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是當今社會的主要特征之一。人員、物品、資本、信息技術等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高速度地流動，一方面深刻改變著社會生產和生活模式，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發揮著劃分人群、制造社會等級、實現社會區隔的功能。基於2011年至2014年間斷性共計六個月的田野調查及2015、2017、2019年的短期回訪，本研究從浙江青田僑鄉——“幸村”之鄰裡、家庭、個人等日常生活的微觀民族志入手，考察“跨國流動”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如何參與僑鄉日常社會生活實踐的意義建構。研究發現，僑鄉社會建構了三重社會區隔標識——能否實現跨國移民、是否具備跨國流動能力以及能否持有歐元，對僑鄉青年進行等級化的社會區隔。

一、內化的常態——“跨國移民”成為社會區隔標簽

村民認為，“幸村”作為山區農村，“什麼都沒有！”青年人應該從這裡走出去，走向城市、走向歐洲。“幸村”青年的流動生活方式已成為一種內化的常態，與之不匹配的案例都會被劃入無能，甚至是“腦子有問題”之列。

（一）“腦子有問題”的青年

說起村裡的青年人，村民明成驕傲地介紹：“所有的年輕人都去歐洲了，隻剩下兩個。他們腦子有問題的”。2013年夏日午后，筆者在路邊遇見一名30歲上下的男青年。他衣著得體，友善禮貌，問詢筆者來“幸村”的目的，並熱情介紹村裡華僑的情況，舉手投足之間充滿了對華僑、家鄉的自豪感。一旁的大伯對男青年毫不客氣：“你在這裡干什麼？你就是個沒用的人！”男青年欲言又止，悻悻離開了。大伯說，男青年小時候生病留下了后遺症——右手不靈活。然而日后的田野調查卻發現了許多關於該青年的不幸版本。有人說高燒燒壞了腦子，有人說用錯藥致使手指殘疾，還有人說他只是懶在家裡不流動。沒人說得清男青年到底是身體殘疾還是精神出了問題。他待在幸村，沒有流動，也沒有為流動做出努力，被認為頹廢無能，腦子有問題。顯然，這裡的“腦子有問題”超出了病理學范疇，是一種污名化的社會區隔。

（二）“命裡注定要到國外吃苦頭”

調查發現，“所有年輕人都去歐洲”、“隻剩下兩個腦子有問題”的表述並不准確。這種陳述是僑鄉對青年人“流動預期”的話語體現。當筆者質疑某位青年還沒去歐洲時，總能得到“馬上要去”的答復。連雲就是馬上要去歐洲的青年。在意大利工作簽証批下來之前，連雲在青田縣城做小生意，租住在城裡的地下室。無處不在的流動預期話語迫使連雲寧願租住地下室，與幸村保持距離，進而展示他具備“流動”的可能性與資本，從而避免被社會區隔劃入“腦子有問題”之列。

簽証批復下來之后，連雲趕忙清貨，他感嘆：“我們青田這個地方，年輕一輩都是出國的。誰喜歡離開熟悉的環境呢。我們青田人就是命裡注定要去國外吃苦頭的。”連雲所處社會交往網絡中的態度、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為他的人生理想提供了意義分明的清晰導向。對於僑鄉青年來說，“向上流動”，尤其是以歐洲為目的地的流動，是一種別無選擇的選擇。

二、跨國流動能力與群體分化

布爾迪厄認為，社會區隔的功效在於“普通大眾難以企及，又令他們心向往之”。當“跨國移民”帶來的優越感隨著移民數量增多變得暗淡后，僑鄉社會開始建構其他差異，以進行社會區隔再生產。根據移民“跨國流動能力”的強弱，跨國移民群體逐漸被分層為三大類：

（一）一去不復返：“自私又沒擔當”

在跨國移民群體中，處於區隔底層的人群被描述為“一去不復返”。平川的父親於1934年赴法國留學，1964年病逝於巴黎。這三十年間，平川父親切斷了與“幸村”的所有聯系，被認為“不顧家”、“沒有責任感”。當被問起父親為什麼杳無音信時，平川不假思索地說：“沒有錢嘛！他回來干什麼！他賺來的錢他自己不夠用。”從邏輯上看，對平川父親不顧家、沒有責任感的指責是有漏洞的。如果“沒有錢”是客觀事實，那麼“不顧家”的推斷是草率的。平川父親三十年的跨國流動缺席，很有可能是被客觀條件限制的不能，而不是主觀意願的拒絕作為。有同樣污名的還有2007年前往西班牙的阿震。筆者沒能獲得更多關於阿震的信息，不好判斷阿震是“不能”，還是“不願”。然而日常生活交往毫無疑義地冠以阿震“不顧家”、“沒有責任感”，把他區隔在邊緣地帶。

（二）“她比較好——來來回回很頻繁”

“一去不復返”的移民佔比較低，大部分移民群體都以不同頻率參與跨社會流動。誰流動能力強，誰流動能力弱，直接影響其在幸村社會生活中的話語權與社會地位。一次閑聊中，大家指著老陳，說老陳女兒比較好。老陳滿臉自豪：“半個月后，我女兒就回來了。她會在這裡住幾天。十月一號她還要回來。春節自然不用說，肯定回來。她來來回回很頻繁。現在交通多方便啊！”老陳女兒“來來回回很頻繁”的跨國流動能力已經是她“比較好”的象征。

（三）空中飛人：“他們最厲害”

2001年，青田縣政府啟動“華僑要素回流”，吸引華僑回國投資創業。在各種優待政策的刺激下，華僑回流明顯。其中，空中飛人受村民羨慕，被認為是最理想的生存流動方式。智會說：“他們最厲害了，來來去去，坐飛機就和我們吃飯一樣。”廣林是來來回回的典型空中飛人。他在國內某企業投資了幾千萬，並參與管理。同時，他在義烏建立基地，給他在西班牙的批發市場發貨，繼續保持國外的營生模式。廣林在歐洲與家鄉之間自由流動，從跨國流動中獲得最大的利益，並享受最高的社會地位。

和空中飛人不同，“生存型”投資人與“回國就業型”華僑在社會區隔中處於不利地位，被人不屑，甚至奚落。張波說：“這些華僑在國外的日子也很難，國內政策向華僑傾斜，他們就東拼西湊，搞到一些資金回國開個店鋪。”而“回國就業型”華僑從歐洲流回到青田，受雇於他人。他們在社會交往中被區隔在最底層，甚至被非移民群體嘲笑為“白折騰”。

三、“歐元是大錢”：歐元與身份差異

幸村便民中心設有外幣代兌點，工作人員幫村民把歐元帶到縣城銀行，兌換好人民幣再通知人們來取。筆者經常在代兌點門口看到村民拿著一沓沓人民幣，在眾人的注視與調侃下滿足地離開。外幣代兌不僅免去路途奔波，更重要的是一種跨國身份的認同及賺取歐元能力的認可。但是家中沒有賺取歐元成員的村民卻因為這個外幣代兌點被區隔在社區邊緣，進而產生了一些脾氣與不滿。

四、結語

僑鄉社會以“流動”為特征的三重社會區隔標識，給海外打拼的青年人巨大的壓力。其中輕易把流動能力不足歸因於“腦子有問題”或道德層面缺陷是極具殺傷力的。僑鄉政府應予以引導。隨著新冠病毒全球大爆發，華僑華人海外生存環境日益艱難，華僑的流動及僑鄉的社會區隔將呈現怎樣的演變，期待更多同仁關注與探討。

（夏翠君，女，博士，浙江科技學院外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僑鄉文化研究、文化遺產研究與話語文化研究。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