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丁曉平

解放軍出版社副總編輯，中國報告文學學會青年創作委員會主任，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獎獲得者、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

1920年3月，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合影

1920年3月，陳獨秀從亞東圖書館搬到老朋友柏文蔚的舊宅——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今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號）。從此，這裡既是他的家，也是他完成建黨偉業的大本營。

陳獨秀和柏文蔚是生死之交，早在1905年他們就在安徽創立了岳王會，陳獨秀任會長﹔辛亥革命時，陳獨秀把柏文蔚請回安慶出任安徽都督，自己任都督府秘書長。辛亥革命失敗后，二人偕家眷寓居南京，同院而居，密謀“討袁”。不久，他們在黃興等革命黨人的堅請之下，返回安慶，舉起“討袁”大旗，進行“二次革命”。

現在，陳獨秀從北京回到上海，《新青年》也跟著他回來了，身邊又匯聚了一群青年愛國學子和有為才俊。其中包括李漢俊、沈雁冰（茅盾）、李達、施存統、陳望道、邵力子、沈玄廬、戴季陶和王會悟（茅盾的表姑、與李達在這裡相識並結婚）等。

走進老漁陽裡2號，一進門就是客堂間，也是陳獨秀的會客室。隻見客堂間裡挂著一個小黑板，上面寫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他確實太忙了，拜訪者絡繹不絕，踏破了門檻。客堂間還有一把皮面靠背搖椅，與人談話時，陳獨秀就坐在這把搖椅上。

那時候，在上海知識青年眼裡，這位思想界的大明星儀表確實與眾不同，儼然是一位大知識分子。陳獨秀中等身材，西裝革履，體態文雅，待人隨和，前額寬廣，眼神炯炯，閃耀著智慧之光。有時，他那悠然自得的眼神幾近乎風流倜儻。他是一位杰出的健談者，在不拘形式的談話中，頃刻間就能把對方征服，一笑起來就露出整齊潔淨的牙齒，散發著充沛的生命活力。

老漁陽裡2號的樓上樓下各有三間屋子，樓上陳獨秀和夫人高君曼帶著孩子住了兩間，王會悟住一間﹔樓下三間，一間是客廳，另外兩間是臥室，來往的客人就臨時住在這裡，李達、張國燾、包惠僧、李中等人都曾在這裡居住過。

3月8日，中華女界聯合會在新漁陽裡6號開展慶祝國際勞動婦女節活動。高君曼發表了關於解放婦女的主題演說。王會悟也參加了。

“君曼姐，你的演講太精彩了。”王會悟興奮地說。

“沒什麼，十年來，我跟仲甫（陳獨秀字仲甫）學習了不少，耳濡目染唄。”高君曼笑著說。

“姐姐，前不久，我看到一篇《女子解放論》的文章，是一個叫李鶴鳴的人寫的，寫得可好了。”

“李鶴鳴呀，他就是李達！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下次我介紹你們認識一下。”

王會悟興奮得跳起來，緊緊拉著高君曼的手說：“太好了，謝謝姐姐！我要向你學習。”

的確，1909年從老家安徽到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堂讀書的高君曼，聰慧伶俐，新潮知性，與同父異母、堅守三從四德的姐姐高大眾判若兩人。這一年，在家中與流亡日本剛剛回國的姐夫陳獨秀相遇，一見鐘情，抵制封建婚姻，私奔杭州，結為伉儷。如今已經整整十年了。這十年，陳獨秀先是在“二次革命”失敗后遭逮捕，於1913年10月再次流亡日本﹔1915 年6月回國后，陳獨秀9月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雜志，開始文學革命，夫妻團聚，把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也接到上海學習，有了天倫之樂﹔1917年應蔡元培“三顧茅廬”之請，陳獨秀北上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9 年在五四運動中又遭逮捕入獄。這十年的奮斗，既有苦悶和寂寞，也有期待和希望﹔既有悲慨與惆悵，也有榮光和幸福。這十年，陳獨秀和高君曼夫唱婦隨，舉案齊眉。高君曼不僅是陳獨秀的生活伴侶，也是他事業的支持者和得力助手，患難與共，生死相依，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

