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艾君

宋艾君，社會學者。出版過時政、經濟、文學作品多部。北京市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理事、北京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中國音樂學院古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理事、中國鄉土藝術協會理事。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從1920年3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就已經開始在北京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使北京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發源地之一，成為黨早期開展工人運動的基地之一……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小組成立后，李大釗就派鄧中夏、張太雷、張國燾、楊人杞四人，到長辛店籌辦“勞動補習學校”，進行馬克思主義革命知識和科學文化的教育，領導工人群眾為維護自身權益，向反動統治者展開英勇的斗爭……

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北京工人組織在黨的領導下發展壯大，成為爭取民族解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我黨充分發揮工人運動的推動作用，使工人階級開始走上政治舞台……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本刊特發文向廣大讀者介紹，1921年7月1日至北平和平解放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北京工人運動。

中國共產黨作為以馬克思理論為指導的、新型的、工人階級的政黨，它不僅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還代表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就已經開始在北京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風起雲涌的工人運動，使北京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發源地之一，成為黨早期開展工人運動的基地之一。

1920年3月，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后，開始利用報刊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小組成立后，李大釗就派鄧中夏、張太雷、張國燾、楊人杞四人，到長辛店籌辦“勞動補習學校”，進行馬克思主義革命知識和科學文化的教育，領導工人群眾為維護自身權益，向反動統治者展開英勇的斗爭。

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北京工人組織在黨的領導下發展壯大，成為爭取民族解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共產黨充分發揮工人運動的推動作用，使工人階級開始走上政治舞台。

共產黨領導下的北京早期工人組織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北京工人組織在黨的領導下發展壯大，成為爭取民族解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北京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北京的工人組織，在1920年前多是自發性的、以開展經濟斗爭為主的組織。20世紀初，許多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革命先行者都在北京留下了足跡，在這裡吸取新知識，探討救國道路。

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

1919年五四運動中，長辛店成立的以工人為主體的各界救國聯合會，奠定了鐵路工人組織起來的基礎。具有共產主義先進世界觀的知識分子們，看到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決心到工人中去，走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之路。1920年1月，在革命先驅李大釗影響和指導下的青年知識分子，紛紛深入到人力車工人居住區，了解工人群眾的生活。同年3月，在北京大學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派學生到礦區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早期結合，使北京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發源地之一，成為黨早期開展工人運動的基地之一。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3人在北京成立了“共產黨小組”。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為了更好地在京漢鐵路工人運動中開展工作，決定在長辛店創辦工人夜校，作為開展工人運動的據點。12月19日，李大釗派鄧中夏、張太雷等4人，到長辛店開始籌辦“勞動補習學校”，進行馬克思主義革命知識和科學文化的教育，領導工人群眾為維護自身權益，向反動統治者展開斗爭。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說：“這個學校當然只是我們黨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眾，目的在於組織工會。”

1921年5月5日，在共產黨小組的領導下，長辛店京漢鐵路工會成立。不久，北京共產黨小組還以長辛店工會的名義創辦《工人周刊》。刊物除報道各地工人深受剝削壓迫的慘狀外，還大力提倡工人群眾組織起來，開展維護工人階級自身利益的斗爭。

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大力發動領導工人運動，使工人階級走上了政治舞台。1921年8月，中共中央建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后，隨即在北京建立了分部，由李大釗領導開展工人的組織和教育工作。在此基礎上，1921年10月20日，共產黨領導的北京工人組織長辛店鐵路工人俱樂部誕生了。史文彬被選為工人俱樂部委員長，王俊被選為交際委員，洪永福任秘書，俱樂部下設糾察隊、調查團、講演團等組織。不久，加入俱樂部的工人達1800多人。長辛店鐵路工人俱樂部成立后不久，在南口又成立了黨領導下的工會組織——“京綏鐵路工業研究所”。1922年2月，長辛店鐵路工人俱樂部成立了“北方香港海員罷工后援會”，支援香港海員大罷工。

1921年5月1日，在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下，工人階級自己的工會組織——長辛店工會成立。這是長辛店工會成立時工友們站在火車頭前留影

