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干部教育培訓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黨的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証。陝西省委黨校就是一所沐浴革命烽火成長起來的具有87年光榮歷史的紅色學府，其前身是陝甘邊紅軍軍政干部學校和陝北特委干部訓練班（以下分別簡稱“陝甘邊軍政干校”和“陝北特委干訓班”，“陝北特委干訓班”從1935年1月起改為陝北特委黨校），劉志丹、習仲勛、馬文瑞等老一輩革命家曾先后兼任過校長。在我們黨即將迎來百年華誕之際，緬懷這一段校史，對激勵廣大黨校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新階段推動黨校事業高質量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陝甘邊軍政干校和陝北特委黨校誕生的歷史背景

大革命失敗后，為積極響應黨中央關於發動武裝起義的指示，1927年10月至1928年6月，中共陝西省委和地方黨組織先后領導發動了清澗起義、渭華起義和旬邑起義等系列武裝斗爭。特別是清澗起義，打響了西北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隨后，在短短幾年時間裡，陝甘境內先后發動起義70多次。雖然這些起義都失敗了，卻積累了革命斗爭的經驗，探索出“梢山斗爭”的正確道路，在陝甘兩省偏遠農村地區建立了工農武裝和民主政權，開辟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和陝北革命根據地。1935年4月后，兩塊根據地的23個縣連成一體，組成西北革命根據地，成為土地革命時期黨在北方建立的最大的根據地，也是土地革命后期碩果僅存的一塊根據地。雖然西北紅軍沒有參加長征，但通過艱苦卓絕的斗爭，牽制了大量的國民黨軍隊，客觀上減輕了長征中紅軍的壓力，為長征勝利和中國革命重心的轉移提供了堅實的落腳點。毛澤東曾高度評價陝北：“我說陝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這“兩點”充分體現了西北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戰略地位和作用。

在根據地發展壯大的同時也遇到了很多問題，干部匱乏且總體素質不高即是其中較為突出的問題之一。根據地創立后，始終處於反革命勢力的“圍剿”之中，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受到嚴重的影響，一些縣級蘇維埃政權長期苦於干部不足，隻能臨時由幾個貧雇農維持。而現有的干部也急需加以教育改造。1928年紅石峽會議上，陝北特委採納了劉志丹提出的“三色”革命建議——即搞武裝斗爭，可以有白色的（策反國民黨軍隊和民團），可以有灰色的（收編土匪武裝，改造哥老會），可以有紅色的（組織建立工農武裝）。在這一理論指導下，西北地區革命武裝得到快速發展。但由此也帶來一個突出的問題，即大量“白色”和“灰色”人員參加革命后如何確保隊伍的純潔性。其實上述問題在同時期各個根據地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故，六屆二中全會后，中央指示各蘇區中央分局盡快建立黨校，專門負責各種人才的培養。在此背景下，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於1934年秋天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和陝北革命根據地內分別成立了陝甘邊軍政干校和陝北特委干訓班，正式揭開了西北地區黨的干部教育培訓事業的序幕。

陝甘邊軍政干校和陝北特委黨校辦學的歷史概況

1934年10月，陝甘邊紅軍軍政干部學校在華池縣南梁荔園堡正式建立，主要任務是培養部隊的軍政干部，也兼培養地方黨政干部。學校在南梁共舉辦過3期培訓班，第一期在華池縣荔園堡，后兩期遷至南梁地區豹子川的張家岔，共培訓學員200多人。學校的主要課程為軍事理論和實戰演習、黨內政治、政權建設、政策、文化課等，除軍事課外其他課程經常根據實際情況而變動。1934年秋天，陝北特委干訓班在清澗縣二郎山舉辦，由陝北特委直接領導。干訓班共辦4期，每期10天，每批20人左右，共培訓80余人。鑒於根據地的發展壯大，干訓班難以滿足干部培訓需求，從1935年1月起，陝北特委把干訓班改為陝北特委黨校，學制也改為2個月。先后舉辦了3期培訓班，每期培訓100人左右，主要學習上級黨組織關於政權建設、土地分配的指示和法令、游擊戰爭的基本知識等。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后，兩所學校統一由西北工委領導。1935年7月，陝甘邊軍政干校遷址延川縣永坪鎮，擴建為西北紅軍干部學校，重點培養軍隊干部，共舉辦2期，培訓學員400多人。

