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花台烈士紀念館，有這樣一位烈士，他來自祖國雲南邊陲，他是少數民族白族，他曾是清華學子並且是清華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他曾留學美國著名學府斯坦福大學並獲得歷史學碩士學位，他被稱為“清華最有光榮的兒子”，他就是施滉。

施滉的一生充滿了諸多傳奇。施滉從幼年即萌發追求真理、改良社會的志向，中經清華7年的求索歷練，加之赴美前拜見李大釗和孫中山，最終施滉在美國加入了共產黨，找到了救國真理。為了堅持真理，施滉不惜放棄論文的出版，與其導師據理力爭。為了救國救民，施滉在異國投身革命，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毅然回國，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位勇於追求真理、堅持真理的年輕革命者的個體經歷，折射出近代中國“救亡”的生動歷史圖景和雨花英烈的高遠精神境界。

施滉1900年出生於祖國西南邊陲雲南洱源縣鄉村的一個白族普通家庭，其父為小學教員，其母為農村婦女。施滉的父親青年時曾是清朝文生，入過優級師范，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理所當然成為施滉的啟蒙老師。施滉從小跟隨父親，其父知書識禮，為人正直，常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和古今名人的事跡及家鄉掌故教育他。山川的壯麗，鄉賢的業績，慈父的教誨，使少年施滉受到有益的熏陶，愛國自強的思想有了最初萌發。

1913年，施滉小學畢業，不久考入雲南省軍醫學校學習。從閉塞的洱源到省城昆明，少年施滉眼界大開，見識大增，其耳聞目睹之情狀更促使其關心國家問題、追求真理。其中流亡昆明的越南難民讓他感受到中國問題的緊迫。施滉在昆明讀書期間，與雲南接壤的越南已淪為法國的殖民地。他常在街上看到流亡到昆明的越南難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常以香蕉充飢，過著極其悲慘的流浪生活。施滉目睹了當亡國奴的痛苦與辛酸。后來他一直不吃香蕉，就是因為看到香蕉就使他想起亡國奴的生活。施滉不願看到自己的祖國步越南的后塵，變為列強的殖民地，促使他關心國家的興亡、民族的命運，開始萌發救國救民之志。此外，由於袁世凱復辟帝制而引發的護國運動，其發祥地即在昆明，在此讀書的施滉曾親眼目睹雲南各族人民高舉護國大旗，維護民主共和制度的斗爭，這使少年施滉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和鼓舞。

此外，促使少年施滉追求真理的還有其親身的經歷，1916年，施滉以名列第一的優異成績從軍醫學校畢業。按照校方規定，第一名按例應保送到天津高等軍醫學校深造，但學校當局竟保送了一名家裡有錢有勢的學生。與此類似的是，1917年秋，施滉報考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插班生，取得排名第一的考試成績，此外還須參加面試。當年清華在雲南隻能錄取一名，按理隻能派他一人到北京面試。但地方官紳借口施滉眼睛近視度數較深，硬是增加了一個名額參加面試，企圖面試時取代施滉。上述經歷一定程度上對少年施滉而言是“刻骨銘心”的，使他深切體會到中國社會的不公並逐步萌發追求真理、改良社會的思想。

1917年秋，施滉考入清華學校。當時，在新文化運動和十月革命影響下，中國思想界一片繁榮，這為解決中國問題提供了諸多選擇路向。在此背景下，清華園內的施滉如飢似渴地吸收新知識和新思想，為了追求真理，他積極投入火熱的社會生活，在清華成立進步社團，組織同學閱讀進步刊物並進行討論，出版雜志。1918年，施滉等人成立了清華園內第一個進步社團——“暑假修業團”。為了呼應新文化運動，修業團還出版了《修業雜志》，提倡文字改革和白話文，力圖從思想文化方面對社會進行某些改良。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施滉積極投身其中，成為清華學生領導人之一，參加游行曾被軍閥當局逮捕並關在北大法學院教室。通過上述活動，施滉把學校的理論學習與改良社會的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其個人素養和能力得到不斷提升。在參與改造社會的活動中，施滉也體悟到中國問題的繁雜和艱巨，為尋求真理和解決中國問題增添了更多的審慎態度和無畏精神。

五四后，施滉和一些同學在此前成立的進步社團的基礎上，成立了唯真學會。該學會的宗旨是“走互助和奮斗的精神，研究學術，改良社會，以求人類的真幸福”。該會通過的八項信條包括：不說謊，不嫖，不賭，不酗酒，不吸煙，不貪污，不做軍閥爪牙，舍私為公。上述宗旨和信條體現了在特定時代背景下，以施滉為首的愛國青年學生對中國現狀的不滿，力求通過互助路徑以及道德自律來解決中國問題。為了改良社會，需要調查研究社會的實際情形，因此學會會員還深入社會底層，開展活動。學會還創辦過平民夜校和暑期平民學校，組織會員參加勞動，接觸勞動人民，經常與人力車工人，趕毛驢的農民交談，了解窮苦人民的生活情況。雖然唯真學會具有追求真理的理論勇氣和果敢踐行的實踐品格，但其畢竟是一個具有空想主義性質的學生社團，缺乏確保其持續運轉的社會必要條件，其最終的命運也可想而知。