長辛店鐵路工人俱樂部與各地的工人組織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在全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922年8月，長辛店建立了黨支部，書記史文彬，委員有吳汝銘、王俊、陳勵懋。這是京漢鐵路的第一個黨的基層組織。黨支部成立后，長辛店的工人運動便在北京黨組織和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直接領導下開展起來，成為了北方鐵路工運的搖籃。1923年“二七慘案”后，長辛店鐵路工人俱樂部被北洋軍直系首領吳佩孚查封。

北京長辛店二七紀念館 攝影/長海

“二七慘案”后，共產黨組建工會的工作在反動勢力的阻撓和破壞中進行。根據斗爭形勢的發展，於1926年1月和1927年10月兩次組織成立北京總工會﹔在土地革命期間又兩度建立北平總工會。1945年以后，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在華北地區的地下工作不斷發展，北平地下黨領導的工人工作委員會加強了城市企業工人中的工作，在基層工人群眾中的影響越來越大。1948年年底，面對北平即將解放的形勢，黨組織開始了北京市職工總會的籌建。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黨組織決定由毛樹多、王文斌、劉萊夫、孫以恕、朱長江、張鴻舜、李光錄、蕭明、曾平、路懋等22人組成北京市總工會籌備委員會，著手新中國“北京市總工會”的籌辦工作， 1950年2月，北京市總工會成立。

共產黨領導的北京工人運動

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充分發揮工人運動的推動作用，使工人階級開始走上政治舞台。

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水深火熱中的工人們，經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洗禮，提高了階級覺悟，認識到組織起來、開展斗爭的必要性，北京工人運動呈現風起雲涌的發展勢頭。

1922年發生的長辛店鐵路工人“八月罷工”、1923年的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1925年北京印刷工人的罷工、1925年的聲援上海五卅反帝斗爭、1925年的關稅自主運動和“首都革命”、1925年的京東農民開展抗捐斗爭、1930年的郵工爭取米貼斗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的反日斗爭、1946年的京西煤礦工人大罷工、1947年的軍需被服工人的反壓迫斗爭、1948年的護廠斗爭……這些在共產黨組織領導下的工人運動，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折射出我國民眾爭取社會和平、民族獨立、國家發展的不懈努力和堅強決心。

以下簡述幾次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產生深遠社會影響的幾次北京工人運動情況──

先談談“八月罷工”。

1922年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從上海遷到北京，鄧中夏出任總部主任，加強了對北方工人運動的領導。8月10日，在鄭州召開了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籌備會議，決定在鄭州常設“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統一全路組織，籌備召開總工會成立大會。

8月20日，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向京漢鐵路局提出“廠中今后上人革人，均要通過工人俱樂部委員會﹔從今起，工人每人加日薪一毛﹔凡作工夠二年的短牌工改為長牌工”等八項要求，限23日答復，否則罷工。路局方面對工人的要求置之不理。23日晚，鄧中夏主持俱樂部委員和積極分子會議，決定次日罷工。24日早晨，3000多名鐵路工人在娘娘宮聚會，發表了罷工宣言，罷工開始。當天，北洋軍閥派出200名士兵前往武力逼迫工人復工，工人們毫不屈服。25日，京漢路北段各站也相繼舉行罷工。鄭州工人得知長辛店罷工的消息后，也通過了罷工的決議。同時，京綏、京奉、正太、隴海、津浦各路都向交通部表示：如果京漢鐵路局兩日內不答應工人要求，也將舉行罷工。在各方強大壓力下，路局方答應了工人的全部要求。8月26日，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在罷工取得勝利后決定復工。

8月27日，鄧中夏在慶祝罷工勝利大會上，稱贊在這次罷工斗爭中，京漢鐵路工人所表現的組織性、紀律性和不怕犧牲、團結戰斗的精神。當時的《工人周刊》還出了特刊，詳細報道了長辛店工人罷工勝利的消息和爭取到的條件。在長辛店工人罷工勝利的影響下，罷工風暴席卷著北方各條鐵路干線。