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非常重視干部教育培訓工作。陝甘邊特委幾乎所有領導人都參與了軍政干校辦學工作。校長由陝甘邊軍委主席劉志丹兼任，政委由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習仲勛兼任，軍委參謀長吳岱峰擔任副校長兼軍事部主任。馬文瑞、龔逢春、蔡子偉、張策、李登瀛、李啟明、張宏殿等黨政軍領導同志擔任兼職教員。劉志丹親手制定教育方針，審定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親自擔任學校軍事訓練課的教學，並與習仲勛、吳岱峰一起編寫《軍事教育大綱》《政治工作訓令》等教材。吳岱峰、馬文瑞、蔡子偉、張宏殿、吉合分別教授政治、語文、政權建設、軍事等課程。陝北特委主要領導人謝子長、馬明方、郭洪濤等經常關心和過問干訓班工作，選派政治可靠且有一定辦學經驗的王士英、高長直2位同志擔任特委干訓班主任，抽調楊和亭、李景波、蔡子偉等負責授課任務。在病重期間，謝子長仍惦記著干訓班工作，叮囑來看望他的王士英一定要把干訓班辦好，培養更多有覺悟、有知識、能戰斗的革命同志，並讓王士英轉達對干訓班師生的問候，鼓勵大家要團結一致，打開革命新局面。為創辦好學校，謝子長和劉志丹2位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創始人可謂是嘔心瀝血、苦心孤詣。不幸的是兩人先后於1935年和1936年英年早逝，謝子長病逝時38歲，劉志丹犧牲時年僅32歲。毛澤東評價謝子長為“民族英雄”“雖死猶生”，贊譽劉志丹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陝北后，西北紅軍干部學校與中央紅軍干校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同年11月，陝北特委黨校並入中央黨校。1936年10月，原陝北特委黨校部分從中央黨校中分離出來重新組建了陝北省委黨校。雖然此后省委黨校數次轉隸和易名，但辦學文脈一直延續至今。

陝甘邊軍政干校和陝北特委黨校的歷史貢獻

一是開創了西北地區干部教育培訓的先河，為黨校辦學樹立了典范。無論是軍政干校還是特委干訓班，在辦學之初就把堅持黨的領導對黨忠誠作為辦學的政治靈魂，要求師生必須堅決維護黨和政府的權威。黨中央到陝北后，以劉志丹、習仲勛等為代表的廣大師生以實際行動堅決服從黨中央領導，無條件服從黨中央對西北紅軍以及紅軍學校和陝北特委黨校的整編。針對一些因在“肅反”中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同志私下發出的怨言，劉志丹、習仲勛要求大家以大局為重，過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一切取決於黨中央的決定。他們的崇高政治品格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動了每個人，大家立即投入到擴紅和東征等繁忙的工作中去，從而確保黨中央落腳陝北后很快打開了局面。這種堅定的“姓黨”意識始終是黨校辦學的根本遵循，也是區別其他學校的根本標志。

二是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黨政軍領導骨干，為革命勝利提供了必要的人才保障。兩所學校在1年多的時間裡培養了近千名學員，他們畢業后分配到紅軍、游擊隊和地方政權中去，大部分成為西北黨政軍中的骨干力量。這支干部隊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西北革命斗爭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生力軍，不僅為西北紅軍的壯大和根據地的創建作出了特殊貢獻，而且也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准備了寶貴的干部人才資源。其中涌現出的一批杰出師生如習仲勛、馬文瑞、張秀山、賀晉年、王世泰、張策、劉景范等更是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再建殊勛。

三是創造出了一整套革命優良傳統和作風，豐富了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誕生於革命烽火中的2所學校辦學條件極為艱苦。軍政干校校址一直在深山梢林中，校舍全部是學員們自己動手挖的土窯洞，白天做教室，晚上做宿舍，門窗因陋就簡，用木材和木棍做成，教學用具更是奇缺，沒有黑板、課桌椅，紙和筆也少得可憐，學員們經常是擠坐在土炕上或者蹲坐在牆沿邊聽課學習。學校物質生活也很貧乏，主食是糜子面饃，蔬菜副食品很少吃到，師生們經常是干啃難以下咽的“黃米杠子”，即使如此，一天也隻能吃上兩頓。但就是在如此惡劣艱苦的環境中，師生們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同戰斗，因為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師生們不僅不覺得苦，反而革命熱情高漲，充滿了革命必勝的信念和樂觀主義精神。軍政干校學員們創作的《五孔窯》真實記錄了這一段難忘的學習生活：“喝的山泉水，吃的糜子面，睡的五孔窯，穿的軍毛氈。上山去種地，下山把書念，敵人來‘圍剿’，拿槍和他干”。陝北特委干訓班和特委黨校幾乎就是隨軍辦學，條件比軍政干校還要艱苦。在1年多的辦學過程中，校址因受戰爭影響而幾度遷移，先后從清澗縣遷駐子長縣的向溝岔、柳渠、高家砭，以及延川永坪和子長瓦窯堡等地。正是在艱苦的革命磨礪中，包括2所學校在內的西北根據地的同志們培養出了“信念堅定、實事求是、一心為民、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為延安精神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寶貴的紅色基因，激勵著一代代共產黨人砥礪前行。