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佐唐，安徽桐城縣人。清乾隆年間，文壇上活躍著一批以“治學”為主的散文家，稱為“桐城派”，其代表人物為姚鼐。姚鼐的后輩姚瑩曾在鴉片戰爭中抗擊過英軍的侵略。在青少年時期，姚佐唐就常聽父輩們講祖先英勇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事跡，從而在心目中樹立了保家衛國、報國救民的志向。

姚佐唐在上海扶輪中學畢業后，為了維持家中艱難的生計來到隴海鐵路徐州北站（銅山站）大廠當學徒工，拜后來成為中國最早的工人黨員之一的史文彬為師。姚佐唐勤奮好學，吃苦耐勞，深得工人們的信任，幾年后升任機車領班，隨后又被選為徐州鐵路工會會長。1919年，五四運動的風暴席卷了整個中國，作為一個有理想的愛國青年，姚佐唐開始接觸新思想以及思想進步的青年學生和愛國人士，廣泛閱讀《新青年》《勞動界》《勞動周刊》等進步書刊。在現實中，姚佐唐認識到隻有斗爭，勞苦大眾才能得到解放﹔工人階級隻有聯合起來進行斗爭，才能擺脫被剝削、被奴役的命運，才能建立自由、平等的社會。

1921年11月8日，徐州北站當局借故關閉被工人們稱為“鬼門關”的8號門，與工人發生沖突，兩名工人被開除，造成“8號門事件”。此事點燃了鐵路工人們長期被欺壓的怒火，工人們義憤填膺，以罷工為斗爭手段抗議鐵路當局任意欺壓工人的行徑，姚佐唐被推舉為徐州北站罷工委員會負責人。這次斗爭得到了隴海鐵路全線工人的積極響應，在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下，從20日起舉行了一場震驚中外的隴海鐵路工人總罷工，至26日鐵路當局完全接受罷工委員會提出的各項條件，“工人所要求之加油、加棉紗、年終雙薪及恤金、恢復徐州8號門之人職務，每年例假，做工加點加薪等，均已認可”，並寫成文件，立下擔保契約。隴海鐵路大罷工歷時7天終以勝利告終。罷工勝利后的次年1月，隴海鐵路工人代表會議在開封舉行，姚佐唐等4人被選舉組成隴海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並發行新刊物《隴海鐵路總罷工》，號召工人要為“反虐待”“爭人格”“光國體”而斗爭到底。

1922年初，姚佐唐加入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不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了徐州鐵路站黨組織的負責人。后經由李大釗、王燼美、羅章龍推薦成為中共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13名成員之一。在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下，姚佐唐在徐州北站主持召開了隴海鐵路工會委員會。會上，姚佐唐提供了一份技術工人的介紹名單，擴展書記部報刊通訊聯絡工作，使書記部更為順利、便捷地在全國范圍內工作。

1923年初，姚佐唐受黨組織派遣去京漢鐵路彰德站工作，發起成立了彰德工人俱樂部，積極開展工人運動。隨后彰德俱樂部遵照總工會的要求改為彰德分工會。2月1日，姚佐唐赴鄭州參加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7日大會遭到軍閥的血腥鎮壓。“二七慘案”發生后，姚佐唐等代表滿懷悲憤，代表全體鐵路工人義正言辭地向北洋政府提出從速撫恤死傷工人及家屬、嚴懲劊子手等要求。3至4月間，姚佐唐親自帶著徐州鐵路工會的兩名負責人去鄭州向“二七”死難烈士家屬表示慰問。回到徐州后，姚佐唐繼續發動工人群眾開展發軍閥斗爭。

1924年6月17日至7月18日，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赤色職工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也同時召開。李大釗、王荷波、姚佐唐等人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組成了中共代表團出席了會議。當時，由哈爾濱經滿洲裡至蘇聯有一條秘密的國際交通線。這條交通線被譽為“一座紅色的國際橋梁”，中國共產黨許多早期領導人出席共產國際會議或被派往蘇聯學習、工作，大多由滿洲裡出境。姚佐唐等代表陸續到達哈爾濱后，他們在共產國際駐哈爾濱聯絡處交通員的護送下到達滿洲裡。交通員安排他們住進一家不算大的旅館，並向店老板介紹說：“自己人。”店主人直率地說：“你們幾位同志，起碼要坐三輛馬車，每輛車連車夫在內不能超過三個人。每輛馬車一定要用四匹馬拉，才能安全地偷越國境啊!”翌日凌晨，天將亮時，十二匹快馬拉著三輛馬車趕到國境線。有經驗的馬車夫把馬車趕進山頭兩個碉堡中間的一條草原小路上，飛快地向國境線沖去。馬蹄聲驚動了哨兵，頃刻間槍聲、鞭聲、車輪聲、馬蹄聲匯成一片。由於趕車人路熟，左躲右閃地避開紛飛的彈雨，三輛馬車平安地越過了國境線，平安到達莫斯科。

