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當下，男性和女性經歷著差異化的跨國移民，以美國為例，男性大多為追求教育和工作機會而持F-1（學生）、H1-B（工作）、J-1（訪問學者）等簽証移民，而F-2（學生家屬）、H-4（工作者家屬）、J-2（訪問學者家屬）等家屬簽証則大部分被分發給女性。女性家屬移民往往因為受到簽証本身的限制（不許工作、不能獲得社會保險號碼）、語言能力以及遷入國的種族和性別歧視等而在移民后遭遇向下的社會流動，逐漸從公共領域退隱，承擔起更加傳統的家庭角色。

2009—2018年，在美國簽發的主要家屬簽証中，來自中國的女性獲得了其中的8.99%，僅次於印度女性。本研究以持家屬簽証移民的高技能華人女性為研究對象，通過在美國加州的舊金山灣區和聖迭戈兩地的田野調查和深度訪談，回答以下問題：其移民后的家庭角色和工作狀態如何改變？哪些因素造成了此種改變？女性如何看待這種性別角色的變化？

“再女性化”：華人高技能家屬移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華人女性高技能家屬移民不平均地分布於從工作到家庭的漸變帶上，其中大部分人落在了家庭一端，僅極少數專業對口的女性能突破簽証限制，回到移民前的工作行業和地位。其工作和家庭生活狀態可總結為以下四類。

（一）硬核專業，續寫職業輝煌

當女性移民的專業或先前所處行業為易與國際對接（internationally transferable）的科學、技術（特別是與計算機和互聯網相關）和管理等領域時，更可能找到提供H-1B簽証的工作，從而與國內的職業路徑完美對接。

訪談對象H此前在國內時任百度搜索部門的工程師，2011年，以家屬身份移民美國硅谷，僅抵美一個月后，她就通過面試獲得了在谷歌總部工作的機會。H將自己順利找到工作的經歷歸結為“專業原因”——她的技能屬於美國當前最迫切需要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而訪談對象A即便也擁有出色的專業能力，但由於她的技能——英語口譯——並非美國就業市場最需要的技能而未能找到工作。

（二）重返課堂，艱難轉型

對於不具備硬技能的家屬移民而言，通過重返課堂而掌握硬技能是重啟職業生涯的重要途徑。選擇這條道路的女性不多，因為她們首先要轉換甚至放棄先前的職業身份﹔其次，學習新技能也是費時、費力、費錢的大工程。

Z此前在北京的一家雜志社當記者，丈夫獲得谷歌總部的工作機會后，她辭職並以家屬身份移民美國。最初半年的家庭主婦生活讓她很不適應，權衡之后，她決定申請就業前景最好但難度最大的計算機碩士。通過自學在線課程、在社區學校上課等一年的艱難准備，她終於入讀硅谷一所高校的計算機碩士項目﹔畢業后，她正式成為谷歌總部的網絡工程師。

硅谷是全球互聯網產業的核心，有很大的人才需求，筆者的訪談對象中共有9位硅谷太太，訪談進行時，6位正在或准備從事計算機相關職業。

（三）家庭為主，線上兼職

互聯網開放、互聯和共享的特性，為家務和生養負擔更重的家屬移民開辟了從事兼職的灰色地帶。代購在兼職中最為常見，女性移民大多通過微信朋友圈發布商品信息，以國內親朋好友為主要目標﹔另外，低門檻、靈活性強的分享經濟也吸引了一些移民。

S跟隨到美國做博士后的丈夫移民，帶著兩歲女兒的她成為了家庭主婦。由於博后收入較低而生活成本較高，S在代購之余，還將租來的兩居室中的一間臥室騰出來在Airbnb上出租，獲得每月約1300美元收入，改善了家庭經濟狀況。S認為，“Airbnb跟代購一樣，拿著手機就能把事做了，特別簡單，也不耽誤看孩子、做家務。”

數字技術不僅讓家屬移民繞過簽証的工作限制，還打破了常規工作對於工作者時間和身體在場的要求，碎片化的溝通方式和低技術門檻更讓全職媽媽們能充分利用“全職”優勢。此外，工作任務的跨國外包和電子商務也為移民在灰色地帶的“地下工作”創造了可能性。

（四）回歸家庭，全職主婦

更多女性家屬移民選擇徹底回歸家庭，造成該現象的原因包括：首先，男性在移民前解決了工作問題，移民后的生活中心自然圍繞工作展開，女性家屬就承擔起在新環境中安頓和照顧全家人的再生產勞動﹔其次，美國社會的家庭主婦文化以及基督教對家庭和生育價值的推崇也使得部分女性選擇回歸家庭。

“再女性化”：權利剝奪還是文化抵抗？

（一）“主婦化”與“再女性化”：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的性別文化轉向

本文以“再女性化”總結家屬移民的性別身份變化：1949年以前，女性多被困於家庭的私領域中，從事家務、育兒等傳統“女性工作”﹔1949年后，參與社會勞動成為婦女解放的重要途徑，婦女在勞動類型、勞動領域等維度都實現了“去女性化”﹔改革開放以來，私有制的出現和父權思想的回潮使家務、養育等勞動被重新私有化，轉嫁於個體——特別是女性﹔近30年來，我國女性的勞動率不斷下降，近年來甚至出現了“主婦化”苗頭﹔而以新自由主義為底色的跨國人口流動和簽証政策更是系統性地將女性移民重困於家庭私領域中，家屬移民被迫“再女性化”。

（二）家屬移民對“再女性化”的不同態度

一部分人家屬移民認為，“再女性化”使得她們的獨立身份受到侵蝕，經濟權利造剝奪，同時伴隨的是家庭地位的下降。她們將主婦生活與“無聊”“辛苦”等詞相連，更糟糕的是，她們在國內通常有著體面的工作和收入，以家屬身份來到美國后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依賴他人，W在訪談中就主動將話題引向家庭財務，認為移民后伸手向丈夫要錢，“覺得不太舒服”﹔而經濟上的依賴則會進一步帶來其獨立身份的消失甚至性格的變化。

另一些女性則將之視作另類的（alternative）的生活方式，把成為家庭主婦作為對以往性別文化霸權的反抗。在我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中，社會勞動的價值得到彰顯而家務勞動的價值被忽視﹔改革開放以來，女性更是陷於“雙重負擔”之中，“既要管家，又要工作”被認為天經地義。訪談對象B提到，對於全職主婦這一選擇，“家裡的女性都表示理解，男性都恨不能理解”。因此，一些女性主動擁抱“再女性化”可以看作是對雙重負擔的抵抗。

結語

盡管蓬勃發展的婦女運動及經濟的信息化和網絡化使大量女性打破藩籬，進入帶薪勞動市場，然而以效率為圭臬的資本主義經濟與父權制度的結合，仍制造和強化著社會各領域的性別不平等。在當前由新興數字技術推動的全球化和跨國人口流動中，男性科技精英獨領風騷，而同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卻因為職業結構和家屬身份“深藏功與名”。

（作者：黃雅蘭，單位：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方向：女性主義媒介研究、海外華文媒體研究。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