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雨花台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最集中的殉難地之一，這其中也有一群僑界共產黨員。他們中有的是世界一流名校的學界翹楚，有的在莫斯科經受洗禮鍛造成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有的流亡海外不懈探尋救國良方和救民道路，有的懷揣愛國情懷遠渡重洋尋找理想的真諦。

吳振鵬（1906年-1933年），化名吳靜生，字季冰，安徽懷寧人。1923年秋，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5月起，歷任共青團上海曹家渡部委會書記、引翔港部委會書記，同年轉為中共黨員。1927年2月，任共青團九江地委書記。4月，任共青團江西區委書記。5月，出席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團中央委員及中央局成員。1928年5月，在中共江蘇省委負責共青團工作，后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共青團江蘇省（兼上海市）委書記。7月，在共青團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團中央委員。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總行委委員、總行委青年秘書處書記。10月，任中共江南省委委員、常委。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解至南京，6月犧牲。

紅燈照亮的青春之路

視頻摘自江西衛視

1928年7月12日至16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莫斯科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是特殊的例外，由於國內當時正處在極為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開會地點，弄不好，在全國代表大會時被一網打盡，加上1928年春夏間將相繼在莫斯科召開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而緊隨其后的共青團第五次代表大會也獨無僅有地在莫斯科召開了。

出席大會的代表有少共國際代表，地方黨組織選派的代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中央代表，由團中央委派的代表10人。還有來自各省代表17人，在這些代表中有一位身材中等，皮膚黝黑的二十多歲年輕人，他就是曾在共青團四大上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及中央局成員的吳振鵬。

一

1906年12月，吳振鵬出生於安徽省安慶市一戶貧困人家。幼時，父母便雙雙因貧病交加先后離世，此后，振鵬在安慶市西門外的孤兒院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孤苦的生活讓振鵬比同齡的孩子更成熟堅毅。振鵬稍曉事后，就一邊做工糊口，一邊識字讀書。1922年秋，16歲的振鵬以優異的成績被保送進入安徽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

學校裡常有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在講課的同時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對學生影響很大，振鵬強烈的求知欲使他閱讀到不少進步刊物，特別是流傳於同學間的《新青年》《向導》。翌年秋，接受先進思想洗禮的17歲的振鵬由同學楊兆成、薛卓俊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從小失去親人的振鵬，入團后視組織為家，視同志為親人。年輕且極具行動力的振鵬帶著一身沖勁投入到黨組織領導的各項運動中。

1923年10月，吳振鵬參加領導了安慶各校5000多學生舉行的反對曹錕賄選、聲討“豬仔議員”的游行大示威，帶領同學搗毀參與賄選的安慶籍“豬仔議員”張伯衍的住宅。

隨后，振鵬在學校辦了一個工人夜校，給工友們授課，教他們識字、宣傳革命道理。

振鵬又征得校長同意，把學校一間空閑教室變作圖書室，與同學籌集書刊，向上海郵購《中國青年》周刊和《向導》周報。組織同學討論學習，組建學生文學團體曦社。曦社在校內出版壁報，振鵬經常在上面發表文章，多為批判和抨擊當時社會時弊，引導同學們從埋頭讀書轉而關注社會現實。

吳振鵬經常閱讀的進步周刊《中國青年》，圖為1924年的部分《中國青年》周刊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吳振鵬與薛卓漢、柯慶施等組織安慶“五卅”慘案后援會，並發動安慶工人、學生、市民開展示威游行。吳振鵬還以國民黨區分部的名義，組織第一師范學生進行聲援上海工人、學生的反帝斗爭。吳振鵬等同學的積極活動，讓第一師范學生在社會上獲得了很大聲譽。安慶各界的運動，如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追悼孫中山先生籌備大會、國民黨左派安慶市黨部，都有第一師范的學生參加。在校內，也由於吳振鵬等人的得力領導和組織，許多青年加入了團組織，到1925年秋，共青團支部在第一師范正式建立。通過這個時期革命斗爭的鍛煉，吳振鵬的思想日益成熟，在熟悉吳振鵬的人眼裡，振鵬聰明、勇敢、活躍、會寫，成為了安慶地區有名的學生領袖。

二

1925年，吳振鵬從第一師范畢業。安慶地方黨組織根據他的表現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將他送往上海大學深造。但“五卅”后，上海大學校址被反動派查封，黨遂將各地准備到上海大學學習的同學派往上海各工廠搞工人運動。吳振鵬當時被派往工人集中的引翔港。他換上工人的衣服，化名進入一家紡織廠做工。在工廠裡，他每天做工十幾個小時，也和工人兄弟一樣，在極其簡陋惡劣的環境中干活、吃飯，遭受非人的待遇。他把自己幾個月的實際感受和親身經歷，以小說的形式記錄下來，描寫了紡織工人端午節前一天下午及端午節這天的主要生活、勞動過程。從早到晚站在機器面前流血流汗，吃的是落滿花絮的冷飯，住的是不能抵御風雨的貧民窟，大字不識，受教育的權利先天就被褫奪，出廠時還要被當作賊似的搜身。1926年初春，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第124期上，登載了振鵬的這篇小說《端午節》，編者還特意寫了按語，向青年讀者推薦。

由於吳振鵬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久，他擔任了共青團楊樹浦區委書記。他和當時上海團的領導人關向應、袁玉冰等把上海的青年運動特別是青年工人運動，搞得轟轟烈烈。

