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和全省開展“再學習、再調研、再落實”活動之際，由中國僑聯信息傳播部指導，福建省僑聯主辦，各設區市僑聯等協辦，聯合推出“追夢中華 學僑史 憶僑杰”專題宣傳。報道百名閩籍華僑華人和歸僑僑眷代表（或事件）與祖（籍）國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百年歷程，投身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實踐，展現敢拼會拼愛國愛鄉無私奉獻的華僑精神，進一步凝聚實現全方位推動高質量發展超越、開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的磅礡福建僑界力量。

司馬文森(1916∼1968)，原名何應泉，菲律賓歸僑，祖籍福建泉州鯉城，中國共產黨杰出的統戰、文宣干部，著名作家、外交家。1933年加入共產黨，任中共泉州特區委員會委員，1934年參加“左聯”。1939年-1944年任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理事，先后任中共桂林統戰工作組委員、地下黨文化支部書記。1941年創辦《文藝生活》月刊。1944年任中共桂北工委委員，領導抗日武裝。1946年后任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員、香港文協常務理事、達德學院教授。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委員。新中國成立后，先后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中共中南局、華南分局文委（港澳工委）委員，香港《文匯報》總主筆兼社長，中央電影局香港委員，發起成立中國新聞社，任理事，歷任《大公報》《文匯報》《中國新聞社》聯合辦事處主任，華南文聯常委、中南文聯常務理事、廣東作協常務理事等職。1955年后，先后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文化參贊、對外文委西亞非洲司司長、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文化參贊。

司馬文森

“上海膠州路萬國殯儀館二樓二號房,魯迅的遺體陳放在那裡……遺體旁虔誠地肅立著一位剛滿20歲的‘左翼’作家……他邁著沉重的步伐離開靈堂后,奮筆寫下悼念文章《文學家、戰士與革命家》,以‘林娜’的筆名發表於《光明》雜志,表示要繼承魯迅的遺志,為祖國和社會的生存而奮斗。”北京魯迅博物館原副館長研究員陳漱渝《司馬文森：他的一生是傳奇》一文中這樣寫道。這位以“林娜”為筆名的左翼作家，便是泉州籍著名作家、外交家司馬文森。

司馬文森原名何應泉，1916 年出生於泉州市區東街一個勞動人民家庭。1928年，他隨族人到菲律賓做工，備嘗艱辛。1931年回國，就讀於泉州黎明高中。

在黎明高中，司馬文森加入共產黨的外圍群眾組織“互濟會”。1932年，他參加共青團，任共青團泉州特支委員會委員，以筆為槍，在泉州多家報刊發表文章，針砭時弊。1933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泉州特區委員會委員，根據廈門中心市委指示復刊地下黨《赤色群眾報》，傳播革命思想﹔領導南區農會，組織武裝斗爭，干擾國民黨對閩西蘇區的圍剿。

1934年秋，泉州地下黨組織遭破壞，司馬文森身份暴露轉移到上海。經左聯黨團與廈門中心市委核實，他參加了“左聯”法租界黨小組，任組織干事，負責暨南大學和江灣農民文藝小組，成為“左聯”最年輕的戰士，在上海文壇嶄露頭角

亦文亦武投身抗日戰爭洪流

1941年司馬文森在桂林結婚，夫人雷維英

司馬文森是黨領導的文藝界抗戰救亡協會在抗戰文藝中心上海、廣州、桂林的核心成員，他不僅在文藝戰線戰斗，還拿起槍抗擊侵略者，八年抗戰中，司馬文森有四年的軍旅生涯。

1937年，司馬文森在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宣傳部工作，負責職業青年和學生團體的救亡活動。是年8月，《救亡日報》在上海創刊，司馬文森成為了這家報紙的撰稿人、記者、編輯，直至1941年停刊。1937年底，他隨救亡日報社同仁轉戰廣州，與文藝界友人一起創辦抗戰壁報總站、文藝通訊員總站，發起文藝通訊員運動，倡導、組織抗戰報告文學的寫作，揭露敵人暴行和漢奸出賣民族利益的行為，弘揚抗日英雄事跡，將抗戰文藝的種子播撒到工廠、農村、戰壕，組織民眾同仇敵愾共同抗戰。

