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勵，女，又名黃鸝，湖南益陽人。1924年考入武昌中華大學，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隨瞿秋白到德國柏林出席世界反帝大同盟會議。1929年隨鄧中夏到海參崴參加第二屆泛太平洋勞動大會，會后留在會議書記處工作，負責編輯《太平洋工人》月刊中文版。1931年秋回國，任中華全國濟難互濟總會主任兼中共黨團書記，組織營救多名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1932年調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1933年4月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解來南京，同年7月在雨花台就義。

錚錚紅骨映昆侖

黃勵，幼名黃益智，又名黃鸝、黃麗，化名張秀蘭。1905年3出生於湖南益陽縣一戶貧寒人家。7歲那年，黃勵的父親病故，她隨母親、姐姐一起到長沙的舅父家寄居。舅父十分疼愛黃勵，將她送進長沙益湘小學讀書。黃勵的母親不願久居他鄉，后來便帶著兩個女兒回家，靠自己和黃勵姐姐做鞭炮及替別人洗衣服來掙錢為生。黃勵深知讀書的機會來之不易，刻苦努力，不久便考入長沙衡粹女子職業學校。

1924年，黃勵得到舅父的資助，考入武昌中華大學。在大學期間，她不僅勤奮好學，而且踴躍參加各項政治活動，她的家庭出身與生活經歷，令她對勞苦大眾有更深層次的認同與憐憫。在校期間，她熱切地向往革命，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黃勵在黨的領導下，走向街頭游行示威、宣傳革命，她還經常帶領同學參加校內外的民主活動。她思想進步、革命意識強烈，積極響應和組織革命活動，很快就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10月，黃勵經過黨組織的秘密安排，從武昌轉赴上海，在一天深夜，她登上了黃浦江邊上的蘇聯貨輪，躲在隱蔽嚴密的貨艙中，與幾十名由黨組織選拔的青年人開啟了一段海外之旅。11月初，黃勵等一行人抵達蘇聯邊境城市海參崴，后又轉乘鐵路赴莫斯科。當時，蘇聯的國內戰爭方止，國民經濟尚未發展，西伯利亞鐵路略顯簡陋，黃勵等人歷經半個多月才到達莫斯科。

不久，黃勵就到中山大學報到，學生証號110號，成為中山大學第一批學生。黃勵深知被黨送來蘇聯培養的機會來之不易，便在國外如飢似渴地探求新知識，學習新理論，為日后回去戰斗充實自己。1927年，黃勵結束了在中山大學的學業，此時她已是精通俄文，熟悉德文、法文的人才，因其在校表現優異，便被分配到中山大學黨的建設教研室工作，在這裡黃勵進一步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革命思想變得更為成熟。

1926年，黃勵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與同學、教師的合影，中坐者第二排右起第二人為黃勵。

在蘇聯期間，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長兼中山大學校長的米夫，在留學生中挑選了王明作為扶植對象，意圖將其送回國內染指中央政權，並攻擊瞿秋白、鄧中夏、王若飛等同志組成的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黃勵堅決支持中共中央代表團的同志們，認為隻有這些老同志才能真正理解國內的革命形勢，而王明只是沒有斗爭經驗的青年學生，他依靠米夫的支持，便對中央代表團的同志妄加指責，實屬狂妄之舉。因此，黃勵堅決反對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動，毫不動搖地維護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主張，表現出堅定的政治立場。

1928年，黨中央派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前往柏林參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會議，黃勵作為代表團成員之一參與其中，積極協助瞿秋白的工作，悉心收集會議材料，准備發言內容，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務。

1929年初，第二次太平洋地區職工代表大會在海參崴舉辦，鄧中夏攜代表團參會，黃勵、楊放之參與其中。此次會議有美、日、中、朝等代表參加，與會代表認為中國國民黨右派屠殺共產黨員，肆意制造白色恐怖，造成太平洋職工書記處不能在中國正常辦公。因此，決定將書記處由中國漢口遷到蘇聯的海參崴。黃勵、楊放之留在海參崴處理書記處的相關事宜，兩人負責《太平洋工人》月刊的中文版編輯工作。

黃勵在海參崴的生活過得艱苦卻平靜，她租住在一位蘇聯老太太的房子裡。房子坐落在一個小山坡上，上下交通不夠暢通。黃勵和楊放之經常在鐵路車站的工人食堂裡吃飯，每天的飲食有些慘淡，隻有四兩黑面包、幾塊咸魚，蔬菜供應就顯得非常緊張，肉類則幾乎就看不到。他們白天在《太平洋工人》月刊編輯部上班，晚上再一起與蘇聯朋友相聚交流。為了更好地傳達國內革命斗爭狀況，他們也時常通宵達旦地將中國紅軍在湘贛等地的武裝斗爭狀況撰寫成文，讓海內外的同志們能感受到革命星星之火的力量。黃勵非常注重與工人隊伍的緊密聯系，常常到學校和工廠去了解蘇聯工人的生活狀況，介紹中國的革命斗爭情況。《太平洋工人》月刊在海參崴和東北地區影響廣泛，大大激勵了中國人民的革命熱情。