1920年，施滉等人組織的“唯真學會”部分成員在清華園的合影，前排右三為施滉

在清華的學習和實踐中，為了解決中國問題和改造社會，施滉一直沒有停止追求真理的步伐。鑒於唯真學會在事實上的停止運作，為了救亡，施滉等人閱讀了大量關於世界各國興衰的書籍，並從中認識到，要救國離不開政治手段。基於此，1923年，施滉和一些同學組織了一個秘密社團“超桃”，表示這是一個超過傳統社會的桃園結義式結合，它的宗旨是主張“政治救國”。“超桃”十分強調集體主義，有較嚴格的組織紀律。為了集中意志，統一思想和行動，大家一致公認施滉為領袖，聽從他的指揮。他們主張政治救國，是以政治途徑去改造社會。為達此目的，失敗、坐牢，甚至犧牲也在所不計。從“超桃”的宗旨、主張、組織紀律性等方面看，其與共產黨早期組織有頗多相似之處，這種相似性為施滉后來走上革命道路做好了一定的准備。

1924年，施滉將要畢業並赴美留學，為了追求真理，施滉等人決定在畢業赴美前南行拜見李大釗、孫中山。當時正值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不久，第一次國共合作啟動之時，1924年2月初，施滉與他的同學一行分別拜見了李大釗和孫中山。2月4日晚，李大釗與施滉等人交談到深夜一點鐘，還約定回到北京后施滉等人可以再去拜見他。

在拜見孫中山時，施滉充分展現出渴求真理的迫切心情和長期累積的問題意識，他向孫中山提出了關於求學的方針、中國革命事業發展、國民黨的主義、中國的統一等問題，孫中山都給予耐心細致的解答。孫中山還對即將赴美讀書的清華學子予以諄諄教誨：“諸君要到美國念書，極要留意，稍一不慎就要被他們帶壞。……還有中國最初送出美國的學生，大半都變成美國人，回到國來，看見種種腐敗的情形，不想法子改良，反開口閉口的You Chinese沒有希望了，We Americans怎樣怎樣，象這種亡國奴要他們何用？你們切要小心。”李大釗、孫中山的教誨對施滉等人追求真理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們的精神風貌，這從施滉等人回校后在與唯真學會會友交流中可以體現出。施滉一行南行歸校后，唯真學會會友為他們接風洗塵，並以自由問答的方式了解施滉等同學的游歷情況：“一時萬問驟至，二君遽為眾口之的。但能對答如流，毫無難色，其所謂‘士別三日當拭目相待’也。是晚徐君所談多為廣東情形，施君所談者則為雲南情形。二君皆飽吸西南空氣，其言論觀點皆與吾輩久處腐敗之北京者迥然不同。”按照在廣東的約定，回校后的施滉等人踐約到李大釗處求教，李大釗對他們提出了殷切期望：留學生應該注意一切為了祖國，要注意了解美國的情況，要結合祖國的情況，學習對人民有用的知識。

1924年6月，施滉出國前寄給母親的照片

在即將赴美之際，1924年3月，為了討論如何走革命道路問題，施滉召開了“超桃”全體成員會議。會上對國民黨、共產黨、政學系等政治力量進行了分析，並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革命的，但經過南國之行，他們了解到國民黨內部爭斗激烈、成分復雜，認為對其尚須研究，他們較為一致的傾向是參加共產黨。這次會議為“超桃”絕大多數成員的政治取向奠定了基調。

1926年，施滉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與校友的合影，照片右下角是他的英文題字

施滉於1928年7月在斯坦福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其學位論文《孫中山》得到了導師脫李特博士的贊賞，並同意介紹給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在一次討論關於美國是否是帝國主義國家時，師生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雖然脫李特博士是美國東方史學專家，但施滉充滿了“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之道德勇氣，憑借熾熱的民族主義情感和實証主義學術風格竭力論証反駁。

脫李特博士認為美國沒有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對此，施滉列舉了大量事實，反駁其觀點，雙方各執已見，互不相讓。概言之，脫李特博士認為評判或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唯一標准即為是否擁有殖民地，對此，施滉列舉美國的侵略事實加以反駁，否定了脫李特的“殖民地論”，應該說是很有說服力的。在此，我們無須對該學術問題進行一番學理性的鋪陳和討論。但，一個很明確的事實是，由於施滉的據理力爭，脫李特再也不提施滉的論文出版事宜了。

對此，施滉並不在意，在他看來，論文出版與否無關宏旨，重要的是要執著真理。如果說施滉與脫李特博士的爭論凸顯了施滉堅持真理的可貴品質，那麼縱觀施滉在赴美留學前（特別是在清華）的諸多活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一位進步青年渴望真理和追求真理的行動軌跡，而施滉與脫李特博士的爭論實為他追求真理的邏輯延續。由此，我們完全可以理解施滉與其導師爭論的內在思想緣由——他在堅持救國真理，同時，我們也不難理解和體悟到施滉在這場爭論中所秉持的濃郁的民族主義情懷。

