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加拿大華人移民史學者黎全恩教授在2018年6月辭世。古今中外，沒有人能夠改變這樣的事實：研究歷史的人，終究也會成為歷史的一部分，身患癌症長達8年之久的黎教授，早就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他對死並不畏懼，在被診斷出癌症以后，沒有消極悲觀，而是積極進取，與癌症“共舞”。在這特殊的八年中，他遵從醫囑，隻要出現新的癌細胞，就進行標靶治療，從不愁眉苦臉。走遍北美四十多個唐人街、研究加拿大唐人街歷史將近四十年之久的黎全恩，患病后並沒有在休息療養中度過，反而以更加達觀的心態投入華僑史研究，創造了以工作來養病、養病為了更好研究的“生活模式”，並且繼續到世界各地收集史料，不斷有新作問世，可謂研究唐人街歷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這不是很多歷史研究者可以做到的。
更值得關注的是，黎全恩教授不僅僅是加拿大移民史的一個研究者，他一生的經歷，就是加拿大華人移民歷史的一個縮寫。他出生於廣東（1937年），在香港大學完成大學學業（1960年），之后在港大取得碩士學位（1964年）。由於學業優異，獲得英國聯邦獎學金，前往倫敦政經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研究中國棉紡織業發展史，1967年獲得博士學位后，回香港母校地理地質系任講師。翌年在新婚后就移民加拿大，並定居維多利亞，並在維多利亞大學地理系任教，直到2003年七月榮休。從移民加拿大到去世，正好半個世紀，他一生心無旁騖，教書育人，在加拿大唐人街歷史研究上做出巨大貢獻，獲獎無數。難能可貴的是，黎教授不是一個書齋裡的學者，而是一個為保護唐人街四處奔走的行動者。鑒於他為研究、保護、繁榮加拿大第一個唐人街——維多利亞唐人街所作出的特殊貢獻，他被授予維多利亞市“榮譽市民”（1980年），在英女王訪問維多利亞時，黎教授親自給女王講解華埠的前世今生，讓女王印象深刻。
黎教授的學術態度嚴謹，但不受“權威”光環的束縛，思想開放。更令人欽佩的是，黎教授在歷史細節上觀察入微，忠於史實。黎教授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寫下了他的成名之作《Chinatowns:townswithincitiesinCanada》（加拿大華埠發展史),以及《TheforbiddenCitywithinVictoria》（維多利亞之紫禁城），奠定了加拿大唐人街研究史權威的地位。不過，他從不以權威自居，而是與人平等相待，學術為尊，在學界，在社區，都是如此。
為了紀念黎全恩教授，我們以十年為單位，將他四十年研究的主要成果，做一個簡要的學術編年史。因為我們相信，黎教授的學術生命將會長期延續，因為黎全恩將加拿大唐人街的前世今生載入了史冊，而他的卓越研究也讓他自己載入了史冊。（注：為行文簡潔，以下敘述中提及黎全恩教授，一律簡稱黎全恩）
黎全恩著作編年簡史
黎全恩從20世紀六十年代起，共出版專著13部，與人合作編著3部。共發表論文359篇。其中學術論文56篇，有關加拿大華人、唐人街學術論文42篇。
一、第一個十年（1964—1973年）
黎全恩的學術研究和著述生涯，可追溯到他求學時期。在攻讀碩士期間，黎全恩就開始了學術論文的寫作。至1968年夏天，即他自香港移民加拿大之前，主要研究社會地理學以及香港經濟企業等議題。1968年黎全恩應聘到加拿大卑詩省維多利亞大學任教，之后不久開始學術轉向，進入加拿大移民史研究。
在第一個十年中，黎教授研究的課題主要在亞洲社會地理學上，其中又以香港地區的題目為主，在其31篇論文中，13篇是關於香港地區的研究，但是重點在社會經濟的考察。如《雜亂無章：香港兩個工業區》（1963）、《產棉周期與香港的紡織業：1899—1962》（1965）、《香港的小企業：與城市重建相關聯的搬遷》（1973）等。1967年與D.JDwyer合著出版了《香港小企業：模式與制度》。
到加拿大后不久，黎全恩就開始涉足加拿大華人移民史研究。在學術方向轉移的契機上，黎全恩曾經這樣解釋：因偶然看到了艾倫菲利普（AlanPhillips）的“操縱華人的加拿大黑社會”一文，感到西人世界不能完全了解華人社區，所以有不准確的判斷，也可能由於種族偏見或對於加拿大的中國文化與社區的誤讀或忽視。可見，黎全恩是為了糾正英語世界對華人社會的學術偏見，而開啟了他對加拿大華人、尤其是唐人街的研究，毫無疑問，黎全恩有著相當濃重的中華民族情意結，他要把真實的唐人街和華人社群呈現給英語世界。
有趣的是，黎全恩在學術上採取狹義和廣義交叉的實証研究方法，同時也成為他作為保護唐人街歷史遺跡的行動派的特征，這是他生涯中的另一大成就，並因此而獲得加拿大勛章。換句話說，唐人街的歷史研究，促使他坐言起行，參與到保護維多利亞（舊稱域多利）唐人街的工作中。
1.“唐人街研究”著述的起點
1971年起，黎教授擔任了域多利中華會館的文化顧問，開始使用域多利中華會館的原始檔案，為他的唐人街研究提供實証依據。1972年發表的《域多利中華會館：創建與職能》（唐人街研究的第一篇論文）、1973年發表的《華人試圖不支持移民加拿大：從域多利一些華人檔案的發現來看》c（第三篇論文）都是利用域多利中華會館的檔案文件來建立華人社區的數據，開展加拿大華人社區研究。
《域多利中華會館：創建與職能》（TheChineseConsolidatedBenevolentAssociationinVictoria:ItsOriginsandFunctions）是黎全恩研究加拿大唐人街歷史的開篇之作。該文對1884年域多利中華會館的創建背景以及過程作了仔細研究，指出淘金潮與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的修建是華人來加拿大卑詩省的兩個主要原因。1881年華人在卑詩省人口達到4350人（卑詩省總人口49459人），而域多利華人人口在1884年達到1767人（1881年域多利總人口為5925人），成為當時加拿大最大的華人社區。不過，黎文指出，當時因為沒有領事級別的機構與加拿大省、自治領地政府進行交涉來反抗歧視華人的法案，有些糾紛要通過滿清帝國駐舊金山領事館來加交涉方可﹔同時，華人社區內部日益增長的犯罪、賣淫、賭博以及爭端也需要成立一個類似的執法機構來管理，因此通過發動捐款，建立了中華會館以及中華醫院。根據中華會館原始資料，該會1884年8月9日以“ChineseConsolidatedBenevolentAssociation”注冊，並附有英文的章程。中文的章程更加詳盡，重點在兩方面，一是規定了會館的宗旨與職責﹔二是會館選舉、財務審計制度﹔華社內部以及與西人糾紛的依法處理原則﹔社會福利等。會館的正式落成則是1885年7月。