1920年4月初的一天，為了籌備在上海編輯出版《新青年》，陳獨秀專門把李漢俊、李達、陳望道和茅盾等幾位年輕人邀約到老漁陽裡2號談話。茅盾晚年依然清楚地記得這次見面時的情景。他回憶說：“這是我第一次會見陳獨秀。他，中等身材，四十來歲，頭頂微凸，舉動隨便，說話和氣，沒有一點大人物的派頭。我們曾在上海報上看到他 1919 年夏季被捕、關押三個月的消息，都想知道詳細情況。他笑了笑，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堆話。但因安徽土話腔調很重，我不能完全聽懂。”

第一次見面，陳獨秀把自己散發《北京市民宣言》遭到警察逮捕的來龍去脈，當作故事一樣，原原本本地講給年輕的朋友們聽。當講到被綁架到警察廳關押起來時，他還仰面笑道：“幸而是被警察廳的暗探弄了去，廳長吳炳湘是我們安徽老鄉，向來以為我是有名望的文人。那時，我雖在牢房，沒有吃苦﹔如果被京師衛戍司令部的暗探弄了去，我一定馬上被段芝貴槍斃了。我發的傳單上不是要求槍斃段芝貴嗎？”

茅盾、李達等人聽了，心中都為陳獨秀捏了一把汗。

李達手裡拿著一張報紙，激動地說：“陳先生，我們聽到你被捕的消息后，非常氣憤。你看，那時我還專門寫了一篇評論，為你打抱不平呢！”說著，他把報紙遞給了陳獨秀。

李達的這篇文章是《陳獨秀與新思想》，署名“鶴”，發表在1919年6月24 日《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上，熱情謳歌了陳獨秀，強烈譴責段祺瑞的北洋政府。文章說：“陳獨秀先生是什麼人？大家都曉得是一個‘鼓吹新思想’的書生。北京政府逮捕他是怎麼緣故？因為他是‘鼓吹新思想’的緣故。‘鼓吹新思想’的書生，北京政府何以要逮捕他呢？因為現在的北京政府，是頑固守舊的政府、賣國政府。陳先生是一個極端反對頑固守舊思想的急先鋒，並且還用文字反對政府賣國的行為。他的文字，很有價值，很能夠把一般青年由朦朧裡提醒覺悟起來。”因為北京段祺瑞政府“忌到這位‘鼓吹新思想的陳先生，想把‘莫須有’的事隨便戴在陳先生的頭上，說是在他家裡發見（現）過過激派的書籍印刷物。這事並不是真的。要把陳先生做個標本，來恐嚇許多鼓吹新思想的一般人”，所以“我們對他應該要表兩種敬意。一敬他是一個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個很‘為了主義肯吃苦’的人”。李達認為，反動派“捕去的陳先生，是一個‘肉體的’陳先生，並不是‘精神的’陳先生，‘肉體的’陳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陳先生是不可以捕得的。”因此，陳獨秀“鼓吹新思想”的精神具有深遠的意義。“今日世界裡面的國家，若是沒有把‘新思想’來建設改造了‘新國家’，恐怕不能夠立足在二十世紀！”

李達（1890-1966），中共一大代表，湖南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茅盾（1896-1981），本名沈雁冰，中共早期黨員之一，浙江嘉興人，曾任新中國文化部部長。

王會悟（1898-1993），浙江嘉興人，李達夫人，被譽為“一大衛士”。

說完被捕入獄的故事，陳獨秀講了今天邀請大家來的目的，就是告訴他們已經確定把《新青年》從北京遷回上海，並成立了自己的發行所，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歡迎大家投稿。

談話中，陳獨秀告訴李漢俊、李達、茅盾和陳望道等青年朋友，在他被捕之前，因為《新青年》的編輯方針，他和李大釗與以胡適為首的北京大學教授中的右派發生了沖突，這就是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

1919年5月5日，正是馬克思誕辰101年的紀念日。李大釗在《晨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連續刊載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摘譯和《雇佣勞動與資本》的譯文。此前，他在 1918 年就曾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論述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與 1789 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本質區別，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同法國大革命預示著世界進入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一樣，俄國十月革命預示著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到來，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這一年，他還寫下了著名的《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熱烈贊頌十月革命，指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的潮流。什麼皇帝、貴族、軍閥、官僚、軍國主義、資本主義，“遇見這種不可擋的潮流，都像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一個的飛落在地”。他滿懷信心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7月，五四愛國運動剛剛落幕，胡適就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勸說人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嘲諷“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

