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3日，南洋華僑李亞留老人在馬來西亞沙撈越的家中溘然長逝。這位享年100歲的世紀老人，是海外最后一位曾經回國參加抗戰的南僑機工。
1939年，抗戰進入最黑暗的時刻，中國所有的國際通道幾乎都被日軍封鎖，隻有僻處大西南的滇緬公路仍然暢通，幾乎所有的援華物資和軍火都依賴這條“抗戰生命線”輸送。然而，面對繁重的運輸任務，中國卻缺乏足夠的司機和汽修人員。
此時，3200多名東南亞各國華人子弟響應愛國僑領陳嘉庚的號召，毅然拋卻南洋舒適的生活環境，辭別親人，踏上回國抗戰之路。他們組成的“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彌補了滇緬交通大動脈上司機和汽修人員的緊缺。
他們被稱為“南僑機工”，他們為中華民族付出的血與淚，值得每一個中華兒女銘記。
1938年秋，南洋著名僑領陳嘉庚收到昆明西南運輸處主任宋子良的來電。宋子良希望陳嘉庚在南洋招募華僑機工回國效力，參與到搶運戰略物資的隊伍中來。
不久前的1938年9月5日，也就是武漢會戰期間，日本軍部發表“遮斷航行”的宣言，日本海軍宣布要封鎖中國全部海岸線。而在日本軍部發出“封鎖全部海岸線”的宣言之前，中國沿海港口已經損失大半。1938年1月起，青島、崇明島、廈門、連雲港相繼失守。武漢會戰期間，為了切斷中國的香港—廣州—武漢這條補給線，日軍將矛頭對准了廣州。
1938年10月，日軍佔領廣州﹔4個月后，海口失守。至此，中國東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全都落入了日軍的控制中，中國最重要的軍事武器運輸補給線完全中斷。
東南沿海補給線被切斷，對中國戰局十分不利。當時，抗日已經進入相持階段。若想堅持抗戰，除了要依靠中國軍人英勇作戰，及時補充物資和武器至為重要。
廣州淪陷前，經粵漢鐵路運送的部隊達200萬人，軍用品54萬多噸。日軍佔領廣州后，這條交通線完全斷絕，開辟陸路國際運輸通道是唯一出路。
國民政府的陸上運輸通道原本有3條。西北方向，經蘭州至新疆迪化進入蘇聯﹔西南方向，經廣西南寧到越南，或經雲南昆明到緬甸臘戍，再到緬甸仰光。
西北線由於路途太遠，始終沒有發揮太大作用。英美等國全部依靠西南運輸線向中國輸送戰略物資。為此，國民黨當局特意成立了西南運輸處。
擺在西南運輸處面前最大的問題是缺車和缺少會開車的人。據統計，1936年中國貨車數量最多的廣州，僅有800多輛，其他省份更是少得可憐。車少，會開車的司機更少。即便是馬上著手培訓，要想在路況極差的滇緬公路上熟練駕駛大貨車，沒有半年也出不了師。
1938年底，滯留在中緬邊境遮放、芒市等地的貨物已逾6000噸。為了解決缺乏司機和汽修人員的問題，西南運輸處找到了陳嘉庚。
陳嘉庚是福建同安集美人，1890年下南洋闖世界。到1925年，他已經成為華僑中當之無愧的“橡膠大王”，業務輻射五大洲，資產達1200萬元新幣。陳嘉庚不但富有經營頭腦，而且極熱心慈善事業，著名的廈門大學就是他一手創辦起來的。
對南僑機工歷史有深入研究的雲南師范大學副教授夏玉清告訴記者，南洋華僑原本幫派林立，彼此之間也有矛盾，隻有陳嘉庚稱得上是南洋800萬僑胞唯一公認的領袖。陳嘉庚收到宋子良的求助電報后，立即行動起來。
1938年10月10日，來自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等地的168名華僑代表，在新加坡成立了“南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陳嘉庚被推舉為南僑總會主席。
南僑總會的主要工作便是招募南洋各地汽車司機和汽車修理工，回國參加搶運作戰物資的工作。
1939年2月，南洋各大報紙刊登了南僑總會招募華僑機工的《通告》。從《通告》內容看，招募條件還是很嚴格的。首先，要求機工熟悉駕駛技術，並持有當地政府發的駕駛執照。第二，招募機工要求是20至40歲之間的年輕人，並要通曉中國語言文字，無不良嗜好。第三，凡應征者，必須有當地人或者商店介紹，“知其確有愛國志願方可”。
夏玉清告訴記者，當時南洋情況非常復雜，日本人和汪精衛的人都在拉攏華僑，因此政治上可靠非常重要。