早期中華會館的檔案可以分成四個類型：一是抵制歧視法案與人頭稅的文件，一般是隻要有歧視法案出台，就會有中華會館集資請律師上訴。二是維持唐人街的秩序與平息糾紛。三是為華僑捐資救災，范圍不僅對祖國，還惠及世界各地的華僑。第四是建立了中華醫院、中華墓園與中華學堂（后為華僑公立學校）。黎文特別提及當時華人的居住情況。針對域多利政府規定的人均居住空間不得小於380英尺，唐人街因擁擠的居住環境而屢遭查禁，但華人的貧困程度實無力符合當局標准，中華會館採取消極抗議的策略，最終使得此項規定終止執行。
黎文在追溯中華會館數十年前的重要地位之后，也指出時代變遷帶來的變化，中華會館的重要性在當今迅速衰落，主要由於以前的職責不再具有必要性。排華法已經被廢除，華人不被主流社會所排斥。新移民與加拿大華裔年輕一代更經常地與西人社會融合，不必借用中華會館作為傳聲的途徑。黎文指出，域多利至今仍有很多華人社團活動，而中華會館的主要職責集中在於管理中華醫院、墓園以及僑校。
2.對加拿大移民歷史階段的劃分
1973年，黎全恩發表另外一篇重要的論文，題目是《1858—1970年移民卑詩省的華人及時期劃分》。該文將加拿大華人移民歷史作了五個階段的劃分。
（1）淘金階段（1858—1870年代）
1858年，菲沙河與湯普森河發現金礦，導致了第一批華人來到域多利，獲得執照后就到了淘金場。由於缺乏普查，也由於人隨礦走，華工人數具體難於統計。根據報道，到1860年，卑詩省估計有4000華人。1867年，白人與華人相加大概有15000—20000人，而原住民則有30000-40000人。到了1878年，也就是修鐵路前，華人總數在卑詩省達到了大約6000人。
華人在卑詩省的移居路線沿河谷呈典型的線形——沿著菲沙河大小支流淘金壩附近安營扎寨。黎文指出，現今當地許多地名還是以中文命名的。華人的移居路線和人口增減，又與受雇於農場、伐木場、煤礦以及修路等機會相關聯。1866年當“淘金熱”過去，經濟危機來臨。在煤礦，華人接受比白人低的工酬，排華的情緒在白人勞工中開始出現，1872年，卑詩省的議員首次提出對進入加拿大的華人課以50元人頭稅的提案，但未被自治政府通過。
（2）修建太平洋鐵路時期（1880—1885年）
1880年，聯邦政府開始在卑詩省開始修建太平洋鐵路，因經費捉襟見肘，承建公司開始雇佣廉價華工。1881—1884年，大約有16000華工來到域多利，沿著鐵路線居住，從事各類職業。1884年，唐人街在卑詩省有三十多個，域多利時稱大埠，大約有1800名華人。新西敏特（NewWestminster）稱為二埠，有1680名華人。第三位是乃磨，另外還有幾個如耶魯（Yale）等曾經是“淘金熱”的小鎮。
在華人人口增長過程中，要求限制華人移民入境的呼聲也開始出現。1881—1884年，大量涌入的華工令當地工人不安。而美國政府的排華法影響也波及加拿大。很多在太平洋鐵路修建完工后的華工因為無法回到美國，被迫在加拿大接受低工資的工作，使得處於爭取高工資罷工中的白人工人轉向排斥煤礦華工。在卑詩省的壓力下，加拿大自治領地1885年通過了對每一位加拿大的華人施以50元的人頭稅。
（3）限制入境時期（1886—1922年）
1887年，太平洋鐵路修到了溫哥華，使之隨即躍居加拿大太平洋最大的港口，溫哥華人口超過了域多利，成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華人改從溫哥華登陸，華人人口超過了域多利。華人也開始在菲沙河三角洲精耕細作，受雇於當地的農牧業，也形成了一批種植農民。華人在各地的定居使白人居民將之看成是競爭者。1901年后，人頭稅提高到了100加元，1903年提高到了500加元。
（4）排華時期（1923—1946年）
1923年“排華法案”（TheChineseImmigrationAct）通過，使得華人移民人數驟然下降。連永久居民或公民都不准許申請團聚移民。
（5）打分入境時期（1947—現在）
1947年5月14日，排華法案廢除，加拿大接受華人團聚移民。1962年，新移民法通過，華人與其他國家的移民一樣，可以通過打分移民。如今不僅在卑詩省，在加拿大其他地方也遍布華人。1967年，共有8萬華人居住在加拿大。大多數新移民受教育程度高，他們與出生於加拿大的年輕一代移民一樣，散居在白人社區中。雖然還有些孤寡老人住在老屋中，唐人街已不再是“避難所”，主要成了頗具東方情調的觀光商業街。
二、第二個十年（1974—1983年）
該時期是黎全恩全力投入移民史研究和涉入維多利亞唐人街保護事宜的重要十年。他從1974年起開始擔任維大副教授。1978年開始，黎全恩投入域多利市政府唐人街的遺產顧問委員會、唐人街翻新委員會的工作，並為域多利市政府規劃唐人街未來而進行大普查。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受到社區和市政府的雙重信任，故而從1979年起擔任域多利市唐人街重建委員會主席。同時，他也承擔了卑詩省博物館域多利ManYuckTong中藥鋪的盤點整理。由此，他的工作形成了三方面的成就，一是寫出扎實的實証研究論文，二是幫助唐人街的保護與重建，三是搶救了唐人街的重要文物。
因此，黎全恩在1980年獲域多利市“榮譽市民”稱號。1983年，他獲任為維多利亞最重要的地區——薩尼奇（Saanich）的遺跡委員會顧問與建筑委員會主席。同時，他也擔任歷史悠久的華僑公立學校校董。1983年是黎全恩的獲獎年。他獲得了由總督EdSchreyer頒發的加拿大勛章，也獲得了美國國家與本土歷史協會的榮譽獎，表彰其對域多利歷史遺產唐人街的保護與重建的杰出貢獻。黎全恩所在的域多利華人社區，也給予他諸多的獎項。
在歷史研究方面，黎全恩共發表了學術論文21篇，繼續借助華人社團歷史檔案，作為加拿大官方華人人口統計數據的補充與細化，深化了有關早期加拿大華人人口構成與原籍地的研究。他在參與域多利市政府對唐人街的的未來與保存的規劃工作同時，開啟了他研究唐人街歷史與建筑的課題。而在早期唐人街發揮重要領導力的加拿大洪門歷史，也進入他的研究視野。當然，承續他在香港和英國的學術活動，關於香港以及中國的課題，也繼續佔據他歷史研究版圖的一角。關於香港以及中國的文章有《新疆的棉花種植發展》（1976），《大生圍住房計劃論辯》（1976），《香港米埔：投機型發展與環境》（1979）。
1.加拿大唐人街的研究與保護
從1975年到1979年，黎全恩發表5篇關於加拿大華人社區的重要論文，對加拿大華人社群進行了歷史且相當宏觀的探討。其中包括《1880年早期加拿大華人的原籍與家族》（1975）、《1892—1915年加拿大華人原居地數據研究》（1977）、《20世紀中期加拿大唐人街的人口結構》、《族群》以及《華人對卑詩省的印跡》（1978），這些論文有一個特點，均是在域多利中華會館以及其他社團資料研究的基礎上建立數據。
域多利唐人街是黎全恩歷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他身處其地，擁有最詳盡的史料，並有歷史與現實互動的巨大刺激，從而使他在這方面的研究相當詳細獨特，廣受關注。
