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以來，通過構建“CMIO”模式，即“新加坡社會是由華人（Chinese）、馬來人（Malays）、印度人（Indians）、其他種族（Other）四大族群組成的總和”，新加坡政府塑造了“新加坡人”的國家認同。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均享有獨立且平等的地位，並在語言、文化及宗教等方面保持各自的族群特性。

新加坡的融合理念如“沙拉碗”（salad bowl），對種族差異性的有意保留使得移民融入新加坡社會很大程度上是融入由某一族群構成的社會體系中。因此，在已有的種族架構下，中國新移民被國家期許能成功融入華人社會，為華族注入新鮮血液的同時，維持現有結構及社會穩定。然而，受多方因素影響，華族融合狀況並未如政策設想般順利，其中存在諸多的融合裂痕。那麼，如何構建融合裂痕的彌合機制，從而破解華族社群的融合困境？

一、差異性包容中的制度彌合

新加坡族群融合是建立在尊重差異的理念基礎上，多元共存已成為新加坡人的標志性特征。差異性包容下的融合，重在新公民融入新加坡已存的CMIO結構。這種理念在新加坡的各種制度設計中得到充分體現。學校教育中，學生除英語外，還須學習一門“母語”，其種族身份決定了學習的語言種類，華族為華語。居住方面，“種族配額制”確保各地區居住空間均能反映新加坡的種族構成，學校、市場、運動場等公共場所為族群接觸、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促進族群間的融合。2009年，為進一步推進新加坡人與新移民間的互動，新加坡成立了國民融合理事會（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任命“融合與歸化倡導員”，通過家訪、社區活動等形式幫助新移民融入。敦促新移民通過學習英語，與當地人互動，參加社區活動等方式，從自身做起融入新加坡社會。

2011年開啟了針對新公民的“新加坡公民之旅”，通過文化遺址考察、社區共享等活動，促進新公民順利融入。可見，在尊重差異性的基礎上，融合還意味著學習內化新加坡共有的價值和社會規范。進入新加坡社會的華族成員，因自身攜帶的資本不同，在住房、職業、福利與機會方面也存在較大差異。在公民優先的制度設計下，制度性彌合更多遵循的是單向同化思維，忽略了華族內部成員的差異性及關系的復雜性。

二、促進適應與交往的組織彌合

除官方的制度性彌合外，非營利性社團在族群融合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血緣、親緣、地緣為紐帶組建的傳統宗鄉會館，是新加坡華人相互扶持、落地生根的重要基礎，在促進華族融合中也發揮了積極作用。相比之下，新移民團體更具包容性，成員來自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社會背景，又可分為綜合性社團與地緣性社團。綜合性社團如華源會、天府會，其中華源會的成立宗旨為協助會員融入新加坡多元社會，促進會員之間的溝通，加強與其他社團的聯系，豐富會員及家人的生活等。以各省為主要成員的地緣性社團，如天津會、山西會、齊魯會等，也發揮著幫助新移民融入社會，搭建商業網絡平台，促進新加坡與中國間交流的功能。

此外，半政治半社會性的社會團體——華社自助理事會（以下簡稱華助會）是主要服務於華族低收入家庭與個人的自助團體，旨在培育並發展華族社群的潛能，將其打造為自力更生、力爭上游、互助扶持、團結與和諧的社群。華助會中和諧的人際接觸不僅有助於群體偏見的逐步破除，也可能為今后提高華族內部關系網絡的緊密度奠定基礎。

三、互惠支持網絡給予的資源性彌合

要避免華族成員面臨向下融合風險的同時，還具備向上流動的能力與機會，制度性與組織性彌合雖然必不可少，但僅憑政府支持與組織服務是難以實現的。由職能型組織、學校、企業、服務型組織與義工構成的互惠支持網絡，為發掘華族底層家庭與個人的潛力提供了全面的生存性與競爭性資源。秉承新加坡強調個人責任的福利設計理念，華助會關注低收入、低技能的本地華族個人及家庭的實際需求，服務設計中既重視金錢、實物供給，也強調融入社會的謀生技巧與信心。通過技能提升、教育支持、家庭幫扶等方式增加向上流動所必需的人力、心理與社會資本。

華助會還通過定期的問卷調查、家訪等了解家庭問題，制定家長學習計劃，提高家長能力，增進親子互動。“躍升計劃”則通過津貼、家庭導師與卓越發展三方面，以幫助有潛能受助家庭邁向社會較高層。要真正激活並促使華族向上流動，不僅需要為其提供必要的生存性資源，更要提供相對稀缺的競爭性資源，而這些資源涉及范圍廣，需多方給予支持。彼此關聯又各不相同的組織與個人構成的支持網絡，實現了華族社群的資源性彌合，而這些組織與個人本身也從彌合中受益。

四、新加坡華人新移民的融合模式

新加坡社會中存有制度、組織、互惠網絡三種彌合機制，各自發揮著不同的彌合功能。制度性彌合中，通過相關機構的建立以及鼓勵民間團體對新移民的吸納及轉型，有意營造新老華族成員的和諧氣氛。然而，在公民優先的制度設計下，制度性彌合更多遵循的是單向同化思維，忽略了華族內部成員的差異性及關系的復雜性。組織性彌合中，傳統宗鄉團體與新移民社團確實在新移民的語言習得、生活適應、社會交往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宗鄉團體自身的發展問題及“多元文化”為界的群體排斥等，均影響其彌合功能的發揮。在互惠網絡中，半政治半社會性的華族自助團體在協助新加坡華族底層成員獲得更多的向上流動資本同時，也為消除新老成員偏見，體驗多元文化，擴展新移民社會網絡提供了機會。然而，華族成員對志願活動的低投入，社會網絡構建及功能延展的時間性等，也使很多新移民與中國原有家庭網絡保持密切聯系，延長了其對新加坡社會的心理融入過程。

分層融合理論指出，未受社會偏見影響的種族，其適應過程會更加順利。不僅如此，文化相似性還能確保新來者，擁有接納性的社會環境，而公眾同情心還能夠有效中和政府的政策排斥。新加坡政府所推行的種族政策實際上是強調種族間的多元，重視種族內部的同化。華族內部非但沒有接納性社會環境的生成土壤，文化差異與公眾復雜情緒還形成了排斥性的社會環境，這種排斥進一步影響了政策調整。縮緊的移民政策，“新加坡人優先”原則的提出均可視為政府對公眾態度的回應。如何改善華族內部排斥性的環境，營造接納性的環境理應成為今后研究的關注點之一。

（王開慶，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后，江蘇師范大學公共管理與社會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移民研究。史秋霞，江蘇師范大學公共管理與社會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移民研究。本文摘編自《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