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川的“前線”人生

胡一川（1910—2000），著名的版畫家、油畫家、書法家、美術教育家，出生於福建華僑家庭，1922年赴南洋生活，1925年回國。1929年考入杭州國立藝術院，在上海參加左翼美術家聯盟，為中國新興木刻運動最早成員，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赴延安，任魯藝美術系教員和魯藝木刻工作團團長，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1949年參與創建中央美術學院，1953年領導創辦中南美專（1958年南遷廣州，並改名為廣州美術學院）任校長。歷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廣東省人大常委、美協廣東分會副主席、廣州美術學院院長、黨委書記、終身教授。1991年獲中國美協和中國版畫家協會頒發的“中國新興版畫杰出貢獻獎”。

1910年，胡一川出生於福建農村一個貧窮的華僑家庭，原名胡以撰。12歲時，他和弟弟赴南洋謀生。1925年，胡一川獨自回國，進入廈門集美學校學習，不久升入集美師范部。期間，國內發生了“五卅”反帝愛國運動。此時恰逢魯迅先生到廈門，魯迅先生激動人心的演講激起了胡一川的愛國熱情，堅定了他做一個愛國、愛藝術的人的畢生信念。

1929年，胡一川考入杭州國立藝專，開始接受專業系統的美術教育。在這裡，他師從潘天壽先生學習國畫，師從吳大羽學習水彩，還跟隨法國畫家克羅多學習素描和油畫，奠定了良好的美術功底。該年冬天，胡一川積極加入了我國第一個左翼美術團體“一八藝社”。當時的一八藝社在短短兩年時間內涌現出了一批優秀的藝術青年，如李可染、季丹春、胡一川、劉夢瑩、王肇民等。

魯迅為展覽撰寫《一八藝社小引》。“時代是在不息地進行，現在新的、年青的、沒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這裡了，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漸生長的健壯的新芽。”這一評價不僅確立了中國現代美術的轉型標志，也給了“一八藝社”的青年藝術家們很大的鼓舞。魯迅先生參觀展覽后非常感動，特別提到了“胡以撰君的幾幅木刻作品”的難得。胡一川從魯迅的激勵中，樹立了投身革命藝術的堅定信念。在此期間，胡一川以比較成熟的刀法和獨特的風格創作了《征輪》、《飢民》、《流離》、《恐懼》等黑白木刻作品，大膽地批判了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現實和人民生活的艱辛。

木刻版畫《到前線去》1932年

1932年，胡一川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他以此經歷刻成的套色木刻《閘北風景》，成為中國現代版畫中最早的套色木刻作品。此后，他又鍥而不舍地創作了《失業工人》、《到前線去》、《怒吼吧！中國》等木刻作品。《到前線去》則成為新興木刻運動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之一。

1933年，胡一川加入中國共產黨，並直接投身工人運動，參加工聯，參與編輯《工人畫報》。他參展“為援助東北義勇軍聯合畫展”的幾幅作品被魯迅購藏。同年7月，因從事地下交通和文件保管工作，胡一川被捕。

當時的“白色恐怖”形勢十分緊張，由於國民黨殺害了許多革命志士，外界都以為胡一川也已經犧牲。在這種情勢裡，胡一川同獄友一起參加了絕食斗爭，使得他被釘了四十天腳鐐。但他依然保持著對藝術的高度熱情，在獄中經常唱歌、讀書，畫畫沒有紙筆，就用手插在褲兜裡在大腿上畫，還請難友們當模特作畫，在獄中還創作了木刻連環畫《大興紗廠》。

木刻版畫《八百壯士》

1937年，胡一川扮成商人，經杭州、上海、西安等地，歷經千辛萬苦抵達延安，被安排在“兒童劇團”和“抗戰劇團”工作。胡一川就接連創作了《組織起來》、《盧溝橋戰斗》、《消滅漢奸托匪》、《交公糧》等一批作品，成為延安新木刻第一人。

1938年5月，胡一川調入“魯迅藝術文學院”擔任教員，並讓他主持成立一個“木刻研究班”，將來到延安的眾多木刻工作者團結起來。胡一川迅速組織人員在延安鼓樓下辦了五期木刻壁報，沃渣、陳鐵耕、江豐、馬達、焦心河、羅工柳、華山、彥涵等都是當時的成員。

魯迅藝術文學院

在紀念魯迅逝世兩周年的時候，研究班出了一本木刻集，分送給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胡一川在后記中第一次提出了“組織木刻輕騎隊，到敵人后方去開展木刻抗日宣傳”的主張。

這一年冬天，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胡一川組織了“魯藝木刻工作團”(簡稱“魯團”)並任團長，深入敵后開展斗爭，渡黃河、越呂梁，進入太行山革命根據地作戰地宣傳，他們的木刻作品和展覽鼓舞了軍隊的斗志。他們繼而在《新華日報》華北版辦了副刊《敵后方木刻》，作為宣傳陣地。這段時間，他們跟隨八路軍前沿部隊一起出生入死，見証了戰士們浴血奮戰、流血犧牲。正是這段廣泛參與體驗戰斗的經歷，讓他們與武裝部隊一道，成為敵后抗日斗爭的另一支“木刻戰斗部隊”。

套色木刻《軍民合作》1940年

胡一川主張，藝術創作不論在內容題材上還是在藝術形式上都應該結合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實際，他們採用了民間印染法，用染布顏料和有光紙夜以繼日地趕印一萬多張套色木刻年畫。兩個鐘頭之內，被集市上的群眾蜂擁搶購，頃刻賣光。