我們再看看“二七大罷工”。

1923年初，京漢路沿線16個大站的分工會相繼成立，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條件已漸成熟。1月5日，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在鄭州召開會議，決定2月1日在鄭州召開總工會成立大會。北洋軍閥吳佩孚以鄭州是軍事區域為由，禁止工人集會。籌委會為維護工人權利，在軍警攔阻中，還是按原定日期召開了成立大會。當天晚上，大會組委會會議決定：“本月4日午刻宣布京漢路全體總同盟罷工”﹔並強調，如果京漢路罷工三天后所提問題仍未解決，各鐵路、工廠即舉行同盟罷工。

長辛店工會代表史文彬、王俊、陳勵茂和吳汝銘於3日回到長辛店后，立刻召開工會委員等人會議，傳達了總工會罷工命令，布置了糾察隊、調查團、講演團的任務。4日上午，長辛店工會召開了工人群眾大會，宣讀了總工會罷工通告。在漢口江岸機器廠工會拉開了罷工序幕后，4日10時左右，長辛店工人罷工也正式開始。不久，鐵路沿途各站都先后罷工，1200多公裡的京漢鐵路全部癱瘓。

2月5日上午，北洋政府在發出限工人12小時內恢復工作的威脅通告遭到工會拒絕后，便於下午出動了6個營的軍警到達長辛店。6日晨，軍隊宣布戒嚴，禁止工人往來，不准聚會。6日晚11時，軍警分別包圍了劉鐵鋪和工會干部住宅，綁架了工會干部以及補習學校教員11人，押送到火神廟警察局。7日凌晨，工人們得知消息后，糾察隊長崔玉春、副隊長葛樹貴等召集了2000多名工人，在葛樹貴的帶領下，打著“要求釋放被捕工人”大旗向火神廟警察局進發。在火神廟警察局門口，當談判代表孫呈武被扣押后，工人們萬分氣憤。這時，第14混成旅旅長帶領一隊士兵趕到火神廟，用槍口對准工人們。葛樹貴等高喊“我們來要人”的口號便沖上前去，此時，旅長下令開槍，葛樹貴、辛克洪和楊詩田3人當場犧牲。此時，軍隊又調來馬隊，沖散工人並逮捕30多名。當天下午，漢口江岸、鄭州也發生流血慘案，林祥謙等烈士英勇犧牲。京漢沿途各站的工人，都遭到武裝軍警的鎮壓，釀成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

正在修繕中的長辛店二七紀念館正門 攝影/長海

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次罷工的主要負責人是張國燾、項英、羅章龍、林育南等。這次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

關於“印刷工人罷工”情況。

1924年1月，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北方的政治局勢出現了有利於革命的轉機。經過共產黨組織的不懈工作，各行各業工人的罷工斗爭再度興起。其中，1925年3月北京印刷工人的罷工有全國性影響，鄧中夏稱之為“中國工人運動‘第二次高潮的預告’之一”。

1925年初，北京出版的報紙有五六十種，印數又少，工人工資一般每月12元，報紙出停無常，工人收入也很不穩定，因此，普遍存在著要求增加工資的訴求。3月22日，同新印刷局排字工人忙完夜班已經凌晨3點左右，老板卻要求繼續排另一張報紙，工人們非常氣憤。便分頭去通知各印刷局工人，於當日下午4時在祥瑞居茶館集會，商量為增加工資而舉行罷工事宜。3月23日罷工開始，參與罷工的有同新、永華、光明等7家印刷廠300余名工人。罷工提出“每月增加工資6元﹔欠資一律發清﹔先付資后工作”等四條要求。此次罷工，致使23日有27種報紙、340多種期刊不能及時出版，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

罷工第二天，北京共產黨組織派負責工運的陳為人與罷工組織者取得了聯系。在黨組織的指導下，工人始終團結一致，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最終，各印刷局被迫答應了工人要求，工人們26日復工。27日，李大釗親自接見了罷工的領頭人。

這次罷工得到北京共產黨組織的關懷和領導，在罷工過程中，印刷工人組織了“工人同志會”，為以后成立北京總工會奠定了基礎。

1925年五卅運動后，北京（段祺瑞）政府在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國家授意下，提出在北京舉行中國關稅特別會議。中共北方地區黨組織為揭穿帝國主義和北京政府的陰謀，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關稅自主運動。