1938年7月，司馬文森根據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指示，投筆從戎到抗日戰爭第四戰區政治部，為三組少校組員，參與創辦戰區《小戰報》，宣傳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培訓政工人員，兼《救亡日報》戰地記者，在《救亡日報》及《文藝陣地》發稿。1939年1月，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4月，司馬文森等同志被遣散，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李克農將其調到桂林廣西地方建設干部學校，從事對桂系的統戰工作，並負責編輯校刊及對泰國華僑機工歸國參戰政治培訓。

1941年，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八路軍辦事處撤回延安，救亡日報社被關閉，桂林陷入白色恐怖中。司馬文森的組織關系由李克農轉中共南方局，與南方局派來的李亞群建立聯系。他協助南方局胡髟在一家故衣店設立同南方局聯系的電台，領導文化系統部分地下黨員。

1941年7月1日，司馬文森和雷維音結為革命伉儷。9月，抗戰時期的重要文藝期刊——《文藝生活》在桂林創刊。司馬文森擔任主編，妻子雷維音是他的好幫手，承擔了文稿的初選、初校等工作。《文藝生活》始終堅持抗戰、進步、團結，反對投降、倒退、分裂，並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文藝陣線。因內容豐富、立場堅定，深受讀者擁護，盡管有國民黨嚴苛的圖書審查，銷量從創刊的 4000冊，兩年內激增近20000冊，成為國統區抗戰進步文藝的一面旗幟。1943 年國民黨發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文藝生活》被停刊。1946年，司馬文森在廣州復刊《文藝生活》，雷維音得到父親支持，承擔了四萬元開辦費，才得以復刊。

司馬文森亦文亦武，拿起筆能寫，拿起槍能打，始終沖鋒在前。1944年湘桂撤退，根據南方局指示，司馬文森帶領桂林文化支部的同志到桂北融縣、羅城一帶與地方黨組織組建抗日青年挺進隊﹔把國民黨散兵統戰整編為抗日別動縱隊，和《柳州日報》自衛隊協同作戰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

筆耕不輟文藝作品逾千萬字

作為報告文學寫作運動的倡導者和組織者之一，他的“特寫、報告文學注意寫人，表現手法類似小說﹔他摘取的是大時代急劇變幻中的某一片斷或細微的事件，採取的是散文形式的寫法，因此富有自己的特色。”《中國現代文學詞典》中對司馬文森給予了高度評價。

司馬文森的文章是在日寇轟炸下的緊張繁忙工作之余寫成的，他認為：“我們這次的抗戰，意義非常重大，每一片斷、每一細節的記錄，隻要它是真實的，都足以作為歷史紀念碑的珍貴材料。自己既生活、呼吸在這動蕩的氣息中，且又是力所能及的，替歷史留一點痕跡，供今后抗戰史家參考，似乎也很必要。”因此，即使在混亂的局勢中，第四戰區部隊行軍打仗行李隻允許帶15公斤，他寧可丟掉其他東西，也把稿件背著跑。

據不完全統計，他創作的中、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散文集、報告文學、電影文學劇本及其他作品逾千萬字，其中有近400萬字抗戰紀實文學。《南洋淘金記》是司馬文森的代表作之一，最早連載於 1948年9月創刊的《文匯報》副刊，在東南亞引起轟動。《南洋淘金記》1949年在香港出版，內有黃永玉創作60幅插圖，被譽為“開創了華僑社會文學的先河”。在2016年4月舉辦的“著名作家、外交家司馬文森誕辰100周年紀念會”上，來自新加坡的國際知名華文文學作家駱明表示，司馬文森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先驅人”“點燈人”。

戰斗不息參與制訂《共同綱領》

1949年10月，司馬文森（后排左四）和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福建省籍僑界代表在盧溝橋合影。