《通告》發出后在南洋華僑中掀起了一股回國抗日、報效祖國的熱潮。
上世紀80年代，南僑機工蔡漢良經人介紹找到在華僑大學教書的林少川。當蔡漢良表示自己是應陳嘉庚號召回國抗戰的南僑機工中的一員時，林少川有些吃驚。林少川告訴記者，他雖然教的是“華僑史”課，但是從未接觸過南僑機工，對這段歷史也所知甚少。
蔡漢良成為林少川接觸的第一名南僑機工。后來，在陳嘉庚侄子陳共存先生的支持下，林少川跑遍了西南幾省，訪問了許多南僑機工，留下了一批珍貴的口述歷史資料。
南僑機工駕駛大貨車行駛在滇緬公路上。
1939年8月，泰國華僑蔡漢良看到招募機工的《通告》，覺得自己既會駕駛，又會修車，而且內心充滿了報國熱情，符合《通告》中的一切條件。為了怕家人反對，蔡漢良趕到幾百裡外的董裡什呈籌賑會報名。沒想到，他中途撞見叔父的好朋友王聯輝。為了挽留蔡漢良，王聯輝甚至要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並要將自己名下的16輛車送給蔡漢良，讓他開一間客運公司，可這一切都無法阻擋蔡漢良報名回國的決心。他謝絕了王聯輝的好意，毅然踏上回國之路。
剛剛結婚不久的劉瑞齊報名后，與同伴們一起剃了個光頭。當妻子看到他的大光頭時敏感地問：“莫非你也想回國？”為了第二天能夠順利啟程，劉瑞齊向妻子撒了謊，說剃光頭只是為了方便敷藥。當天夜裡，劉瑞齊給妻子留下一封書信，悄悄上路。誰知道，這一別竟成永訣，他離開不久，妻子便憂郁成疾，撒手人寰了。
林少川說，在南僑機工群體中，像蔡漢良、劉瑞齊這樣，瞞著家人不辭而別的例子比比皆是。最令人驚訝的是，還有四名女性女扮男裝參加到南僑機工的隊伍中。其中一名叫白雪嬌的女教師，在辭別父母的信中寫道：
走之前，我是難過極了，在每分鐘內，我的心裡起著數次矛盾沖突。家是我所戀的，雙親弟妹是我所愛的，但是破碎的祖國，更是我所懷念熱愛的。所以雖然幾次的猶豫、躊躇，到底我還是懷著悲傷的情緒，含著心酸的眼淚踏上征途了……雖然在救國建國的大事業中，我的力量簡直夠不上滄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匯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后來，這封家書被刊登在馬來亞《光華日報》上，鼓舞了許多愛國華僑。
1939年2月18日下午3點，第一批南僑機工服務團80人從新加坡乘船出發，返回祖國。臨行那天，新加坡碼頭上人山人海，街道上橫幅招展。送行的人們將帽子擲向空中，場面熱鬧非凡。由於送行的人太多，碼頭上的木橋都被擠塌了。
據統計，1939年2月至10月間，共有3192名南僑機工分9批回到祖國，奔赴抗戰前線。
當時，在南僑機工中流行著一句口號“華僑統統有”，意思是為了抵御日寇侵略，華僑都走到一起來。后來，隻要一說起這句口號，他們就知道彼此是南僑機工。
回國后，經過兩個月的訓練，南僑機工終於要上路了，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條無比艱險的道路——滇緬公路。
滇緬公路東起雲南昆明，西經畹町，直通緬甸境內的臘戌公路線，全長1146公裡。
滇緬公路最險的一段。
七七事變之前，雲南省主席龍雲就曾預言，一旦中日之戰全面爆發，日軍必然會斷絕我國東南港口。那時候聯通外部、輸送物資的唯一出口隻有滇緬一線，因此應該趕緊著手修建滇緬公路。
1937年11月，戰火已燒到華東，國民政府連忙委托雲南省政府修筑滇緬公路。滇緬公路穿越橫斷山脈、怒山、高黎貢山三座大山，跨過怒江、瀾滄江、漾濞江三條大河，山高水急，坡陡路彎，修建難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機械化程度極低的80年前，雲南彝、白、傣、苗、漢等十個民族的15萬民工，愣是肩挑手扛，用最原始的方式在短短8個月時間，將滇緬公路修建完成。當年英國《泰晤士報》連續三天報道了滇緬公路修通的情況，並稱：“隻有中國人才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做到。”
滇緬公路雖然通車了，但非常簡陋，路面基本上是用碎石鋪就，經常塌方。