與域多利唐人街規劃同步，黎全恩從1978年起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域多利唐人街、卑詩省華人歷史研究的文章，有16篇之多，其中不乏首創性的研究，也有具啟發性的重要觀點。論文《華人在卑詩省的印跡》（1978）一文，總結了華人造就的獨一無二的城市“飛地”——唐人街在卑詩省的四大顯而易見組合印跡，並指出這四大印跡成為卑詩省景觀中的一部分。黎在文中還疾呼，溫哥華與域多利唐人街因為其歷史悠久且仍然發揮著日常的居住功能而值得保護，從而可成為多族裔的加拿大一個鮮活的族裔景觀。在《域多利唐人街建筑歷史》（1981）一文中，黎全恩將發展的視角與實証的細節相結合，將域多利唐人街的建筑之美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寫就在歷史研究的字裡行間。他還在單篇論文的基礎上，出版了專著《卑詩省的建筑》。
黎教授給域多利市政府的報告，可視為是一篇獨特的論文，它從保護歷史唐人街的角度，闡述了唐人街作為生活居住和商業工作的“獨特之城”面貌，為在現代市政管理下的唐人街要做的歷史保護和今日發展，提供了平衡及有深度的規劃意見，堪稱典范。這系列報告有為域多利市政府社區發展部撰寫的《域多利唐人街的未來：視角與觀點的調查》第一卷：建議﹔第二卷：數據表﹔有為域多利首府地區醫院與衛生計劃委員會而做的《域多利唐人街的護理之家：需求調查》﹔有為域多利唐人街住房委員會撰寫的《域多利唐人街：調查報告》，還有市政府手冊《同濟門：從理想到實現》、《域多利唐人街步行地圖》。
在撰寫論文和報告的同時，黎全恩為了保護唐人街而“不務正業”，在報刊撰文或寫唐人街“科普”，呼吁《唐人街值得保留》（1979），介紹《域多利唐人街的上城與下城》。更值得一提的是，黎全恩撰寫的《一座華人移民的“監獄”》一文，記錄了他親自去對即將拆掉的當年移民局大樓（豬仔屋）進行搶救性的現場考查。這座起用於1908年的大樓，原來是拘留醫院（DetentionHospital），曾經是1909—1924年間華人從香港到達域多利，從船上直接進入加拿大的第一關。根據當時的規定，如果來加華人在那裡被發現材料不全，即被拘押入大樓的監房，待下次船到后遣返。這些華人在牆上刻下了抒發憤怒與恐懼的題壁詩。黎教授搶救性地抄錄了這些歷史的呼喊，成為研究當年移民歷史不可多得的資料。
2.加拿大洪門研究發端
值得關注的是，黎全恩在晚年出版了關於加拿大洪門的著作，研究的起點是在這十年之間。黎在此時期發表了三篇文章。1982年發表論文《加拿大致公堂對於1911年黃花崗起義的貢獻》，對於洪門人士曹建武於1928年所記的《致公堂復國運動史》的手稿進行了研究。曹所記雖有舛誤，但此手稿仍是不可多得的、關於加拿大致公堂歷史的珍貴文獻。除了這篇論文，黎全恩也在《大漢日報》上發表了《洪門與天地會的起源》、《誰是萬雲龍，傳說中的洪門創始人？》兩篇文章。也為安東尼·陳（AntonyB.Chan）的《金山，華人在新世界》一書撰寫了書評。
三、第三個十年（1984—1993年）
這是黎全恩學術研究生涯中聲譽最隆的十年，也是黎全恩社會活動最多的十年，對唐人街的保護工作擴展到全加拿大，影響力甚至遠及中國。
1988年，黎全恩成為維多利亞大學教授，而他推動域多利唐人街改建的成功經驗，受到了卑詩省乃至加拿大其他擁有唐人街城市的高度關注。在短短的時間裡，黎全恩受邀參與到波特蘭市、埃德蒙頓市、錦碌埠(Kamloops)市、巴克維爾市（Barkerville）、渥太華市的唐人街改造。1989年起，黎全恩還擔任域多利姐妹城市顧問聯絡委員會副主席、主席，將歷史連接的觸角伸回到加國華人的主要來源地廣東。他受邀擔任廣東省海外華人學會、廣東省海外華人歷史學會顧問等職。
黎全恩最特殊的一點是，他在追尋和保護華人歷史史料上，不但“千方百計，不計大小”，而且也不會被“教授”的名稱所累，宛如一個“田野工作者”，親自去挖掘。在這段時間裡，他積極參與到各種保護文物史料的工作中去。重要的計有：為巴克維爾（Barkerville）歷史公園中的洪門史料翻譯成英文，使“洪門致公堂”遺跡在2009年被保守黨哈珀聯邦政府定為國家級的歷史遺跡﹔為溫哥華檔案館翻譯了葉生（YipSang，葉春田）收藏的文獻資料，而葉家在早期卑詩省華人歷史中佔據重要地位，也是華人在北美“開枝散葉”發展的一個重要典型。值得一提的是，黎全恩還積極參與了1992年卑詩省博物館的加拿大華人展覽工作，這是華人歷史貢獻在戰后的首次全方位呈現。
黎全恩在這十年中撰寫了多篇重要的論文，對唐人街的方方面面以及加拿大移民政策對華人社區的影響進行探討，有些論文有詳細的實証考察和宏觀分析，有些文章則帶有北美華人歷史科普的性質，可見黎全恩的研究興趣廣泛，研究態度嚴謹而不失大氣。這些論文和文章中的佼佼者有：《域多利教育中的歧視問題，1901—1923》（1987）、《維多利亞的華人墓園》（1987）、《從自我壁壘到融入：域多利中華醫院的興衰》（1988）、《加拿大移民政策對於華人移民的影響，1858—1988》（1990）、《唐人街的視覺特征》（1990年）等等。也為其他同行寫了5篇書評，如對於ChanKwokBun的《煙與火：華人在蒙特利爾》（1992）、KayJ.Anderson的《溫哥華唐人街：加拿大的族裔之論說，1875—1980》（1993）進行評論等。
與他學術研究生涯相伴隨，黎教授依然在中英文媒體上發表有關唐人街的文章，這也是他喜歡的“歷史科普”工作。溫哥華唐人街歷史淵源最長的《大漢公報》1992年停刊前，黎教授發表了《域埠致公堂成立日期考》、《研究洪門文獻之基本認識》﹔英文《唐人街新聞》（ChinatownNews）上，則有《華人致公堂應該保留卑詩省QuesnelForks的遺留建筑》﹔還在卑詩省歷史會的刊物上發表了《維多利亞的ManYuckTong》。
特別令人矚目的是，黎全恩在加拿大華人華僑史的研究中，有兩部最重要的著作，而且都是關於加拿大唐人街的專著，這兩部著作都是在這個十年中出版的，且奠定了其“加拿大唐人街研究之父”的美譽。1988年，他出版了《加拿大華埠發展史》﹔三年后，他出版了《域多利的紫禁城：加拿大早期唐人街的神秘、符號與面貌》（1991），這本書還一度成為當時的學術暢銷書。
1.《加拿大華埠發展史》——加拿大唐人街實証
黎全恩教授20年裡走訪了加拿大大部分唐人街。黎全恩的《加拿大華埠發展史》（《唐人街：加拿大的城中城》）並不是一本書齋之作，而是凝聚了黎全恩20年走訪加拿大新老唐人街（包括唐人街遺跡）的實地考察心血，也是學術界第一部關於加拿大唐人街充滿細節研究的專著。黎全恩以地理學家、歷史研究者、社會活動家的三重身份，對1858至1988年長達130年的加拿大唐人街緣起和興衰，進行了實地考証與文化歷程的追尋，這是之前研究加華歷史的學者都沒有嘗試過的。
《加拿大華埠發展史》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根據中國移民來加的四個歷史階段，來探討加拿大唐人街的百年興衰與復興，尋找唐人街豐富多彩的歷史軌跡。黎全恩總結了加拿大每個城市的唐人街發展模式，將其歸納成始建、發展、衰退和消亡或重生這幾大特征。而這個起伏跌宕的過程，又與華人移民的四階段歷史有機互動，形成了某種有規律的興衰起伏。這四個時期分別為：1858—1884年自由進入時期﹔1885—1923年限制入境期﹔1924—1947年禁入時期﹔1948—現在評估移民時期。