1925年10月26日，在關稅會議開始這一天，北京工人雪恥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數萬人齊集天安門，召開關稅自主大會，散發傳單，揭露帝國主義與北京政府互相勾結欺騙人民的陰謀。11月10日，關稅自主示威運動籌備會在北京成立並舉行游行示威，北京總工會也在這一天舉行升旗禮。22日，北京總工會、北京工人雪恥會、北京印刷工會等30多個團體，發起在天安門前召開關稅自主國民大會。在全國人民的強力反對下，關稅會議無果而散。北京政府召開的“關稅會議”，暴露了段祺瑞的賣國面目，當時，北京的革命力量日益壯大，馮玉祥國民軍表示支持人民的倒段斗爭。於是，中共北方區委決定發動一次推翻段祺瑞政權，建立國民政府的斗爭，史稱“首都革命”。趙世炎、陳喬年、陳為人等人組成了領導這次斗爭指揮部，擬定了行動計劃，把參加這次革命斗爭的群眾分別組成工人保衛隊、學生敢死隊、農民自衛隊等組織，按軍隊編制進行訓練。

11月28日，各隊按規定的目標發動了進攻，很快攻佔了郵電局和警察局，散發了大量的“首都革命”的傳單。下午1時，約有2萬名群眾齊集神武門前開會。大會發表了“建國宣言”。會后，群眾在北京黨組織負責人趙世炎等人的領導下舉行游行。第二天，群眾繼續游行。由於國民黨右派的告密，段祺瑞早有防范，同時，國民軍將領發生動搖，預定的由共產黨員掌握的國民軍一個旅的換防被取消，因此，“首都革命”的計劃沒有實現。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李大釗等北方黨組織領導下的礦工罷工

在關稅自主運動、“首都革命”等大規模的群眾斗爭中，北京工人階級以主力軍的姿態參加了戰斗。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高度贊揚北京總工會，指出：“半年來北京的民眾運動，所以革命化，北京總工會實在是一個主要的動力。”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護廠斗爭”。

1948年11月，遼沈戰役結束后，人民解放軍迅速入關，實行了對北平的戰略包圍，國民黨北平政權開始加緊破壞北平的工廠、學校、機關。在這歷史的轉折關頭，中共地下黨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工人保護工廠企業、制止國民黨逃跑時劫運或破壞廠房設備、原料物資、文書檔案。

地處西郊的石景山、門頭溝等處廠礦，是北平最重要的工業設施。石景山發電廠的工人在護廠委員會領導下，劃分為宣傳、消防、救護、警衛等小組，專人負責看守各車間，保護檔案、材料賬、圖紙和各種設備。門頭溝的礦工們也紛紛組織起來，保護礦井安全，做好迎接解放軍的准備。在市區，電信局、電車公司、軍需被服廠、七十兵工廠、中央印制局北平分廠等許多企業，在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都成立了護廠、護局的糾察隊或護廠隊。黨組織提出的“人不離機器，機器不離人”，“機器就是我們的飯碗，誰敢砸我們的飯碗，就和他拼”的口號深入人心。工人們還在財務、器材等技術部門及廠長辦公室、督察室等要害部門建立耳目，隨時准備粉碎敵人的陰謀。為了在解放后能順利進行接管，中共地下黨發動各廠礦的地下黨員和積極分子搞調查研究，收集情報。這些材料對圍城部隊了解市情、廠情、敵情，以及為后來的接管、鎮壓反革命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職工群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所進行的英勇的護廠斗爭，使工礦企業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下來，成為解放后發展工業生產的基礎。

從以上幾個工人運動典型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工人階級一開始走上政治舞台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開展活動的，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也是始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壯大起來的。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各個時期，北京工人一直跟著共產黨，旗幟鮮明地站在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前列，向帝國主義、軍閥、買辦和一切欺壓勞動人民的反動統治者、工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不論白色恐怖如何肆虐施暴，黃色工會如何為虎作倀，不論道路如何曲折艱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革命斗爭從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