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90 年代冷戰結束以后，全球化進程加速發展，世界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經過改革開放40 多年的快速發展，邁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在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特別是21 世紀以來，海外華僑華人社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呈現出新的特征。本文從華僑華人的人口統計特征、華僑華人社會內部的差異性與認同的多元性、與祖籍國的聯系日益密切及其在居住國的地位不斷提高四個方面，詳細解讀21 世紀以來海外僑情的變化，並對后疫情時代加強華僑華人研究進行思考。

一、人口統計特征的巨大變化

從人口統計特征來看，華僑華人的人口規模、來源地分布、居住地分布、國籍身份構成、性別構成、移民類型以及教育水平與職業流動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一）人口規模成倍增長

21 世紀以來，華僑華人的人口規模成倍增長，與20 世紀90 年代相比，翻了一番。20 世紀90年代，人們普遍認為，華僑華人規模為3000 多萬人﹔根據庄國土估算，2007—2008 年，華僑華人人數超過4543 萬人﹔ 2014 年，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華僑華人人數為6000 多萬人。

（二）來源地遍及全國各地

近代歷史上，中國移民來源地以閩粵沿海地區為主，廣東、福建成為海外移民眾多、僑務資源豐富的第一、第二大僑鄉。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出國政策的日益寬鬆，全國各地民眾通過留學、技術、投資、婚姻、務工等渠道走向國外，掀起了經久不衰的移民潮。海外移民現象不再局限於閩粵等地區，而是遍布全國各地。華僑華人的來源地發生了深刻變化。

（三）地域分布更加廣泛

根據國務院僑辦2014 年公布的數據，華僑華人分布在198個國家和地區。不僅是東南亞、北美、澳洲等傳統移居地華僑華人數量激增，非洲、拉美、歐洲等地中國移民也日益增多﹔移民目的地也不再局限於發達國家和地區，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同樣吸引著中國移民的目光。

（四）國籍身份構成發生了根本變化

二戰后，特別是1955 年中國放棄雙重國籍政策后，海外華僑，特別是東南亞華僑，紛紛加入所在國國籍，成為當地國公民，華僑社會轉變為華人社會。雖然仍有一部分人保留中國國籍，但所佔比例不大。此后幾十年中，在當地國出生、成長的中國移民后代，一出生就是當地公民，而不是中國的“僑民”。改革開放后，雖然出現了新移民群體，但其規模隻有1000 多萬人，而且這一群體並不都是“華僑”。6000 多萬華僑華人中，華僑約600 多萬，外籍華人約5000 多萬。也就是說，90% 為外籍華人，華僑隻佔10%。華僑華人的國籍身份構成發生了根本變化。

（五）性別構成上出現“女性化”趨勢

近代歷史上，中國的海外移民以男性為主，女性移民很少，華人社會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調，形成了著名的“單身漢社會”。改革開放以后的出國潮中，女性的存在越來越顯著。她們不只是以“家屬”等附屬身份移居海外，更多的女性以獨立移民的身份實現了跨國遷移，從而改變了華僑華人社會的性別構成。雖然沒有系統數據，但不少資料顯示，華僑華人社會性別比已趨於平衡。在一些國家女性人數已經超過了男性。

（六）移民類型更加多元化

老一代移民以低技術勞工為主，而新移民的類型則日益多元化，涵蓋了留學、技術、投資、家庭團聚、婚姻、勞務等國際移民的所有類型。

（七）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與職業的向上流動

華僑華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甚至超過當地的平均水平，在歐美發達國家也是如此。首先是新移民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即使從農村出國者大多也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次是通過留學而留居者更是高學歷人才，技術移民，包括不少投資移民，也都是高層次人才。再次，由於華人重視教育，出生於當地的華裔教育水平更是普遍高於當地平均水平。

教育水平與職業流動密切相關。隨著華僑華人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其職業也越來越多元化，實現了向上的流動。

二、內部關系的變化：差異性顯著與認同多元化

一方面，整體而言，華僑華人社會在人口統計特征方面發生了深刻變化，呈現出不少新特點﹔另一方面，其內部的各種差異性也越來越顯著。同時，內部的差異性也使華僑華人的認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多元化趨勢。

（一）內部的差異性日益顯著

幾千萬華僑華人雖然具有相同的族群背景，但他們並不是一個高度同一性的群體，而是具有各種差異性，而且這種差異性越來越顯著。這種差異性包括來源地差異、居住地差異、語言差異、階層差異、代際差異、新老移民差異等多個方面。