黎全恩認為，由於白人至上主義觀念的作祟，唐人街的發展歷史，從來沒有擺脫過種族歧視政策和民間的排華勢力陰影，始終伴隨著唐人街的發展歷史，型塑了唐人街的前世今生。依照歷史的時間順序，加拿大的唐人街形態分成四種：（1）二戰前原有的舊唐人街﹔（2）二戰后建立的新唐人街﹔（3）改造的唐人街，包括重建或翻新﹔（4）修葺后保留的歷史古跡唐人街，成為加華歷史活的博物館。
《加拿大華埠發展史》第二部分專注於域多利唐人街，以考察主流社會中的華人社區發展，並將其作為與其他加拿大唐人街比較的一個范本。
域多利唐人街以加拿大最古老的唐人街而令人矚目，它成為唯一一個華人來加拿大134年全程的歷史見証。在太平洋鐵路尚未竣工前的三十多年中，大多數來自中國的移民都從域多利登陸，唐人街是他們必然的落腳之處，也是他們的許多后人尋根之地。域多利的唐人街又堪稱是加拿大“美國舊唐人街”發展的典型，因為它與美國唐人街的社會經濟發展軌跡十分相似，都有始建、發展、衰退和消亡或重生的階段。但是，域多利唐人街超過百年延續的歷史遺跡，珍貴歷史價值的文物如此高度集中呈現，在北美唐人街中堪稱少有。當地城市規劃者和政客們也達成保存這片19世紀唐人街原貌的共識，使之成為“活”的歷史博物館並兼具旅游價值。
2.《域多利的紫禁城：加拿大早期唐人街的神話、符號與面貌》——域多利唐人街的史詩長卷
如果說在《加拿大華埠發展史》中，域多利唐人街給予讀者的是“驚鴻一瞥”，那麼，黎全恩在1991年出版的《域多利的紫禁城：加拿大早期唐人街的神話、符號與面貌》，則是對1858—1991年域多利唐人街的成長歷史，做了史詩般的長卷描述，讓讀者“得窺全貌”，可謂美不勝收。
《域多利的紫禁城》也是按照時間順序，來劃分域多利唐人街的發展史。黎全恩在書中調動所有的手段，包括使用大量的圖片、地圖以及表格來呈現和解讀域多利唐人街的歷史、象征符號、內部結構、建筑外觀甚至街景，來全方位考察唐人街的社會、文化、商業、經濟功能等因素，勾畫出加拿大華人社區的生活全景。不僅如此，黎全恩頗有見地地指出，對香港和廣東的考察，也有助於研究中華文化對於唐人街建筑格局的影響。
1858年，卑詩省菲沙河下游發現金礦，華人來“金山”淘金，首站就是域多利。唐人街因此進入了始建階段（1858—1870）。1870年，一批小商人建立的商號在域多利唐人街脫穎而出，沿著加富門（Cormorant）街一字排開，使唐人街初顯商業規模。1874年，第一所華人“美以美教會學校”建立起來，兩年后客家人的譚公廟也問世，唐人街的社會功能趨全。
（1）域多利唐人街的發展時期（1880—1910年）
隨著華人人口的迅速增加，域多利的唐人街也呈現快速的發展。新式的三層磚結構樓房成為街景，取代以往的棚戶區景象。因單身男性華工的生活需要，唐人街臨街樓房的背面，復雜的小巷通向出租房、鴉片館、賭博館、窯子以及其他社會經濟活動，形成了外人難以捉摸的“神秘格局”。
（2）域多利唐人街的高峰期
1910年早期，域多利唐人街達到了它的高峰。在最興旺時期，唐人街有超過150家商號，兩家劇院，一所醫院，3所中文學校，兩座教堂，超過5家廟宇和神祠，10家鴉片工廠，大量的賭窟和窯子。當時的唐人街，是自給自足的社會，幾乎完全獨立於主流社會之外，也可以說是全加拿大華人的總部。
1920—1979年代，域多利唐人街進入衰落時期。這種衰退，有多種復雜的歷史因素，而且持續時間達半個世紀之久。20世紀，深水港以及太平洋鐵路西部終點的溫哥華取代域多利，成為加拿大首要的太平洋貿易口岸，也成為華人來加拿大登陸的地點。1911年，全加拿大華人人口為27774，卑詩省為19568，域多利華人人口3458，溫哥華為3559。（見表5-1）溫哥華華人的人口數量已經超過了域多利，后者降為第二大唐人街的地位。1923年，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ChineseImmigrationActof1923）切斷了華人進入加拿大的可能，使域多利的華人人口持續下降，域多利唐人街失去重要的人力資源，商業規模也大幅度減少。二戰后，隨著“排華法案”的取消以及華人東移成為常態，到1940年代末期，域多利唐人街又被多倫多的唐人街超過，屈居第三。
表5-1加拿大人口與華人人口對比表
| 加拿大人口 | 加拿大華人人口 | |||||||
| 加拿大 | 卑詩省 | 域多利 | 溫哥華 | 加拿大 | 卑詩省 | 域多利 | 溫哥華 | |
| 1901 | 5,371,315 | 178,657 | 20,919 | 26,133 | 17,312 | 14,885 | 3,004 | 2,654 |
| 1911 | 7,206,643 | 392,480 | 31,660 | 100,401 | 27,774 | 19,568 | 3,458 | 3,559 |
| 1921 | 8,788,483 | 524,582 | 38,727 | 117,217 | 39,587 | 23,533 | 6,484 | |
| 1901、1911、1921年加拿大及各地人口統計 | ||||||||
（3）二戰后的衰退與重建
雖然二戰后華人移民潮再現，域多利人口有所增加，但溫哥華唐人街和多倫多唐人街成為加拿大西部和東部吸引華人移民的重鎮，1961年域多利唐人街的人口數量隻達到1931年的60%。同時，對於華人歧視的減弱和社會環境的改善，使得華人可以走出“紫禁城”，尋找維持生活和發展的機遇。1967年的無歧視移民政策出台，標准計分制使華人新技術移民得以來加，成為年輕專業白領，他們不再到唐人街找生存之地，而是居於城中高檔地區。相反，唐人街仍然吸引著嬉皮士以及不會講英語的貧窮華人居住。1960—1970年代，域多利唐人街衰退凋敝，被當地人視之為“貧民窟”。1986年，域多利唐人街人口降到了全加拿大華人人口的第8位。
1980年代，域多利唐人街進入重建階段。域多利市議會看到了衰退中的唐人街文化遺產價值，從而在1979年推動了重建計劃。其中包括對唐人街社團會館的建筑和設施進行維修﹔修建中式牌樓同濟門﹔著手番攤巷翻新和樓宇補苴罅漏。重修后的唐人街被視為域多利的市中心之一部分。域多利唐人街是加拿大第一個施行舊城改造計劃的城區，為日后其他地區的唐人街所模仿。1983年3月，英國女王與愛丁堡公爵訪問了域多利唐人街，在加拿大唐人街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
根據黎全恩的觀察，直到1950年末，域多利唐人街紫禁城式的神秘特色並未改變。因此，《域多利的紫禁城》的其他部分，分成不同的專題，揭開唐人街的神秘面紗。如華人地產置業（1858—1991）專題，就打破了一般人對於最早來加拿大的華人都是窮人的假設及印象，揭示出唐人街的實體物業實際掌握於少數華商之手。根據黎全恩的史料考察，134年前最早的唐人街投資者，是來自於舊金山的富商。他們在淘金潮之初到域多利，即刻就投入了地產業。
