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出版的團中央機關刊物《列寧青年》第11期刊載了這樣的一篇文章《紀念我們的青年領袖——胡南生同志》，文章寫道，“……胡南生同志始終忠實中國的革命，始終忠實階級，始終與國民黨及無產階級的叛徒斗爭到底。”這是對一名革命戰士的高度贊揚，更豎起了一名共產黨員在人們心中不可磨滅的形象。

胡南生，又名胡蘭生，1905年出生於湖北武昌的一戶貧苦農民家庭，在鄉下讀了幾年的私塾。由於家境貧寒以及父親早逝，胡南生早早地結束了讀書生涯，14歲時到武漢一家工廠當學徒。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武漢，正處於風起雲涌的革命浪潮之中。當時武漢底層的產業工人對於革命形勢的發展密切關注，從農家走出的胡南生也和當時許多產業工人一樣，渴望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他參加了童子軍，並投入到各種工人運動中，后來因為參加工人運動，遭到廠方的開除。雖然胡南生在武漢的工作和生活極為艱苦，但他一直保持樂觀的心態，在革命的實踐中，他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在一次回家與妹妹的交流中，他對妹妹說：“我們要翻身，那一定要革命，不革命就不能翻身。”此時的武漢成為風雲際會之地，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在這裡發生，許多革命青年在這裡選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為之終生奮斗的信仰和事業。他們在武漢的這段經歷，特殊難忘，充滿傳奇，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胡南生在武漢當學徒的時候，有一次在睡夢中聽見一陣口號聲：“打倒國民黨！”“共產黨萬歲！”胡南生早就知道共產黨是窮人的救星，武漢共產黨人的英勇事跡，他早已耳濡目染。他從門縫裡往外瞧，令人意外的是，國民黨反動派押赴刑場的人竟是一名女共產黨員。這名女共產黨員毫無畏懼，邊走邊喊口號，一路高唱《國際歌》。“共產黨真了不起！”這樣的情景深深地觸動了胡南生。他決定無論如何都要找到共產黨，他經常留意看哪些人真心為工人辦事，冒著風險去找共產黨員，不久加入了黨組織，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工作和斗爭。胡南生在這種革命環境下，不斷成長，開始領導武漢勞動童子團的組織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黨組織安排胡南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莫斯科中山大學為紀念中國國民黨已故領袖孫中山而開辦，以孫中山的旗幟吸納中國進步青年，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中國革命培養干部。當時的莫斯科是革命青年心中的聖地，能夠被組織選派到那裡學習，胡南生內心是無比激動的。然而，隨著國內革命斗爭日趨復雜，遠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不再是風平浪靜的世外桃源，已經深深地打上了國內革命斗爭和聯共內部斗爭的烙印。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消息震動了莫斯科，中山大學校園一夜之間變得異常的死寂。在這以后，再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學生已經沒有學長們往日之間的融洽，國共兩黨選派的學生仿佛經歷了一場地震，彼此之間多出了隔閡。胡南生等由共產黨選派的學生在這樣的緊張氛圍中，安排好學習和日常生活，他們心裡清楚，形勢愈來愈復雜，也許這樣的學習機會很快就會失去。

樹欲靜而風不止，此時恰逢蘇聯社會自身的重大轉折關頭。1924年列寧逝世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和斗爭愈演愈烈，中國革命的問題，又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斗爭的焦點之一，這些斗爭加劇了中山大學學生的思想混亂。此時，胡南生等部分中大學生堅決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因而受到打擊。盡管如此，胡南生和其他同學依然來到圖書館、教室堅持學習，往日的歡樂氣氛早已成為美好的回憶。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學改名為中國勞動者中山共產主義大學，國民黨籍的學生陸續被遣送回國。當時繼續在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共產黨員面臨著種種困難，聯共（布）中央計劃關閉這所學校，1930年2月2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關閉莫斯科中山大學。胡南生等由中國共產黨選派的青年學子不得不離開莫斯科，啟程回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在回國后立即投入到復雜激烈的民族救亡斗爭中。

