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偉大壯烈的革命斗爭史上，無數仁人志士和黨的優秀兒女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富強，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1934年1月22日，時任蘇區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詞》中說：“黃公略、趙博生、韋拔群、惲代英，蔡和森、鄧中夏、陳原道……他們在前線上、在各方面的戰線上，在敵人的槍彈和屠刀下光榮地犧牲了。我提議我們靜默三分鐘，向這些同志表示我的哀悼和敬仰。”

陳原道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他的一生雖然短暫卻閃耀著光輝。他為中華民族的獨立、黨的事業建立了不朽功績，光耀千秋。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激勵后人不斷奮進，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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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原道，1902年出生於安徽省巢縣（今巢湖市）青崗鄉的一個世代務農的貧苦家庭。他天資聰穎，學習極為用心。1919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簡稱二農）。

當陳原道走出農村來到學校，他就投入到如飢似渴的學習當中。他各門功課優秀，尤其擅長作文，把自己的人生志向與憂國憂民之情抒發在自己的作文之中。《重農說》提出“農為立國之本”，隻有農業發展了，工業、商業才能發展，國家才能富強。“苟農業昌盛，其出產也亦必豐饒。為工者繼之以制造，則工業因之而發展矣。工業發展，而為商業又繼之以運輸，則商業亦因之而擴張矣。工業發展，商業擴張，則國家經濟，無虧乏之憂，創設學校何難之有？學校林立，教育普及，也亦必矣。國家不期強而自強，人民不期富而自富矣”。《顧亭林先生謂天下興亡、匹夫與有責焉論》中寫道：“苟人人效先生格言之訓，圖國家富強之方，政府籌劃於上，人民盡力於下，外侮不來則自守，敵兵前至則悍御。如是國家不期鞏固而自鞏固，人民不期幸福而自幸福矣。又何患國貧不富，國弱不強哉？”這些文章無一不是表達了陳原道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偉大抱負。當時正值五四運動席卷全國，也影響到了蕪湖，陳原道對五四時期的進步思想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並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他經常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尤其是李大釗介紹十月革命和勞農專政的文章。就在此時，新文化運動的代表惲代英、蕭楚女來到學校講學，宣傳新思潮。尤其是惲代英，五四前后寫下了大量文章，宣傳反帝反封建，鼓吹社會主義思潮，並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惲代英極富口才，演講的鼓動性、戰斗性很強。陳原道每次都是靜靜地聽著，從中得到了很多的啟發。