對於19世紀中國商人在唐人街的地產置業的研究，有助於了解他們的經濟能量以及當年對於唐人街政治與經濟活動的控制。黎全恩將他們的地產經營分為四個時期：（1）舊金山商人的壟斷時期，1858—1880年代。（2）個人與團體置業，1890—1910年代。（3）地產衰落期，1920—1930年代。（4）重新置業，1940—1960年代。各個時期各類團體和大量的本地商人在唐人街物業的更替，有助於研究淘金熱后的商人群體的變化。從某種程度上看，華人的房地產物業已經是華人社區某種程度上的實體反映，它們都保留了唐人街中華建筑的東方特色。這些市容與唐人街的商業與社團互相依存發展。
《域多利的紫禁城》其他專題，則介紹了東西方文化的不同而引發的所謂神秘之處。如華人姓名、所謂的紫禁城的地道傳聞真相、何為番攤以及著名的番攤巷、堂與堂斗的來歷等。此外，黎全恩介紹了唐人街祠廟以及牌坊，以及唐人街建筑的獨特風格，宛如對域多利唐人街深度和全方位的導游。
四、第四個十年（1994—2003年）
這是黎全恩從維多利亞大學榮休前的最后十年。他對加拿大華人華僑史的研究仍然繼續，因著更多的學術榮譽和社會貢獻獎的獲得，黎全恩應邀參加的各種社會職務也越來越多，涵蓋各地唐人街的美化、政府有關文化遺產的組織、城市社會服務組織等等，他作為社會活動家的特性越來越強。
1994年，黎教授參加了各地有關華人社會或唐人街歷史的修復工作，也參與到埃德蒙頓、溫哥華、多倫多唐人街修建中華門的項目中去，一般擔任顧問一職。黎全恩還參與了科隆納（Kwlowna）地區歷史墓園的修復。
在聯邦的層面，黎全恩成為聯邦移民局公民節（CitizenshipCeremony）的典禮官（PresidingOfficer,1996—2003），也加入了關懷加拿大人總督獎顧問委員會（AdvisoryCommitteefortheGovernorGeneral’sCaringCanadianAward,2001—2004），他也成為加拿大歷史與紀念遺址部會員（HistoricSitesandMonumentsBoardofCanada，2001—2004）。
在卑詩省層面，黎全恩成為卑詩省衛生部與老年責任部老年顧問委員會成員（SeniorAdvisoryCouncil,MinistryofHealthandMinistryResponsibleforSeniors,1996—1999）、省長華人顧問委員會成員（Premier’sChineseAdvisoryCommittee,1998—1999）、卑詩省多元文化委員會成員（MulticulturalAdvisoryCouncilforBritishColumbia,2003—2009）。
在維多利亞市，黎全恩成為域多利市榮譽市民顧問委員會成員、華人橡樹灣區墓園美化委員會主席、ChungWah居民管理委員會和華人聯合福利會住房社會顧問，以及維多利亞與蘇州姐妹城市委員會理事會董事長，全加中華總會館主席。
由於在歷史研究和社會活動諸方面的貢獻，黎全恩獲得了TheGabrielleLegerAward，即加拿大文化遺產基金會頒發的最高榮譽獎、加拿大125聯邦周年紀念獎章（1992）、伊麗莎白二世金質勛章（2002）等聯邦榮譽獎，卑詩省文化遺產協會獎（1985），以及維多利亞榮譽市民（1980）獎，以及華人社區的各項獎項。
2003年，黎教授結束在維多利亞大學的40年教學生涯而榮休。但黎全恩並沒有告別學術研究，先后出任維多利亞大學耆英中心研究員、西門菲莎大學林思齊國際交流中心教授、太平洋與東亞研究系客座教授。不僅如此，2003年，黎全恩還與維多利亞大學發展辦公室（theDepartmentOfficeoftheUniversityofVictoria）創辦了黎全恩獎學金（TheDavidChuenyanLaiScholarshipFund），以支持進行老人學研究領域的研究生。
巧合的是，在這十年中，黎教授共發表學術論文10篇。如有歷史研究《卑詩省華人鴉片貿易與工廠》（1999），對當時風行早期唐人街的吸食鴉片問題，進行了供應源方面的探索。而自己也邁入退休老人行列的黎全恩，以感同身受的心態，對華裔老年人的歷史和現實做了詳細的調查，並將調查成果當作唐人街歷史全方位研究的補充，成果不菲。比如，他針對大溫哥華與大維多利亞地區華裔老人的狀況，寫了《老年華人和加拿大卑詩省的協會》（2000）的調查報告。
值得一提的是，黎全恩對加拿大移民政策的關注十分敏感，也一直跟蹤分析，因為他深知加拿大移民政策對華人社區的興衰消長，可謂意義重大。2000年，黎全恩寫了《加拿大新移民政策對於新唐人街以及新華人商業點的發展》一文，詳細調查了自1967年10月1日實施的新移民法后，到1980—1990年代，在多倫多、溫哥華超過80%新移民落腳的城市中，新唐人街、華人商城以及亞洲城的開發狀況。黎全恩在論文中指出，與早年貧窮的華工不同，許多新移民富有資金、經商經驗以及運營企業的技巧，加之華人慣有的自信、勤奮以及融入加拿大商業、專業領域以及社會中的能力，在他們定居於市中心的周邊地帶，就應運而開發出具有亞洲特色的商業點。黎全恩認為，要以亞洲主題商城來代替華人商城的界定，因為無論從開發商、商家還是顧客，都不能以單一的族裔來定位。因此，亞洲主題商城已經是加拿大大都市周邊地區顯著的景觀，它們也承擔起了服務亞裔客戶的公共聚集地以及社區中心的獨特功能。
居住在維多利亞市的黎全恩，從來沒有將自己關注的眼光從這個地方移開過。由於舊唐人街在1992年進行了改造，卑詩省皇家博物館專門設立了維多利亞唐人街的展覽區。黎教授於1994年發表了《卑詩省皇家博物館的唐人街展》、《卑詩省皇家博物館維多利亞唐人街展出說明》。
值得注意的是，黎全恩對加華歷史的研究，除了向英語世界呈現正確和真實的華人社區發展歷史之外，還帶有給華人社區進行“歷史尋根”的教育目的。為此，黎全恩不僅建構恢宏的學術論著，也精心撰寫“歷史散文”，或者短篇的“歷史報告文學”，發表於各類報刊，有中文也有英文，針對土生華人華僑，也針對新移民讀者。當然，因為近水樓台加上研究重點的原因，黎全恩發表最勤的是域多利唐人街的社區出版物《華埠通訊》。從1994年到2013年，黎教授持續在該通訊上發表系列的短篇文章，共計85篇，有考証，有論述，也有呼吁。1994年他在《華埠通訊》發表的第一篇為《“華僑”一詞之起源與定義》，隨后一發而不可收拾。這些短篇大多是有關黎全恩唐人街調研中的史實片段，放大足以成為大論題的視角，這樣的點滴記錄，對於華人歷史細節是不可或缺的補充。另外一點，這也說明黎全恩從來不壟斷研究課題，他樂於公布唐人街研究和思考的點點滴滴，不擔心別人“借著他的研究亮光”，做成更大更好的論文，這也從側面証明，黎全恩進行唐人街史的研究，不是為了一己成名，而是為了唐人街的歷史不致湮滅，讓華人社區乃至加拿大，都可以從這段歷史中得到正面的教育意義，這是一個歷史研究者應該具備的寬闊胸懷。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香港的《星島日報》和《明報》相繼到加拿大辦報，黎全恩成為這些報刊報道唐人街歷史的重要採訪對象之一，而他自己也在這些報紙撰寫關於華人歷史的文章，既保存了資料，也對新移民進行了早期華人歷史的啟蒙教育。1994年，《明報》刊載了黎全恩《華僑一詞之起源與定義》一文﹔1998年，黎教授為紀念19世紀早期中國華工的紀錄片《楓骨中華魂》出版了《楓骨中華魂：不用華工，鐵路成空》一書，該文以英語、法語以及漢語三種文字出版，並在《星島日報》上發出了該書的刪節版（1998）。