1930年，胡南生從莫斯科回國，同行的還有建國后任職於全國婦聯的帥孟奇等人，他們一起到了上海，當時白色恐怖籠罩上海，共產黨員公開活動受到限制，胡南生選擇去拉黃包車以解決自己的生計問題。拉黃包車對於胡南生來說是個外行，每天掙的工錢大部分都交給了老板，自己所剩無幾，吃飯還是每天面臨著的一個大問題。帥孟奇當時在上海的紗廠工作，每月可以掙到十幾塊錢的工資，她格外節省，將剩下的錢支援胡南生和其他同志。但是，沒過多久，帥孟奇被捕，胡南生的生活又變得拮據，經常無以為食。后來，在黨組織的安排下，胡南生先后擔任了江蘇省上海工聯會青工部部長和上海法南區委書記。當時由於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路線，使黨中央和地方黨團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尤其是顧順章的叛變，給革命造成了黨成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就是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胡南生毫不畏懼，他深入到工農群眾中，指揮著上海各區的對敵斗爭。

當時，中共中央機關雖然遭到了破壞，但是仍然努力在工人群眾中恢復被破壞的黨團組織，盡可能地挽回黨組織的損失。上海滬西區當時是日本資本家開辦紗廠最為集中的地方，那裡產業工人密集，日本資本家飛揚跋扈，隨意克扣工人工資，底層的工人們深受資本家的剝削。上海黨團組織的破壞以及國民黨反動派不斷制造白色恐怖氛圍，群眾不敢接近共產黨。針對這一情況，黨組織委派胡南生直接去領導滬西區的斗爭。可想而知，當時整個上海都處於國民黨嚴密監控之下，在國民黨特務眼皮底下開展群眾工作是何等困難。

胡南生沒有考慮個人的安危，想得更多的是上海的黨組織如何能夠盡快恢復。胡南生和其他同志利用年關有利時機，從工人身邊事開始做起，針對工人在生存線上掙扎，胡南生發動各紗廠的工人們向日本資本家開展要求增加工資、反對延長工時的斗爭。期間，胡南生起早摸黑，深入到各個工廠發動群眾，他深知，如果僅僅從行動上發動群眾，效果甚微，關鍵要從思想上讓工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知道共產黨是為他們謀取幸福的，他向工友們講述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手段、工人遭受資本家壓榨的原因。

在生活上，他更是關心工人們的疾苦，盡管自己也面臨著生計問題，隻要工人有困難，他都想方設法給予解決。有一年的冬天，胡南生看到一位歲數大的工友仍然穿著單褲，他悄悄地將自己身上的棉褲給了這位工友，然后自己穿著單褲熬了一個寒冷的冬天，工友們被他這種舍己為人的精神所感動。他將自己每月很少的生活費，擠出一部分接濟工友。在胡南生的帶領下，工友們團結起來，同資本家開展各種斗爭，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滬西區的黨團組織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由於胡南生長期直接領導最基層的工人斗爭，許多國民黨的特務對他都很了解，每當胡南生外出的時候，滬西區委的同志們對他的安全都很擔憂，讓他盡量減少外出。他笑著說，“革命要有犧牲精神，才能壓倒敵人。我被捕后，准備到雨花台去。”胡南生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白色恐怖統治所嚇倒，相反，他積極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去，竭盡全力讓革命的火種能夠繼續燃燒下去，隻要革命的火種不滅，必能成燎原之勢。

1933年2月，胡南生在主持召開上海市團區委書記聯席會議時，由於叛徒的告密，出席會議的代表被特務機關逮捕，被關押在法租界的巡捕房，隨后被引渡到國民黨上海拘留所。在獄中，胡南生看到了出賣黨組織的叛徒，強壓住滿腔怒火，鎮定地說：“我不認識他。”敵人用盡各種酷刑，胡南生沒有透露出任何關於黨組織的秘密。在獄中，胡南生雖然深受折磨，但是仍保持樂觀的革命主義情懷，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去感染戰友，讓他們堅守革命信仰。他對獄中的難友說：“在審問時，隻要死守住第一關不被敵人攻破，敵人對我們就沒有辦法。敵人雖然抓到我們，但不能在我們身上撈到什麼。挫敗敵人就是我們的勝利。”

同年5月，胡南生被押解到南京，關押在國民黨首都憲兵司令部。敵人沒有放棄對胡南生的勸降，並找來曾經和胡南生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叛徒胡大海，企圖通過胡大海軟化胡南生。胡南生對曾經的同學就這樣背叛革命，投向敵人的懷抱，感到異常憤怒。胡南生對敵人說：“我是為了干革命，不是為了做官”，敵人的各種懷柔政策始終沒有使胡南生動搖。1933年6月，黔驢技窮的敵人將胡南生殺害於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