施滉是留美學生和旅美華僑中第一批黨員之一，“超桃”成員也先后參加美共。美共秘密成立了美國共產黨中央中國局，在中國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施滉被選為中國局書記。不久，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消息傳到大洋彼岸的美國，部分昔日革命者開始游離於革命陣營，徘徊和觀望成為一部分人的政治態度。剛入黨不久的施滉則顯現了革命者的執著：根據形勢需要他以個人名義先后撰寫並發表10篇宣言，揭露和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周培源回憶道：“施滉是中國留學生中第一個站出來反對蔣介石的。”對此，國民黨反動政府三次通緝施滉，並在美國對他跟蹤、監視，還搜查了他的洱源老家。面對日益艱險的環境，施滉的革命意志愈加堅定，他領導美共中國局圍繞促進中國革命這一中心任務積極有效地發展組織、開展活動，他的革命足跡遍及美國東西部各大城市。

施滉與妻子羅靜宜在美國的合影

1927年2月，施滉收獲了人生的愛情，他與1925年來美的“超桃”成員羅靜宜結婚了。在施滉看來，新婚的甜蜜只是屬於個人的，而革命的努力卻是為了絕大多數人的甜蜜。與施滉志同道合的羅靜宜於3月亦參加美國共產黨並擔任美共中央中國局婦女組織員。由於他倆將微薄生活費的大部分用作中國局的活動經費，他們的生活異常艱辛。羅靜宜回憶婚后生活時說：“記得我們有一次快要絕糧了（這是我們的常事），錢早就完了，家裡隻剩下了兩個洋芋、四個洋蔥和一小點面包﹔正好一個窮同志來了，沒有吃飯，於是施同志就把洋芋和面包請了客，剩下四個洋蔥就做了我們兩人第二天的全部糧食。那時我們真窮得可以，可是我們很快樂，因為我們在工作中取得比‘飽食’更大的快樂。”這對身處異國的革命理想主義者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現實的苦難窘迫：1927年12月，由於施滉已將全月的生活費用於革命活動，羅靜宜不得不推遲產后出院，以等待施滉下個月的津貼﹔出院后他們夫婦又差點遭到房東的驅趕，幸好有同志施以援手。

磨難從來不能動搖革命者。施滉還奉命在美洲的古巴、加拿大華僑中進行了諸多革命活動，尤其是不畏艱險擴建了黨的組織。1929年秋，施滉到向往已久的蘇聯首都莫斯科擔任翻譯工作，並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理論。

1930年秋，正當國內革命斗爭形勢異常嚴峻之時，施滉又毅然選擇回到闊別6年的祖國。他先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秘書處、中共中央翻譯科工作，在翻譯時，他展現了學者嚴謹的風范：先通讀全文，掌握其思想和內容后方才下筆。

1931年4月，組織派施滉去香港海員工會任秘書，在蔡和森領導下開展工作。6月，施滉與蔡和森等同志一同被捕，蔡和森不久犧牲，施滉仍被關在香港監獄裡，這是他第一次入獄。羅靜宜回憶經過牢獄之災的施滉曾以詼諧的語調向她談起被捕坐牢的情況：“你若被捕，打你，你不理他，他自然沒有辦法﹔請你吃好東西隻管吃，吃完后還是不理他，他更沒有辦法。”后來，黨組織利用施父在香港一富人家做家庭教師的關系設法營救，施滉才得以出獄。

出獄后的施滉在上海做工會工作，不久又被派往北平。1931年4月，河北省委遭到破壞，多人被捕。施滉臨危受命，於1932年5月擔任河北省委宣傳部長，翌年1月擔任河北省委書記。期間，施滉以北平藝專教員身份積極從事地下工作。由於羅靜宜被捕入獄，他們的女兒由施父照顧，施滉與施父在北平有一次相見，並有如下父子對話：施父說，你還是返鄉任職吧﹔施滉答曰，我回家鄉工作，隻對二老有好處，我在外面工作，將對全國人民有用。最早告訴施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道理的父親，依從了兒子。1933年冬，施滉與其他13位同志在北平藝專開會，因為叛徒出賣被反動軍警包圍，不幸被捕。施滉堅貞不屈，被解來南京，次年初在雨花台壯烈就義。

1949年4月29日，清華大學解放后的第一個校慶日，清華校友為施滉所建的紀念壁碑

1949年4月29日，清華大學解放后第一個校慶日，施滉的1924級北平校友，為紀念早已將滿腔青春熱血拋洒在南京雨花台下的他，聚集到清華圖書館緬懷追思，並在該館大廳北壁上，留下了一面白底金字的大理石紀念碑，上面鑲嵌著施滉的銅像，刻有他的簡歷，還鐫刻如下銘文：

他是清華最有光榮的兒子，

他是清華最早的共產黨員。

他為解放事業貢獻了生命，

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