1946年至1955年，司馬文森先后負責中共香港文藝、電影、新聞、對外宣傳工作，被譽為中共香港文宣工作的靈魂人物。

1946年，司馬文森和陳殘雲在廣州復刊《文藝生活》，並創刊《文藝新聞》。但僅僅幾天，新創刊的《文藝新聞》及《自由中國》《新世紀》《學習知識》被國民黨禁售。司馬文森帶領四雜志代表到國民黨社會局抗議迫害進步文化，在報刊發出《我們的抗議》﹔主持召開記者會，控訴四家雜志被反動當局封禁的真相﹔召開《十五家雜志聯合增刊》第一期編前會，連夜編印散發《聯合增刊》，15家雜志聯誼會迅速發展到29家雜志聯誼會。司馬文森成為共產黨領導的廣州反飢餓、反內戰、反獨裁、反迫害，爭民主運動的領頭人。

同年6月27日，被國民黨特務列入文藝界黑名單首位的司馬文森，得到黨組織的通知，從家裡的天台搭踏板逃離特務監視，轉移到香港。29日，國民黨社會局查抄司馬文森的家及《華商報》《正報》營業部，文藝生活社，在車站、碼頭四處布控搜捕他。妻子和安置在家中的東江縱隊小隊員攜兩個幼女流落街頭。黨組織派人在公園的長椅上找到她們，安排到香港。生活尚未安頓好的司馬文森，馬上著手在香港復刊《文藝生活》，開展新的工作。

其后，根據黨中央部署，司馬文森參與中共和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合作創辦香港達德學院，任文哲系教授，為解放戰爭及新中國建設培養干部，同時從事對民主黨派統戰工作，為新中國政協會議召開做准備。

1947 年，司馬文森在香港、南洋發起文藝生活社征求社員運動，成為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的先驅。文藝生活社在舊金山、加拿大、巴西、菲律賓、荷印、馬來亞、緬甸、越南、香港等國家和地區設分社，通過《文藝生活》月刊及社員運動推動“馬華文藝”、“暹華文藝”、“菲華文藝”的蓬勃發展，成為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燈塔。

1949 年 9 月 5 日，司馬文森作為中共香港工委的文委委員，秘密北上北京出席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大會，參與共商建國大計。他是共同綱領草案整理委員會委員，參與制訂新中國奠基的文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討論、表決建國的三大民主憲章、國旗、國歌、國都、紀年，選舉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會暨開國大典。一個個深夜，他不斷寫作，向香港《文匯報》《大公報》發稿，率先向世界報道了發生在北京的新中國誕生的偉大事件，集成冊的《新中國的十月》《新社會，新人物》，在海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去國離家新中國外交官與“留守兒童”

1957年國慶日，司馬文森、雷維音在駐印尼使館合影

為突破西方大國對新中國的封鎖，1955 年夏司馬文森夫婦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官，被派往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工作。

司馬文森擔任文化參贊，幾乎每天都有外事活動，工作不分白晝，出現問題隨時要處理，且當時印尼的社會局勢並不穩定，爆發了一些社會事件甚至威脅到司馬文森夫婦的生命安全。當時司馬文森一家在北京沒有房子，除了帶出國的最小的女兒，其他5個留在北京的女兒，都隻能在學校、幼兒園寄宿，節假日在外交部招待所團聚，一年又一年，成為新中國最早的“留守兒童”。當時國家規定兩年享有一次探親假，司馬文森在印尼工作 7 年，僅於1958年回國探親一次。

1964年4月1日，《中國和印尼友好條約》及《中國和印尼文化合作協定》在印尼外交部正式簽訂，中方陳毅副總理兼外長、代表團成員、黃鎮大使、司馬文森參贊（后排左一）等出席

在女兒們成長中最需要關愛的階段，父母卻長期身處在萬裡之外，7年間，他們隻能在信中，陪伴女兒們成長。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講述了父母一段曲折艱辛的回國探親歷程。1960年，輪到司馬文森夫婦回國探親，此時發生了印尼反華排華事件，局勢緊張起來。她們滿心的期待泡湯了，父母來信說，“我們的崗位是在前哨，特別緊，守住崗位比一切都重要。”在嚴峻的形勢下，司馬文森參與組織新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撤僑，多次和黃鎮大使慰問看望難僑，到碼頭送他們回國，並寫作了一組來自印尼迫遷地區的報告文學，記述該國際斗爭事件。