1924年春，陳原道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帶領學生走上街頭，抵制日貨，領導學生參加蕪湖黃包車工人反對軍閥統治和抗租抗稅的斗爭，把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他參加了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會，一面研究馬克思主義，一面和其他同志一起領導蕪湖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他一直站在運動的前列，表現出極大的愛國革命熱情和組織才能。他先后擔任二農學生會主席、蕪湖學聯會及安徽省學聯會負責人，在同學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陳原道以蕪湖工會、學生聯合會、教員聯合會為基礎，聯合其他各界人民團體和進步人士，成立“蕪湖各界五卅慘案后援會”，組織游行示威，嚴厲聲討帝國主義的罪行。這一年，陳原道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6月，陳原道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第七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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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革命斗爭的出色表現，陳原道於1925年10月被黨組織選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和張聞天、王稼祥、伍修權等是同期同學。莫斯科中山大學俄文全稱“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是蘇聯在孫中山去世后為紀念他而開辦的，目的是為中國培養政治骨干和理論人才。中山大學成立后，赴俄留學立即成為一種時尚。對於中國的革命者來說，新誕生的蘇維埃政權已成為他們心目中的聖地與燈塔。陳原道等一批青年是由上海乘船抵達海參崴，再乘火車輾轉到達莫斯科。船抵海參崴時，青年們十分激動，總算到了久已盼望的無產階級的故鄉！當大家看到海岸邊一對對穿著大衣整齊操練的蘇聯士兵時，都不約而同擠到岸邊，用敬佩的目光注視著這些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當時就有同學感慨地說：“什麼時候我們也能像紅軍戰士一樣，拿著槍杆解放我們苦難的祖國啊!”下了船之后換乘第三國際早已准備好的火車去莫斯科。火車日夜行駛在西伯利亞的原野森林之中，在經過貝加爾湖時，看到那一眼望不到的湖面時，不知哪位同學喊了一聲：“這就是蘇武牧羊的北海呀！”接著一位同學帶頭，大家跟著唱起了悲壯的蘇武牧羊歌：“蘇武留胡節不辱。雪地又冰天，窮愁十九年，渴飲雪，飢吞氈，牧羊北海邊。心存漢社稷，旄落猶未還。歷盡難中難，心如鐵石堅，夜坐塞上時有笳聲，入耳痛心酸……”，這首歌表達了留蘇學子在異國他鄉眷戀祖國的赤誠之情，表達了陳原道等有志青年們救國救民的宏願。火車越過烏拉爾山脈后，即入蘇聯歐洲境內。前后經過十幾天的旅程抵達莫斯科。莫斯科中山大學是一所為中國革命培養干部、特別是政治工作干部的學校。與其他大學性質不同，學習期限一般定為兩年即結束畢業，如果國內革命形勢需要，則隨時可以讓學生提前結束學業回國。如有特殊需要，學生也可在兩年后留下工作或繼續進修。中山大學的課程，有政治學、經濟學、東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蘇維埃建設、唯物史觀等等。有些課程是由斯大林或校領導親自授課，有些課程則是由教師帶領學生在莫斯科參觀，如制鐵廠、煉鋼廠、紡織廠、十月革命博物館、列寧博物館等，讓學員切身感受蘇維埃建設的成就。陳原道十分珍惜這次的學習機會。一到中山大學，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當中。首先，俄語就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關口。對於初學俄語的人來說，語言這道關卡並不容易過。但他毫不畏難，以驚人的毅力攻克了俄語關。在練習俄文發音時，他對俄文三十三個字母的每一讀音都不厭其煩地勤學苦練。為了發好俄語中特有的卷舌音，他常在口中含水反復練習。功夫不負有心人，在不長的時間裡，他就能用俄語進行對話了。語言障礙解除之后，他更加地勤奮學習。星期天，緊張學習了一周的同學有時會結伴外出，去游覽莫斯科美麗的風光，走的時候陳原道在宿舍內看書，回來的時候他還一動不動在看書。他孜孜不倦，大量地研讀了《資本論》《國家與革命》《聯共（布）黨史》等著作，讀書的同時聯系中國的實際問題進行思考。他平時不愛說話，不愛出去游玩，但開會發言時特別積極，侃侃而談，而且條理清晰，內容充實。由於他勤奮好學，各科成績優異，因而與沈澤民、楊放之、王稼祥等青年一道，被學校批准特任俄語課堂的翻譯。陳原道為第九班的俄語翻譯。陳原道的刻苦學習，使他深受校方贊賞，在同學中贏得了較高的威信。

在中山大學，陳原道認識了1926年由北京地下黨選送來學習的劉亞雄。劉亞雄是山西開明紳士劉少白的長女。在父親的影響下，在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下，劉亞雄性格豪爽，經常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青少年時期就堅定地走上了反封建道路。她在太原女子師范讀書時就大膽地喊出“自己解放自己”的口號。在北京女師大，她和趙世蘭、許廣平、劉和珍等愛國青年，開展了反對章士釗、楊蔭榆的斗爭，獲得了魯迅先生的堅定支持。兩人相遇之后，劉亞雄對陳原道的博學多才和成熟穩重十分敬重，陳原道也十分欣賞劉亞雄堅定執著、勇敢直率的性格與勤奮好學的品格。他們經常在一起研討革命理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29年初，陳原道回國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秘書長，先前回國的劉亞雄任干事，任弼時為宣傳部長。在任弼時的領導下，他們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陳原道是任弼時的得力助手，深得任弼時的信任。任弼時不在部裡時，日常工作便是由陳原道主持負責。陳原道在工作中經常深入到群眾之中調查研究，了解群眾實際，以能夠在白色恐怖下有針對性、高效地開展黨的宣傳工作。在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期間，陳原道與劉亞雄在工作中配合甚為默契，這兩位中山大學的同學，在國內革命中再次走到了一起，不久便結為革命伴侶。1930年2月，陳原道調任河南省委工作。大革命失敗后，河南省委因連續三次遭到嚴重破壞，中共中央曾被迫暫時取消省委。到1929年冬，為了適應革命斗爭形勢的需要，中央決定恢復河南省委。陳原道到河南之后，與中央巡視員童長榮、郭樹勛等人一起擔負著重建河南省委的重任。