1924年姚佐唐（左）與羅章龍、王荷波在蘇聯的合影

在赤色職工代表大會上，姚佐唐代表工人階級發了言，博得會上各國工人階級代表的掌聲。赤色職工國際又稱“赤色工會國際”，是各國革命工會參加的工會國際聯合組織。1921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宣告赤色職工國際的成立。大會強調，赤色職工國際應保持組織上的獨立性，同時與共產國際採取一致行動，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奮斗。大會通過的赤色職工國際的章程規定，赤色職工國際的主要任務不是去摧毀舊的工會，而是把舊工會爭取過來，以便使國際無產階級的力量同國際資產階級相對抗。赤色職工國際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對提出工人階級的斗爭任務和方法，幫助殖民地半殖民地開展工會運動，爭取和教育工人群眾，促進國際工會運動的統一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925年初，姚佐唐從蘇聯回國，不久就受黨組織委派率領50名鐵路工人組成鐵道隊到河南參加馮玉祥將軍對軍閥吳佩孚的討伐戰斗。在流彈四射的戰場上，他帶領鐵道隊鋪路架橋，確保鐵路運輸暢通，保障了戰爭順利進行，並最終取得了勝利。1926年2月，姚佐唐又率領鐵路工人去廣州參加北伐軍，擔任革命軍總司令部直接領導的鐵道車隊副大隊長。那時，前線戰事激烈，鐵路沿線路軌枕木隨地被掘，車站上車輛等應用器具沒有一樣是完整的。姚佐唐不僅和工人們夜以繼日戰斗在鐵路沿線上，還把工人組成了宣傳隊，每到一地就在街上張貼傳單、標語。在攻打武昌的一次戰斗中，姚佐唐身負重傷，失去了一條腿，傷愈后，他裝上一條假肢又回到了鐵道隊，轉戰在江蘇、安徽等地。1927年初，姚佐唐隨北伐軍轉戰到了南京附近，鐵道隊除了鋪路架橋之外還要參加戰斗。有一次兩軍對峙，為了阻止軍閥部隊增員兵力，姚佐唐派了十幾個隊員摸黑到敵人后方車站，破壞了鐵路，使戰斗取得勝利。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殺害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形勢急轉惡化。這時，屬於中共南京地委領導的姚佐唐鐵道隊裡的數十名黨、團員，因為機構嚴密、工作謹慎而沒有暴露，這是大革命失敗后南京唯一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的黨組織。6月，中共江蘇省委成立后，姚佐唐及時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系，並准備向黨組織匯報在南京舉行武裝起義的計劃。

1928年3月，孫津川擔任南京市委書記。孫津川也出身於鐵路工人之家，在以往的工人運動中，他們經常在一起並肩戰斗。兩位戰友在如此艱險的環境下再次重逢，更感親密。姚佐唐積極協助孫津川進行地下斗爭，其住宅也成為南京市市委的一個重要地下聯絡點和開會地點。孫津川經常和其他市委負責人在姚家以喝茶、打麻將為掩護討論市委工作，布置工作任務，准備在南京組織一支革命武裝推翻國民黨黑暗的反動統治。7月，姚佐唐的住宅遭到反動軍警包圍，孫津川等同志不幸被捕。姚佐唐因出去打開水而脫險逃走，連夜趕往上海。由於叛徒出賣，姚佐唐在上海的一家旅館不幸被捕，隨即押解南京，關押在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在獄中，姚佐唐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嚴刑拷打而寧死不屈，嚴守黨的機密。1928年10月，敵人無計可施，決定對姚佐唐、孫津川等下毒手。經過幾個月的殘酷折磨，姚佐唐十分瘦削，臉色蒼白，沒有一點血色。他們一走出牢門就怒斥敵人：“槍斃我1個，還有10個，槍斃10個，還有100個！千千萬萬的革命者，你們是殺不完的！”敵人驚慌不已，趕緊將他的嘴堵起來，可他仍然怒視敵人，直至到達雨花台，槍響而倒在血泊之中。

1928年10月7日南京《民生報》載槍殺孫津川、何瑞林、姚佐唐消息

1928年10月7日，《民生報》登載了國民黨法庭的判決，聲稱姚佐唐“參加共產黨，引誘工人入伙，招納共產黨要人羅世藩、孫津川、許敬之等多人常在寓所開會，籌備暴動……應處死刑”。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姚佐唐為革命努力奮斗，是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為革命事業做出了不朽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