進深、多天井”，結構利於通風，短短九個字就解決了學生們的疑惑。直到今天，亞熱帶建筑設計的重點依然是考慮濕熱氣候的特點，通過遮陽隔熱、通風防潮等方式提高居住舒適度，與陳伯齊當時提出的觀點並無原則性的改變。
雖然接受的是西方建筑思想教育，陳伯齊骨子裡對中國建筑的文化遺產卻是極為熱愛。1953年，陳伯齊與夏昌世、龍慶忠共同創辦了民族建筑研究所，研究南方傳統民居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他認為，建筑設計可以“洋為中用”。“他很早就認識到建筑設計要從本土文化特征入手，而我們現在很多建筑都還沒有做到這一點。”蔡德道說。
西關騎樓。
上世紀50年代，有人認為騎樓是殖民地的建筑形式，應該摒棄。陳伯齊批駁了這一觀點，他認為，騎樓能遮陽防雨，減弱太陽輻射熱量，在南方很有用處。他還在文章中呼吁保護騎樓：“對國外的某些建筑形式，隻要對我們適用，群眾還是歡迎的。我們應加以改進和發展，使之成為我們自己的東西。騎樓的建筑形式，不就已成為我們南方城市建筑的特征之一了嗎？”
2007年，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科獲批建立了亞熱帶建筑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為國內首個也是唯一一個在高校裡的建筑學科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這個實驗室的前身，就是1958年陳伯齊主持創立的華南工學院亞熱帶建筑研究室。
不同地區的建筑應各有地域特色，這是陳伯齊在建筑設計上提出的觀點，他是最早在建筑教育上倡導地方特色的學者。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馮江向記者介紹，1978年，亞熱帶建筑研究室的實驗成果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獎，這項榮譽離不開陳伯齊等人的努力。在陳伯齊的影響下，對亞熱帶建筑的研究、對地域主義建筑的探索成為華工建筑系的重要傳統。
陳伯齊與夫人。
在學生們的心目中，陳伯齊性格和藹，平易近人。當年在華工有人把陳伯齊名字中的“齊”字錯讀成“齋”，后來按廣東稱呼，大家都叫他“齋叔”。這個稱呼被叫開來以后，久而久之，陳伯齊也欣然接受，不以為意。
平日性情溫和的陳伯齊，在教學上卻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在課堂上，他要求學生畫出一座多層房子的剖面，從屋頂一直到地基，要准確畫出房子是怎麼蓋起來的，以此培養學生的基本功。陳伯齊曾經許下諾言，華南工學院建筑系畢業的學生，如果不會畫施工圖，一律“回爐”。
在陳伯齊嚴格的教學要求下，一批批學成畢業的學子被分配到各地的建筑設計院，他們優異的表現令華工建筑系日漸聲名遠揚。
陳伯齊不僅幫助學生建立扎實的技術功底，還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他們的學術觀念。上世紀60年代，嶺南建筑在全國很有名氣，有人提議要對嶺南建筑的特性作總結，但陳伯齊對此表示反對。他認為，不能用“緊箍咒”將未來的嶺南建筑束縛起來，而是應該研究未來創造嶺南建筑的方法論，至於創造出什麼樣的建筑，不應提前對其作出假設。
1962年，陳伯齊兼任全國高等工業學校建筑學教材編審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與楊廷寶教授等人共同籌劃了全國建筑學教材。中國建筑學教材體系及教學大綱的完成，其中陳伯齊功不可沒。
1956年1月1日，葉劍英元帥為“廣州文化公園”定名並題字。
1978年的華僑新村。
陳伯齊在教育領域為莘莘學子“筑夢”，更在祖國建設中筑就一個個城市“夢想”。1958∼1959年，陳伯齊作為廣東建筑學會代表之一，兩次參加北京十大建筑設計組工作。由他主持設計的主要作品有：重慶浮圖關體育場，廣州文化公園總體規劃及展覽館設計，廣州女子師范學校規劃及設計，華僑新村、廣州園林一條街實驗性住宅，武漢華中理工大、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和武漢測繪學校的校園總體規劃，中山醫科大學校區總體規劃，廣州華南工學院總體規劃及1號樓教學樓。化工樓設計等。他還參加過北京人民大會堂和廣西桂林風景城市規劃的設計。他一生主持、參加和指導設計的工程達100余項。陳伯齊，身為一名建筑家、教育家，他用一生在中國現代主義建筑教育之路上“逐”夢，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筑”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