后來，滇緬公路管理局局長譚伯英在《血路》一書中寫道：
惠通橋兩岸崇山峻嶺，盤旋曲折，令人望而生畏，狹窄難行，道路彎多陡峭，雨季時路滑難行，隨時有翻車的危險。路基鬆軟，有些路段狹窄，特別是雨季道路難行，“一雨便成冬”。滇緬路頻繁塌方，給汽車行駛運輸帶來巨大的困難。
譚伯英甚至直言不諱地說，滇緬公路根本算不上是一條公路，充其量隻能算馬路，而事實上連騾馬也不願意走。
南僑機工被分為17個大隊，他們駕駛著3000多輛大卡車，日夜兼程地行駛在這條連騾馬也不願意走的路上。車隊裝上貨物從緬甸臘戍出發，開往終點雲南昆明，全程一般要走6天以上。司機們白天開車，晚上在駕駛室裡睡覺。由於他們大多開的是道奇汽車，所以許多機工幽默地稱之為“道奇旅館”。
在滇緬公路上行駛困難重重。
上世紀80年代，南僑機工李榮竹向林少川回憶，滇緬公路上崇山峻嶺，迂回重疊。車隊盤旋上山，一邊是懸崖峭壁，一邊是深谷大川。沿途坡陡彎急，驚心動魄，車毀人亡的慘劇隨時都會發生。為了避免翻車，機工們想了許多辦法。如果上下陡坡又遇到急轉彎的窄路，他們就在急轉彎的地方鋪一塊木板，前輪開過之后，后面靠外的輪子正好可以從木板上軋過，這樣就可以避免后輪懸空而翻入山谷了。
即便想盡辦法，滇緬公路上的翻車事故還是層出不窮。據夏玉清統計，僅1939年4月至11月間，因車輛故障、山路崎嶇、雨天路滑發生的翻車事故就達24起。華僑機工殉職情況表上，事故原因一欄經常會出現“覆車”兩字。
1940年夏，南僑機工林樹容接到一項特殊的任務——將一位犧牲機工的遺體運回隊部，此人正是與林樹容同一批回國服務的新加坡機工吳世光。
傍晚時分，他來到吳世光翻車的事故現場。吳世光的遺體已經被人從山谷中吊上來停在路旁。隻有21歲的林樹容，在南洋從沒接觸過死人，現在讓他獨自一個人去運尸體，他心裡未免有點膽怯。可是，當他看到吳世光的遺體，想起平時的情誼，一下子忘記了害怕。他用毛毯把吳世光的遺體包裹好，抬上卡車。偏巧路上車子又拋錨了。三更半夜，林樹容一個人被困在車中，一邊是懸崖絕壁，一邊是萬丈深淵，他害怕極了。他暗自禱告戰友的英靈為自己壯膽。
在滇緬路上，南僑機工不僅要面對車禍的危險，還要面對另一個無形殺手——瘧疾。雲南山區自古就流行著一句俗語：“要過瘴瘧壩，先把老婆嫁”。在當時缺醫少藥的情況下，如果得了瘧疾幾乎可以說是九死一生。
機工許志光曾這樣回憶，他被“瘧疾蚊”咬叮患上“打擺子”，發冷時即便蓋上重被、裹著毛毯也無濟於事。幸虧機工戰友獻出印尼籌賑會送來的“金雞納霜”，才轉危為安。
據統計，僅1940年在臘戍醫院就醫的南僑機工就達百人以上。南僑總會特派員劉牡丹在報告中寫道：“機工、司機，患惡性瘧疾者比比皆是，在是處服務之華僑機工皆現面色清瘦，鳩形鵠臉，體格健康損失過半。”
有人說，1939年至1942年，南僑機工共搶運了50萬噸軍需物資。研究過相關檔案的夏玉清告訴記者，檔案中並沒有確切記錄過南僑機工搶運物資的數量，也許比這個數字還要大。
1940年，日本在研究中國軍力變化的數據后發現，經過幾年的戰爭，中國軍力反而比1938年增強了，其中步槍增加到150萬支，輕機槍6萬多挺，其他火炮2650門。這顯然與滇緬路上日夜奔馳的南僑機工密不可分。
1940年日軍佔領越南后，成立了“滇緬公路切斷委員會”。從1940年10月起，在不到6個月的時間裡，日軍共出動飛機400多架次，對滇緬公路狂轟濫炸。南僑機工們處在了戰火的最前沿。
白天遇到敵機轟炸，機工們利用地形將貨車隱藏起來，夜裡再關著燈摸黑行駛。
1941年1月，日軍轟炸機炸斷了滇緬公路上重要的交通要沖——功果橋。為此，東京電台得意地宣稱：“滇緬公路已斷，三個月內無通車希望。”
當時，運載物資從保山返回下關的王亞六剛好目睹了。功果橋的鐵索橋和吊板被炸成兩截，橋兩邊好幾百輛車子無法通行，堵得水泄不通。為了盡快搶通功果橋，機工們紛紛出謀劃策。他們根據浮力原理，將幾百隻空汽油桶用鐵鏈連起來，然后鋪上木板。經過10個小時的奮戰，一座長達300米的臨時浮橋做成。功果橋被炸斷10個小時后，堵在橋兩岸的大貨車通過浮橋安然駛過。
如此惡劣的條件下，3000多名回國加入抗戰洪流的南僑機工，最終有1000多人都犧牲在了這條無比艱險的浴血滇緬路上。（黃加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