隨著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黃勵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祖國，將自己的革命抱負在中國大地上施展開來。於是，她與愛人楊放之商量，希望能夠早日回國，參加到國內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中去。1931年9月，組織上經過考量，批准黃勵、楊放之二人回國的請求。臨行前，他們來到海參崴的海邊，踱步漫行，黃勵懷著對母親、姐姐和祖國的思念，感慨道：“長沙，那裡還有我的母親和姐姐，可是，恐怕沒有機會回家鄉了。回國后，我們要是能到蘇區，那該多好啊！”

黃勵一回到上海，就被黨組織任命為全國濟難互濟總會黨團書記兼主任，主要負責營救被捕同志，救濟遇難烈士和被捕同志的親屬。她在日常工作中，非常關心窮苦工人的生活，在日本紗廠最集中的上海滬西區積極走訪工人、群眾和工人家屬們一起做飯、照顧孩子、修剪衣服。她在工人中極具號召力，工人們遇到困難，都願意找黃勵幫忙。

黃勵還親自到日本喜和紗廠幫助那些從江浙皖農村地區招來的女童工，她見到女童工每天要勞動11個小時以上，放工后隻能在又黑又濕的屋子待著，不能隨意外出。於是，她深入女工中了解她們的困難，盡力幫助她們，並且在工廠附近辦起了文化補習學校，每天晚上，女工們可結伴來到學校，由黃勵親自教他們識字，傳授共產主義革命理念。這些女工受到黃勵的影響，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后，同其他日本工廠的工人一起堅持兩三個月的罷工。深入工人群眾，拉近與工人的距離，使黃勵在工人中具有極高的威望，工作上取得極大進展。

黃勵在互濟會工作期間，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對身邊的同志要求非常嚴格，有一次，她對身邊的同志說：“我們干革命工作，要拼命才行，每天休息5小時就夠了。”她夜以繼日地工作，白天要召開會議、布置任務，還要到上海的幾所大學和紗廠開展工作。晚上，她經常為了趕稿子、講課而廢寢忘食。在業余時間，她還編寫《互濟生活》，交流互濟會工作經驗和行動宗旨，也擠出時間為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寫文章。她充滿激情和熱情的工作態度，讓同志們和工人群眾們敬佩不已，因此，便叫黃勵“黃鐵匠”，以稱贊她有鐵打的身體和堅毅的品質。

黃勵作為互濟會的領導，對革命烈士家屬非常關懷。據黃勵身邊的同志黃靜汶回憶，黃勵對革命烈士澎湃的遺子阿鬆十分疼愛，黨組織找到阿鬆及其祖母后，便將阿鬆交由互濟會撫養，先后在羅偉同志和朱姚老媽媽家裡居住，黃勵就經常到這兩處去看望阿鬆，並且還給阿鬆講述澎湃同志的革命事跡，讓阿鬆學習文化知識。黃勵同志不僅有鐵一般的意志，更有對苦難大眾的關懷，這是其人性中最為光輝的一面。

黃勵在互濟會的工作很是辛苦，每一到兩周才能與丈夫楊放之團聚一次。1932年4月，時任中共滬西區委宣傳部長的楊放之在上海英租界被捕，黃勵作為專門從事營救工作的濟總主任時隔幾天才知道這個消息，而且還不知道楊放之被關押在何處。她當時心裡十分焦灼，有次她用蘸水鋼筆蘸著紅墨水修改文章，由於心中惦念楊放之，紅墨水滴到了紙上和桌子上。她對身邊的黃靜汶同志說：“哎，我這個營救革命同志的人，連自己愛人關押在哪兒都打聽不出來！這簡直是……”不久，黃勵得知楊放之關押在上海西牢監獄，她因為工作性質特殊不能親自前往探望，隻好派黃靜汶前去。后來互濟會請了律師為楊放之辯護，結果還是被判有期徒刑兩年半。自此，黃勵便與楊放之分離，再也沒有相聚的機會。

1932年秋，黃勵調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由於叛徒出賣，省委機關多次遭到破壞，組織上為黃勵的安全考量，決定調她到蘇區工作。不料，在臨行前，江蘇省委組織部秘書周光亞被捕，入獄后，經不起敵人的威逼利誘，供出了黃勵的身份和住址。當夜11時，天色陰沉，軍警來到黃勵的住處搜捕，但是扑了個空。原來周光亞被捕后，組織上立即通知黃勵和周光亞妻子搬了家。搬家后，黃勵和周妻同住，黃勵當時並不知道周光亞叛變，於是一面積極設法營救他，一面叫周妻到巡捕房去探望他。不料，周妻為了想換取丈夫的“自由”，竟向國民黨當局供出了黃勵的新住址。

1933年4月25日，黃勵在法租界西愛咸斯路729號寓所被捕。軍警搜遍了她的住處，發現有文件書籍等物，另有大洋一元，小洋六角，一條手帕、一支鋼筆和一副眼鏡。黃勵先被關押在法租界巡捕房，次日下午就被接送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審訊。