曾經積極支持並參與陳獨秀搞文學革命的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1917年，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后，把還沒有獲得博士學位的胡適從美國邀請回來，擔任教授，講授歐洲文學、英文詩歌和中國古代哲學。胡適成為《新青年》陣營的重要核心成員之一。在加入《新青年》陣營伊始，胡適就標榜“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設一個革新的基礎”。

形勢比人強。隨著文學革命的深入和國際國內形勢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天生就具有叛逆精神的陳獨秀深感作為月刊的《新青年》，因為“不談政治”很難對現實的政治斗爭發揮作用，他感到必須創辦一份“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刊物。1918 年 11 月 27 日，他召集李大釗等志同道合者在自己的辦公室裡開始討論創辦《每周評論》，參加會議的還有張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會上，“公推陳獨秀負書記及編輯之責，余人俱任撰述”。就像把《新青年》的編輯部設在箭杆胡同自己的家中一樣，陳獨秀把《每周評論》的編輯部就設在沙灘新落成的北大紅樓文科學長的辦公室裡，發行所設在北京騾馬大街米市胡同79號。五四運動爆發后，因陳獨秀被捕入獄、李大釗暫避回鄉，胡適就接替陳獨秀主編《每周評論》。

沒想到，標榜“不談政治”的胡適卻在這個時候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信奉實用主義、主張改良主義的胡適，聲稱“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否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適用性﹔主張一點一滴地改良，認為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中國問題要“根本解決”的主張，是“自欺欺人的夢話”，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証”。他宣揚中國不需要經過革命就能解決他所說的一個個問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不承認事實上存在著社會階級斗爭才有這種學說的產生。十多年后，他承認發表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讓人不要被馬克思、列寧“牽著鼻子走”。 實質上，胡適是反對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反對中國走革命的道路。

1919年8月，針對胡適的挑戰，暫住河北昌黎五峰山的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公開批駁和反擊胡適的錯誤觀點。首先，李大釗聲明說“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系，解決“問題”離不開“主義”。“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的問題“是交相為用的”，“是並行不悖的”，並非空談。

李大釗旗幟鮮明地說，社會主義是時代的旗幟。“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主義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凶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那時候，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被稱作“過激主義”。李大釗指出：一方面，研究問題必須有主義做指導﹔另一方面，“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而“我們隻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

針對胡適的改良主義，李大釗一針見血地說：“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的精神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庭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解決了的希望”，而解決經濟問題就必須進行階級斗爭，必須進行革命。

在這篇文章中，李大釗不僅淺顯地表述了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必須與本國實際相結合的道理，還初步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擴大了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引導進步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

“問題”與“主義”之爭的背后，實際上是一次中國需要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論爭。茅盾回憶說：“陳獨秀、李大釗主張《新青年》談政治，而胡適及其追隨者主張不談政治，甚至要在《新青年》上發表不談政治的宣言，而把《新青年》辦成單純研究文史哲的學術性刊物。當然此所謂‘哲’是指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哲學，特別是胡適所崇拜的美國哲學家杜威的實驗主義﹔而研究文、史的方法，亦無非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証’。陳獨秀一怒之下，說《新青年》本來是他創辦的，他要帶到上海出版，已成定局。”

《新青年》遷回上海，像從前在上海和北京一樣，編輯部始終都是設在陳獨秀的家中。現在，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就成了《新青年》的編輯部，在法租界大馬路大自鳴鐘對面設立了新青年社發行所。

在上海，第一次見到陳獨秀，茅盾非常開心，歡迎《新青年》遷回上海，願意為《新青年》的編輯出版效力。他在晚年曾動情地回憶說：“五四運動的大功勞，是解放思想。我自己就解放了思想。我拋棄了從前的‘書不讀秦漢以下，文章以駢體為正宗’的信條，把從前讀過的經史子集統統束之高閣，開始鑽研馬克思主義，瀏覽歐洲十九世紀各派的文藝思潮，並努力翻譯、介紹，這都是受了五四時期北京出版的《新青年》的影響。隻有看得多，才能比較，才能分辨出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不正確的﹔隻有這樣自己探索出來的正確東西，自己才真正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