2003年，是域多利唐人街開埠145周年，黎教授在《星島日報》上發表了系列文章：《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加拿大華僑145年來之奮斗史》、《從卑賤貧窟到旅游景點——加拿大首個唐人街145年滄桑史》、《全加中華會館之緣起》。在英文媒體上，此時期黎教授也有《拯救無藝術性的早期華人移民藝術》（2001）、《（華人）舊日安葬》等文章。同時，也寫作了3篇書評，如對鄭靄齡（DeniseChong）《妾的兒女》、艾倫凱恩斯（AlanC.Cairns）《公民：原住民與加拿大國家》的作品評論。
五、第五個十年（2004—2013年）
2004年，黎全恩獲加拿大總督獎（TheGovernorGeneral’sCaringCanadianAward），為其對於顧問委員會的貢獻﹔2012年獲伊麗莎白二世金質勛章（TheDiamondJubileeMedalofQueenElizabethII,2002），為其對於加拿大的貢獻﹔繼續作為維多利亞文化遺產委員會、渥太華唐人街中華門以及多倫多唐人商業街改造榮譽顧問，以及維多利亞“金山150周年”慶典內閣成員（“150YearsonGoldenMountain”HonoraryCelebrationCabinet,2008）﹔維多利亞大學亞太事務中心（CAPI，CentreforAsia-pacificInitiatives）會員。
此間黎教授發表了學術論文3篇，還為英文報章寫了大量的文章。如2004年的《種族隔離政策而誕生的中文學校》、《拒收華人學生幾乎引起國際爭端》。2008年，域多利華人移民加拿大150周年紀念，黎教授在8月3日英文報紙“TimesColonist”上連續5版刊登《唐人街150周年》，向公眾介紹加拿大域多利華人歷史，而且此時期幾乎堅持在域多利《華埠通訊》上每期刊出各類加拿大華人史的短篇。
2010年，是黎全恩學術生涯中不同尋常的一年。一方面，他的癌症控制雖然穩定，但前景的不確定，使他無法從事較長規劃的寫作﹔另一方面，他決定與學者兼新聞工作者丁果以及小說家賈葆蘅合作撰寫人民出版社的學術著作項目《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958—1966）。這是黎全恩第一次涉及華僑史的通史寫作，也是第一次和別人共同研究寫作。黎全恩在合作的過程中，展現出提攜后進、信任合作者的風范。由於該著作是在中國內地出版，且通史需要完整的理論架構和敘述，擅長實証研究的黎全恩，在合作者分頭撰寫章節的同時，放手讓精通全球化發展的丁果負責全書的理論敘述和定稿，讓賈葆蘅善用其電腦知識，對政府出版物進行高效率的搜尋及負責史料的注釋，從而使該書在三年后即2013年順利出版。由於該書學術質量高，一出版即獲當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最佳年度學術著作獎，隨即又獲台灣僑聯總會2015年度學術論著社會人文科學類首獎，可謂是得到兩岸三地僑社普遍認同的少數華僑史著作之一。
1.捐贈收藏，福澤后繼學者
黎全恩從來沒有把移民史的研究當成個人私事，而是把它與歷史真相和歷史公義的呈現息息相關，與未來加拿大社會健康發展息息相關。因此，黎全恩全力收集史料，保存史料，但從不狹隘地隱藏資料，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來關注和研究加拿大華人移民史。2010年，黎全恩被醫生診斷罹患癌症。雖然他不曾被這樣的診斷擊倒，但黎全恩考慮到抗癌是一個難以預料的過程，因此需要對自己收藏的寶貴歷史資料有一個妥善的安排，方便后人利用查找。經過認真的聯系和周詳的思考，2010年9月，黎全恩將自己歷年實地考察並收藏的加拿大華埠資料共計80箱，捐贈給予多倫多大學利銘澤典宬圖書館收藏。多倫多大學接收到這批資料后，也相當重視，即刻聘請專人整理。黎全恩也在這個過程中與多倫多大學積極互動，不吝指導。2018年8月，即黎全恩過世一個多月后，整理工程完成了階段性任務。利銘澤典宬將之整理出的資料分成了147箱，其中有關加拿大以及部分美國、世界各地的華人移民、尤其是美加唐人街的資料佔到了約100箱，其中不乏珍貴史料。起止時間甚至可追溯到1877年的卑詩省的排華文件。在這些資料中，加拿大域多利中華會館（1890—2008）以及各地如冚巴（Cumberland）、列必珠（Lethbridge）、巴克維爾（Barkerville）洪門致公堂的原始文件，包括會館章程、各類活動的傳單、收據，以及書信、會員名單等珍貴原件，是加華歷史研究中的“頂級珍品”。
其實，黎全恩在抗癌的八年期間，仍然在積極研究加拿大華人歷史，並收集和整理了新一批的歷史資料。在去世前，黎全恩將收集自加拿大域多利中華會館的1884年至1976年的十多箱文獻資料捐獻給了維多利亞大學檔案部，這也是他對自己服務幾十年的大學作出的最后貢獻。在這批資料中，也有不少珍品，其中包括1902—1923年維多利亞華人的死亡與安葬記錄、1884—1912年諸如捐款、自由採礦者証書（FreeMinersCertificates）、國債、祖國賑災收據記錄，以及華僑公校、1956—1976年中華醫院記錄等。目前，部分資料已經可以在維大的網站上可以搜尋到，有益於海內外的移民史研究專家和業余人士。
黎全恩捐贈的資料有三個特點，一是歷史跨度大，范圍廣，內容細﹔二是珍貴史料和歷史原件多﹔三是分類清晰，便於尋找和使用。這就說明，黎全恩在收集史料時相當用心，不惜工本，親力親為。同時，也因為黎全恩研究公正，毫無私心，以至於許多歷史悠久的華人社團和歷史參與及見証者，願意將珍藏的史料無償贈與或者托付給他，而黎全恩一生也沒有辜負這種信任和托付。
2.《唐人街權力之核心》——維多利亞中華會館個案研究
在多年加拿大唐人街的研究的積累后，黎全恩的研究領域又有新的開拓。先前出版的兩本唐人街著作，黎全恩注重於唐人街的由來、功能、外在面貌、內部結構以及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問題。2010年，黎全恩出版《唐人街權力核心－維多利亞的個案研究》，用維多利亞中華會館的研究視角，通過中華會館的作用和影響，貫連維多利亞唐人街的歷史脈絡。重點對於唐人街中華會館以及域多利華人社區領導權、華人社團領導權的變遷以及20世紀初年加拿大華社的演變，做出了翔實的敘述。