他曾在曹家渡創辦了一所平民學校，並自任校長和教員，教工友們識字，當時在上海滬東、滬西的工人中，提起吳振鵬的名字，沒有不知曉的，他被譽為上海工人運動的“四大金剛”之一。

1926年他轉為中共黨員。同年底，黨在上海挑選了一批優秀青年到江西工作，吳振鵬在其中。他被派往九江，擔任團地委書記，不遺余力推動九江地區的革命工作。

四一二政變前夕，他以個人身份參加了國民黨九江市黨部的領導工作。為了維護國共兩黨的團結，反擊蔣介石一伙的倒行逆施，他聯合九江地區所有革命力量，力挽狂瀾，因此成了右派的對頭和眼中釘。蔣介石叛變革命后，九江國民黨市黨部被搗毀，吳振鵬被蔣介石雇佣的青紅幫流氓毆傷。

1927年5月，共青團第四次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吳振鵬作為九江團的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並被選入大會主席團。他還被選為團中央委員及中央局成員。

會議之后，吳振鵬返回南昌，接替袁玉冰擔任了團的江西區執委書記，並主編團的進步刊物《紅燈》，刊發的《蔣介石還沒有反動？》《楊花水性的花姑娘》《紅燈之下的蔣介石》等文章，激怒了蔣介石和江西省主席朱培德，7月公開查封了《紅燈》雜志。但正如吳振鵬以編者名義在《紅燈》第14期上所說：“紅燈是永遠照亮著的！”

吳振鵬1927年5月主編共青團江西省委機關刊物《紅燈》。圖為該刊第十一期，封面由他親自設計

在吳振鵬的領導下，江西全省的青年運動有力地配合了黨領導的革命斗爭。江西的青年運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共青團的隊伍也不斷得到壯大。其中如南昌的共青團員曾深入到工廠工人中間，協助黨秘密恢復了赤色工會組織﹔九江久興紗廠的青年工人，曾組織發動大罷工，在江西影響很大﹔萬安則有一萬多農民協會會員舉行十月革命節慶祝大會，青年農民在其中發揮了骨干作用，他們公開與地主土豪開展斗爭，武裝奪取了縣城。這一系列斗爭，給了蔣介石及在江西的軍閥朱培德有力的回擊。

三

1928年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吳振鵬繼續當選為團中央委員。

會后，他調任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回到了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領導團員們深入楊樹浦、引翔港、滬西等工廠集中的區域，為上海工人總同盟罷工的舉行做了大量的准備工作。

9月2日國際青年節，清晨，吳振鵬具體指揮，上海工廠的青年工人同時舉行總罷工。各工廠區內，貼滿了標語，漫畫。其中一張《全上海的青年工友們》傳單中，明確提出了上海青年工人的總要求，分為政治要求14條，經濟、待遇、教育、娛樂及衛生要求32條，並主張“建立代表工農利益的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組織”。另一張《准備著》傳單控訴了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資本家、工整會、那摩溫等壓迫工人的種種暴行，號召青年工人團結一致，游行示威，打倒他們，“准備著！翻身的日子近了！”

以青年工人為主體的大示威在漫天的傳單和響亮的口號聲中舉行了，南京路上浙江路至福建路一帶，聚集了成千上萬的工人，整個上海為之震動。當局動用了坦克裝甲車阻塞工人的游行隊伍，軍警巡捕對工人大打出手，更加激起人群的憤慨，隊伍沖破了巡捕、軍警的包圍，一直沖向外灘。

這次總同盟罷工，一直持續到9月9日，吳振鵬在評價這次同盟罷工時寫道：上海工人階級“經過國際青年節，益發鼓舞起他們的革命情緒，使他們更認清了自己力量的偉大，使他們更認清了他們的出路，使他們更認清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及共產青年團！”在這次斗爭中，“英勇的上海青年工人，用他們堅苦的毅力和雄壯的勇氣，開辟了中國革命史青年工人的光榮的篇幅。”9月的總同盟罷工成了“五卅”以后，上海工人階級規模最大的一次斗爭。

四

由於長期忘我工作，每日工作到凌晨兩三點，加上環境惡劣，生活困難，吳振鵬患上了嚴重的肺病，對此，振鵬說：“要就死在敵人手裡，要就死於肺病。”

1929年7月，吳振鵬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香港指導工作，並參加了25日舉行的香港青年工人代表大會。從這個時候到1930年上半年，國內形勢逐漸好轉，這是自黨的六大以來，中國革命從低潮轉向復興的階段。1931年下半年，吳振鵬在上海繼續從事青年領導工作。他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病情日益加劇，但他始終不肯臥床休息。

1933年5月17日，由於叛徒告密，吳振鵬在法租界貝勒路的住處被捕，巡捕和反動軍警在他的住處搜出了黨團刊物、文件和江蘇省委指示信多件，吳振鵬旋即被押往嵩山路法租界巡捕房關押。

在法庭上，吳振鵬隻承認自己是因病休學的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名叫吳靜生，所搜物品均為一朋友寄存家中的，同時，他堅持本案應在租界內審判，反對移到上海市公安局。由於有幾名叛徒當庭指認他就是吳振鵬，終將他移解到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審理。不久又以重大案件為由轉押到南京。

在南京首都憲兵司令部看守所，吳振鵬知道自己的身份已完全暴露，於是對任何形式的審訊都置之不理。無消停的折磨與惡劣的監獄生活，令吳振鵬的重病之軀雪上加霜，這年6月的一天病逝獄中，至死未有一句口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