轉眼到了翌年春，局勢有所緩和，組織決定他們可以輪換回國了，卻因為國內遲遲沒有人來接手工作，再次推延。與父母分別多年、極度思念父母的五個女兒，鼓起勇氣給陳毅外長寫信，請求調父母親回國工作。對此，陳毅非常重視，指示加強對外交干部子女的關懷。得知此事，司馬文森在回信中語重心長地說：“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什麼人都應該把個人利益放在國家和黨的利益下，……外交工作不是看上去那麼輕鬆，實際工作非常艱苦，比在前線打仗還艱苦。但是這條戰線作用卻很大，做好了工作，對我們的國家、黨貢獻都是很大的。”

1962年秋，司馬文森夫婦離任回國，全家得以團聚。然而，幸福的時光總是短暫的。1964年春，中法建交轟動世界外交界，司馬文森夫婦再次告別親人，奔赴中國駐法大使館，司馬文森出任文化參贊至1966年。外交工作期間，司馬文森曾推動中國與印度尼西亞、與阿爾及利亞第一個文化合作協定的簽訂及實施，曾推動中國與第一個西歐國家— —法國政府的文化交流計劃的簽訂及實施。以此為綱，他推動了兩國間新聞、廣播影視、科技等協定的簽訂，為新中國文化外交事業做出重要貢獻。

忠誠正直時刻以國家為要

司馬文森一生正直做人，忠誠於革命理想、信仰、事業和家庭。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在白區工作的司馬文森十分渴望回到內地參加祖國的建設，懇切地向周恩來請求回內地工作。當周總理語重心長地說，香港工作對黨和國家很重要，青山何處不埋忠骨？司馬文森聽從組織的安排，把個人利益放在黨和國家利益之下，繼續戰斗在香港。為大局著想，不計較個人利益，是司馬文森的一大特色。著名作家秦牧回憶說，解放戰爭時期，在香港工作的同志，每人每月有60元的生活津貼。為了不給組織添負擔，司馬文森主動放棄了這筆津貼。由於辛勤寫作，一天夜裡，他突然雙眼完全看不到東西了。在治療期間，無任何經濟來源，勉強接受了生活補助，視力一恢復，又謝絕了組織的照顧。

司馬文森不僅正直、廉潔，而且非常孝順，家鄉親屬都稱他為大孝子。1953年，他回泉州拍攝《故鄉》時，終於見到了闊別多年的母親，此后母親的生活費都由他負責，直至文革中遇害，從未間斷。

心系故土創作多次對准故鄉和人民

1966年，司馬文森、雷維音和女兒們在北海公園

故鄉泉州是司馬文森革命與文學生涯的起點，“父親生於泉州，長於泉州，少年時代又從這座城市出發下南洋。他從南洋回來后，在黎明中學求學，在中共地下黨的影響下踏上革命道路。新中國成立后，他還回泉州拍攝紀錄片《故鄉》，反映閩南僑鄉的人文景觀和社會風貌。一生與故鄉泉州有著不解之緣。”中國晚報攝影學會會長、司馬文森的二女兒司馬小萌說。

盡管一生為黨工作，風雨兼程、四海為家，但泉州一直在司馬文森的心底深處。他將筆觸對准故鄉人民的戰斗史，創作出了長篇小說《風雨桐江》。小說講述了1935年中央紅軍北上長征后，泉州僑鄉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敵人展開驚心動魄斗爭的故事。敘事宏大，結構嚴密精巧，堪稱一部史詩性質的作品。

《風雨桐江》出版后廣受讀者喜愛，司馬文森的小女兒司馬小加將其改編成電影劇本，由其丈夫、著名導演吳子牛執導，拍攝成《歡樂英雄》和《陰陽界》兩部電影，獲得1989年政府優秀影片獎，及金雞獎、百花獎中多個獎項。電影充滿了泉州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