此時的胡一川基本從過去的油印黑白木刻轉向了水印套色木刻，藝術表達和色彩應用具備了更高的審美風格。他們進而建立了一座木刻工廠，用手工操作擴大木刻宣傳品的印刷。這時期胡一川創作了《軍民合作》、《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等作品。此外，胡一川不忘木刻教學，在許多地區開展“木刻訓練班”，這種應時之需、配合戰斗的訓練班吸收了一大批新學員，形成了敵后抗日藝術斗爭的燎原星火。即便是受傷住院期間，胡一川還專門為木刻教學編寫了一本《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簡史》。

木刻版畫《減租會》 1943年

這一系列的創作實踐開創了根據地藝術創新的新路，即從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斗爭實際中開展創作。它蘊含著“文藝與生活的結合”、“文藝的大眾化、民族化”等深刻內涵，具有開辟性意義。胡一川的藝術思想，與延安文藝座談會確定的文藝方針相契合。座談會后，胡一川更加受到鼓舞，連續創作了《不讓敵人通過》、《勝利歸來》、《牛犋變工隊》、《攻城》等一批優秀的套色木刻。

木刻版畫《勝利歸來》

一次偶然機遇，胡一川發現了一套油畫工具和材料，立刻買了下來，他早年對色彩和油畫的熱情得到激發，從此開始創作油畫。北京解放后不久，胡一川奉黨中央的命令，帶領一批華北聯大第三部美術系的老師和40名美干班的學生，和徐悲鴻領導的北平藝專合並，於1950年2月建立了新的中央美術學院。徐悲鴻任院長，胡一川任黨組書記。

教學方面，胡一川尊重徐悲鴻原有的現實主義風格和重視美術基礎訓練的教學體系，同時把它與延安魯藝的經驗結合起來，主張師生要“重視實際，重視生活、接近群眾、改造思想”。在政治、文藝理論和美術史課程之外，胡一川訂下了每年下鄉下廠搞創作採風的制度，同時鼓勵學生參加土改運動，組織學生參加開國大典宣傳、抗美援朝展覽等。后來，國立美術學院改為中央美術學院。在如此繁忙的工作期間，他還極力抽出時間，創作了油畫《開鐐》、《開灤礦工》等油畫作品。

胡一川油畫《開鐐》

當胡一川進入中央美術學院的時候，大多數人並不知道胡一川會畫油畫。直到有一天，徐悲鴻偶然發現了胡一川的《開鐐》，大為興奮地說：“原來你的油畫畫得這麼好！”還沒等胡一川畫完，徐悲鴻就讓人把《開鐐》拿到蘇聯去展覽，並聘請胡一川為教授。胡一川1950年創作的大型油畫《開鐐》的鮮明藝術特征和飽滿的革命熱情得到了蘇聯專家的贊揚，是第一幅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並榮獲斯大林獎章的作品。

1953年，全國高等藝術院系調整，中央文化部委派胡一川南下創辦中南美專。1958年，由於中南局遷至南大門——廣州，中南區政治重心南移，“中南美專”也隨之遷到了廣州，改名為“廣州美術學院”，由胡一川擔任院長。

胡一川干勁十足，不斷完善教學體系。他就與美院的領導班子一起制定了一個“八一三制”方案：每年在校上課8個月，打好基本功﹔3個月下鄉勞動，搞採風創作﹔一個月休息，養精蓄銳“干革命”。這一科學的“八一三制”成為上世紀50年代廣州美院獨特的教學制度。

胡一川重視從延安流傳下來的“體驗生活、接近群眾”的優良傳統。因此，每次在學校師生下鄉勞動之前，他都要做一番熱情洋溢的動員講話。胡一川的學生潘行健回憶道：“讓學生融入到人民群眾中了解他們的生產、生活、斗爭，這是胡老一貫的思想。他每次下鄉的動員報告，我們都很愛聽，他在藝術中純粹地對待生活，對待人民，感染了許多學生。”潘行健認為，正是胡一川的思想，確立了廣州美院從人民群眾的生活實踐出發、與時代內容同呼吸、貼近生活等一系列“接地氣”的辦學特色，也影響了一大批日后成名的藝術家在創作中守住生活之源。

回顧胡一川的藝術人生，他前半生投身革命藝術，熱切表現生活、表現時代﹔后半生則投身於油畫創作，將對表現主義的熱愛與自身凝練、剛健的藝術風格熔於一爐，創造出極具個性色彩的油畫藝術。

油畫《挖地道》1970年

1983年，胡一川從院長職務上退休，擔任顧問。改革開放以后，胡一川感受到現代化建設的勃勃生機和高昂熱情，他的油畫便也開始轉向以現場寫生為主的風景創作了。上世紀80年代，胡一川的足跡遍及十幾個省、幾十個城市和地區，創作了一大批藝術水准極高的油畫。

上世紀90年代后期，新建成的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被學校命名為“胡一川美術館”。2000年7月，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行的“20世紀中國油畫展”中，胡一川教授的《開鐐》、《挖地道》、《南海油田》和《石佛寺》作為主要作品參展，代表了油畫界對他藝術探索的認可。

胡一川日記，截圖自《站在人生的前線——胡一川藝術與文獻展紀錄片》

胡一川一生的藝術經歷與中國民族革命和新中國社會建設水乳交融，在時刻關注現實的同時又不失去自己的獨立性，秉承了特色鮮明的印象派和表現主義特征，在木刻版畫和油畫兩個美術門類中都取得了極高的成就，留下了一批優秀的美術杰作。他不僅是中國現代版畫的先驅，在油畫的藝術風格和成就上也自成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