江蘇省委發出的關於營救黃勵同志的緊急通知

在法庭上，黃勵展現了巾幗英雄應有的氣概，她化名張秀蘭，堅決不承認自己的身份。當時的《申報》還公布了黃勵被審訊的情況，並描述她對法官的審訊異常強硬，見到叛徒前來對質時，她“怒目猙猙”，恨不能將叛徒“吞下肚”。面對叛徒指認和法官勸降，她堅定地說：“我黃勵絕不貪生怕死，不要用什麼自由、職位來引誘我。我們共產黨人正是為了自由、為了解放全人類而起來革命，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可以用生命去換取，任何的壓迫、利誘都見鬼去吧！”法庭見她如此強硬，便裁判將其交由上海市公安局審訊處置。隨后，黃勵就被押至上海火車站，解送南京國民政府憲兵司令部。

在憲兵司令部的女牢房中，國民黨為了軟化黃勵，特地對她加以“優待”。她被安排在單間裡，牢房不鎖門，可以自由進出，也可以看報。黃勵就利用行動自由的便利，為獄中的同志們傳遞消息。她還與陳賡、羅登賢、夏之栩等人一起在獄中展開策反工作，與一些思想覺悟高的獄友相互交流，使他們的思想轉向共產主義。獄中有位叫張良誠的看守班長，自幼失去雙親，青年時來到南京流浪，后來被國民政府抓去當兵。因其做事伶俐，被送到南京憲兵司令部軍法處當處長的勤務兵。軍法處長喜歡他勤快，后將他提升為憲兵司令部看守所看守，當時獄中的獄友稱看守為班長，因此叫他張班長。他為人正直、思想進步，對政治立場堅定的同志十分敬重，對少數叛徒則是冷漠相待，因此，在獄中同志的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黃勵見此，便決定主動地接近張良誠，將革命理想傳達給他，張良誠也逐漸認同起革命來。此后，他便開始為黃勵傳遞消息和信件，甚至將一些獄中叛變者的情況偷偷告訴黃勵。一次，他把陳賡委托的一張紙條和5元錢交給黃勵時，被與黃勵同牢房的獄友吳小妹發現，吳小妹當時懷孕待產，他的丈夫已叛變。后來，陳賡出獄，黃勵被調往舊號子后，吳小妹便偷偷地舉報了張良誠和黃勵。

1933年6月中下旬的一個上午，夏之栩在獄中見到張良誠手提一個自己的舊箱子和一些零碎的東西，對著看守們說：“你們查罷。”獄中同志見此情形都驚呆了。后來，黃勵被軍法處叫去審問，回來之后才告知夏之栩等人，是吳小妹告密出賣了他們。張良誠被逮捕，由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審理，憲兵司令谷正倫知道此事后大為震驚：“共產黨的赤化竟做到我的心臟裡來了，這還了得！”決定將張良誠處以極刑。

谷正倫對共產黨“赤化”的能力大為詫異，並認為黃勵是一個頑固分子，是赤化的罪魁禍首，於是決定判處其死刑。黃勵在最后的時光裡，顯得鎮定自若。臨行前一晚，同獄的難友們拿出省下來的幾樣小菜，以水當酒為黃勵送行。黃勵非常懷念自己的親人，更思念自己的革命伴侶楊放之。她剪下了一縷頭發交給錢瑛同志，滿懷深情地說：“頭發受之父母，我剪下一縷，請你出獄后交給老楊。他這時正在西牢裡，受著敵人的折磨，他也在斗爭……”在一個年華正好的年紀裡，還沒來得及享受家庭的溫暖、愛人的關懷，她的生命之光便湮滅在黑暗之中了。

1933年7月5日凌晨，獄中異常寂靜，女看守輕敲牢門，叫道：“黃勵、黃勵……”黃勵答道：“起來了，你等著吧，我換換衣服。”黃勵整理好衣服，將自己洗好的衣服送給錢瑛、夏之栩等作紀念，便從容地走出牢房，被押上囚車，拉往雨花台，准備執行槍決。難友們透過鐵柵欄向外望去，默默地為黃勵送別。

在囚車行進途中，黃勵不忘對隨行士兵做最后一次革命宣傳：“你們大家都是窮苦人，窮苦人都有愛國心，我們為了愛國，為了爭取收復東北失地，反對國民黨投降政策，反動派要殺我們，但中國的革命者是殺不完的。一個政府到了靠殺人來維持政權的地步，它還會長久麼？國民黨快完了，大家起來戰斗吧！中國一定會建成一個沒有人壓迫人的富強國家……”士兵們聽完都為之動容，到了行刑的時候，執槍的士兵一看到黃勵堅定不移的眼神和威武不屈的形象，竟不敢開槍，最后執法官多次威嚇，士兵才哆哆嗦嗦地開了槍。黃勵的熱血洒在了雨花台的土地上，這時，她隻有2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