（二）認同的變遷與多元化

國際移民的認同問題十分復雜。不僅包括對祖籍國的認同，也包括對居住國的認同﹔不僅包括國家認同、政治認同，也包括文化認同、民族認同等多層面認同﹔不僅涉及自我認同，也涉及他者認同﹔等等。海外華人的認同問題同樣如此，具有復雜性與多元性並存、持續性與變動性交織等特點。

學界普遍認為，二戰以前，海外華僑以認同中國為主，他們大多數人最終是要落葉歸根、衣錦還鄉的﹔二戰以后，特別是1955 年中國放棄雙重國籍政策以后，隨著海外華僑大多選擇加入當地國籍，成為當地國公民，他們逐漸落地生根、融入當地，以認同居住國為主，華僑社會轉變為華人社會。進入新世紀以來，華僑華人的認同越來越多元化，既不完全是落葉歸根，也不完全是落地生根，而是出現了歸化、跨國、循環、回歸等多種形式並存的認同狀態。歸化當地者有之，落葉歸根者有之，跨國流動者有之，更多的人則保持著雙重甚至多重認同。

三、與祖籍國關系的變化：聯系更加密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於國際冷戰格局和西方陣營對中國的封鎖，中國的海外移民基本停止。再加上歷次運動，特別是“文革”期間極“左”路線的干擾與破壞，海外關系被視為“反動關系”，海外華僑華人與中國的聯系基本中斷。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僑務戰線的撥亂反正，海外關系被視為“好關系”，是中國打開大門與世界交往的橋梁與紐帶，華僑華人重新恢復了與祖籍國的各種聯系。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的發展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華僑華人與祖籍國各方面的聯系與交往也日益密切，對祖籍國的認同不斷增強。

（一）華僑華人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貢獻者和受益者

華僑華人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從吸收外資來看，根據筆者對有關數據的梳理，1979 —2017 年，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項目總計超過90 萬家﹔累計利用外資額近2 萬億美元。其中，海外華商（包括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對中國的投資佔有重要地位，華商投資一直佔中國吸收外資的60% 以上。從接受僑匯來看，中國的僑匯收入從1982 年的6.16 億美元增長到了2018 年的674 億美元，增加了100 多倍。僑匯是中國外匯的重要來源之一，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從公益捐贈來看，自改革開放至2017 年，華僑華人、港澳同胞向中國公益事業的捐贈累計超過1000 億元人民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的慈善捐贈呈現出捐贈熱情和數額持續高漲、捐贈地域和領域不斷擴大、對突發事件和重大事件捐助引人注目等特點。一方面，華僑華人積極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另一方面，中國的發展也為他們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與機遇，其自身事業也得到了發展。華僑華人與中國的關系實現了良性互動，互利共贏。

（二）海外僑胞在祖籍國的政治參與

除了經濟社會方面與祖籍國聯系日益緊密外，海外僑胞在祖籍國的政治參與也越來越積極。中國政府也為他們創造了更多的參政議政渠道，發揮其建言獻策的作用。

從政協層面來看，2001 年，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首次邀請海外華僑列席會議。從2004 年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開始，擴大邀請范圍，邀請華僑與華人代表共同列席政協會議。2001 —2019 年，全國政協連續19 年邀請海外僑胞列席全國政協大會，共邀請來自80 多個國家的592 位海外僑胞列席政協會議，而且受邀的人數和涵蓋的國家總體呈增長趨勢。從人大層面來看，華僑參政議政也有新的突破。2014 年，廣東省十二屆人大二次會議首次邀請在廣東投資、工作、居住或祖籍廣東的10 名華僑列席，開創了華僑列席人大會議的先例。2020 年，浙江也首次邀請華僑列席省人大會議。

（三）以祖籍地為聯結紐帶的社團網絡的構建與強化

21 世紀以來，僑情變化的另一個顯著趨勢是以祖籍地為聯結紐帶的華僑華人社團網絡的構建與強化。華僑華人社團網絡體現出世界性與地方性、全球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趨勢。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強。由人數眾多的廣東、福建籍社團的聯合，發展到很多省籍社團的聯合。由最初多在東南亞各地舉辦活動，發展為回到祖籍地舉辦，特別是近些年來，經常在發達國家和地區舉辦，體現出跨越地域的全球化特點。

四、與居住國關系的變化：地位不斷提升

華僑華人不僅為祖籍國的革命、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同樣為居住國的各方面發展貢獻良多。然而，長期以來，他們的貢獻不僅得不到居住國主流社會的承認和肯定，反而在居住國遭遇了各種歧視、排斥與迫害。隨著華僑華人教育水平的提高、經濟實力的增強以及中國影響力的日益提升，華僑華人在居住國的社會地位不斷改善和提高，越來越多的國家重新審視華僑華人的地位和貢獻。