在書中，黎全恩再度提及他研究唐人街史的緣起，偶然中透著必然。1968年夏他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偶然看到艾倫菲利普（AlanPhillips）的“操縱華人的加拿大黑社會”一文。其中提到了中華會館（ChineseBenevolentAssociation,簡稱CBA）是當地華人的政府（LocalChinesegovernment），“他們顛覆了我們的法制體系……賄賂我們的政客，中華會館將繼續對抗政府的地下戰爭。”這是他讀到的第一篇有關唐人街和中華會館的文章。由於唐人街以及華人社團信奉“沉默是金”的原則，認為在別人的土地上生存要低調，以至於當地西人甚至是1960年代后的新移民，都對唐人街的狀況不了解或完全不知，好萊塢電影裡唐人街的神秘和“無法無天”，成了北美坊間的基本認知。種種種族偏見或對於加拿大的中國文化與社區、中華會館不准確的判斷、誤讀或忽視。從中立的視角重寫各地唐人街歷史，為唐人街正名，正是黎全恩不停研究唐人街的主要動因。黎全恩突破單純的學術研究，移民來加拿大的頭三年就著手參與社區工作，並在之后的二十年中，陸續走訪北美超過三十個唐人街，掌握一手考察的資料。
中華會館是歷史上唐人街的生命樞紐。黎全恩通過歷史資料的整理，給中華會館做出了合理的定位：中華會館是唐人街全僑性社會經濟組織，居唐人街權力結構的頂端，並且對華人居民有行使權。地位如此尊崇，故而中華會館的正董有時就會被稱為是“唐人街市長”。一直到1950年前，加拿大省市兩級政府對唐人街的生存和發展漠不關心，宛如城市中的“化外之地”，故而中華會館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形同唐人街社區的“政府”，並且與主流社會的社區並行無礙。因此，在華人社區的衣食住行以及排紛解憂方面，中華會館就是實際意義上的“政府”。黎全恩觀察到，即使在當今的某些唐人街，中華會館依然居身於華人社區的主要代表。
黎全恩之所以將1884年成立的域多利唐人街中華會館作為該書的個案案例，有五個原因。一是在1909年清政府在渥太華建立領事館之前，域多利中華會館曾經有25年（1884—1909）的時間，是名副其實代表全加華人的“官方機構”。二是域多利中華會館也是全加唯一一個較完整保留了各類歷史文件的機構。第三是黎全恩本人應邀做了域多利中華會館榮譽顧問，來協助將其文件捐贈給維多利亞大學保存。這個工作持續幾十年，得以不斷研究並挖掘出新的資料，完善唐人街的歷史敘述。四是域多利唐人街在溫哥華唐人街取代其地位前的50年，其人口與商業的規模一直穩居加拿大唐人街的第一位，它至今還是全加歷史最悠久、依然實體存在並且保存19世紀建筑風格的唐人街。維多利亞唐人街1995年被政府指定為國家歷史遺產（NationalHistoricSiteofCanada）。作為最早來加拿大的華人第一登陸的港口碼頭，無論是研究華人歷史的學者還是1890年前的華人后代要尋根，域多利唐人街都是他們的起點。五是，從黎全恩來加拿大起，域多利就是他的新家鄉，他熱愛和認同這個社區，也願意畢生奉獻這個社區的歷史。
在這本書中，黎全恩將域多利中華會館分成初建（1884—1885）、富商寡頭體制、職能與活動（1884—1890）、機構發展（1890—1930）、民主制度轉變（1900—1930）、政治主導時代（1940—1960）、正常領導權（1970—2000）等幾大部分，指出了域多利唐人街與其他后建唐人街不同。在1909年前的二十年中，域多利唐人街的中華會館長期居於類似於華人“中央政府”的突出地位，在其125年的歷史中，不僅有其優越的地位，也因此衍生出社區領導權的爭奪與沖突，對於后人深入研究唐人街具有指標性意義。
六、最后四年（2014—2018年6月15日）
黎全恩人生的最后四年，主題仍然是加拿大華人歷史研究。他與癌症共存，目的不是為了享受吃喝玩樂，仍然是為了他鐘愛的華人歷史，即使跟家人出外旅游，惦記的還是歷史的寫作和史料的收集，並且成果頗豐。
2015年，黎教授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洪門及加拿大洪門史論》（2015），他的《書寫洪門歷史的回憶》也發表於溫哥華的《明報》。2016年，黎全恩和丁果合作，在上述通史的基礎上，以較快的速度完成歷史科普性質的英文著作《GreatFortuneDream—TheStrugglesandTriumphsofChineseSettlersinCanada,1858—1966》，該書得到了英文評論界和讀者的好評，並由出版社推薦參加相關歷史書籍評獎，並由卑詩省議員在議會介紹及省議會圖書館收藏。2017年，又出版了中英法三種語言的《加拿大的唐人街：承前啟后走進未來》。
1.《洪門及加拿大洪門史論》——加拿大洪門歷史研究
此書是黎全恩在多年來收集與採訪加拿大各地洪門的原始資料基礎上匯編而成，不少篇目之前已經單篇發表過。在加拿大華人華僑的歷史研究中，關於洪門會黨的專題研究歷來不足，而黎全恩對加拿大洪門史料的收集前后幾十年，相當難能可貴。1988—1989年，卑詩省省立傳遺地產局（ProvincialHeritageProperty）聘請黎全恩前往淘金重鎮百加委路（Barkerville），對該地唐人街的洪門文獻進行整理，從而有機會看閱到昔日洪門的秘密文件，對了解加拿大早期洪門歷史提供了佐証。
此外，黎全恩也從加拿大各大唐人街的洪門民治黨機關獲取了珍貴的原始資料，他甚至親赴英國倫敦圖書館查詢原始檔案。這類文件來源廣泛、細大不捐，黎教授引用時一一標出資料的來源，方便研究者和讀者使用。除原始文件和檔案資料外，黎全恩還進行口述歷史的收集。他不辭辛勞，走訪加拿大各地洪門民治黨的前任、現任主委、達權社的社長以及資深會員，記錄他們記憶中的洪門與洪門歷史，作為加拿大洪門歷史的補充說明，這種搶救式的資料收集，也是難能可貴的貢獻。
由於此書是黎全恩去世前單獨所著的最后一本史論專著，且在香港和各地廣受重視，筆者在此做詳細介紹。
黎全恩的洪門史論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一到九章）對於洪門由來的各類傳說與記錄進行整理，可謂五花八門。從天地會原址、名稱及來源、洪門五房分派、到入會儀式、洪門密語、天運年號以及洪拳等洪門的規矩，都有涉及。黎全恩以他在英國倫敦圖書館發現的資料為主，輔以加拿大洪門資料加以爬梳整理，以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西魯國入侵中原為最早的時間上限，寫出了洪門建立過程。福建福州府盤龍縣九連山少林寺僧人被康熙封為平魯西將軍，敗西魯，得勝歸朝，不受爵祿，回寺修行。后有奸臣進詭清帝，誣少林寺有謀反之心，為官軍圍剿，眾僧人逃至廣泉地面，隻存五僧，蔡德忠、方大洪、馬超興、胡德帝、李式開，為日后洪門拜祭之前五祖。五僧結拜盟誓，號召“反清復明”。
陳近南於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七月廿五日在龍虎山紅花亭內歃血為誓，定於八月十五日起義，以“反清復明”為口號。起義途中遇紅氣一陣，故以“洪”為姓，以“義”為號。拜浙江萬雲龍禪師為主帥，屢戰屢勝，后萬雲龍身亡，起義不克。陳近南遂佔算清運未絕，待氣運循環，起義未遲。各兄弟領命分散各地，各開山立堂，用五色旗號，詩句、口白，去來日后為記。招各路英雄，以“洪”為姓，以“義”為號，“四海九州盡姓洪”。以忠心義氣，救國救民為宗旨。改立天地日月分派，八拜結義。創立洪門密語等，用來日后相認。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由天佑洪創立“天地會”，成立“三合軍”。此后洪門又稱天地會或三合會。