1931年1月，陳原道列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並被補選為臨時中央委員。會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托，組成以他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前往天津，解決河北省委內部分裂問題，並改組省委。陳原道一到天津，就立即向有關同志了解情況，研究解決問題的方針方法。經過一系列調查研究，陳原道提出了工作思路：“我們在方針策略上，既要對非組織的小派別陰謀活動進行斗爭與揭露，又要團結其中受蒙蔽的多數同志，教育他們明辨是非，把思想統一到黨中央的路線上來。這是克服目前混亂狀況的兩個關鍵”。按照這個方針、策略，代表團把斗爭的重點集中在少數陰謀分子身上，進行徹底的揭露與批判。同時，陳原道又冒著危險，日夜奔走於各級黨組織之間，頻繁和人談話，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根據中央的指示，1931年2月河北臨時省委成立，陳原道擔任省委組織部長，同分裂主義行為進行堅決的斗爭，一度癱瘓的河北黨組織重新恢復並發揮了新的戰斗作用。當年和陳原道一起從事這一工作的劉亞雄這樣回憶說：“從1月下旬到4月初，短短兩個半月的時間內，在叛徒到處追蹤、搜尋的情況下，陳原道夜以繼日，奔走於各個單位和旅館之間，反復工作，有斗爭，有團結，終於掌握了河北省黨組織情況、部分干部情況，取得了出色的成績。”“原道同志是一個意志堅定、有涵養的人，善於接近群眾的人。他平常寡言少語，不愛聊天，但是當他和同志們談論問題時，卻是循循善誘，從不厭倦。有分歧意見，則反復耐心講解，以使對方心悅誠服。工作中，不論遇到什麼艱險，都能處之泰然。有一位和他交談過的同志說：‘我沒想到原道同志有這樣的說服力，他講道理平心靜氣，讓人開竅，我佩服他。’又一個對他比較熟悉的人說：‘他是一個真誠的人’。”

就在陳原道在河北為黨的整頓工作取得勝利的時候，敵人對革命者的迫害卻步步緊逼。1931年4月，陳原道、劉亞雄被敵人逮捕，9月被押解到北平，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即草嵐子監獄）。當時，由於叛徒出賣，安子文、殷鑒、劉瀾濤等一批河北、天津的干部也相繼被捕、關押在這裡。敵人不僅對獄中的共產黨員實施殘酷的迫害，還試圖用思想侵襲的方法，使被“感化”者“反省”、“悔過”從而叛變，這就是敵人的“反省政策”。身為河北省委組織部長的陳原道深知在獄中組織黨員開展斗爭、保持革命者崇高氣節的重要性。隻有形成堅固的黨組織，才能更緊密地團結革命同志以形成核心戰斗堡壘，來粉碎敵人“反省政策”的陰謀。陳原道和殷鑒、孔祥禎等同志商量后，組建了秘密的獄中黨支部，陳原道出任第一任黨支部書記。根據黨支部的決定，陳原道和難友們在獄中開展的中心斗爭是敵人的反省政策。在斗爭中，陳原道既注意斗爭原則的堅定性，又採取靈活的斗爭策略。敵人使用請天主教堂的神父來監獄給犯人“布道”，強迫政治犯寫“反省”體會的文章等多種方式使犯人“反省”。在黨支部的領導下，獄中的同志採取不同的方式同敵人開展針鋒相對的斗爭。正如陳原道后來在向省委報告時說：根據獄中的特別情形，“我們的任務是：反對反省政策，加緊政治教育，武裝我們的理論與實際，改良生活待遇及互相救濟，中心是反對反省政策下進行我們一切工作。”敵人的陰謀在陳原道等同志的堅強抵抗下最終破產。陳原道還在獄中和黨支部和同志一起，認真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為此，黨支部訂立了詳細的學習計劃，要求全體黨員和團員都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他們還通過秘密渠道得到了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如李達的《現代世界觀》《社會學大綱》，還有一些英、俄文的馬列主義書籍，由懂外文的同志翻譯成中文，如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共產國際半月刊》等。幾十年后，當年的難友回憶他：“獄中黨員緊密地團結在黨支部的周圍，形成了一個堅強的戰斗集體。原道同志為保存和純潔黨的組織，作出了出色的貢獻。”

1932年陳原道與劉亞雄經組織營救出獄。出獄后，陳原道任江蘇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會黨團書記。當時的上海，白色恐怖彌漫，陳原道在險惡的環境中一直堅持工作。1933年1月上海失業工人舉行反失業游行，遭到反動軍警鎮壓。因叛徒出賣，陳原道再次被捕。當時《時報》發表消息聲稱“捕獲共黨重要人物”。陳原道被關押在南京憲兵司令部，國民黨中央讓叛徒前來勸降。面對威逼利誘，陳原道正氣凜然，毫無懼色。他對獄中難友說：“監獄是我們的學校，我們要在這裡認真鍛煉自己，更好地認識敵人！”4月10日拂曉，陳原道英勇就義於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