（一）政府層面為歷史上的排華道歉

歷史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都曾在國家層面和法律層面進行排華。雖然后來相繼廢除了排華法，但一直沒有就這種對華人的歧視與不公平公開道歉。進入21 世紀以后，這些國家相繼就歷史上的排華向華人進行道歉。這是華人不斷融入主流社會、積極爭取自身權益以及中國的影響力不斷增強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結果。

（二）參政意識不斷增強

海外華人曾被視為“經濟動物”和“沉默一族”，他們不關心政治，缺乏參政意識和參政熱情，游離於主流社會之外，不能很好地為自己發聲。進入21 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年來，世界各地，特別是歐美國家華人的參政意識不斷提升，參政紀錄不斷被刷新。

（三）華僑華人的貢獻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

近年來，不少國家重新審視華僑華人對當地的貢獻，並且通過多種形式予以表彰和肯定。一是通過設立專門節日，肯定和表彰華人對當地所做的貢獻。二是肯定華僑華人的創業精神及其為中外友好所做的貢獻。三是華僑華人在教育科技、文化藝術等各領域取得的成就日益獲得當地主流社會的肯定。

五、結語：后疫情時代加強華僑華人研究的幾點思考

21 世紀以來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發生的諸多變化，是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居住國因素、祖籍國因素、國際關系以及科技發展等工具性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華僑華人的生存發展及其認同的選擇，影響著僑情的發展變化。如何應對僑情的重大變化，特別是后疫情時代海外僑情出現的新情況與新挑戰，需要我們特別關注與思考。

（一）客觀理性認識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

當前，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而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這種變局加速發展，對世界經濟、政治、國際關系和國際格局等多方面產生深遠影響，也給華僑華人的生存發展帶來新的挑戰。華僑華人不僅在生活與生產經營上受到嚴重影響，而且由於疫情的政治化和污名化，他們在當地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種族主義歧視與排斥，其生存發展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此外，中國的崛起使一些西方人在心理上不平衡、在心態上不甘心，紛紛舉起了所謂“中國威脅”的大旗，“中國威脅論”沉渣泛起，不絕於耳。所謂“中國問題”成為一些國家政客履試不爽的拉攏選民和博取民眾眼球的議題。國際環境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增強，這是開展華僑華人研究應該加以重視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嚴格界定和區分相關概念

應嚴格界定與區分“華僑”與“華人”的概念，並審慎思考“華僑華人”與“華人散居者”這一術語的接軌。雖然我們通常將“華僑華人”放在一起使用，但二者有嚴格的法律區別，因此，必須嚴格界定與區分二者之間的概念。然而，社會各界，甚至包括一些專家學者和僑務工作者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仍然較為混亂。鑒於華僑華人問題的敏感性與復雜性以及政策法規的適用性，對這些基本概念的認識和把握應該成為學術研究與開展僑務工作的“通識”。

（三）從國際移民視角審視和看待中國的海外移民和僑務工作

應從國際移民的視角看待中國的海外移民，消除偏見誤解，為中國移民正名，為中國僑務工作正名。對中國移民與中國僑務工作的偏見、誤解甚至歪曲，比如“中國移民威脅論”“中國政府索取論”“中國僑務干涉論”“海外華人不忠論”“海外華僑缺席論”等謬論應該給予澄清與糾正。

首先，無論是從移民人數還是從移民性質看，中國的海外移民都是居住國的財富而非負擔，更不是“威脅”。其次，注重發揮海外移民的作用是國際社會的普遍作法。全世界70 多個國家都有僑務機構，都重視海外移民的工作，重視加強與海外移民的聯系，注重發揮海外移民的作用。再次，國際移民的認同本身就是復雜多元的，是“多元共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祖籍國的認同和情感並不意味著對居住國的“不忠”。最后，正確認識華僑華人的貢獻與作用。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各個歷史時期，海外僑胞都做出了重大貢獻，發揮了獨特作用。海外僑胞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貢獻良多，沒有“缺席”祖籍國的發展。另一方面，就居住國而言，雖然華僑華人對居住地的貢獻得到當地政府和民眾一定的認知與肯定，然而，他們仍然經常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歧視、排斥和不公平待遇。特別是新冠疫情暴發后，華僑華人在世界各地遭到的種族主義歧視更是越來越多，成為被抹黑和“甩鍋”的對象，其生存發展面臨更多的挑戰與困境，需要我們特別關注與研究。

（作者張秀明，女，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秘書長。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