黎書這部分的資料，多是摘取中國各類民間記載，包括加拿大洪門內部的各類記錄，也參考部分前人已有的敘論。由於少有正規的檔案與文獻，洪門的歷史時間以及其組織、功能以及活動缺少必要的數據以及史實的論敘難度，決非黎全恩用力不足，而是不少方家共同遭遇。
黎書第二部分（十至十九章），專注於加拿大洪門致公堂的由來以及歷史發展。其中第十二章致公堂之建立（1876—1912），利用了採訪而得的加拿大各地洪門致公堂的機關原始記錄，對加拿大洪門的由來以及在各地的創建做了整理，可謂史料翔實、理據豐沛。據資料考証，加拿大洪門最早是由來加的美國洪順堂人1863年於百加委路所建，這是洪門在加拿大之開山始祖。19世紀70年代—80年代，各地洪門相繼建立，1882年前后，皆改稱致公堂。1885年，全加有23個致公堂，全部在卑詩省。黎教授利用這些一手資料，對於較大的一些堂口分節敘述，便於后繼學者擷取使用。
進入20世紀，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北美洪門致公堂不同程度地參與到了國內的政治變更運動中。此段歷史交織著北美憲政黨、國民黨在美加兩國華社的活動，尤其是加拿大國民黨支部與加拿大洪門致公堂從辛亥革命前的合作到民初的結怨歷時近一個世紀，影響了20世紀加拿大洪門歷史發展中的一些重大時刻與事件。黎全恩基於加拿大洪門前輩曹建武1930年編成的《致公堂復國運動史》手稿，分章節敘寫了辛亥革命前后洪門創辦《大漢公報》、孫中山來加籌款、洪門與國民黨的宿怨沖突以及洪門致公堂達權社的成立原因。對於1930—1940年代的洪門歷史，黎全恩根據洪門資深會員簡建平的資料，記錄了全加洪門懇親大會的主要決議（1919—1944），結合走訪各地洪門採錄的口述資料等，也參考了一些前人的成果，整理了1940年代加拿大洪門從致公堂改致公黨、民治黨（改堂為黨）的大致情況。對於1950年后的加拿大各埠洪門民治黨的歷史，也做了簡要的記錄。
當然，由於身體原因和出版社的催促，黎全恩在洪門史論上也出現了一些因時間倉促而造成的遺憾。舉例而言，早期洪門歷史因為沒有正史記錄資料，而野史真偽難辨而無法深究。但進入20世紀后，在洪門史料可查証的條件下，加拿大各地洪門致公堂機關的紀念刊物、回憶錄、採訪人物口述等資料相當豐富，曹建武等人的資料，僅為洪門人士一家之言，黎書僅以此書為據，而沒有索求相關檔案文獻相佐，難免偏頗。可見黎全恩至此已無力做復雜的考據，而這本來是他的長項。
2.《加拿大的唐人街承前啟后走進未來》——加拿大華僑華人來加222年回顧
從20世紀90年代起，黎全思與西門菲沙大學林思齊國際交流中心的加拿大華裔歷史紀要委員會，一直致力於推廣介紹加拿大華裔對建設加拿大作出的貢獻，與加國華裔合作伙伴共同制作，並成功地推出了歷史紀錄片《楓骨中華魂》，此片緬懷了19世紀加拿大華工在加國修建太平洋鐵路的貢獻。之后，委員會又因此推廣至編印了加拿大第一份由英語、法語以及中文的歷史年表《加拿大華裔歷史紀要》，回顧華裔最早登陸加拿大截至2012年以來的222年，華裔在過去兩個多世紀由被隔離到融合，並貢獻於加國的漫長歷程。
黎全恩作為交流中心的客座教授，擔綱主持了上述工作。在年表出版后，委員會與黎全恩再度策劃出版一系列了有關加拿大八個唐人街的小冊子。從2011—2016年，經過六年錙銖累積般的工作，終於在加拿大建國150年的2017年，迎來了《加拿大的唐人街:承前啟后走進未來》的出版。書中的八條加國唐人街，是加拿大重要的社會和文化地標，也是加國整體歷史保存的一部分。
在這系列中，加國域多利、溫哥華、多倫多、愛民頓、溫尼伯、渥太華、滿地可、卡加利八座唐人街，每條唐人街大致循以“萌芽、興盛、衰落和振興”之歷程。通過對其各階段的發展概述、重大歷史瞬間、掌故的敘寫，配以街圖、生活、建筑圖片以及統計表格，這樣圖文並茂的展示，美輪美奐地為公眾展現出鮮活的歷史與城市記憶。該書不是黎全恩關於唐人街的學術著述，但卻是黎全恩唐人街研究的精華中之精華，並採用了社會各界了解加拿大華裔扎根加國、華裔文化獨特性的寓教於樂的展示方式，公眾教育的效果更甚於專業的學術研究論文和專著。
研究歷史，正是為了未來。該書的意義，也因此如其前言：“誠邀本書讀者細心思考加拿大唐人街的未來。”黎全恩很清楚，他個人對唐人街的呵護，將終止於自己的生命終點，但唐人街作為加國華裔的象征，它們蘊含的歷史意義和精神，卻是加國華裔走向更美好未來的寶藏。
值得關注的是，黎全恩在去世前連同合作者丁果和賈葆蘅與出版社簽下合同，要出版《加拿大華僑華人史》的下冊，黎全恩並在離世前一天致電丁果，拜托其主持完成未竟的合作之書。可見，黎全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心系加拿大華人歷史研究，將其視為其人生最重要的志業。這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的執著精神，給后來的研究者確立了寶貴的典范。
結論
縱觀黎全恩近半個世紀的加拿大華人移民史研究，可以看到他堅持的是傳統實証研究的方法，並集中在加拿大唐人街的興衰史研究上，故而做出很大的成績。但他又清楚地認知道，加拿大唐人街的歷史，並不是龐大的故紙堆，而是有生命的歷史活化石，唐人街興起—衰落—復興的過程，不但關系到華人歷史的真相，也關系到加拿大第三大族裔在國家發展中的命運興衰，因此，黎全恩沒有局限在研究的象牙塔中，突破了從史料到課堂的教授常態，積極投身到加拿大唐人街的保護、重新規劃以及復興的過程中去，以至於他在維多利亞（域多利）唐人街的相關工作成就，讓他獲得了國家和社區的最高榮譽。教授和好市民的雙重身份定位，讓黎全恩有別於一般的歷史研究專家，獲得了“加拿大唐人街研究之父”這樣尊崇的民間稱呼。
作為歷史研究者，黎全恩在史料的收集和甄選上，屬於頂尖的專家，但他的強項也蘊含著他的弱勢，那就是對移民史的理論模式建樹，黎全恩並沒有突出之處。因此，黎全恩對加拿大移民史和移民政策的研究，也就沒有太多著墨。然而，黎全恩是一個十分謙卑和開放的歷史學家，從來不會文過飾非。他在晚年與后輩學者丁果以及作家賈葆蘅合作，進行加拿大華人華僑移民通史的研究，就是要填補在這方面的欠缺和遺憾。他曾經對丁果說，我來確保一流唐人街史料的獲取與甄選，你來處理通史的理論敘述，可以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事實証明，這種開放性的合作研究，確實可以結出豐碩的果實。
毫無疑問，黎全恩作為加拿大唐人街史的研究權威、唐人街保護和開發的先驅，他的研究成果將會與復興的唐人街一起，為后來者提供寶貴的啟發。黎全恩雖然離我們而去，但他已經成為加拿大華人歷史遺產的重要部分，而長久地留載史冊。
我們謹以此文，向黎全恩教授致敬！
（原文出自：北京外國語大學加拿大研究中心 《加拿大政策發展報告 2019-2020》，注釋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